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新著先睹⑥|苏智良：饶家驹是谁？30万上海难民80年前因他而幸存

栏口词

文汇讲堂至今已举办了113期，汇聚了230余名各界精英和学界各科领军人物。栏目“嘉宾新著先睹”，选取部分学者、嘉宾，刊发他们今年年内新著的序和精彩摘要，展示学者们在各自领域的最新研究视域，凸显丰富多彩的学术成果和文化自信。栏目从10月16日起至2018年春节。

今年是淞沪会战80周年。80年前的今天，1937年11月9日，以饶家驹为首的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建立了南市难民区，由此保护了30万中国难民。南市难民区创建了“上海模式”，并催生了日内瓦第四公约。今分享上海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苏智良（文汇讲堂第88-5期主讲嘉宾）新著《上海拉贝：饶家驹》，以缅怀这位充满仁爱和大爱的国际友人。

《上海拉贝：饶家驹》，苏智良、王海鸥著，陈佳冉责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定价48元

序精选

饶家驹是谁

公元1937年11月9日星期二，中国的首位大城市上海，正经历着战争的巨痛。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首场百万人大战，炮弹呼啸，机枪声声。

在上海老城发祥地的南市，城市与居民都面临着巨大的浩劫。从黄浦江边到邑庙路一带，船上、岸边、街道，到处火光冲天，几百年的老店瞬间化为乌有，孤儿的惨叫，老妇的哭泣，构成了一幅惨不忍睹的战祸图。

而与此同时，以方浜路为界的南市北部却是罕见的平静。尽管到处都是风尘仆仆的难民，但他们的眼神里已没有了死亡的恐惧。

南市的战斗刚刚休止，一队粗壮、矮个的日本兵，趾高气昂地踏进了南市的北部，在大街上随意闲逛。难民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却又无人敢吱声。这时，一位60岁左右、穿着教士服装的白人，挡住了这群日本兵的去路，他用流利的日本话告诫他们：这里是难民区、中立区，武装军人不得入内。

几乎已横扫上海的日本兵，露出了既不屑又愤怒的眼神，他们即将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没有谁能阻挡他们前进的步伐。只见这位英俊高大、戴着眼镜的传教士并没有退缩，面对着剑拔弩张的局势，仍用平和而坚定的语气说道：你们的松井石根司令保证过，日本军人不会进入到这里，请你们后退！

听到“MACHI YI”松井大将的名字时，为首的日军军官明显地犹豫了一下，他被这位教士的威严所震慑，他决定先退出再说。

等到日本兵的身影消失不见，教士身后的难民不禁欢呼起来。人们不禁要问，这位传教士是谁？

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写给饶家驹的感谢信，为感谢饶家驹在建立难民区保护平民方面的贡献（图片来源：《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关于南市难民区的材料》，上海档案馆藏）

作为中国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在1938年3月9日向这位传教士写信致谢，代表全体中国人，“敬致最诚挚之谢忱”：

寇氛张盛，淞沪沦陷，我同胞锋镝余生，重遭荼毒。蔽无片瓦，储无斗粮，饥寒待毙者二十余万人。乃荷贵神父及难民救济委员会诸同仁，抱己饥己溺之怀，施解衣推食之仁，奔走勤劳，至今不懈。中正忝主戎行，缅怀弥感，用特专函，代表全民，敬致最诚挚之谢忱。

2013年，中国、法国、德国的外交官和民间人士在柏林饶家驹墓地举行悼念仪式（图片来源：姜玉春2013年摄）

2013年9月10日，在这位传教士67年忌日之际，来自法、德、中的外交官及各界人士在柏林的圣湖公墓举行了隆重的墓地重建仪式。墓碑上除了德文、法文记述外，中国学者余秋雨先生书写的“仁者爱人”四个字，在这片欧洲的墓地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人们不禁思考，这位传教士做了什么，让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人们如此的盛赞和怀念？

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从一个名叫饶家驹的传教士来到上海说起。

许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如果不去挖掘，也许就会湮没。

让我们一起揭开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 李念选自《序》，略有删节)

