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看时想笑，再看却想哭！ | 他们为什么要摄影 Vol.2 安哥
1985年，在广州国际商品交易会所举办的“美在花城博览会”的“无痛穿耳”的档口，围观者颇为惊奇。
“安哥天生就是老百姓。”“安哥是全中国人民的朋友。”“安哥是南方摄影圈大哥大。”“安哥因为个性而自觉地归入摄影之正宗：街头、民间……”这些评价勾勒了安哥的诚恳、善良、狡黠、有趣的个性，也自有其深意。无论如何，中国80年代以来的摄影绕不开这个叫“安哥”的人。今天，我们跟着陈小波老师的访谈来看安哥结图纪事！
1987年，广东五华县政府为深圳特区的工厂招募女工。
从公共摄影到公民摄影
陈小波：在中国摄影界，你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从“公共摄影”到“公民摄影”转型的代表性人物。甚至你认为以前的新闻摄影都不是“公共摄影”，实际上为“公关摄影”。
安哥：其实仔细想想：我们以前的新闻摄影,改革开放以前的吧,好多都是“公关摄影”。包括以前的《人民画报》等刊物都是，它是为政府为政治服务的。香港政府也有这种刊物，像《政府年报》，拍的很漂亮。
陈小波：其实西方国家也应该有“公关摄影”。
安哥：对，都有的。包括为白宫服务的一些专职摄影师拍的都是“公关摄影，仅服务于某个团体。战争时期，包括日本啊美国啊的媒体也大都是为战争服务的。但是从战争转变到和平年代，新闻要回归到新闻的本质上来。
陈小波：在1979年以前，我们看到的中国照片大都是“公关摄影”……
安哥：基本上都是。70年代我们在西双版纳插队，都是20岁左右的小伙子大姑娘，男生劳动的时候脱光了膀子挥汗如雨的，那种肌肉那种青春，生动的漂亮的……唉，无法形容，就没有人去拍，有人要拍片子就都让我们穿回整整齐齐的拿着毛主席语录坐在那里。那时候《解放军画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都来采访过。被采访时，我们拿着小凳子摆了姿势坐院子里，动作都是摆的。那些为政治服务的照片和我们的生活一点关系没有。那时的教训是：生动的东西不拍，生活的不拍。
陈小波：你很早就开始玩相机，你那时候拍什么?
安哥：14岁时，我奶奶从新加坡给我家寄来一部相机。于是在我爸的指导下，我荣任家庭照摄影师。1966年，在一次随学校参加在天安门广场夹道欢迎周恩来迎接阿尔巴尼亚的谢胡时，我跑上前，在他们的敞篷车前抓拍了一张。我继续追拍时，被保卫人员喝止了。照片晒出来后，同学和朋友都说比《人民日报》登出来的那张好。呵呵。
1966年8月份大串联开始，我与同学曾两次到全国各地去游历，拍了不少纪念照。
1975年回城，我到广州当工人，业余时间玩摄影。广州可以找到香港的《摄影画报》。那时候，总觉得报纸上的新闻摄影很假，又没趣，所以，喜欢风光摄影。那时候我和赵大军、薛永康(老摄影家薛子江之子)没事儿就在一起聊摄影。通过薛永康的关系我们认识了广东老摄影家蔡俊三，他已经八十多岁了，他在广州和香港都曾经很有名。他家里有整套的70年代的《摄影画报》，内容以沙龙摄影为主，风光啊、纪实啊，布列松啊、什么都有。其实那时看沙龙摄影是有纪实这一块的，比如麦峰、邱良等。但后来沙龙摄影到了中国大陆就变成“大好河山”了。赵大军比我大一岁，他是北京工业大学学光学的，他给我讲了许多关于镜头和胶卷的分析力，以及冲胶卷的伽马曲线等等知识。为我后来从事新闻摄影打下最重要基础的当然是我的生活经历和经验。
我认为：决定历史前进方向的是人民，是老百姓。比如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看似主要是领导的英明和政府的执行力等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改革，但实际上它也是一个下情上达，自下而上的改革。为什么这么说呢?当年数千万知青大回城是因为我们西双版纳知青跪地请愿，游行，造反了，中央才派了刚被解放的好领导干部赵凡下来，他陪着知青一起掉泪，之后就去中央反映情况，并说服各地政府接收知青，这样才有了中央关于知青回城的政策。广东的知青那时候因为比邻港澳，70年代初香港又正处在经济起飞的工业化时期，社会进步很快，也需要大量的工人。当时有点能耐的边民和知青都想办法偷渡，形成了偷渡潮。男的 、女的都偷渡，以至于我回到广东找对象都很难了，长的漂亮点的都偷渡了(笑)。这一系列的事情发生后，刚被解放的广东省委的领导人习仲勋到深圳边防去看望被抓回的偷渡者，据说他问这些年轻人：“难道我们社会主义还不如资本主义好吗?”年轻人说：“真的不如呀。……”经过习老在广东深入的调研，他到中央反映以后，才有了深圳特区的开放政策……
