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意图和目标 | 专访方汉明

特朗普的关税大棒挥向全球，中国应看到自身的金融资源错配、国企改革不力带来的改革空间

特约作者 薛思帆 《财经》记者 肖舒妍 施智梁 | 文

施智梁 | 编辑

7月25日，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会谈后，发表了共同致力于“零关税”自由贸易区、减少补贴、减少贸易壁垒等内容的声明，并称双方都将暂缓进一步的关税行动。7月17日，欧盟和日本签署了一份内容广泛的自贸协定，双方将逐步取消对对方99％商品的关税。

假如美欧日三方真的实现完全的零关税、一体化的贸易融合，这是否意味着新的全球贸易体系即将出现？

“正如当年朱镕基总理为了加入WTO而主动进行国企改革一样，这一次的中美贸易摩擦同样可以成为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绝好机会。”7月27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讲席教授、上海科技大学创业与管理学院院长方汉明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认为，许多人之前觉得特朗普“贸易战”的目的就是以提高美国的贸易壁垒为手段来实现他“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让工作流回美国。现在看来，更有可能的理解是他其实是想降低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以达到增加美国出口的目标。这个理解对中国如何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有很大的启示。

方汉明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共经济学和劳动力经济学。除了贸易问题，本次采访中他还对中国的社保制度和房价问题进行了阐述。

中美贸易摩擦可以成为深化市场改革的契机

《财经》：有观点认为美国觉得过于开放吃亏，所以特朗普政府要降低一些开放度，您对这种观点持何意见？

方汉明：从这两天的事态来看可能有新的视角。特朗普的“贸易战”不仅针对中国，他对欧盟、加拿大、墨西哥、日本都很强硬，这两天美国和欧盟已经表达出希望大家都能做到零关税的意愿。所以特朗普挥动关税大棒的目的也许是为了降低欧盟、日本等对美国征收的关税。

许多人之前觉得特朗普“贸易战”的目的就是以提高美国的贸易壁垒为手段来实现他“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让工作流回美国。现在看来，更有可能的理解是他其实是想降低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以达到增加美国出口的目标。

这个理解应该对中国如何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有很大的启示。

2018年7月25日，在美国华盛顿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右）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出席联合记者会。图/视觉中国

《财经》：本国的就业机会是特朗普当选时的承诺，也是他要实现的目标之一。

方汉明：首先，部分媒体使用的“贸易战”这个字眼值得推敲，我觉得用“贸易摩擦”更加合理。要想真正了解特朗普在贸易方面的政策，就需要了解特朗普是怎么当选的。

特朗普的当选是反全球化大趋势在美国的表现，和英国公投脱欧是类似的。为什么会在发达国家出现反全球化的浪潮呢？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对美国经济的总体福利是有好处的，这个在理论和实证上都没有争议，但是全球化对不同人群带来的福利分布不均。

美国的“铁锈地带”工人失去了工作，但资本拥有者的回报率提高了，因为他们的资本可以进行更有效的全球配置。政府理论上应该从得益的人群提高的福利中拿一部分去弥补福利受损的人群，但是很多国家没有做好这类收入再分配，或者说做得不够，所以在国内产生了很多觉得自己在全球化中没有得利的群体。

这个群体的存在是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的原因，特朗普代表的很多选民是美国中西部、全球化过程中受损的工人。上台以后面临的国内政治环境让他立刻认识到，他能继续执政的唯一可能是做出努力实现他对选民的承诺，也就是说，他想要的是让就业回流美国，给这些人重新提供就业机会。

为实现这个目标，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减税，特别是企业收入税。

第二，减少监管，因为他认为很多监管是增加企业束缚的，使得企业家运营成本很高。他有一句话是“每一个新的监管条例的提出都要减少十个已有的”。

第三，国际方面的政策就是贸易问题。特朗普认为，美国是非常开放的经济体，美国的贸易伙伴，包括日本、加拿大、中国、欧盟相比美国来说都有很多贸易壁垒。这个观点不是空穴来风。1987年他在接受奥普拉采访时，就针对日本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他觉得美国人很愚蠢，把自己的市场向日本完全敞开，但日本却没有这么做。他觉得只有他这样的“商人”，才能跟别的国家谈判，改善这种情况。做了总统以后，他确实是这么做了，当然现在他眼里贸易摩擦的最大目标成了中国，所以2018年他对中国有动作。

