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浪来袭，中国的核心优势在哪里

戳蓝字“本翼资本CapitalWings”关注我们哦！

前言

西方的富强是建立在霸权和霸道的基础之上；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最大的优势不是军力、金融和高科技等领域，而是来自于市场前景可观的新经济消费能力、庞大潜在的工程师红利以及技术融合创新等方面的优势。

中国拥有庞大的新经济消费力

1.中国庞大并且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队伍

任何一种产业从初创、成长再到成熟都离不开相应的消费需求的支撑，需求不足则会导致产业创新动力不足，进而丧失发展的重要动能。人的消费可分为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在人们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人们的物质消费占比相对较大，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精神消费，精神消费重要性也越来越高。因此当一国形成橄榄型收入结构，即中产阶级占据总体，对新经济的需求将呈现井喷式增长。对引领未来时代潮流的智能机器人以及VR产品更是如此。同时，对这种新生事物来说，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对这种新兴产品的需求也有重要影响。中产阶级由于受教育水平较高，对新生事物较易接受，新兴产业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也相对较为容易。根据瑞士信贷银行最近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2015》，中国中产阶级人数达到1.09亿人，虽然只占全国成年人口的11%，但却超越美国的9200万人，成为全球中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国家。而且从中产阶级比重上看，中国目前中产阶级总数只占中国成年人总数的10.7%，远远低于美国和日本的38.8%、59.5%，可见中国中产阶级群体比重仍然偏小，有很大的上升空间。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合理，中产阶级群体将不断扩大，对新经济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

2.中国拥有数量可观的新生代消费群体

新经济消费离不开受新经济熏陶的新生代。1995年，互联网进入中国，当时的幼童和这以后出生的孩子都是成长在新经济的氛围的熏陶中，对新经济绝对不会有主观上的抵触。并且，这部分人口成为对新经济重要的消费群体。截至2014年末，处于5～19岁年龄段的青少年群体数量大约有2.2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6.55%。也就是说，在2015年，中国的新经济的潜在消费者有3.35亿之巨（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美国总人口），占总人口13.7亿的24.4%。并且，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当前的青少年国民在成年以后无论是进入社会的任何一个阶层，都是认同新经济的，他们将和广大中产阶级一起，成为新兴产业市场的支撑力量。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互联网更多地反映了消费者驱动的形态。但是，随着互联网更深入地渗透各个行业，这一现象将发生改变。企业拥抱互联网技术的程度越高，它们的运营将会越高效，并最终转化为生产效率的提升。尽管在这一过程中，某些从业者的现有岗位可能将被取代，但随着互联网为创新的产品和服务创造新的市场，中国经济对数字时代新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将不断增加。

3.中国具备互联网经济的政治、文化、习惯的繁荣条件

考虑到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和各行业的运用程度，预计2013年至2025年，互联网将帮助中国GDP增长率提升0.3到1.0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在这十几年中，互联网将有可能在中国GDP增长总量中贡献7%到22%。到2025年，这相当于每年4万亿到14万亿元人民币的年GDP总量。

互联网不仅可以成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的新引擎之一，更加重要的是，它还将改变经济增长的模式。过去20年来，中国依靠的是巨额的资本投资和劳动力扩张的增长方式，在长期来看，这是不可持续的。而互联网能够在生产力、创新和消费等各方面为GDP增长提供新的动力。由于互联网加快了有效市场机制的形成，加强了竞争，使得最具效率的企业更快地胜出。同时，互联网让信息更为透明，有助于优化投资决策，让资本配置更为有效。它还可以推动劳动力技能提升、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降低价格、让人们获取信息更为便捷，以及带来各种各样的便利增加消费者剩余。上述转变会带来某些风险和冲击，但最终将有助于中国实现更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

中国正迈向数字化转型的新时代，这一转型将提高生产力和推动经济增长。互联网的存在，为每天数百万次的在线交易和沟通提供了有效的平台，因此也对各经济体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了衡量各个国家互联网经济的规模，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推出了iGDP指标，即互联网经济占GDP总量的比重。2010年，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只占GDP的3.3%，落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而到了2013年，中国的iGDP指数升至4.4%，已经达到全球领先国家的水平。

