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繁育与利用：我们在为谁买单？
新冠肺炎这次的爆发，已经对中国社会乃至全球造成了很大的经济影响。疫情元凶新型冠状病毒的准确来源虽然尚未完全查清，但目前研究显示，中华菊头蝠可能是病毒宿主，而野生动物的非法交易可能是开始的传播渠道。2003年同样由食用野生动物引发的的“非典”，其影响据据亚洲开发银行(ADB)统计，使全球经济总损失额达到590亿美元，其中中国内地经济的总损失额为179亿，占中国当年GDP的1.3%。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除了直接投入救灾的资金成本外，还包括消费和服务需求的减少、生产投资与出口的中断、失业人口增加、金融环境恶化等等，评级机构普尔“初步评估”新型肺炎可能令中国GDP减少1.2个百分点。如果按照2019年中国GDP总量99万亿元来计算，那将导致高达到1.19万亿人民币的损失。
未能实现严格监管的野生动物贸易及相关活动，不仅仅会危害野生动物，也给人类社会自身带来了重大的安全隐患；为了不使悲剧重演，我们在前面几天的推文中陆续推出了我们的倡议，杜绝野生动物非法食用和交易，从源头控制重大公共健康危机。
另一方面，很多野生动物物种的经营利用活动，是在现行法律和管理框架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的，在一些地区的生计中占据了一定的比例。根据官方数据，国家林草局主办的《中国林业统计年鉴》可以了解到，2017年所有陆生野生动物繁育与利用业的林产总值为560.4亿元。同年我国进出口野生动物贸易额达到42.32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林业统计年鉴
从分省统计的陆生野生动物繁育与利用产值来看，野生动物经营利用大省分别是山东、辽宁和吉林。山东是养殖大省，狐狸、貉等毛皮动物养殖存栏量大，2009年毛皮动物的存养数量和出栏数量占全国的50%。而东北四省是鹿的养殖重点地区，其中吉林省存栏量65.4万头（2018年），是全国养鹿第一大省。例如，长春市双阳区是全国闻名的梅花鹿之乡，养鹿业为该区鹿乡镇带来的人均收入达2400多元，占全镇人均收入的48%。可以说，在这些地区，野生动物经营利用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了一定的比例。
从左往右分别为养殖狐狸、养殖貉、养殖梅花鹿。图片来源于网络
数据来源/中国林业统计年鉴
对于野生动物的经营利用，我们希望能够针对相关的产业进行细致的了解，推动从行政许可、监督到执法的更加严格的管理，而对于风险较高的使用类型，进行逐步的退出和取缔。
在野生动物利用中，又分为野外捕捉直接利用，以及通过人工繁育养殖进一步利用两种类型。野外捕捉对野外种群的影响伤害不必详述，很多本来广泛分布的物种被捕捉食用到极危（例如黄胸鹀），产值也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建议直接禁止。有的时候，消费者因为“炫耀”或者“猎奇”心理，认为野生的比养殖的要好吃，或者更有营养，从而造成对野外种群的威胁。这种情况，实际上消费者的心理和文化是重要因素，这一类“野生”字样的宣传、广告以及促进消费行为，也需要被进一步管理或者禁止。
但对于野生动物养殖，由于其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目前争议和讨论较多。
一方面，我们不能简单无视从业者的利益，进行一刀切的管理；另一方面，某些驯养技术并不成熟，无法得到卫生检疫的野生动物养殖依然存在有很高的公共卫生安全风险，而一旦爆发的社会经济成本将由全社会承担。
我们觉得如何规范与养殖类型有密切关系。从养殖过程和目的的角度，学者将野生动物的繁育养殖分为生产型养殖，驯化型养殖和保护型养殖。
保护型野生动物养殖业：主要以迁地保护为主要目的的野生动物养殖，目标是使从野外救护的动物能够顺利繁殖，扩大种群，同时为野外再引入提供储备。野生动物园，野生动物驯养繁育中心主要属于这一类。
相对安全的生产型养殖：一般指已经驯化完全而且性状上有别于野外种群的养殖业，比如毛皮养殖业（狐狸、貂、貉），以及一些经常被用于食用的动物例如（鹌鹑、肉鸽、牛蛙等等）。其实在这一类产业中，捕获野生的动物已经比养殖人工的性状差、成本高，所以产业发展一般不会对野生种群造成危险。大家喜闻乐见的火锅里的鹌鹑蛋，口水蛙里的牛蛙，以及东北人最爱穿的貂。这一类的养殖相对风险低，建立检疫机制、监管也相对容易。最重要的是，养殖户没有去野外捕捉的动力，所以不会把野生的混到家养的当中去进行买卖交易。某些生产型养殖也会从野外捕捉个体来改善种群性状，其携带的病菌有可能感染养殖种群群，所以也需要特别的管控乃至禁止。
驯化型养殖：一般需要把原来生活在野外的野生动物驯化为能在人工环境生长发育繁殖并提供产品，具有试验性、需要依靠野外种群，或者野外种群捕捉的成本更低等等。这一类型的突出代表是林蛙养殖业，林蛙人工养殖难度大，多半依靠野生环境，不好控制，为了维持产业运营容易产生大规模占用林地河流和以杀代捕，导致严重破坏该物种野生种群和其栖息地。不可避免的，这一类养殖在生产中就会亲密接触野生动物，加工和交易中也有很多潜在风险。建议这一类的养殖全部暂停发放新的许可证，进行全面筛查和严格管理，乃至逐步取缔。
蛙厂养殖环境 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里面还要涉及到一种情况，就是本可以完全人工养殖，但是由于养殖成本很高，所以养殖户会明面上打着养殖的牌子，实际上掺着野外盗猎的个体“洗白”。这种情况需要非常注意，因为他具备相关的许可、标识，很多时候可以混淆，躲过监管。这也就是为什么，经济价值特别高的一些野生动物的利用，如果能做到DNA个体识别，实现可溯源是很必要的，这对于执法时的判别至关重要。
野生动物养殖涉及到诸多争议。野生动物长期生活在野外，体内存在的许多病毒和细菌可能带来人畜共患病，正如这次新冠肺炎的爆发给经济社会带来的沉重负担。
所以，建议野生动物保护和畜牧养殖业的从业者合作，与监管部门共同探讨哪些物种的养殖可以上“白名单”，进行进一步规范、监管，哪些物种的养殖在现有技术下尚不成熟或者风险很大，波及产业价值和从业人员有限，予以取缔。
人类驯养野生动物的历史几乎和人类文明的历史一样久远，而在全球生物多样性资源亟待保护的今天，以什么样的距离和方式与野生动物相处，是我们需要不断探索的新的议题。
祖先已经为我们驯化好了最适合吃的动物，我们何不让那些野生动物在自然中自由地生活呢？
上周，由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自然之友、桃花源基金会、阿拉善SEE基金会、昆山杜克大学、江苏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守护荒野共享志愿服务平台、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等机构在1月28日晚联合发出了《公众对野生动物消费、贸易、立法意愿的调查》的问卷。非常感谢朋友们的积极参与和转发，在此我们向大家做一个问卷填写情况的反馈。目的是让每一位填写人及时掌握问卷的进展，了解目前的不足，并在后面的调查中加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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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集的数据可以看出，我们目前依然需要征集更多来自农村居民和北京以外的居民对问卷的反馈， 希望大家一起继续推动问卷的填写。在关心疫情进展之余，动手把问卷转发给你更多的亲朋好友，特别是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使此次调查能够尽量真实、客观、全面地普通公众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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