《财经》：此轮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影响何在？

方汉明：这是中国深化改革的机会。当然，特朗普政府现在对中国贸易和经济政策的指责让中国人很反感。特朗普掀起的贸易摩擦不是通过国会立法，而是通过301和232条款（分别为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和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这两个条款授予总统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为理由来采取单边行动的权力，在目前美国国内政治形势下指望国会通过贸易立法是非常困难的。

面对美国强硬的关税威胁，我认为一些应对措施有待商榷。比如“对等地提高关税”，实际上不可能对等。因为中国每年对美国出口大约5060亿美元，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只有1300亿美元左右，这子弹是要打完的。国内还有人说，可以威胁对美国在华的企业动手作为谈判筹码。我认为这些做法是不明智的。特朗普的目的就是让工作回流美国，如果我们在应对贸易摩擦的过程中危及在华的外资企业的投资和运营环境的话，它们反而就更有动力撤回到美国。这不就是特朗普想要达到的目的吗？

《财经》：那么中国的应对措施应该是什么？讲到改革，哪些方面需要深化？

方汉明：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最好办法就是深化改革。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要从出口和投资为主导的粗犷式增长模式转型为以创新创业为引擎的、高质量的增长模式。

但增长模式转型知易行难，必须要有对应的深层次改革措施。比如说，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提高资金配置有效性。金融市场改革很难，因为涉及到很多既得利益。比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励创新。比如取消国有企业在部分行业不合理的垄断权，扭转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现的国进民退的趋势，让民营企业平等竞争。比如发展保险市场，满足企业和家庭对风险规避的需求。这些改革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对中国的长期发展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改革中遇到了很多阻力。

我认为现在中美贸易摩擦换个角度说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众所周知，中国的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贷款方面的优惠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导致国企规模很大，民企融资艰难。这种金融资源的错配很明显地表现在Fortune 500的中国企业上。中国企业在Fortune 500上的数量已经是全球第二了，但是上榜的中国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业。

此外，这个排名是按照销售额来排的；如果按照回报率来排，那么中国的国有企业很多都排不上了。这就是说中国的国有企业规模很大，但效率不高，这是与中国金融体系的资源错配息息相关的。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但是改革非常难。

外因有时也能促进改革。比如朱镕基总理在1998年做国企改革也非常艰难，但他当时就认识到，中国想加入WTO就要做国企改革，这是迟早的事情，要么自己主动做，要么到时候不得不做，因为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在加入WTO以后只有倒闭一条路。

当然，今天的国有企业和1998年那时候已经不一样了，但还是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比如国有企业享有很多从经济学原理来说不合理的垄断权。国有企业应该涉及的行业应该限于涉及到国家安全，以及市场由于外部性，或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而失败的行业。市场失败与否应该是由经济学家做研究以后来判断的，而现在有些国有企业所在的行业并不具备这样的要求。

我们不能忘记，中国40年改革成功最重要的秘诀就是两个：一是深化市场的作用，二是对外开放。我们必须以中美贸易摩擦为契机,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必须继续扩大对外开放。

《财经》：中国劳动力市场会否因为这次外部性影响受较大冲击，抗压性如何？

方汉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有很强的调整能力。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比较接近自由市场的，因为企业在雇佣、解雇部分员工方面都比较自由，政府的干预比较少，可以说接近教科书上经典的竞争性劳动力市场。

虽然名义上有一些户口的限制，但是实际上跨区域的劳动力流动还是比较顺畅的，劳动力的工资信息也比较透明。别的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比中国多很多，它们监管的初衷也是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但是实际上也对企业用人、解雇人筑起了很多壁垒，使得它们的劳动力市场不像中国的这么灵活。

当然，我们也面对一些问题。比如说，最近部分城市推出了“清理外来人口”的政策。我认为这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壁垒。所谓“外来人口”，其实是愿意来某些城市寻求工作机会的外地人员；他们自愿地来到大城市做一些他们能做的工作，为什么要清理？清理外来人口更像是政府官员的形象工程，而不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需要。

