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 | 民国时代轰动全国的辱父案，最终是这样判决的……
法律是显露的道德，
道德是隐藏的法律。
法律是工具书写在纸上，
正义是火种温暖在人心。
文章来源：德国有才计划，转载请与原作者联系
今天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在讨论一件事：那就是山东辱母案，22岁的男子于欢，因不堪目睹母亲受辱，而刺死一人，从而被判处无期徒刑。报道一出，举国哗然，在舆论的声讨下，山东高法随即发表以下情况通报：
最高人民检察院也随即表示，对此案高度重视，已派专员参与调查。
现在是举国上下，都在对二审判决拭目以待......
民国时期，同样轰动全国的“辱父杀人案”
而此时此刻，不禁让我想到了，一起发生在民国时期，同样轰动全国的“辱父杀人案”。
民国女子，施剑翘，她的父亲，当时被号称“东南王”的，大军阀孙传芳俘虏，按照惯例，对战争中已失去战斗能力的俘虏，应保障其生命安全。
但孙传芳却违背，战时不杀俘，不戮降的原则，不仅杀了她的父亲，还惨绝人寰地将她父亲的尸首示众三天。
才20岁的女儿万分悲痛，发誓要为父报这血海深仇。历经艰难曲折，整整10年后，她终于找到刺杀孙传芳的机会，从他背后连开三枪，孙传芳当场气绝身亡，现场所有人都吓得不轻，她却异常冷静，大喊：“我是施剑翘，为报父仇，打死孙传芳，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牵连任何人。你们可以带着我到警察局去自首。
随即，她就被捕入狱，这桩命案轰动全国，引起巨大关注，大家都认为她是女中豪杰，有骨气有血性，不该被判刑。可一审时她被判决10年有期徒刑，再后来，二审改判7年，但施剑翘表示不服，再次上诉，最终，国民政府司法院高层参与，认为其志可哀，其情可原，决定特赦施剑翘。
重获自由后的她，十分感恩，特赦她的民国政府和为她喊冤的同胞，随后怀着一颗救国救民之心，主动参加当时的抗日工作，为抗日到处募捐。建国后她还当上了北京市特邀政协委员，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在她74岁时的1979年最终因病去世。
著名演员何冰，在不久前的《见字如面》节目上，还朗读了一封，当时为施剑翘喊冤请愿的联名上书。字里行间，皆是对不公判决的义愤填膺，听者无不动容……
当时判案的究竟是哪一位民国大法官？
这不禁很想让我去探究，当时判案的究竟是哪一位民国大法官？
他是民国时期“广济五杰”之一，也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指挥者，是国民党元老级大人物，他既能拿起笔跟人笔战，又能用智慧指挥军队战斗，更能去制定法律条文来救国救民，他曾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近16年之久，对中国的司法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他是中国当代著名民主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法学家，一位真正堪称文武双全的全才，他，就是居正。
1876年居正在湖北武穴哇哇落地，虽是书香门第，却家境贫寒，他自幼生性顽劣，争抢好斗，常常和人打架，有次还闹到官府。
17岁时，被父亲严厉训诫，从此才发愤读书。
23岁时考上秀才，25岁时，他的家族和附近张姓家族起了纠纷，一直闹到知县那里打官司，没想到张家提前贿赂知县，居家就理所当然地败诉了。
他发现原来世界如此险恶，穷人想伸张正义竟如此艰难。
他下定决心要去有所为，为公平和正义，要去改变这个国家的体制，1905年，他远赴日本，入日本法政大学学习，后考入日本大学本科法律部。
他的思想开始觉醒，正式投身革命，不久后便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了孙中山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后来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他都曾参与指挥。
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奠定了他国民党内元老级地位。
1929年，他因不满蒋介石独裁而被捕入狱，两年后被释放。因德高望重，他被迅速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司法院副院长。之后，他便成为了司法院院长兼任最高法院院长。
“君子大居正”，父母为他起名，居正二字，即是“遵循正道”之义。而作为法官，在他的心里更是意味着：公平正直，居中裁判。一个法官最基本，也是最高的法律素养不外乎斯。
他居正而不居功，勤于做事不争名，以爱国之心和救国之志，锐意投身于司法改革。
