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危与机之三——RCEP下中国+的渐展之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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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一、投资摘要
我们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危与机》两篇系列报告中提出，东亚地区是中国大陆产业链上游分工的基本盘，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是中国+贸易和产业转移的网络延伸，中国大陆是其中的中心节点。
RECP的签署稳固了中国大陆产业链的上游供给方。中国大陆对东盟的贸易逆差在2012年转正，2019年东盟成为中国大陆第二大贸易伙伴，2020年更跃升为第一大出口区域。贸易流在短短几年内的急剧变化，反映的是中国大陆与东盟产业分工深刻变迁以及“中国+”网络分工体系的深化。贸易差额转为顺差并持续扩大主要归因于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杂项制品顺差扩大，以及化工产品和机械与运输设备逆差转为顺差。进一步地，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的顺差主要由纺织品、钢铁和未另列明金属制品贡献，即中国大陆对东盟越来越多出口工业中间品，这是中国+东盟产业分工关系的直接映射。机械电子与运输设备的逆差转为顺差，是由于机械、运输设备的顺差超过了电子类的逆差。与此同时，杂项制品家具、服装、箱包、鞋靴的顺差普遍减少，这背后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盟的贸易转移。同时，2019年以来中美经济以东盟为媒介间接维持贸易上持续的挂钩。
越南是“中国+”产业分工网络上的重要节点，目前以及未来10年都是全球制造业出口的最大变量。越南在办公设备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服装鞋靴、箱包、家具及其零件等领域正在并将继续对中国大陆进行替代。另一方面，越南出口也更加依赖中国大陆的中游，越南出口也为中国大陆带来间接的国内增加值。2005至2015年，随着越南后向参与度的提高，越南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占比不断下降，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比例不断增长。十年间越南出口增长了320%，国内增加值增长了265%，而中国大陆在其中获得的增加值增长了1104%，这使得2015年越南每从出口中获得1美元增加值，中国大陆就获得25美分。
需要关注的是，分工中处于下游的国家通常迟早会发生进口替代，不确定的只是何时开始，以及到达何种程度。目前来看，中国大陆在同越南关联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边际替代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事实上印证了中国大陆具备较强的产业竞争力。中、越上下游分工模式仍很稳定。越南的比较优势集中在低技术产品（纺织服装鞋靴）和高级技术产品（电子与电气设备）两类产品上，虽然越南人均GDP已经相当于中国大陆2007年的水平，但越南在低技术产品（其他产品）和中等技术产品（机械）的显性比较优势（RCA）远小于中国大陆同期的水平，这为进口替代带来了阻碍，我们判断越南的分工生态位仍将在未来至少十年比较稳定。
深入分析中国大陆与越南、马来西亚的产业分工，可以看到“中国+”与日本的雁阵模式显著不同。
第一，雁头大于雁身：中国大陆作为产业转出方，人口和经济体量远大于产业承接国。
第二，头雁与雁群的产业梯度差距不大，这导致全面产业转移的势能稀缺，动能仅可能产生在发展差距较大的转出国与承接国之间。
第三，中国大陆面临的是一个人口红利青黄不接的世界。
第四，由于中国大陆丰厚的人口红利、较低的工资/劳动生产率，中国大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了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重化工业领域同时具备比较优势，不同于日本早在上世纪60 年代重化工业尚未达到峰值就开启了产业转移，中国大陆产业转移相对于发展路径是滞后的。
二、风险提示
全球产业链超预期收缩
报告正文
1
从RCEP看“中国+”
11月15日，东亚经济一体化迎来重要里程碑，经过长达八年的磋商，包含中日韩澳新及东盟十国在内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正式签署。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危与机》中，我们提出，2015年以来全球各区域全球化程度阶段性提升，而亚太地区却快速走向区域化，特别是日本韩国与中国大陆产业链的关联极为紧密，是中国大陆产业链分工的基本盘。
2012年之前，中国大陆对东盟长期处于贸易差额，2012年之后中国大陆对东盟出口转为顺差，2020年东盟跃升为中国大陆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整体的国际产业分工位置与中国大陆较为类似。贸易流向的变化背后是中国大陆与东盟的分工关系的深刻变迁以及中国+网络分工体系的深化。