记得在西双版纳，以前我们农场里，老的生产队一年才能吃两次肉，吃完都不消化，头天杀了猪，隔天就听厕所里都是拉肚子的声音(大笑)。1973年，邓小平重新上台以后，我们那里就允许私人养猪了。没过两三个月，两百多人的生产队里几乎每隔一个星期都可以杀一头猪了。私人一半，生产队一半，吃肉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那时候，我们已经意识到，一个时代最重要的信息并不在天安门城楼上，而是在老百姓的饭碗里以及他们的衣食住行和生产劳作中。
陈小波：可惜你说的这些都没用摄影能充分记录下来。
安哥：没有，那个时候也不可能记录下来的。有感于我所经历社会生活在当时的主流媒体上连影子也见不到，所以，我入行后有一个梦想：我要用自己手中的相机去记录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去见证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和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从中反映我们所经历的时代历程。
没有领导、没有高楼大厦，
只有老百姓的有趣事儿
陈小波：你这样的性格和认识进中新社进对了。中新社恰恰一直主张“民间立场”。
安哥：1979年，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复办，我的老师吴岳先生让我带上自己的作品，和我一起去到社长张宝锵家。我终于“走后门”进入了摄影记者行列。那时刚好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系还在讨论新闻首先是党的喉舌还是人民的喉舌，为此争论了很多年。
我虽然入行晚，但也有晚的好处。我属于文革前的“老三届”高中生，当过知青，做过工人，见多识广，使我们那一代人的思想非常成熟，也养成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且身处与香港靠近的广东，很早地体会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从自己的生活中看到媒体宣传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反差，所以对当时闭塞的新闻宣传有着一种强烈的想改变的渴望。当时，北京的“四月影会”和广东的“人人影展”的成员都在积极开拓摄影的内容和形式，那一代摄影人非常渴望开阔眼界，渴望了解国际上摄影的发展状况。
一些南方的媒体也给我提供了越来越大的展示空间。我们开始关注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以及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并把它表现在照片中。
陈小波：80年代初，在北京、上海、广东，你们那一代人进入新闻界，正遇国家大变革之初，所以你们做的都是“新闻摄影要回归到新闻的本来”这样的事情。
安哥：我没有读过大学，也不读大学了，回城后，我如饥似渴地读书，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书，有的被我们翻的皮儿都没了。那时候的大学没有教新闻摄影的，自己看书、自己思考。后来入社后我们统一进京赶考考文化，我是广东分社唯一一个考取的人，考取了新闻专业的大专文凭。
我刚入社那会儿，广东分社的副社长简捷带我出去采访时说：你们现在多好，胶片也多了，作品不管发不发表都可以自己留下来了，我们那时候的底片都在文革时期被销毁了。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养成习惯，也可以说是一种经验，就是工作需要的片子我拍，以我个人经验认为好的东西我也拍。一直都是保存底片、整理底片，去找回自己的观点和体验。那时候我们要求拍6张底片就要发一篇稿的，就在那样的条件下我也要拍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哪怕自己添点胶卷呢。所以到现在，我都和小年轻同行们说，能发的不能发的片子底片都要留着，一定会有用。
陈小波：但是80年代像你那样拍摄的人还是少数，“没有领导、没有高楼大厦，只有老百姓的有趣事儿。”我们现在所看到您的那些经典照片，比如说“大龄青年婚礼”、“广州大丈夫”、还“打工潮”等作品都是那个时候拍的。
安哥：“大龄青年婚礼”是1983年拍的，当时发不了稿。直到1986年，杨绍明把“大龄婚礼”等几张作品拿去北京参加《十年一瞬间》影展，《大众摄影》杂志用这张照片给南康宁的文章套题。这张作品面世，更激发我从此走上了为时几年的创作高峰期。我们也经常把不能发表的片子搞成展览。比如三届《人人影展》。后来，我们还租场子卖票搞幻灯会。
陈小波：当时中新社已经是很重要的一个对外报道窗口，那你的作品还是不能发么?