互联网经济潜力的释放取决于政府举措和行业接受度。最终能够挖掘多大潜力，取决于政府对互联网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与支持力度，企业推进数字化的意愿，以及劳动者的适应程度。

中国工程师红利

1.知识和技能的扩散可以促进全球趋同

根据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核心结论：促进全球趋同的主要力量是知识的扩散以及对培训和技能的资金投入。以中国为代表的很多曾经贫穷的国家如今取得的进步印证了这一观点。新兴国家通过采用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获取其他地区所具备的同等技能，欠发达国家的生产率获得了跨越式发展并增加了国民收入。贸易边界的开放可能进一步促进了技术融合，但技术融合本质仍是一个知识扩散和分享过程，而不是一种市场机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推动更进一步平等的主要力量仍是知识和技能的扩散。

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全球层面还是国家层面的趋同，其主要机制是知识的传播和扩散。换言之，落后国家是通过提高科技水平、专业知识与技能和教育水准来追赶发达国家的，而不是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实现的。知识的扩散并不是上天赐予的甘露，而是对外开放和贸易加速了知识的扩散，总之，知识的扩散取决于一个国家调动资金的能力以及鼓励大规模教育和培训投入的体制，这体制还需要健全的司法系统以确保实施，使得各类经济主体能够据此从事经济活动。

2.中外教育差距缩小

截至2015年，中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量将超过1个亿，占总人口数的8%。而对于美国来讲，这个比例是35%，是中国的4倍多，并且这样的比例一直处于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统计显示，2001年～201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从114万增长到749万，14年间增长了5.57倍，年均增长达14.4%，这个速度远远超过美国。虽然近来中国增速有所放缓，但是每年毕业生人数仍然居高不下。由于外国留学生和出国留学生占全国学生总体比重相对较小，因此未来高校毕业生人数总体最大制约因素就是全国高中招生数（通常情况下，学生从高中到大学毕业需要六七年的时间）。2005年～2014年，全国高中招生数整体呈现小幅下降的走势，但考虑到未来高中生升学率继续上升，到2021年左右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仍将维持在700万左右。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主宰了毕业生市场，拥有全球最高的大学人口比例。全球主要经济体55～64岁的人口结构中，本科学历的三分之一来自于美国。但这一数字在年轻人口结构中出现了变化。中国每年的大学毕业生已超过了美国和欧盟，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保守估计，到2030年，中国25～34岁年龄段的毕业生数量将增加300%，欧洲和美国约30%。而且中国学生更热衷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专业，这些专业与科技创新息息相关，未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拥有极大的智力优势。 

有人可能会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在质量上大大领先中国高等教育，并不能简单从绝对数和增量上来说明问题。我们认为，目前全球的教育差异化程度是在不断下降的，根据国际学术排名机构ARWU的统计，2005年到2015年，全球前500名的大学中，美国大学的数量从168降低到了146，而中国大学的数量却从18个增长到了44个，中美之间的差距也从9.3倍大幅缩小到了3.2倍（如图3）。而这一方面是因为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成果积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互联网的全球扩张从而使这个差距有了显著的缩小。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高素质工程师数量及研究能力的大幅提升，会将学习和创新周期大幅缩短。并且由于群体智慧相对个人智慧的提升速度是指数级的，因而工程师数量的提升会让企业的创新周期也呈现指数级的缩短。例如华为就是对融合创新学习效应领悟很深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十几年前华为从对爱立信、思科等公司的模仿起步，由于在当时欧美工程师人力成本是中国工程师的8倍以上，而工作时间也严格小于每天8小时，所以爱立信的创新周期一般在5年左右，但华为通过大量工程师的投入，并且安排以每天高强度的工作，将这个周期缩短到了36个月，经过15年的积累，华为替代爱立信成为全球通信设备业的龙头。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均产出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均产出的趋同已是大势所趋，唯一不确定的是这一天何时到来。根据《21世纪资本论》的研究表明，1900～1980年，全球70%～80%的商品和服务的产出都集中在欧美，2010年，欧美的份额降至大约50%，几乎与1860年的水平差不多。这个比例很可能会继续下降，在21世纪的某个时点降到20%～30%。欧美这两个区域在工业革命期间的全球产出比重是其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的2～3倍，这是由于他们的人均产出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3倍。所有迹象表明，这个人均产出分化的阶段结束了，随之进入一个趋同的时期。

