金焱看美国 | 贸易战、人才与科技争夺：国家间较量的小九九

《财经》特派记者  金焱 | 文 发自华盛顿  苏琦 | 编辑

8月7日，我和一位美国律师一起吃饭。他参与包括韩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当天爆冷的新闻是，韩国威胁说，韩国国会将不批准韩美两国修订后的贸易协议，除非韩国汽车能够得到美国拟议汽车关税的豁免。韩国动用自贸协定来做砝码的底气在于，那是特朗普政府唯一重新协商成功的自由贸易协定。

这位律师告诉我，几个月前美国动用第232条规定对韩国进口汽车加征关税时，他就给韩国政府出了这个主意，但他们犹豫没听，迂回了很久后别无选择，匆忙中使出这招。

我问他，如果请你也给中国政府提一条建议，你会说什么呢？

他并没有多想，张口说道：特朗普一门心思就惦记着减少贸易逆差，为什么不迎合他这点心思呢？比如买些不管怎样都要从美国进口的东西，比如波音飞机？然后通过大订单把逆差缩小比如1000亿美元，给特朗普一个台阶下，他就能在美国人面前使劲吹牛，说怎样靠他一己之力减少了贸易逆差，中国也有机会从贸易战中脱身，再继续自己的发展战略。

我当然知道，这位律师减少贸易顺差的办法只是随口举例，贸易争议冰冻三尺，远非多买飞机就能化解前嫌。现实很快给出了回应：8月7日晚上，美中关税第二季较量上演，10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随之面临惩罚性关税。

第二天（8月8日），麻省理工学院（MIT）校长L. Rafael Reif在媒体撰文为美国献言献计。他说，美国应把重点转为建立长远的国家战略，以维系美国在科学和创新方面的领导地位，而不再单纯被动地应对中国的行动。如果美国尊重中国是一个可为借鉴的、有多重优势的新兴竞争者，这将激励美国成为无与伦比的最佳国家。

这让我想起四年前乍暖还寒的初春时节，我到波士顿采访MIT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我们谈的主要话题就是国家竞争力。黄亚生说，国家的竞争能力从归类上讲分两类，一种是复制能力——生产设备能不能很快上规模；另外一种是创新能力——与实验室有关的新产品、新科学知识；在互联网时代，通过各种条件的支持，将已有的不同知识重新组合，创造出全新知识、新领域的能力。
 

（最近几十年重大的科技创新进步都出现在美国。国家间的竞争日益取决于创新的实力        图：金焱）

在L. Rafael Reif看来，除非美国慎重而迅疾地应对中国挑战的规模和强度，否则在个人通信到商业、健康和安全等领域，不出十年，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国家，以及最先进科技产品的来源，但中国的优势并非不可避免。

我认识的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教授，智能与社会研究项目的联合主任Robert Gordon也看到了这篇文章。他说，MIT校长的预测有道理，但美国想要在科学和技术上成为主导，并非是MIT校长所强调的、宽泛的政策原因——投资科学和教育、拥抱人才移民美国、培养鼓励美国现有的人才。

Robert Gordon说，培养和鼓励科学人才就要更精准地了解什么是科学的先天禀赋，或者在更广的意义上，了解在所谓的STEM领域，即科学（S）、技术（T)、工程（E）、数学（M）等理工科的专业人才需要什么样的天资。外界公认，中国有两个主要优势，一是人口规模，二是中国拥有亚洲人普遍存在的认知特征、或者说中国人的数学能力和空间关系的能力要高于其言语能力。在很多人看来，这两个优势都支持一个结论，即相对于美国，中国会产生更多的科学家。

一杆子扫到几十万人

前两天我动了去影院看电影的心思，发现阿汤哥的《碟中谍6：全面瓦解》热映。话说我家门口号称华盛顿百年历史的电影院一直门可罗雀，记忆中人们排起甩过几条街长队的盛况就出现在《碟中谍》首映之际。经历了几代人后，这个谍战片不但没有掉入空洞乏味的陷阱，反而以其间谍黑科技，以无休止的谎言与背叛编织起来的叙事张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人。

电影里的冲突之一，是莱恩希望亨特亲眼看到他长期以来所维护的世界秩序完全崩坏，还要痛失他心爱的一切，想想这似乎也有些现实的指向。在特朗普心目中，他所要保护的那个即将全面瓦解的世界中，谍影重重。