安哥：虽然中新社要开放一些，但当时发稿还是受文革时期的影响。我特别想重点讲一下这个。1952年中新社创立的时候，虽然也是由国家通讯社，但是它是有理事会的，是由华侨的那些老报人来当理事的。他们对记者提出的要求用廖承志的话说就是要“以民间的面目出现”。这些华侨的报刊包括港澳的报刊，它们到底还是和新闻的传统有联系的。从这个传统来看，新闻还是要保持它的客观性，也就是实事求是的作风。所以中新社对我的这个训练是有很大帮助的。很多年来，我就是把“以民间面目出现”渐渐地变成了我自己的民间立场。
刘少奇平反后，我独自到江门采访，看到刘少奇的画像在街头的画像摊位上和港台明星一并挂出来了。片子发表后，反响很好。1985年广州选美比赛，我先拍的是在一所小学教室里模特初赛笔试的片子，发表后，香港分社七家报纸同时采用。我一直跟拍到决赛，稿件很多都登在头版，甚至是整版刊登。但国内的报纸不让发稿。只允许在《羊城晚报》上发了一条几百字的稿，图片一张也没有。决赛设在中国大酒店大堂里。当晚来了很多香港的记者，可广东当时还没有传真，影像的东西谁都发不出去。我是提前拍了参加决赛的选手的集体照、化妆照还有大头照，配上他们的个人简历发给香港分社了，第二天都登在了各报的头版，甚至《南华早报》还登在报眼上，反响特别强烈。我的片子在一个星期内有三十多家报纸采用了几百张次。到现在可能都没有人能破这个记录。
1985年2月3日至3月6日，广州共青团市委为配合党中央“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号召，举办了“羊城青春美大赛”。初赛在广州回民小学举行，有550名俊男靓女参加。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在大城市里的选美活动。
陈小波：你命好。在中新社接受了正规的专业训练和对外报道训练，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又在开放的前沿广东，还有自觉的以民间立场去拍摄的观念，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
安哥：想起来我这一生还有巧的事呢,新中国成立后我住在中南海，反右斗争中我爸妈都去海南岛劳改了，文革我又在北京，下乡我在西双版纳，改革开放后我又来到了广东……再大的困难再多的磨难我都经历过了，而“理想主义”在我身上从来没有消失过。我认为理想主义是个很珍贵的东西。
1987年，广州泰康路。一对新人走出小巷，去乘花车。
一堂课，从沙龙改为纪实摄影
陈小波：你常提到蒋齐生的一堂课，它让你的摄影由沙龙改为纪实，是这样么?
安哥：对。那是1979年的夏天在肇庆，摄影家协会搞的一次活动，那时候我刚进中新社。当时蒋老讲“摄影关系学”，大谈摄影记者不应拿着公家的相机胶卷去拍风光。我们许多朋友罢听，集体退场。在省摄影家协会领导的规劝下，我们回到了课堂，这时，蒋老讲沙飞的作品和人生，讲了荷赛的作品。我们很受震动。蒋齐生性情耿直，口气生硬，但是中国摄影能走上一条正路，蒋老功不可没。
陈小波：1982年那次和外国记者的合作是在具体采访上对你产生了影响?
安哥：那是第一次有外国摄影师独立来中国拍摄。三方合作，香港一家左派的公司、英国第五电视台与中新社合拍纪录片。那个纪录片一直到现在都没在中国放映。当时片名叫《中国人》，后来在香港放映时更名为《龙的心》。英国人工作特别细致，这在我以后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很有影响和帮助。虽然过程中，他们也有摆拍，但是真实性很强。他们之前就声明：我们不拍你们最好的，也不拍你们最差的，我们就是要拍真实的东西。通过跟他们合作拍摄纪录片，我才知道专业的拍摄是怎么样的。
80年代初，思想极为活跃。在王苗家还第一次看了马克·吕布的画册，特别震惊。从那时我就很坚定：中国的摄影人有责任深入反映自己的生活和社会历史，也应该坚持用自己的眼光看生活、看社会。所以那时，就开始尝试着用平民的视角记录身边的人和事。我认为这些不断出现的新现象以及人们的反应，用文字是很难描写的，而摄影恰恰是最好反映的。
还要提到的就是在1988年，由杨绍明发起、你策展的《聚焦在改革年代》展览，在历史博物馆中央大厅啊!湖北金涌、山东钱捍、天津仇伟军和我的作品参展。我的部分就是《开放百态》。
陈小波：那时我们还不知道策展人这个词呢。你们四人的展览，其实有一大堆人在北京忙乎，杨绍明、王文澜、贺延光、许琢、王毅、陈炼一、成卫东、郭建设……那时的人很纯粹，一人一辆自行车，为这个展览开会、研究、看场地、跑各种展览所需用品。看起来是四人展览，实际上是整个新闻摄影界的事情。