分国别来看，中国大陆对东盟贸易差额转为顺差主要归因于对越南、新加坡的顺差扩大，对马来西亚和泰国的逆差缩小，而对菲律宾的逆差转为顺差。如果从SITC一级分类看，贸易差额转为顺差主要归因于第6大类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第8大类杂项制品顺差扩大，而第5大类化工产品和第7大类机械与运输设备逆差转为顺差。进一步看二级分类，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的顺差主要由65纺织品、67钢铁和69未另列明金属制品贡献，中国大陆对东盟越来越多出口工业中间品，这是中国+东盟产业分工关系的直接映射。机械电子与运输设备的逆差转为顺差，是由于机械、运输设备的顺差超过了电子类的逆差（主要是电子中间品，特别是77类中的半导体（776的子类），贡献了绝大部分的电子类逆差），杂项制品中主要是最终消费品，顺差相对均匀，但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以后，87仪器仪表转为逆差，而82家具、84服装、83箱包、85鞋靴的顺差普遍减少，这背后反映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贸易转移。
2019年，在贸易战关税压力下，中国大陆对美出口金额减少597亿美元，同时对东盟出口增加402亿美元，将对美出口的减少部分覆盖掉三分之二，东盟对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美经济以东盟为媒介间接维持贸易上的挂钩。具体而言，东盟在纺织服装、电子设备、电气设备的对美出口上替代中国大陆的同时，大量增加了对中国大陆纺织材料，电子、电气设备零部件的进口。在东盟所有国家中，越南作为中国+的结点意义尤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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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中国+”上的重要节点：
越南是未来十年全球制造业出口版图中最大变量。冷战后的全球第三波全球化中，大量中低端制造业从发达国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中国大陆承接了大部分份额。从制造业出口份额上看，中国大陆几乎完全替代掉了发达国家减少的制造业份额，1995年至2019年的26年中，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份额从25.23%增加到了44.90%，增长了19.67%，基本完全由亚洲贡献，中国大陆、越南、印度分别占到了14.64%、1.65%和1.09%，也就是说仅中国大陆就占到了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出口份额增量的四分之三。但总体而言，中国大陆的制造业份额2014年以来已经基本稳定，越南制造业出口仍然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事实上，1999年以来，除2009年外，越南制造业出口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2014年以来全球增量的制造业出口中，越南一国占据了15.53%的份额。2020年1-10月，越南出口增速维持了4.72%的增长，其表现的优异程度甚至超过中国大陆。
越南最具比较优势的贸易品，正是中国大陆比较优势正在削弱的贸易品，而越南正在这些领域对中国大陆产生快速替代。从SITC二级分类贸易品上的比较优势的角度看，中国大陆办公设备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SITC75）、服装(SITC84)、鞋靴（SITC85）、箱包(SITC83)、家具及其零件（SITC82）、其他杂项制品（SITC89）6类贸易品的RCA在2014年以来显著下降，而越南最具有比较优势的6类贸易品，恰有5类与之重叠（未重叠的其他杂项制品（SITC89），越南RCA也正快速提升）。
越南仍将快速承接中国大陆的贸易转移。2019年，越南这6类贸易品占总出口的份额已达53.3%，且仍在提升，而越南的出口依存度（出口/GDP）及GDP都在快速提升，因此可以预见到，越南这几类贸易品对中国大陆贸易替代的速度仍将比较快，必是承接中国大陆这几类贸易品相关产业的主要国家。
越南能够快速融入全球化迅速扩大制造业出口份额，资金上得益于有效利用外资，而在产业分工维度上分工快速走向下游，主要以两头在外的方式积极参与全球纵向分工。2008年以来，越南资本形成中外商直接投资占比稳定在20%-25%，而出口总额中外资成分比例从50%增长至70%，越南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在2019年增长到了2006年的6.7倍，复合增长率高达 15.8%。2020年，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全球跨境投资受到较大影响的情况下，越南前10个月的外商直接投资仍然有去年同期的91%。尤其是2019年，受贸易战影响，中国大陆成为越南FDI 第一大来源，而在此之前，越南的最大投资来源主要是韩国、日本。