前段时间突然满城风雨，说是在奥巴马执政时，FBI安插了至少一名间谍刺探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前两天，特朗普跑到俄亥俄州支持共和党国会候选人的集会上，单挑美国老牌参议员黛安娜·范斯坦，说有一名中国间谍为她工作。

范斯坦是美国参议院最年长的议员，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首席成员。5年前，她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范斯坦直接反击特朗普炒冷饭，把5年前的旧帐重提，何况所谓的间谍从未接触机密信息并立即离职。

范斯坦回敬特朗普说，还是对比一下你的所作所为吧，攻击联邦调查局、拒绝自己国家安全团队的意见。真可悲！

不知道是谍战片看多了还是看少了，特朗普迫不及待地和世界分享他听到的永不消逝的电波。8月7日，他在其新泽西州的私人高尔夫俱乐部大排晚宴，邀请了波音公司、百事可乐等大公司的总裁和白宫高级幕僚等15人。在里脊牛排和大龙虾的间隙，特朗普也没忘记要不点名地提到，某国来美国的几乎每一个学生都是间谍。事后各种猜测推测和论证表明，他说的这个某国，指的就是中国。这顿时引发各方批评。

在美国媒体看来，特朗普说话向来满嘴跑火车，这是他的所谓个人风格。一位美国朋友说，有时候，特朗普的言论与现实的关联，说好听点儿，最多是极简主义的抽象素描与实物的关系。一句话，不靠谱。

（特朗普与中国的对峙已开始波及美国学术和研究机构             图：金焱）

但我很快看到许多朋友开始担心，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如果真的是这样，其影响就相当大了。根据美国学生交流信息系统SEVIS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在美留学生达382908人。美国的学术机构提供了合作环境，使前沿研究和技术得以公开运作和开发。在此之前，特朗普担忧美国学术机构易遭间谍渗透，先是收紧限制某些领域对中国留学生或学者的签证，接着审查部分高校与中国公司间的科研合作项目，发展到现在，他干脆不直接点名地，把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都污蔑为间谍。

这种离谱的说法，虽然发生在私下场合，但并不被认为只是他随口胡说。事实上，特朗普政府与中国的竞争和较力，已在贸易、货币、金融以及人才领域等多个维度展开，留学生的问题，也绕不开。

几年前，黄亚生以MIT为例对我解读美国的竞争能力。他说，从2010年和2011年的研究，仅MIT一所大学创造出的全部公司销售额大概相当于全球第十七大经济体。MIT的竞争能力说穿了就是学术的绝对自由和人才。MIT一所学校有30多个教授获过诺贝尔奖，很多教授在创建公司后成为亿万富翁，但照样进行基础科研，这种科学精神是竞争的内涵，它很难复制，若没有大的制度条件、即独立于政治也根本不能复制。

一方面大学内有学术自由，完全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机制，教授们的政治权利很大；另外人才的流动性很强，它把全球作为一个大市场鳞选人才，MIT的毕业生不能马上在MIT任职，而要有全球任职经历，评估也是由全球专家综合评估。黄亚生总结说，美国的竞争能力在于，有大的制度框架在那儿，有学术自由，有MIT、斯坦福大学这些学校，有很强的私募基金风险投资等支持创新发展。

所以当特朗普充满种族主义地大嘴一张，把中国留学生全部划入间谍的队伍中，他已将美国的竞争力打了折扣，且将中美民间教育交流置于危险境地。如同MIT校长所言，阻止知识产权盗窃和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即使完全有效，也不能让美国轻而易举地重回无可置疑的创新领导地位。

在全球人才的竞争中，白宫的政策和言论已经起到了分流的作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去年发表的研究发现，2005年到2015年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有近90%打算留在美国。另一个数据是，特朗普更为严格的签证政策已对美国商学院造成了影响，自2016年总统大选以来，国际学生的兴趣下降了三分之二。

生而为STEM留学生

前几天，网络上有人评价美国华人的三种心态：“小农心态”，逆来顺受，明哲保身；“过客心态”，不把美国当成自己的家，只看中国新闻，不看美国新闻；“难民心态”，觉得美国什么都好，能将就就将就。这个评价明显有其偏颇之处，但在美国有关社交网络上，认同此评价的华人反而挺多。