安哥：接着就是北京国际摄影周，大家分组跟外国摄影家研讨。在提问过程中，李晓斌问那个拍艾滋病题材得荷赛大奖的摄影师说：“你是抓拍还是摆拍啊?”答曰“抓拍?我女儿才抓拍呢!”(大笑)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抓拍摆拍并不是最重要的，真实，才是最重要的!随后我们每人发了八个胶卷，在北京火车站，胡同里转，拍了两天，然后专家点评。我们组的专家是美国《国家地理》的编辑。轮到我的时候，我想阐述自己拍的主题和拍摄时想法，专家说不需要，他用放大镜从头到尾一张一张看，然后说出某一张表现的主题是什么应该如何突出如何改进，讲的头头是道，特别好。我从他那儿学到的读图能力和编辑方法对我以后的工作获益匪浅。
后来听吴家林告诉我：马克吕布也把他的作品分为A,B,C类来进行编辑，那是很专业的。这一手我到了香港《中国旅游》画报时，我就学以致用。1989年的3月15号春节前，我们组织“中国一日”的拍摄，发给全国各地的作者一人一两卷胶卷，拍了以后寄回来。我进行初选。在策展《中国人本》的时候，我也是这么做。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和我交朋友、沟通，因为这样一来我可以帮大家把自己的作品都梳理一遍。
陈小波：最初看到对你的评价来自台湾的张照堂、侯德健、阮义忠。张照堂说你的图片“取材平易自然，却又不失一种灵活的观察力，在客观写实中仍保有主观的思绪，这样的摄影报导反映了年轻工作者较为进步，自省的表现方式，在大陆公式化了的新闻或刊物图片中，较为少见。”侯德健说出的可能是大多数人到感受“看安哥的照片，初看时想笑，再看却想哭。这不就是我们自己吗?”
安哥：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贫困落后转向逐渐富裕，从传统走向现代化和工业化。这种时代是最适合摄影表达的，这是一个最出图像的时代，许多世界著名的摄影家都是产生于这样伟大的变革时代。我们身处其中，当然应该记录。1989年初，张照堂与我相会在香港。他看了我的照片之后说：“亚洲四小龙等，都经过了从封闭落后逐步开放，走上现代化的过程。你把这过程拍下来了。”
这些年，很多人的话我都听进去了。1983年我的领导简捷去香港考察回来，他说：以后我们对外少发点儿大楼、桥梁、工厂、学校一类的稿子了。人家的大楼比我们的大，人家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我们应该更多地去拍老百姓和他们的生活;1986年，摄影家简庆福在看《十年一瞬间》影展时对我说：这些拍人民生活的照片越放越有价值，而风光照片越放越没有价值。比如黄山干百万年都在那里，后人还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更好的器材去拍，而生活过去了就没了，人也不一样了;美国华人记者刘香成1983年说：“中国摄影家总喜欢拍日出日落，还有老人、小孩和女人。很少拍普通人……”我想：除此之外，还有自己对生活的体验;那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还有汗味是人人不同的，但又是人同此心的。我不可能把二十年来的所有事情、所有事件都记录下来，我只想通过我的照片，反映我们老百姓对这时代生活的感受。
在1999年初，中央电视台编导王均伟打来电话，说正在拍摄纪念建国五十周年的记录片，看到《羊城晚报》上登的我的作品后要来采访我。他们来到广州后，拉我去采访高第街，一起去找我十八年前拍过的含羞而胆怯的小贩。我们拿着报纸去找，高第街上闻讯来了一群长得很富态，手戴金戒指的中年大姐。她们高兴地传看着报纸上的照片，七嘴八舌地议论，但谁也认不出那是谁。她们都说，我当年拍的照片上的小贩的年龄、样貌和心态与她们当年很相象。其实我的照片上本来就并非要说是某个人，那些人、环境、物件都是摄影的语言符号。它们都在讲述我们生活得时代。
我在《从前有座山》文章里写到：“有人觉得，我的作品有取笑别人之嫌。我觉得，我更多的时候是在笑自己、哭自己。我们中国人不要总是自我感觉良好，不自欺，才能前进。”在我30年的摄影经历中，摄影比赛、职位和职称从来不是我追求的目标。在我看来，摄影的民间立场，纪实摄影的纯粹性是最重要的。以至于到后来80年代社里让我当摄影部主任，我坚决不当，我说，我就是个摄影师。一直到退休，我都还是个科级记者。(笑)
1986年，清晨，广州珠海桥上推着自行车赶路的上班人群。
1987年，广州西湖路灯光夜市。
出不了书，做不成展览的时候就租场子卖票放幻灯
陈小波：写书之前，你最大的爱好是给朋友放幻灯。
安哥：在1983年我有了一部幻灯机，我常背着它到朋友家放幻灯，我们还租场子放，还卖票(笑)……能容纳100多人的地方来了300多人……十五年来，我放幻灯的地方包括大学的课室、老山前线的山洞、西双版纳的旅店、北京单位的礼堂还有香港广告摄影师的影棚……
陈小波：我们还拉你到新华社来放过幻灯呢。
安哥：对呀!1988年。徐佑珠都来看。新华社摄影记者刘宇很久后说：你那次给我们放幻灯，我才知道新闻还能这样拍!