另一方面，以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的科学技术革命也会对今天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中国很幸运，在自动化大的浪潮出现之前有了大概40年的时间解决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就业。接下来机器人浪潮可能会对生产力低的人群就业产生冲击。

应对方式有两种：第一是对受到机器人浪潮影响的人进行新技能的培训，政府必须从财政上来支持因为自动化而失业的人的再就业的费用。第二是要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人的差异性很大，有些人在未来的劳动市场上会出现问题，政府就有必要保护这些人的生活水平。经济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因为社会总体财富会因为自动化而提高，政府就应该做好再分配。可以说，自动化也可以让中国更接近社会主义的目标。

《财经》：劳动力市场弹性大是不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产生的附加值相对较低，调整的壁垒不高？

方汉明：实际上每一次科技革命的出现都会对部分职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比如，美国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里有大概25万左右的打字员；在汽车业出现之前马车夫和养马人都是很大的行业。这些职业今天都没有了。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也会带来相似的冲击。自动驾驶的出现，肯定对司机这个行业有大的冲击。

我们一方面希望劳动力市场有弹性，技术较低的工人能有办法先去其他的行业就业，但更希望这些新的技术革命能带来新的工作机会。比如机器人会替代工人，但也会带动很多附加行业，这些附加行业可以雇佣大量的人。

问题是，这些新的附加行业需要的技术含量和被替代的行业的技术是不一样。尽管中国人吃苦耐劳，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做他们并不很喜欢做的事情，从政策上说更重要的还是给他们提供新的技术培训，引导他们转移到那些新的行业。

比如美国有一种Trade Adjustment Subsidy（贸易调整补贴）。美国政府意识到国际化会对某些就业产生影响，因为企业在国际化中会进行外包。这些外包企业是要给美国劳动部交钱的，它们交的钱就被用来作为培训因贸易而失业人口的培训费，当然这些补贴显然不够高。我们可以采用类似的政策来帮助工人克服自动化浪潮可能带来的就业冲击。

目前社保水平的提高不会

 使人们失去劳动的激励

《财经》：您主要研究社会保障，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庞大的发展中国家，什么是最优的社会保障水平？

方汉明：如果社会保障水平太高，会产生社会保险的道德风险，人们会失去激励；如果太低，那人们的生活水平会因为一些和他们本身没有什么关系的风险而受到很大的影响。在经济学学术研究中，需要对两者做权衡。这个最优水平需要做很多实证研究。

对于中国来说，社会保障水平目前是偏低的，还处于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初级阶段。绝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再分配的功能：你收入低的话则社会保障会多分配一点给你，你收入高的话会少分配一点给你。在发达国家，用税前收入计算的基尼指数会比用税后收入计算的基尼指数高，因为税收是累进制的，高收入人群交更多税，低收入人群甚至会有补贴，这也就是社会保障体系、税收体系能让不公平指数降低的原因。但是学者们发现，中国是税前收入的基尼指数还低于税后收入的基尼指数。所以现在不仅社保水平偏低，而且这个体系的不平等情况值得关注。

中国社保体系还有一个问题是碎片化的区域性管理，也就是说不同省，甚至同一省下不同县，都有自己的社会保障水平，而不是全国统一的。这一方面导致区域差异，特别是富裕和贫困地区之间的社保水平差别很大，另一方面也对人口、劳动力的流动产生了很大的壁垒。比如在上海工作交了医保、养老保险的人，想去深圳工作，该怎么办？没有全国统一的社保体系，就算这个人在深圳有了很好的工作机会，也可能会因为社保不方便随人转移而放弃深圳的工作机会，这就导致了劳动力市场配置的无效。

至于社保水平的提高会不会使得人们失去劳动的激励，我的判断是：目前的社保水平还没有到达这个程度，这两个权衡因素，即减小消费水平波动的风险和减小社保体制带来的道德风险之中，还是应该偏向于前者。