3.留学归国人员大幅增加

上面提到我国与美国的教育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并不是否认现阶段我国与美国在教育水平上仍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一事实。事实上，我国的工程师红利的爆发不仅仅依赖于我们自己培养的高知识分子，而且还受益于在海外受过世界顶尖教育的海归人士。《中国海外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2015》报告中提到，到2015年年底，我国累计出国留学人数达404.21万人，年均增长率19.06%。回国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截至2015年底累计回国人数达221.86万人，而2015年一年回国40.91万人，年均增长率超过20%。尤为重要的是选择回国的留学生比重不断增长，从2005年的29.5%增长到2015年的78.1%，近3、5年一半以上留学人员选择归国。

大量的海归人士回国，已经成为中国建设创新国家的重要驱动力量。在我国的基础研究领域，有不少是海归人才。统计数据显示，在2006年新受聘的长江学者中，具有在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的为192人；特聘教授中直接从海外应聘回国工作或近3年回国工作的有32人；99位讲座教授全部从海外聘请，并且据1997年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统计数据，教育部直属高校现任校长中，近80%的校长有留学经历，博士生导师中近2/3是留学回国人员。81%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海归，54%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海归，72%的国家重点项目学科带头人是海归 。

海归不仅对我国科技有重要促进作用，他们在国外学习到的先进管理理念以及国际化思维、国家化视野也对加速我国融入世界经济有重要意义。大量海归还将国外的新兴技术与产业带回中国，填补空白行业，带动新经济的发展。目前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企业有相当比例都是海归所创办。可以确定的是随着海归人员的继续增长，中国的工程师队伍将继续得到充实，与美国在科技发展上的鸿沟也会不断缩小，这将使中国崛起日益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趋势。

中国融合创新的软优势

对新经济庞大的消费力、即将到来的工程师红利，以及中国企业的技术变现优势，可以说是中国的客观优势，那么是否满足以上三点的国家就一定会在未来30年这样一个特定的产业发展阶段中崛起成为世界强国？不是这么简单，以20世纪独立后的印度的发展轨迹，我们就可以轻易推翻以上观点。印度在独立时拥有英国殖民者留下的亚洲领先的基础设施，也拥有规模较大的受教育群体，然而印度在独立后的经济表现却远远落后于亚洲四小龙，甚至被讥讽为“印度式经济增长率”。我们认为，中国之所以具有成为世界强国的可能性，在于我们除了以上的客观优势外，还拥有融合创新的软优势，包括中国文化对融合创新的亲和力，以及精英治国模式的强大适应能力。

1.中国文化对融合创新的强大亲和力

中国的传统文化持续2000年直至今天仍然传承不绝，其实是因为它有着独特的文化特性，那就是强大的包容和同化能力。中国历史上曾经两次亡国（蒙元和满清分别完全占领了中原领土并建立自己的民族政权），但并没有像其他古文明一样彻底失传，任何征服他的民族都被其包容甚至被“同化”，以至于延续至今。中国文化诞生于中原的平原沃土之间，虽然是一种“羊性”文化，不及北方少数民族“狼文化”那般强势与锋芒毕露。但是最终历史也证明了这种无比强调和平和包容的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的起到了保护和促进作用。并且我们发现这样一种文化特质在当前的时代很有可能迎来一次新的发展机遇，那就是互联网和融合创新。