这就象是行为艺术，已经成为我摄影艺术活动的一部分。放映作品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每次放幻灯，观众中发出的笑声和欢呼声，我很受鼓舞。照片通过画面上的各种元素在讲故事，没必要作者再罗嗦，有趣没趣读者自己去看。这种直接和读者接触的方式也让我知道什么样的作品才是他们真正喜欢的。以前很多照片发表不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放幻灯是个好办法。
1995年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在张新民的安排下，我们粤港两地的四十多位摄影师聚集在蛇口天文馆。大家轮流把自己的作品用幻灯打在天幕上。过片声、讲解声、还有阵阵掌声，一个人接着一个人……七点多了，大家肚子都饿了，但仍欲罢不能。大家一起去厕所撒泡尿，到走廊吸支烟，又坐下继续观摩，鼓掌……8点半了，交流会结束，张新民把大家请到一家饭店吃饭。饭后，大家又在酒吧谈到12点。酒吧关门了，我们又到酒店房间里面聊到深夜……
陈小波：放幻灯高潮是1996年广州举行的“中国报道摄影交流会”。后来再也没见到那样的幻灯演示和研讨了。
安哥：1996年，宋布军拉到四万元赞助，在省新闻摄影协会和人民摄影报的支持下，我们请来了内地、香港和台湾的八十多位同行，开了《96年中国报道摄影交流会》。我们把《羊城晚报》的招待所包下来。一连三天，白天放幻灯，晚上聊天。开幕前一晚，陕西的侯登科打电话来：“安哥，他妈见你们一面这么难，自己要掏八百多块钱买机票，还得熬通宵准备片子。”我说：“活该!谁让你平时没有弄好呀!你今晚带上湿片子飞机上睡觉吧。大家都来了，等你呢!”
三天中，七十多位作者展示了自己的作品。本来规定每人二十张。我自己带头破坏了“纪律”。每天晚上，招待所的二十多个房间门口大开，大家串门讨论问题;有的房间还争论得吵翻了天，罗小韵的嗓门最大……在唯一的一次全体聚会上，我刚一一介绍完内地和港台的摄影家，没有多会儿，大家已经吵成了一锅粥了，嗓门都大过罗小韵。
这次交流会是我看到最多中国报道摄影师的好照片的一次，是眼睛的大会餐，大家相见恨晚。
北京作品有：贺延光的《深圳长高了》《河南拾煤人》、卢广的《卖淫者》、《吸毒者》、黑明的《知青众生相》;罗小韵的《美国印象》、袁冬平的《精神病院》、曾璜的《离家的孩子》、黄文(人未到)的《学京剧的孩子》、《女警察》、于东姝(人未到)的《画家村》等;
深圳张新民的《深圳股灾》、《重庆“棒棒军”》、《蛇口调琴师》、《力丫小学》;陈远忠的《发廊妹》等;杨延康的《山地天主教民》;余海波的《深圳老街》;王凡的《工地印象》;
广东我的《开放百态续编》及《大合影》;宋布军的《与蛇共枕》及《广州儿童福利院》;方迎忠的《摩托车“太子党”》;肖全(人未到)的《当代艺术家肖像集》、张海儿的《巴黎时装》、《坏女孩》及《火车》;
河南于德水的《知青回“家”》和《山村医生》;江苏于惠通的《盗墓者》和《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云南徐晋燕的《彝族豹舞》、《昆明花市》;欧燕生的《白族婚礼》;四川陈锦的《茶铺》;山东孙京涛的《幸福路的上访者》;上海陆元敏的《苏州河》;大连王大斌的《学车》及《针灸》;
陕西侯登科的《麦客》和云南吴家林(人未到)的《山里人》因来不及制成幻灯片，就把照片摊开在台面展示;
港台地区这次也拿出了大量作品：香港余伟健的《香港世态》;香港理工大学摄影系冯汉纪用电脑制作的创意摄影作品《九七年》;香港高志强的《迈向九七》;香港陈木南的《美国问题少年》;香港冼伟强的《波黑战区掠影》;台湾张金日的《生产》、香港王和璧的《登高》、台湾叶清芳的《飞机游戏》……;
法国“洗衣坊摄影空间”的林海月闻讯从台湾赶来，展示了《台湾摄影季刊》杂志。
1996年中国报道摄影交流会上，内地、广东和港台摄影者体现出的理想主义状态，不仅是一种激情，它是我们职业的尊严，是行内从业者的骨气!这些照片那时在国内的报刊上还很难刊载或因版面的限制(那时候，主流的大报、党报也就是斯四到八个半，没有广告。)登不了几张。大家还是执着地拍。
这次交流会，我们本来打算“艰苦奋斗”吃盒饭、打地铺，没想到这三天里大家不仅住得好，而且天天有酒、有肉、有宴席。除了赞助单位以外，广州的各大报《羊城晚报》、《粤港信息报》、《广州日报》、《南方日报》、《南方周末》等轮流宴请，一摆就是十几桌。广州的媒体这么热情，我后来才意识到，是因为广东的报业正准备市场化改革，他们都要扩大影响，联络作者，扩大稿源。不久，广东五大报业集团正式成立。我们这些作者的稿子在广东各大报纸陆续刊出，有些还整版整版地登。稿费也给得越来越高。最高时我记得是一张300元，一整版是1500到2000元。