过去十年中，越南快速走向产业链下游，是全世界各国中分工位置走向下游最为明显的国家，虽然GVC参与度并未增加，但出口依存度大幅提升,而同一时间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韩国、马来西亚是分工位置走向上游最为明显的经济体。从亚太地区各国间的产业关联图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均处于中国大陆的上游，中国大陆又处于越南的上游，2005年至2015年，中国大陆同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后向关联显著加深，越南的后向关联主要同韩国和中国大陆显著加深，尤其是中国大陆。
产业链视角，越南为中国大陆带来了什么？我们前文已经看到越南在一些下游贸易品上正在边际取代中国大陆的优势，而另一方面，越南出口也更加依赖中国大陆的产业链，越南出口也为中国大陆带来间接的国内增加值。越南出口行业并未追求全产业链，纺织、电子等产业大量出口的下游产品生产离不开中间品的大量进口，这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比重不断增大（电子零部件进口自中国大陆的比重由2004年的7.1%增长到2014年的31.6%），使越南出口中来自中国大陆的增加值大大增加。数据上看，2005至2015年，随着越南后向参与度的提高，越南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占比不断下降而越南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比例不断增长。这两点原因在越南贸易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为中国大陆贡献了大量贸易增加值。十年间越南出口增长了320%，国内增加值增长了265%，而中国大陆在其中获得的增加值增长了1104%，这使得2015年越南每从出口中获得1美元增加值，中国大陆就获得25美分。
从越南FVA(出口中的海外增加值)的国家来源拆分看，六成来自中国大陆、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五个经济体，2005年至2015年，越南FVA比率（后向参与度）增长部分全部由中国大陆贡献，来自中国大陆的增加值占越南出口比例从4.92%增长到了14.11%，韩国的份额也从3.24%增长到了5.06%。考虑到此时韩国对越南的直接投资远多于中国大陆，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大陆中间产品的竞争力（同生态位）。从越南FVA的产业来源拆分看，对其贡献较大或变化较大的四个产业是纺织服装皮革鞋靴、采矿、食品饮料烟草和计算机电子光学，恰覆盖了前述越南最具比较优势六个贸易品类的四种：办公设备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SITC75）、服装(SITC84)、鞋靴（SITC85）、箱包(SITC83)，越南在这几类贸易品上的出口份额的快速增长和后向参与度的快速提高，恰刻画了越南“两头在外”的贸易特点。
越南纺织服装皮革鞋靴产业海外增加值分布变化的最大特征是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度大幅提升。从纺织服装皮革鞋靴产业的FVA国家来源分布看，变化最为显著的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份额，来自中国大陆的增加值占纺织服装皮革鞋靴出口比重从2005年的7.73%增长到了19.38%，这意味着，越南从纺织服装皮革鞋靴中获得1美元出口增加值，中国大陆就会获得36美分。从对总出口中FVA的贡献来看，中国大陆的贡献度从1.78%增长到了4.92%，越南出口中的中国大陆增加值三分之一都是由纺织服装皮革鞋靴贡献。特别的，纺织服装皮革鞋靴出口中来自中国大陆增加值比例暴涨近三倍的同时，来自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增加值比例均出现了小幅下降，这表明在纺织服装皮革鞋靴产业，中国大陆的中间品竞争力是较强的。
越南计算机电子光学产业海外增加值分布变化的显著特点是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大幅提升，对韩国的依赖也有较大增长，且由于电子业出口份额的扩大，电子业对于越南整体FVA 的贡献大幅增加。计算机电子光学产业的FVA比率比纺织服装皮革鞋靴更高，且提升也更为明显，这表明它的“两头在外”形态更为典型。来自中国大陆的增加值占计算机电子光学出口比重从2005年的5.52%增长到了21.19%，增长到接近原来的四倍，这意味着，越南从计算机电子光学中获得1美元出口增加值，中国大陆就会获得56美分，而来自韩国的增加值占比从4.00%增长到了10.73%，也增长到了十年前的2.68倍。从对总出口中FVA的贡献来看，计算机电子光学的贡献度从1.21%增长到了3.30%，中国大陆的贡献度从0.15%增长到了1.66%，越南出口中的中国大陆增加值三分之一都是由计算机电子光学贡献。特别的，计算机电子光学出口中来自中国大陆增加值比例暴涨近三倍的同时，来自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增加值比例均出现了小幅下降，这表明在计算机电子光学产业，中国大陆的中间品竞争力是较强的。
从越南出口中各国海外增加值分布变化看，中国大陆在同越南关联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边际替代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事实上印证了中国大陆具备较强的产业竞争力（仅在同生态位比较），但另一方面这一现象能否持续，则是考验我国产业升级的持续性。分工中处于下游的国家通常迟早会发生进口替代，我们不确定的只是，什么时候开始，以及到达什么程度。