当时中国内忧外患，战火纷飞，于“西方新法不好用，中国旧律不能用”的法律空档期，他排除万难，始终坚持探索法律改革工作，致力于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他认为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法律必须符合民心，公平正义，如果法律失去效力无法保护国人安全，那邪恶就将在中华大地不断地滋生。
因此他大力推行中国立法改革，制定公布《法院组织法》，规定在全国各地普设法院，实施三级三审制度，并建立行政诉讼制度，坚持“以宪治国”，他还普设各级法院，倡导“人人平等”，并组织建立了中国法学会。
他创新性地确立了，“成文法”和“判例法”，混合使用的理论和运行机制，“以发展生活为出发点”，他曾有段精妙的论述：“例与法之关系，至为密切，实相辅而行，仅读兵书者，不可以用兵；只记医方者，不可以治病。仅知法律专条者，不可以听诉讼。
我国是“礼治”社会，礼俗是支配人们行为的重要准则之一，“礼为里、法为表”的礼法关系，决定了礼俗中的“应为”和“不应为”，是“律法上寻得解决”的根据。
所以是他提出“三民主义之法治国”，强烈反对独裁的人治，认为一切公私问题，应用法律解决，并且要在熟稔掌握成文法典下，妥善解决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问题，要创造出合乎情理的礼法经典判例，以此来作为未来判决案件的依据。
作为法官他认为，社会关系人事复杂多变，“一个抽象一般的法律，决不能预料将来事件发生情形之变化，而包举无遗”。
立法过程严谨而繁琐，不可能事事依靠立法，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通过具体、灵活的判例，来弥补环境的变化，不仅可行而且必要。
他更深知除了法律，世上还有一种至高无上的裁决，那就是人的良知。中国自古都有杀身成仁的说法，生命从来不是最高的价值表达，这世上有一些东西，比生命还宝贵。古时候的言官，冒死上谏，为了政治主张不惜拿命相搏；各朝名士，遇到亡国，以殉国为荣，凡此等等，无论对错，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古人认为，人活着，有一些东西，值得我们用生命去守护。正是因为这份良知和心中的正义感，在他任职最高法院院长期间，为父报仇的民国侠女施剑翘，才最终获得了公正的裁决，从而大快人心，大震国威，这不仅使正义之人免除了牢狱之灾，更感化了她未来对祖国的知恩图报。
后期他致力于法学教育，创办淡江英专，向国人解释，推行宪制对于实现中国独立民主的必要性。
为了判决的公正，他还推动制定律师法。在他任职期间，他最重视的是司法人员的教育培养工作，他要求所有的司法人员，除了要具备必要的法律知识以外，还必须要加强其个人的道德品质教育，每一个法官都要有良好的人生观。因为他认为，成文法规定，本身就有很多，无具体标准和形态的原则，比如在对犯罪人或加重，或减轻处罚情节上，这些现实需要，都给了法官很多自由裁量创造的空间，所以法官必须要以，公正的道德标准去判定。
因为，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是工具书写在纸上，正义是火种温暖在人心。
民国法院在他的领导下，正义之花，开遍各地，在兵荒马乱的那个时代，竟然涌现出一大批，一身正气，铁面无私的民国好法官。他和自己培养的法官，都坚持秉公执法，不畏权势，体恤民情，这样的精神和态度，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实在是难能可贵。
他为中国司法建设做出了诸多重要贡献，不仅构建了比较完善的司法系统，争取司法独立与完整，他还厉行司法简易程序，改良民事诉讼程序，制定减轻诉讼费的规定，等等。
他法律思想之深邃、涉猎之广阔，时至今天，仍令人赞叹不已。
虽然他致力于从事司法工作，却始终以救国为己任，他在抗战时期，不仅亲赴前线，还将爱子送往前线杀敌，女儿和女婿也都在抗战最危及时，在他的影响下，投身于中国共产党，在战场上保家卫国，浴血奋战。
他身居高位，宦海沉浮几十年，却志趣高远，不求名利，他曾写过一幅对联，上联是：“向高处立，望远处走，寻平处坐”；下联是：“存上等志，做中等人，享下等福”。
1949年后，因为政治原因，他辞去了司法院院长职务，从此在家种田、养花，生活过得富有情趣，并在此期间留下大量珍贵史料，他所撰著的《为什么要重建中国法系》，《辛亥礼记》等等，都对今天的法制建设有着深远影响和贡献。
1951年11月23日，为国为民的大法官居正，在台北逝世……他的一生不仅名“居正”，且行也“居正”。
来源：德国优才计划
编辑排版：祝颖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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