后来，圈里把我们这次交流会称作“南会”。
《中国人本》：到摄影家箱子底找没发表过的东西
陈小波：你2001年提前退休后，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编辑、写作和策展的工作中，其中《中国人本》是一个大动作。《中国人本》在中国摄影史上应该是从民间发起的一个重要展览。
安哥：2001年我提前退休，成了自由人。2001年，我出版了《生活在邓小平时代——视觉80年代》和《生活在邓小平时代——视觉90年代》摄影集;担任了网上图片库fotoe的顾问、编审;2002年，代表fotoe策展了第二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的《南方十一人》影展并得了奖;2003年，为广东美术馆策展《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2005年为广东美术馆策展首届《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并编辑《沙飞摄影选集》。
2002年侯登科去世前，当时《南方周末》登了一篇文章：摄影家的作品谁来收藏?广州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就说，“我来收藏!”我马上给侯登科打电话，当时他在病中，他边咳嗽边说：“我的好多作品都没有写说明，……”通电话之后不久他就去世了。王璜生对我说：咱们来搞一个大的收藏展览吧。我介绍FOTOE图片库被聘为影展的民间承办机构。fotoe做了整个案头工作，前期策展的概念叫做“曝光不足”。我们就在全国征稿，但是好多人都没有邮寄过来作品。我急了，拔腿就往全国各地跑。我和fotoed负责人吴少秋又去了陕西找到胡武功劝他加入策展。最终我们跑了全国各地二十几个省市。
在一年的策展工作中我飞了十多个省。我做20多年的摄影记者，全国各地都跑过，到了每个省都是找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到家家户户翻底片，找他们没有发表过的或传播不广的东西。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强调民间老百姓自己的视角，反映自己的生活。纯社会新闻的去掉，风光的更加去掉，甚至民俗的也去掉，从民间的视角来梳理50多年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这种视角在中国主流媒体很少见，外国摄影大师又很难深入到的层面。
安哥与侯登科
陈小波：《中国人本》把中国摄影师又重新整合了一次。
安哥：30年前很多照片是领袖、英雄、模范和政治运动，是机器加工人、农民加锄头等一些很政治符号性的东西。以前展览都要从国家领导人活动，工人做工，农民犁田，还有解放军怎样来反映时代，但是一个时代到底是好与不好还是要从老百姓的饭碗，老百姓的衣服，老百姓的住房以及他们真实的生活感受来看。这30多年里，中国有很多摄影师、记者、摄影发烧友、美术家，在这30年来都开始关注自己周围的生活，训练自己的摄影语言，这种东西是他们本能的，也是对过去“假大空”、“高大全”式的摄影的逆反吧。
从八十年代起，中国纪实摄影者无论是抓拍、摆拍，或真或假，更大的主旨还是民间的立场和民间的影像。好多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中国人如何来拍中国人以及自己周围的生活，这种观念越来越成熟了。就算是玩当代摄影的人他们无论用什么手法，都是在以民间的视角来追求自己的好作品。
记得1995年，刘香成曾对我说：“现在，全世界的摄影师都在关注中国，可是，中国的摄影师都在睡大觉!”其实我知道，只不过那时候中国的主流媒体刊登得少，有许多中国摄影师都在努力地拍，他们的图像已经越来越成熟。
最终，我们选中250位作者的601张作品。看着这些很有份量，包含50多年中国老百姓生活的丰富信息的作品，胡武功提议把我们的题目改成：在“中国人本”，经反复琢磨，我们的标题叫《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后来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比我们晚了三个月呢。这个可不是吹牛皮啊!(大笑)
美国在50年代有一个世界有名的摄影展览，叫做《人类一家》，那个展览请的都是全世界著名的摄影师。我们《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参照的就是这个展览。但是我们的作品比它多，作者也大多还不出名。在策展过程中我们找的作者有上千人。我们看的片子大概有10多万张。