《财经》：在医保领域，分配不平衡的问题怎么解决？

方汉明：中国的医疗资源，最优质的都聚集在一线城市。人口老龄化对卫生、养老、老年护理等产生很大的挑战，尤其是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中国在养老、老年护理这类行业上发展不够健全。独生子女很难在他们的父母老年时照顾他们，必须要通过市场来解决。

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是会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的。美国17％的GDP花在医疗，整个发达国家除了美国以外，平均是8％左右；接下来整个医疗行业会有很大的发展，应该在考虑如何配置新增的医疗资源的时候，避免把新增资源都增加在大城市。绝大多数人口住在二三线城市，他们也需要优质的医疗资源。

这就涉及到怎么激励医护人员去这些二三线城市，而不是都留在一线城市。其实澳大利亚、美国也有这样的问题，医生不愿意去小地方，因为大城市病人多、收入高。澳大利亚出台了一些措施，比如医生如果去小地方工作三年以上，那他读医学院的费用则由政府补偿一部分。中国也可以考虑类似的措施，总之就是要考虑更加全面的布局，把医疗资源相对更均衡地分配在全国各地。

应该要让退休后的上海老年人能放心地去更适合退休的城市，比如海南养老。这就要做到社保体系的全国统一，医疗资源合理的分布。如果上海老人退休后去了别的城市，那他们的房产资源就可以流通给新进入的年轻人，形成一个房产的生命周期。美国有很多著名的“退休区”，在佛罗里达、亚利桑那这些温暖的地方。美国如何吸引老年人前往这些地方呢？就是通过医疗的市场行为来吸引他们。很多私立医院知道老年人愿意去佛罗里达这样的地方，它们就会去那里建设很好的医院；但如果私人医院不能接受公共保险的话，也会出现问题。在美国没有公立私立医院的区别，拿着政府保险的老人也是去私立医院看病。

中国有一件事情做得不错，就是给全民的最低医疗保障。虽然城乡之间的差距还很大，但是正在慢慢完善。

《财经》：引导医院构建更合理的布局，您认为政府来配置资源是合理的吗？

方汉明：这涉及到一个协调问题。比如好的医院一般和好的医学院在一起，政府可以起一些引导作用，克服一些“协调失败”。如果老年人知道海南有很多好的医院，那他们愿意去那里生活；但医院又必须知道有很多老年人会去那里养老，才会愿意去那里建医院。所以这就涉及到协调、时间的问题，是一个市场无效性的表现。政府就可以帮助市场解决这个协调性问题，起到一些引导作用，当然主体还是居民和私人医院。

有的时候也可以通过公立医院来起集聚作用，比如把公立医院、和医院相关的医学院，建立在某个地方，通过集聚效应，吸引退休者和私立医院去那里。这些是政府应该做、可以做的事情。

政府还可以做的就是指导，通过指导来改变其他市场参与者的预期。比如央行有些货币政策就叫作“窗口指导”。如果政府表态说将来希望在某地建立一个养老基地，就能改变市场参与者的预期。私人医院就觉得，虽然老年人现在还没去，但是既然政府在做这个指导，将来老年人一定会去，那它就会去建医院；老年人也会类似地来思考。

《财经》：这种指导需要政府公信力。

方汉明：首先中国政府的执行能力非常强。一方面是个好事，如果真的知道该做什么，那么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能做的中国政府也一定能做到。但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执行能力太强，可能会带来“朝令夕改”的现象。政府不断地改变自己的政策，让市场没法建立长期的预期。

中国政府的有些政策是很有公信力的，如五年规划。这种深思熟虑的经济规划，不是轻易能改变的，修改也要到五年后的下一次会议才能发生。我们要改变的就是拍脑袋，缺乏深思熟虑的政策。

刺破房价泡沫需谨慎

《财经》：如何看待今天中国的房价？

方汉明：房价高肯定和供给需求都有关。在供给方面，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非常独特的，土地都是政府所有的。在中国，国有土地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用于居住用的城市供应土地太少了。有人做过调查，中国的城市建设土地占国土面积只有0.7％，这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当然，中国造的多数是高层公寓而发达国家造的更多的是别墅。