所谓融合创新，就是将已有的技术、发明和思想进行结合，创造出新的产物。这本质上是对于资源的重构，纽约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罗默称之为“重混(Remix)”。他认为，真正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并非源于新资源的发现和利用，而是源于将已有的资源重新安排后使其产生更大的价值。圣塔菲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布莱恩•亚瑟甚至认为“所有的新技术都源于以后技术的整合”。当然我们的观点不至于如此激进，但我们确实判断正是融合创新，而不是单点创新才是未来很长时间里的产业发展趋势。在这个程度上，中国的包容性文化和这样的趋势是相容而不是相斥的。这是作为一个大国在世界经济结构中崛起的非常必要的因素（尽管并不一定充分）。

而在新经济的核心——互联网方面，中国文化也与其有着很强的相容性。互联网经济的本质是共享经济，符合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诉求，反而更加适合中国国情。欧美等国家的文化强调物权，强调个人的理性思辨，所以在中国，免费经济的普及速度往往可以大幅超越他们。我们并不用太担心免费经济会毁灭价值，只要能够使得经济体中的个人与互联网的紧密融合，他们提供的将不只是经济价值，更是网络的学习价值。

美国成为超级大国是抓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机遇，但核心原因还是因为那时百废待兴的世界需要美国这样一个极富冒险、创新和英雄主义情怀的国家带领人类开拓发展。同样地，未来如果真的是融合创新的时代，也需要一个文化上与之相称的国家来担负起这个重任，并且它也一定会赋予这个国家同等的回报，所以中国如果能够抓住这个机遇，完全可以重新崛起成为世界强国。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技术集成、技术消化吸收和技术融合等三种方式，来继承发达国家的先进产品和技术，使得本国的技术价值增长率快于发达国家并成为发达国家的关键。在技术集成方面，中国的通信设备业、以及高铁行业可谓是典范，先后经历从技术跟踪、技术突破、自主创新到全球领先的跨越。

2.中国精英治国模式的强大适应能力

中国融合创新上的另一个重要优势是，中国精英治国模式具有高效的学习机制和适应能力，一个十多亿人的国家，保持10%的经济增速达三十多年，大幅减少了贫困人口，由一个赤贫国家迈入中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这些不能不说是这种模式创造的奇迹。

适应能力是针对环境变化造成的不确定性而言的，一个制度发现和纠正现有缺陷，接受新信息，尝试新方法，适应新挑战，改进制度运行的能力。适应能力对国家的发展极其重要，因为国家发展面临的环境极其复杂，而所有人，包括决策者和专家都只具有有限理性，无法预见到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以及某种措施可能带来的后果，难以做出最佳抉择。适应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国运。不具备适应能力，富国可以变成穷国，强国可以变成弱国。亚洲的菲律宾和缅甸，在殖民地时代是亚洲最富裕的地区，但是在独立后由于国家治理能力低下，无法适应全球化的时代潮流，迅速走向没落。

中国精英治国的模式恰恰规避了许多国家政治决策过程中的民粹主义倾向，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在过去30年间，中国在转型过程中，成功解决了许多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制度和政策障碍，比如领导干部退休制度改革、工资改革、物价改革、国企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等。就拿国企改革来说，终止重复建设、清理过剩产能、兼并破产落后企业、减员增效等措施导致在1998到2000的两年间就有600万国企员工下岗，这对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中国不仅保持住了社会的稳定，还在短短3年间就让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的亏损面由1997年底的39.1%下降到2000年底的20%左右，使国有重点企业的6599户亏损企业中的大多数实现扭亏 。

面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逐步减弱，而我国劳动人口受教育程度持续提高，大学生、研究生、留学生等受过高等教育的适龄劳动者累积数量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国家及时推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调整既有的就业模式和科技创新模式，充分发挥我国现有的智力资源，促进新经济的发展，打造发展新引擎、增强发展新动力，调整我国的经济结构，最终提升经济运行效率。相信在中国政府的强有力领导下，中国一定能在融合创新的时代潮流下后来居上，实现大国崛起。

本文内容选自《巨浪——全球智能革命的机遇》 电子工业出版社 陈运红著

往期研

报

产业趋势行业专题公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