我们的工作被顾铮称为是中国当代摄影的田野调查。
2003年12月12日影展在广州广东美术馆开幕。2004年又在上海美术馆和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2006年至2008年《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影展在德国的五个城市的美术馆或博物馆巡展了两年。
有个学者叫汪民安，他评论说：他在影展中看到了中国人生活的智慧。
我在2007年曾参加了影展在柏林摄影博物馆的开幕式。参加开幕式的观众有900多人。柏林博物馆总馆长、柏林图书馆馆长、摄影馆馆长都来了，并且轮流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据后来胡武功告诉我，法兰克福美术馆馆长在发言中说：“以前我们所看到的中国都是西方摄影记者拍摄的中国，而今天我们看到的相片是中国老百姓自己拍摄的中国……在西方，我们曾以为经济正走向以虚拟经济为主，艺术也应该走向虚拟的世界。于是我们以为：纪实摄影已经走向没落，它过时了。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还是离不开物质的生产，实体经济没有过时。……”
馆长的话讲了才一年多，由于金融虚拟经济的崩溃，造成了遍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只有德国和中国等实体经济强劲的国家经济还能健康发展。
《哥哥不是吹牛皮》
陈小波：2009年，大家看到一本好玩的书《哥哥不是吹牛皮》，不仅陈述幽默、轻松、非常个人化。我们看到了大时代中的个人史，还看到从一个摄影师角度梳理出来的民间摄影史。在这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你出版的图文书叫《生活在邓小平时代》。
安哥：小时候，我笨嘴拙舌，如今却常常在酒桌上带着满脸沧桑向同行小朋友吹牛皮、侃大山。我个人经历独特，当了七年知青，四年工人，三十年的摄影师。中国当代历史的教育是很贫乏的，我以为我是一个很平常的普通人，但是跟这些60后、70后、80后小同行一起吹牛皮的时候，才发现他们不知道许多当代发生过的事情。这么多跌宕起伏的时代际遇，这么多像坐过山车一样揪心的人间悲喜剧，咋就都让咱碰上了呢。
曾听我吹牛最多的颜长江推荐，我得到广州市文联的支持，终于有机会开始动笔。我写文章非常慢，学打字又很辛苦。只是因为对我的命运，我的亲人和朋友们心存感激，才坚持写完这本书。在《生活在邓小平时代》中，我已把我从事摄影记者后工作中的见闻大部分写过了，在《哥哥不是吹牛皮》中我在写这三十年的时候就主要写民间摄影的故事和我的同行朋友们，以及我们的摄影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本来，文联是让我写改革开放三十年，后来他们听我讲了一些我前三十年的有趣经历，就劝我把六十多年的经历都写出来。
在写书的过程中，一幕幕的往事和一张张的面孔又活生生地浮现在我的面前。我把他们的真名实姓写在书中，一是证明我所言不虚，哥哥真的不是吹牛皮，有真人作证;二是这二十多年来，我的这些朋友和我一起见证了新中国的生活史和中国的摄影重新走进民间的历程。
陈小波：很多摄影人在你的书里以实名出现，那些细节让我们重温了一次三十年来的摄影史。
安哥：那些细节都挺重要，它们往往是摄影拍不到的。这本书也是对那些在我的前半生曾关爱过我的亲人和师长，还有在西双版纳相濡以沫的同学和老工人，以及一起走过来的朋友、同行的一份交代和祝福吧。
摄影者做的是结图记事
陈小波：你这几年一直呼吁做摄影史研究，并亲历亲为。
安哥：记得1987年国内兴起了摄影理论热，我总觉得这理论还缺少摄影史的深度。人家美术有美术史、文学有文学史、我们新闻有新闻史，而我们的摄影史更多的还是政治史，世界摄影史更不甚了了。后来我曾为此请教了香港的冯汉纪先生和萧绪珊老师。在香港，我见到了台湾的张照堂，他在当地政府的资助下整理出版了台湾的摄影史。台湾的阮义忠还整理出版了方大曾的书，都让我心动。我曾向冯汉纪和阮义忠建议做沙飞的研究，他们告诉我，当时只能看到沙飞拍的抗日战争作宣传鼓动的作品，要深入研究的话还要看他的全部作品……
陈小波：你退休以后用很多时间加入到研究的行列中来，比如沙飞研究。
安哥：1995年，王雁搞了《沙飞纪念集》。那时我不认识她。正好我老婆的姐姐和王雁文革一起在海南岛教书，我通过她的关系认识了王雁。我告诉她，专家想研究沙飞的要求……通过王雁的不懈努力，和《解放军画报》社的支持，让我们进入沙飞博大的世界。
陈小波：你还在帮助一些摄影家整理图片?