精彩章节选读

他保护了30万上海难民，促动世界文明朝前一步

历经19年培训，1913年来沪传教

饶家驹，法文名Robert Char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1878年出生于法国西部的桑特市。在求学时代，饶家驹被公认为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生。16岁时，饶家驹加入了耶稣会。由于20世纪初法国局势的变化，耶稣会被驱逐出法国，饶家驹无法在法国完成他的宗教学业，辗转英国、比利时等好几个国家，前后经历了19年的培训后，才正式成为一名传教士。尽管成为传教士比别人多花了4年的时间，但多国的生活经历增加了他的阅历，使他很好地掌握了英语、拉丁语等多种语言文字，也磨练了他的意志，锻炼了他应付各种局面的能力。在完成学业后不久，饶家驹就被派到上海传教。

饶家驹的身份证（图片来源：姜玉春先生2013年10月翻拍于法国巴黎郊外旺弗耶稣会档案馆）

这一年是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一年。来到上海，对饶家驹来说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

在徐家汇，饶家驹的首要任务便是学习中文。近代以来的传教士为方便传教，来到中国后，都要先“请位通人起个名字，随后穿长衫，拿起筷子来吃饭，读中国书，讲中国话，跑到乡下去，和民众打成一片”。饶家驹亦是如此。得益于他出色的语言天分，饶家驹迅速掌握了中文这门语言，还给自己起了个完全中国化的名字——饶家驹。

具有语言天赋，做炸药时失去右臂

近代来华的传教士特别注重文化和自然科学的素养，饶家驹也不例外。在徐家汇学习中文的同时，饶家驹还兼任徐汇公学（现为徐汇中学）的监学，教授法文和化学，他还被聘为震旦大学英国语言与文学教授，教授英语和自然科学。他还学会了流利的北京话和上海话。他的朋友非常多，中日欧美各国的友人都有。

饶家驹曾居住的震旦大学第二宿舍，与图中的建筑（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相同，但已被拆除（图片来源：陈斌2014年摄）

1914年的5月，徐汇公学的师生们预备到佘山教堂去拜圣母，届时要燃放烟火。学校命化学老师饶家驹制作一些烟火。午饭后一点钟正是学生休息时，一些好奇的学生便来观看饶家驹制作烟火。有些学生走得太近，饶家驹便告诫他们火药危险。不料，正在磨药时，火药突然爆炸，饶家驹猝不及防，右手被炸断，面部也多处受伤。医生到来后，饶家驹坚持让医生先去救治学生，从此成了“独臂神父”。

不屈不饶，向日提出建立南市难民区

第一次淞沪战争只持续了一个多月，从1932年1月28日到3月3日，战役时间比较短。而第二次淞沪会战到了1937年9月中旬时，仍丝毫没有要结束的迹象。饶家驹特别牵挂难民，他在9月21日再次向日本提出在南市划一块专门收容难民的区域。

南市难民区各区分布示意图（图片来源：彭代琨、王海鸥、吕园园制，指导教师吴俊范）

1937年中国的局势尤为复杂，8月9日“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上海的局势顿时也紧张起来。饶家驹敏锐地以上海华洋义赈会的名义邀请沪上其他有关系的慈善团体，合力筹办“上海国际救济会”。8月13日，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长官大川内少将下令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京沪警备司令官张治中即命令华军立即坚决还击，第二次淞沪战争爆发。同一天，上海国际救济会在上海银行公会召开成立大会。此后，上海国际救济会陆续在租界设立了6个难民收容所，收容和救助难民。

饶家驹（左）与英国驻华陆军总指挥史沫特莱在难民区办事处，商议保护难民的事情。墙上用中英文标着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救济委员会南市难民区（图片来源:上海市档案馆藏）

据报道，在8月底的时候上海难民已达70万人。一方面是难民不断涌进租界，另一方面日机的狂轰乱炸使得租界内的难民无法返回原籍，租界内的难民越积越多，难民的衣食住宿、防疫卫生对租界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9月20日，上海国际救济会已经开始准备在华界设立难民收容所，此时的饶家驹，想得更为长远。21日，饶家驹约同法国驻沪海军司令赴日领事馆与日本领事及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等会商，一方面他请求对遣送难民回籍的船只、火车等勿施轰炸，以免伤害无辜的平民；另一方面计划在南市划一块区域，专门收容难民，要求日军不要轰炸此区域，但是日方军事负责人对此并没有给予肯定切实的答复。但饶家驹并没有气馁，仍不断地与日方往返商洽，设法进行疏通。