回想起来，华人确实在美国社会生活中偏向低调，并不经常充分表达意见主张。在美国这几年中，我惟一接触到的华人奋起反抗的事例，就是抗议哈佛大学等常春藤盟校在招生中的“种族配额”存在歧视。

低调的华人群体主动抗议，也很好理解，为了孩子。到了美国，我听到的最多的故事就是中国人如何义无反顾地牺牲自己、成全下一代。最近这个努力见了成果，特朗普政府宣布将会废除奥巴马时期留存的有关大学招生录取的“平权法案”的指导意见，哈佛也被诉招生歧视亚裔，偏袒其他少数族裔。

种族歧视的罪名在美国很大，起码在种族主义的特朗普上台之前给我这样的印象。美国社会致力于帮助弱势种族免受来自于大众对其脸谱化先入为主的偏见。在大学教育上，为使处于不利地位的少数族裔顺利入学，主动降低了非裔、拉丁裔等大学入学的门槛。结果，学业优秀的亚裔学生和白人反而受到了反向歧视，“择优录取”变成了“择肤录取”。

这件事引来了很多争议，比如，私立大学自己是否有决定要什么样学生的自由权？大学是否人人适用？虽有争议，但在现实中，大多数大学还是延续了录取学生多元化的做法。

Robert Gordon推荐我找到了特拉华大学的Linda Gottfredson教授。他对Linda  Gottfredson的评价是，敢言无畏，在智能和智力测量领域及其政策应用上是真正的专家。Linda Gottfredson这样回答我的问题：声称靠种族配额制就会把不同群体中有能力的个人平等地带入工作岗位或是大学教育，那可能更像是平等主义小说，受到集体欺妄的支持——许多人联合起来坚持谎言是真的，若被某个大人物公开认可了，就变成了高尚的谎言，但谎言仍然是谎言，现实很快就会揭晓。

以前在精英学校里也用过配额来限制犹太人的数量，同亚裔一样，他们在大学学生中占很大比例。比较起来，硬扶植起来的族群难以有上佳表现，他们就声称受了歧视。这使得白人（特别是白人男性），亚裔和犹太人受到反向歧视。

我想知道，打造多元化的社会是否要从打造多元化的学生群体做起？我们谈的到底是怎样的多元化？

（美国大学招生考虑种族多样性，希望帮助底层的天才们脱颖而出                 图：金焱）

Linda Gottfredson对我解释说，“多样性”现在变成了种族比例的代码或类似的东西。它与思想的多样性，或英才教育都无关。以前讲非歧视（non-discrimination）原则，是指按照相同的标准对待每个人。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清楚地意到，非歧视原则并未产生所有种族/族群相同的比例，于是多样性的说法取代了非歧视原则，宣称多样性本身就是对每个人都有利。因此，当种族配额的旧理由被证明是错误的，是种族歧视时，多样性出来站台。这是对经济效率征税。

Robert Gordon对我推荐的另一个学者是David Lubinski，后者在40年多前跟踪研究了一些数学能力超常的儿童（SMPY 研究计划）。这些孩子13岁时的数学推理能力位于同龄人的前1%，从学业成就、专利以及论文发表数量、是否成为终身教授、是否是领导等指标看，这些在13岁时数学能力超常的儿童获得的成就远超普通人群。他和Camilla Benbow等智力测量专家们有大量的研究表明，人们认知能力的倾向成为他们智力的分野，有些人的认知能力使个体倾向于与STEM有关的职业发展，另外一些则倾向于言语能力相关的职业，如法律和人文学科。

这个推理的特例可能要算英国小说家Charles Percy Snow，他是科学家和小说家的罕见结合体，他著名的“两种文化”的论断指出，科学与人文联系的中断是解决问题的一个主要障碍。

回到现实中来，哈佛或其他大学可以不以分数论英雄，但上述的美国智力测量学者研究发现，分数水平是决定职业个人生产力水平的主要因素，高分者的职业成功率就要远远超过得分一般的人。Robert Gordon说，这说明在孩子的早期就识别出那些有认知能力的人才，并促进其发展，在决定国家和民族的相对地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回到中国语境，相关统计称，中国赴美留学生中有16万余人是STEM专业的学生，占比44%左右。特朗普限制中国留学生STEM签证，并不能限制中国学生在STEM领域认知能力上的优势。如MIT校长所说，若美国的出发点只为回应中国的野心，想牢牢锁住美国的大门，就会把美国自己禁锢在平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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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焱，财经杂志特派美国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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