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推进中的一些误区和问题
中央推混合所有制，显然有两重目的：一是引入更制衡、更有机、更创新、更能进化、更市场化的制度及制度创新能力，这是我们常说的机制体制创新；二是通过混合所有制，既做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又要实现国有资本的放大、引领、带动、驱动效应最大化。
也因此，中央对混合所有制的思考从体制高度和资本高度展开。我们必须理解，在资本层面，不是通过混合所有制把国企做小，也不是简单意义上将国有资本总量做大，而是让国有资本在高杠杆点、高敏感点、高价值点、高驱动点、高创新点上精准布局，驱动中国经济向好、向上、向优，绝不是一混了之！
可是，在混合所有制的推进中，出现了一些中央不愿意看到，各地也很迷茫的问题：
第一，混合所有制仍然脱离不了私有化嫌疑。从中央到地方，屡次强调本次混合所有制既不是、也不能办成私有化，而在很多地方，却真的搞成了新一轮私有化。这个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风险极大，隐患极大，尤其是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已经在酝酿。
第二，混合所有制混了资本但缺少机制创新。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反向思考一下，引入民资就一定能激发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吗？只有民企才懂现代企业制度吗？民企进入国企马上就能树立现代企业制度吗？如果不是，这个神秘的现代企业制度到底藏在哪？
第三，混合所有制没有真正引入稀缺的资源。企业家们、高级管理者们、已经完成了一定的社会财富积累的人们，可以通过股改等形式搭上混合所有制的顺风车。但是真正稀缺的，比如拥有卓越创新能力、经营能力、管理能力的人力资本，并没有得到平等的机会。这是此轮混合所有制最大的问题。
第四，混合所有制带来的管控能力下降问题。多地国资委发现，混合所有制之后对国企的监管力、控制力急速下降，管控能力建设任重道远。
基于这几个问题必须深入思考，到底是什么让混合所有制的好经被念歪了？
纵观各地的国有资产评估，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国有资产中的隐形价值、根本性驱动力并未得到充分评估。评估一般只针对实物资产，而无形资产、人文资产、原产地印象、保密配方、行业地位、独特要素占有、独特资源占有、历史形成的品牌影响力，还有大量无法直接评估的特殊资产，都未能得到充分评估。
即使是高度市场化的上市公司，其市值表达也有充分不充分的问题，还有各类无形资产、未充分表达价值资产的扭曲因素，不能简单的认为市值就等于公司资产。因为无形资产的存在，很多看似郎情妾意的混合所有制，也不过是“无利不起早”——本该是国有和民营资本搭伙求财，用创新来赚钱，结果变成了民营企业利用国有资产评估中的漏洞和信息不对称，演变为占便宜式合资合作。
有人说，如果价值充分表达，而资产又不打折，民企凭什么参与混改，总要让民企获得一定利益吧？可见，众多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的利好、未来、预期、通过改革爆发出来的能量及对旧体制思维产生的改变，并没有充分的认识和预期。国企也没有引导民企充分关注这一点，只是通过心照不宣的资产评估，以利示人而已。古人说得好，“以色示人，色衰而爱驰；以利示人，财尽而交疏”，资产评估问题不解决，混合所有制的未来就是没有未来。
国有企业不善于路演自己改革后的可能性，不善于展现自己通过制度创新开拓出远大的未来空间，那么民企除了占便宜式参与混合，别无二途。
既然资产评估中存在显性或隐性、看得见或看不见的不对称，还混改的什么劲？答案是，混改是打破固有的薪酬、奖金限制的抓手，可以开展合理的薪酬改革，甚至民营企业也会实施股权激励。很可笑，但也侧面说明了国资国企改革中的艰涩和无法言表的痛苦。对所有国有企业进行市场化改革，对高贡献人群统统进行股权激励，是应有之义，但国企的体制导致不可能完全做到。
通过混合所有制，以“特权”的形式做到了本该做到的事。既然是特权而不是普遍实施，那么混合过程中、资产评估中就会存在不足为外人道的内容，混合后的薪酬改革、股权激励就多少会带有利益输送特征。