饶家驹等选择以南市作为难民区的地址，一方面这里已有大量的难民，另一方面此处与法租界一路之隔，可得到租界奥援。

上海国际救济会成员的袖章（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纪念馆藏）

以“饶家驹安全区”获得中日敌对国认可

饶家驹通过要好的英国记者与日本人取得联系，并做了艰难的说服工作；同时，在11月3日，饶家驹以“国际委员会”的名义给上海市长俞鸿钧写了一封信，11月5日，中方迫于战事急转直下，同意建议难民区。

以不同的身份在中日间斡旋事出有因。上海市政府曾发表建立难民区的4项原则：1、不与日方洽商；2、此系国际间难民救济性质，绝非变相之租界，任何外邦不得干涉中国领土主权；3、外邦不得派兵驻扎，亦不需外邦武装保卫，至该区域之治安，则由我方警察负责；4、不订任何协定。凡不违反上述原则，我当局当予以考虑。

这其中很重要的两点是中国方面不与日方商洽、不订任何协定，因为日本在侵略中国，因此要推动难民区的成立，饶家驹不得不自己出面，以“上海国际委员会”的名义及书信的方式得到中国政府对难民区的同意。

在与日方交涉时，饶家驹使用了和与中方交涉时不同的主体名称，这就使得中日之间实际上没有订立任何有效的协定。中国政府委托饶家驹所代表的“上海国际委员会”建立难民区来保护中国难民，并保证区域内的军事设施不被使用；而日本方面则因为饶家驹所代表的“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难民委员会”行使管辖权，担保区域内不会有任何违反规定的行为，而同意不会攻击难民区。由此难民区的安全，就有了中日双方的共同保证，这其中饶家驹的贡献最为巨大。

他缜密的思考、高超的外交技巧和出色的语言能力是其成功的必要保证，同时他以救援难民为最终目的的高尚情怀，也使他得到中日双方的共同信任，由于各方在该区域的性质和主权等问题上争执不下，饶家驹以高超的斡旋技巧提出了一个在英语语境下使用自己名字的特定名称：饶家驹区（La Zone  Jacquinot，也称为“饶家驹安全区”），获得了各方的认可。

 难民区于1937年11月9日成立，延续至1940年6月30日，中国政府保证了难民区的中立、非军事的性质。

上海南市难民区纪念碑

游说美、加，“一碗饭”运动募集百万美金

尽管难民的生存问题是首要问题,但饶家驹的目光已看到难民一旦返乡需要资金来恢复农业生产。因此，这笔钱必须要募集。饶家驹大胆地计划去海外进行募捐。1938年5月，他先后去了美国和加拿大,为难民区筹集资金。

首先法国大使向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副主席饶家驹将来美访问，希望得到罗斯福总统接见，并介绍远东的战况等。另一个途径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美国商会会长普兰特先生也就饶家驹访美事向赫尔发出了电报。于是,赫尔满怀热情地做了安排，1938年5月13日他指示下属指出:“饶家驹神父是上海杰出的法国耶稣会神父。他是南市安全区的创建者,这个区域是饶家驹在中日当局之间斡旋的结果。这个区域庇护了30万难民。”饶家驹“到访的目的是与美国红十字会和中国饥荒救济组织协商解决中国难民的困境。”

5月22日,饶家驹来到了华盛顿，国务卿赫尔立即安排他与罗斯福总统会面。饶家驹不仅向罗斯福总结介绍了中国的抗战,特别详细讲述了他在上海这个远东城市,说服交战双方,建立世界上最大难民区的成功案例,当然也承认难民区所面临的困难。这次会面是相当成功的,在罗斯福统的支持下,总数达70万美元的救济金由美国红十字会转付给中国,美国政府还表示还会有更多的救济金转到中国。此外,罗斯福总统还将本该被处理倾倒的小麦运到上海,并且由美国红十字会提供免费的运输。这样一来,难民们就有了大量的小麦来充饥了。饶家驹告诉记者,他在美国筹集到70万美元，在加拿大也筹集到了相同的数额。整个6月份,在美国1600个城市发起的“一碗饭”运动,已经为中国的难民募集到100万美元。