在美国，一般地区房价上不去是因为什么？比如一个二线城市，在城市边缘的土地原先是农田，一旦房价上去了，开发商就会去向这些农民把土地买下来。只要房价超过建造成本太多的话，城市边缘就会迅速出现新的小区，自然对城市中心的房价产生调节作用。中国的土地供给不是这样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土地规划，不管城市的房价有多高，新增土地的供应都很少。

在需求方面，中国有两个问题。一方面，中国老百姓可以用来投资的金融产品非常有限。在美国，投资一般是一个资产组合，年轻时可以多拥有一些高风险资产，年纪大了可以多拥有一些低风险产品。在中国，低风险产品大多是银行存款，银行存款利率很低，股票市场运营又不规范，老百姓不知道怎么投资。于是剩下的就是房子了。

另一方面，由于供给的原因，大家觉得房子的价值很稳固，因为土地由政府控制，而政府又依赖土地财政，老百姓就认为只要地方政府还需要土地财政，地价、房价就不会跌，预期就形成了。1998年，中国引入房贷20年来，房价非常稳固，让大家觉得他们的预期是合理的。

《财经》：您怎么定义房价泡沫？

方汉明：现在中国的房价有没有泡沫？我个人认为，如果中国最好大学的毕业生即便找了份很好的工作，还是觉得靠他们自己积累买不起房的话，那么房地产市场就一定是有泡沫的。现在房价是让很多受过高等教育、有良好工作的人买不起房，这说明房价和经济发展水平是脱钩的。这种脱钩主要是在一线城市。

过去20年，中国居民平均收入增长很快，年均增长超过10％，但一线城市房价增长速度更快，超过了收入增长速度；二三线城市的收入增长和房价上涨实际上是基本吻合的。这主要的原因是一线城市在2005年以后，新增居民用房面积由于土地规划而大量缩水。一线城市房价畸高也和不合理的公共资源配置有关。最优质的公共资源，大学、医院、公共交通、最好的就业机会，都在最好的城市。这导致中国城市出现了“马太效应”，越是有着好的公共设施的地方，发展越是快；后面的城市赶超的机会很小。

长期来说，中国要建立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不能就靠这么几个有限的大城市，而是需要每个角落都有几个相近的城市。美国的各大城市就相对比较均衡，都有很好的大学、医院，都是区域性中心；比如纽约市不是纽约州州府，宾州的首府是哈里斯堡，并不是它的第一、二大城市。城市之间的差异性比较大，比如纽约适合单身的工作者居住，而有些城市适合有小孩的家庭居住。

《财经》：怎么消化这样的泡沫？通过房产税提高持房成本能行得通吗？

方汉明：我认为一种比较合理的方法，是通过自然的通货膨胀来消化泡沫。如果名义房价保持稳定，并保持正常的大约是2％－3％的通胀，过五六年慢慢就把泡沫消化掉了，这是最好的方式。

有几个中国政府应该关心也正在努力的问题。

第一是给地方政府提供它们可以支配的税种，比如房地产税。征收房地产税是个很严肃的问题，要考虑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我认为，如果开征房地产税，那么别的税要降下来。新增税种，不能提高老百姓的税收负担，增加某个税，就要降低其他税来平衡。税收是一个总体工程。

第二，政策的实行必须要谨慎。房产税使得持房成本上升，也会改变老百姓的“房价只能涨不能跌”的预期，让他们意识到政府不一定需要通过卖地来解决地方政府的收入问题。居民不仅会因为持房成本提高而减少投机需求，也降低了他们对政府维持房价的预期。

政策如果太猛，可能会刺破泡沫。关于刺破泡沫，我认为在个人房贷方面，20％以内的房价下降不会对金融体系产生系统性风险，因为居民的贷款比例不高。怕的是企业方面，包括房地产开发商、生产类企业，它们的贷款比率很高，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为此，政府就必须要做一些“压力测试”，银行监管部门必须去银行具体地调查，一旦房价降低比如20％，对企业、居民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在推出任何房地产市场的措施之前，一定要做这类工作，以便保证在开征房地产税后短期内不出现金融危机。

（本文首刊于2018年8月6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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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苏月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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