以日本通产省主导产业转移的案例来说，一开始装配工厂转移出去以后，由于成本下降，产业的竞争力进一步提高，尤其日本通产省所期望的正是在装配工厂转移至东道国后加大对东道国出口高性能部件、精加工机械以服务东道国的生产活动，但彼时已不乏悲观主义者认为这种对日本有利的分工模式不会持续很久，最多十年，因为随着东道国技术进步，将发生进口替代，结果不再需要日本的进口零部件。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进口替代将在何时发生，或是否已经悄然发生？
从前述2005-2015年的出口增加值分析和下图中2015-2019年越南电子业的中间品最终品贸易分析看，中、越上下游分工模式仍很稳定。我们从前文的增加值分析中可以看到越南出口中的中国大陆增加值比例不断增长，虽然韩国对越南的直接投资持续高于中国大陆，更多以纵向一体化的方式参与同越南的经贸往来，但中国大陆电子、电气设备中间品的占有率与韩国相当，并在纺织原材料上占有绝对的优势，这反映我国相关产品竞争力是较强的。2015年以来，越南电子零部件进口和电子产品出口基本同步，而对华进口电子零部件的增速甚至略高于二者，这反映还未发生明显的进口替代。
我们可以将SITC三位代码贸易品划分为9大类1：基于资源的产品（基于农业、其他）、低技术产品（纺织服装鞋靴、其他产品），中等技术产品（汽车产品、加工工业品、机械产品），高级技术产品（电子与电气设备、其他产品）。如果以这9个分类审视越南，我们发现越南的比较优势相对中国大陆来说极为集中，集中在低技术产品（纺织服装鞋靴）和高级技术产品（电子与电气设备）两类产品上，虽然越南人均GDP已经相当于中国大陆2007年的水平，但越南在低技术产品（其他产品）和中等技术产品（机械）的RCA远小于中国大陆同期的水平，这为进口替代带来了阻碍，我们判断越南的分工生态位仍将在未来至少十年比较稳定。如果从东亚后发国家融入全球化的五阶段模型看，越南仍然处在第一阶段。
3
“中国+”为什么不同于雁行模式
根本上来说，日本主导的“雁行模式”是在垂直分工的基础上，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两个主要链条的有机结合来实现边际性产业梯次转移的，而“中国+”则是垂直分工与横向专业化混合，……。因此产业转出虽然在形式上有一定相似性，但与其有以下几点不同：
1.雁头大于雁身：中国大陆作为产业转出方，人口和经济体量远大于产业承接国
这一方面导致劳动密集性产业的转移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完全转出，同态竞争长期存在，“中国+”在长期内是垂直分工和横向分工的混合；另一方面，小型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建立较全面产业链的难度更大，这将导致“中国+”超出要素和技术领先为基础的垂直分工以外的向心力，先发国家资本和技术上的领先，结合下游装配产业转移带来的垂直分工即使被承接国通过进口替代弱化，也仍需要跨行业的横向分工
2.头雁与雁群梯次差距不大：中国大陆作为转出的主体是发展中经济体，与参与产业承接的大部分国家发展差距并不大。
这导致产业转移的势能稀缺，动能仅可能产生在发展差距较大的转出国与承接国之间，这也是越南足够突出的原因，它同中国大陆的发展差距足够大，且并未大到缺乏承接产业转移能力的程度。
3.中国大陆面临的是一个人口红利青黄不接的世界。
我们在《经济慢脱钩金融快挂钩》和《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危与机之二》中都呈现了这一事实，这与日本当年面临的情况天差地别，这进一步限制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出的空间。在印度具备大规模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之前，这一状况不会得到大的改善。目前印度仍处在持续的贸易逆差状态中，印度承接的产业转移主要是服务本土，对全球产业链影响相对较小。
4.中国大陆的产业转移相对于发展路径是滞后的，日本早在上世纪60年代重化工业尚就开启了产业转移，而中国大陆重工业发展较为充分时才开始低端制造业的产业转出。
这得益于中国大陆丰厚的人口红利渐次释放，确保了中国大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绝对工资水平与相对成本水平（绝对成本/劳动生产率）之都处于较低水平，得以同时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重化工业长期保持有比较优势。如中国大陆人均GDP在1991年已超过印度，但制造业工资水平是在16年后的2007年超过印度，而直到2018年，中国大陆0.21的相对成本水平仍低于印度的 0.27，更远低于越南的0.41。
总而言之，中国+在东亚和东盟形成了网格分工的形态。中国大陆坚实的重化工业基础，赋予了中国大陆在中游极强的比较优势，尽管中国大陆在一些劳动密集行业的比较优势在下降，并发生了向越南等东盟国家的产业和贸易转移，但越南等国与中国大陆在中游的关联在加强，高度依赖于中国大陆的纺织原料、机械设备及电子元器件等。越南是未来全球制造业版图中最大的增量，由于其进口替代发生尚需较长时间，如果中国大陆能够持续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将获益于其高成长，分享其国外增加值的主要部分。
具体内容详见华创证券研究所11月23日发布的报告《全球产业链重构下的危与机之三——RCEP下中国+的渐展之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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