在城隍庙分发从美国运来的小麦（图片来源：《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关于南市难民区的材料》，上海档案馆藏）

“上海模式”传至马德里、巴黎、柏林

在南市难民区建立和维持的过程中，难民救助的“上海模式”也逐渐形成。这个“上海模式”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如何促成难民区的建立；二是难民区建成后如何维持难民区的运转。在南市难民区建立后，1937年底南京仿照着南市难民区也建立了南京安全区，1938年底饶家驹又亲赴汉口于建立了汉口难民区。此后，饶家驹在远东的难民救助理念、模式与传奇，流传于世。

1936年西班牙发生内战，以佛朗哥为首的西班牙殖民军发动叛乱，与共和国的军队在境内展开了激烈争夺。在此情况下，1939年英国和法国当局讨论了在西班牙设立难民区救助难民事宜。这很明显是受到了饶家驹在上海建立难民区的启发。最终，一个中立区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建立起来了。

1940年5月，德国入侵法国，身在上海的饶家驹回国救济同胞。6月13日，德军就已经占领了巴黎，法国政府与德国签订了停战协议。巴黎的物资极度缺乏，没有机构对居民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进行调节。但是遗憾的是，他的计划在自己的祖国并没有实现。

由于德军的入侵，大批难民流亡各地。在此契机下，饶家驹当选为罗马教皇的特使，到国外帮助协调难民救济活动。1945年5月德国投降，6年的侵略战争耗尽了德国的人力与财力，混乱、饥饿、疾病，德国的万千妇孺在苦难中哭泣，具有大爱精神的饶家驹，又背起行囊，前往柏林，去救助德国难民了。在他的眼里，只有受苦受难的人，而没有敌与友的区分。

1938年2月12日法国驻华大使向饶家驹颁发了法国国家最高荣誉勋章（图片来源：上海市档案馆藏）

1949年上海南市难民区又被写进《日内瓦公约》，成为战时保护平民的光辉典范，对世界文明影响深远。

在救济难民工作中患白血病永眠柏林

1946年的9月初，由于过度劳累饶家驹住进了柏林的医院，不得不放下了他心心念念的救济难民的工作。医生诊断出他罹患了晚期白血病。仅数天后，9月10日，饶家驹平静而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在饶家驹去世时，在柏林的法军葛尼格将军下令法军为饶家驹举哀，柏林市政当局亦前往致敬。饶家驹遗体安葬时，法军诺亚来将军作了简短演说，他赞扬饶家驹对于任何民族之牺牲服务精神。中国方面，、驻法大使钱泰也派代表参加了饶家驹的弥撒典礼。噩耗迅速传到了上海，各大报刊对饶家驹的去世表示了沉痛哀悼。9月18日，上海的民众，特意在饶家驹曾工作过的圣伯多禄天主堂举办追思弥撒。而南市旧难民区的教外人士也要求在圣若瑟堂为饶家驹举办追思弥撒，许多原来的难民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了这次典礼。

上海老城梧桐路上的天主堂，饶家驹和他的同事们曾在这里主持救济事务，这里也曾是一处重要的难民收容所（图片来源：陈斌2014年摄）

尽管饶家驹去世了，但其创立难民区救助平民的思想和主张却保存了下来。1948年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期间，烽火中出现了2个中立区，曾有一度是3个，在国际红十字会的指示和完全管理下，中立区在耶路撒冷建立并运行起来。

（李念编摘自正文第一章《从法国到上海》、第二章《南市难民区的建立》、第三章《难民区的管理与运作》、第五章《推广与影响》并标题）

栏目嘉宾阵容（刊发不分先后、继续扩容中，颜色标注者已刊发）：

文化社科：赵启正、江晓原、谢宇、彭凯平、季卫东、杨燕迪、文军…

国际：苏格、杨洁勉、刘鸿武、杨剑、潘光、王义桅、冯绍雷…

历史：熊月之、苏智良、郭小凌…

哲学：冯俊、杨国荣、倪培民、吴新文、童世骏、顾红亮…

经济：权衡、陈宪、高帆  …

文学：孙甘露、汪涌豪、戴从容、罗岗 …

（感谢新著责编及所在各大出版社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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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策划、编审|李念

微信编辑|袁琭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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