国有资产评估中一些低价值资产、低效资产、无未来资产的“正常评估”，是国有企业乐见的，而且此类资产多与优质资产捆绑在一起。由此引出了国有资产评估中虚高问题、水分问题、不同视角下资产估值问题。当前的国有资产评估，主要以账面兼资产、一般意义上的公用评估方法，或者上市公司市值导向的评估方法为主，如果看不透背后的逻辑，民企也就只能吃亏了。资产评估引发的后遗症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各地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噤若寒蝉，一是害怕秋后算账，二不敢开制度先河。
怎么解决真正的创新者、创业者、高潜在价值者融入混合所有制？仅仅是混货币资本，价值非常有限。国有企业缺的是一点钱吗？是民企一些市场化的做法吗？国有体制做不到，借混改转变决策机制和追责方法就能做到吗？
不是！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混合所有制还在货币资本上打转转，如何把科研成果、专利、知识产权、模式、创新能力、管理能力、经营能力、并购能力、市场拓展能力、互联网营销能力等经营、管理、创新资本当成混合的对象，与各种资本广泛混合，是本轮混改最大的难题和焦点。如何把真正对企业创新有深刻价值的青年人、创新者、理解新经济的人融合到此次混合所有制的洪流中，最大程度激发其潜力、归属感，使之创新贡献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国有资本的高驱动力、高创造性、高带动力，是必须尽快破的一个题。
四川创新改革试验区的科研人员在职创新成果确权，广东创新改革试验区的创始人利益资本市场保护，都是有益的创新，可惜的是仅科研院所、科技型企业的管理层持股上放开了一些尺度。我们需要在根本上、更大层面上呼唤混合资本，不唯一是货币资本，管理资本、创新资本、经营资本都必须是混的对象，唯有如此才能将混合所有制推向新的高度，才能创造红色Facebook、红色推特、红色IBM、红色苹果、红色高盛。否则，将一直是用混合所有制修正国有企业的若干制度缺陷和漏洞，使国有企业滞留在模拟的市场化制度，不可能和真正的市场化企业竞争，更不可能引领产业、引领创新。上港集团罕见的把70%的员工（数万人）通过混合所有制变成企业的股东，这近乎于在探索一种更广泛、更群众化、更深度、更具凝聚力、更有获得感和归属感的劳动密集型、技能密集型企业的混合所有制形态。这样的创新太少，需要大把类似的创新。
二级公司混改后母公司控不住，母公司混改后国资委控不住，此类现象在各地大量发生。原国有企业产权代表和管理者们对国有体制的怨言和不满乃至厌恶，在混改后加倍放大，去国企化、去管制化气氛立即形成。国资委对混合企业管不住、控不住，势必会成为常态课题。国资委产权代表管不住，派出董事管不好，派出监事管不深，监管制度跟不上，考核评价不及时，这些问题如何解决？
民营企业也豁然发现，非得要民企控股才能让企业焕发生机，只要还是国有控股，就会既想在权力、待遇上享受国企的好处，又想在激励、决策上享受民企的权力；既想享受民企高报酬、少追责方面的利益，又想获得国企能上不能下、能高不能低的隐形保护；既想拿民企的相对高薪，又想规避国资系统追责。这样两面讨好的事情，即使有，会长久吗？所以民企也琢磨透了，遇到混改畏缩不前。
当然，类似中石化这类系统太大、利益太大、商业格局太大、可整合空间太大的企业，将油品体系的加油站、加油卡、便利店等低流动性、低价值、低创造性资产通过混改充分激活，使民企看到了合作空间和产业未来。其他混改中，民企仍然发现还是自己控股较好。当然，占便宜式混改目前要远多于看未来式混改，所以怎么念好混改这个经，任重而道远。
如何在资本上混改做产业、做产业基金和投资，在项目上混改做PPP，在发展上混改做国际化，已经是混改的头等大事。混改还需要解决创新人才、管理人才、经营人才及相关机构如何引入的问题，如何实体化地为新型企业服务，共享劳动成果、创新成果，并在资本层面获得回报的问题。
这些问题没有解决方案，混改就只能是新一轮的探索而已，而且效果不大可能好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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