安哥：中国的纪实摄影与西方有差距，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摄影人的案头功课做得太少了。我曾跟随一些西方摄影师和香港摄影界的朋友一起工作，他们在做拍摄计划以及研究历史背景方面的认真态度让我受感动。我国老一辈摄影家整理资料、撰写文字说明方面的基本功值得我们学习。行内的图片版权和资料整理，我一直认为是大问题，如何使它更专业化，并走上市场，是每个摄影记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我愿为此出一份力。现在一个摄影师不能再凭一两张照片吃一辈子了。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不断设计自己。摄影是一辈子的事业。在长期的工作中，应不断整理、编辑自己的作品。
摄影的历史还很短，摄影语言的表达能力还需要一代又一代的纪实摄影家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它。我觉得这就像文字的历史，从结绳记事到甲骨文，有了字，再有词，再有词组，然后造句、写文章。摄影者做的是结图记事。
陈小波：你已经做了那么多事情，还有什么计划和愿望?
安哥：希望有生之年能够做一个正式的展览，再印两本画册。我还要把自己重要的作品亲自用手工放好，起码可以存一百年、两百年。
1.其实仔细想想：我们以前的新闻摄影,改革开放以前的吧,好多都是“公关摄影”。
2.一个时代最重要的信息并不在天安门城楼上，而是在老百姓的饭碗里以及3.他们的衣食住行和生产劳作中。
那些为政治服务的照片和我们的生活一点关系没有。那时的教训是：生动的东西不拍，生活的不拍。
4.工作需要的片子我拍，以我个人经验认为好的东西我也拍。一直都是保存底片、整理底片，去找回自己的观点和体验。能发的不能发的片子底片都要留着，一定会有用。
5.“理想主义”在我身上从来没有消失过。我认为理想主义是个很珍贵的东西。
6.中国的摄影人有责任深入反映自己的生活和社会历史，也应该坚持用自己的眼光看生活、看社会。所以那时，就开始尝试着用平民的视角记录身边的人和事。我认为这些不断出现的新现象以及人们的反应，用文字是很难描写的，而摄影恰恰是最好反映的。
7.其实，抓拍摆拍并不是最重要的，真实，才是最重要的!
8.我就是个摄影师。一直到退休，我都还是个科级记者。
9.有人觉得，我的作品有取笑别人之嫌。我觉得，我更多的时候是在笑自己、哭自己。我们中国人不要总是自我感觉良好，不自欺，才能前进。
10.摄影的民间立场，纪实摄影的纯粹性是最重要的。
11.摄影是一辈子的事业。在长期的工作中，应不断整理、编辑自己的作品。
12.摄影的历史还很短，摄影语言的表达能力还需要一代又一代的纪实摄影家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它。我觉得这就像文字的历史，从结绳记事到甲骨文，有了字，再有词，再有词组，然后造句、写文章。摄影者做的是结图记事。
看安哥的照片，初看时想笑，再看却想哭。这不就是我们自己吗？
——侯德健（台湾作家、歌手）
十几年过去了，一旦那“现代主义”的伪装脱去后，我才比以往更强烈地意识到安哥所观看所记录的一段历史，那日常的、温暖的、含泪的、幽默的、但也着实让人揪心扯肺的历史意味着什么。
——杨小彦（影像学者、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
以上内容访谈部分节选自陈小波《他们为什么要摄影》一书，经陈小波授权发布，图片来源网络。如需转载请微信后台联系编辑。
编辑：Ni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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