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依：地域文化中的传统村落特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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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在2020/2021中国城市规划年会暨2021中国城市规划学术季重要活动之一——专题会议五“保护传承历史文化，推动城乡高质量发展”上，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委会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何依教授作了题为《地域文化中的传统村落特色研究》的报告。何依教授通过辨析规划理论体系建构和各种规划实践中的存在的误区，认为城市和乡村在制度化规划和自然生长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演化逻辑，并基于此提出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村保护的关键问题，在于尊重聚落的演化规律，顺应历史文脉。读懂乡村，才能真正做到乡村文化遗产的特色保护，避免规划性的破坏。
何 依
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委会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一
// 城乡历史文化聚落的地域性
在我国城乡历史聚落体系中，分为城与乡两大类：城市作为一个地区的中心，是“权力与集体文化的最高聚集点”，在空间上呈“个体”现象，并且因“自上而下”的营建制度，有相对统一的型制；乡村聚落作为一种地域形式，从漫长的农耕社会中演化而来，在空间上呈“集群”生长。因此，乡村聚落于地理环境与区域社会中分衍出特色，呈现出寓共性（地域）中于个性的关系。
传统聚落形态
清代宁波城与乡分布
宁波东钱湖村落的形成与演化即反映出传统村落的地域性特征。宁波平原大部分土地曾为海积平原。在咸淡交织和潮汐运动的自然影响下，水利工程的建设对区域人居环境的演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外筑海堤，通过将北部海滩逐渐成陆来转换为农地资源，并将阻止咸水倒灌。其次，内挖塘河，构筑六条塘河，实现区域的农业灌溉和水上运输，并连接三江。在海堤与塘河之后的天台山和四明山下，则通过东西两座泻湖进行治理，修建堰、闸、堤、坝等，承接山区的雨水。以上水利工程，不仅形成了宁波平原的地理景观，也构建了人居环境基础和地域文化特色。
二
// 传统村落的特色构成
乡村聚落在人地关系基础上形成，在自然演化的表象下，揭示内存的规律性，是乡村聚落特色研究的命题。经过在宁绍地区长达近二十年的规划实践和理论研究，归纳出该区域乡村聚落特色的空间表象与深层机理，主要由宗族秩序、地方信仰、空间组织、村落环境四个方面构成。
第一
宗族立序
所谓宗族立“序”，即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上，揭示自然演进过程中的“制度化”设计：作为“社会-空间”形态的具体表达，那些信仰、制度、经济关系等社会语义，如何通过村落营造被转化为可见的“形式”，并使不同的村落形态产生了文化意义。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认为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是乡土性的，通过“礼治秩序”与“差序格局”锚固了乡村聚落，在代代相传中，营造出一种长期的、稳定的、熟悉的空间关系。以地缘关系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结构，是“乡土中国”最本质的特征之一。
宋政权南迁是对宁波影响的一个大事件。靖康之难后，北方大家族纷纷南迁浙东的宁波避难。在移民社会背景下，作为“血缘共同体”，外族人口聚族而居以求生存，与此同时，宋朝充许民间建祠堂追祭祖先，祖先崇拜成为移民的精神寄托和身份认同，共同抵挡外来侵略与灾害威胁。
东钱湖下水村中的乡村空间组织秩序印证了上述观点。受浙东学派“经世致用”影响，宁波地区村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族房两级制”，管理权限进一步下放到基层的房族。因此，“房族”成为重要的制度因素，建构出宁波地区的传统村落的空间秩序 。
乡村“房族单元”
“房族单元”在乡村规划中的形态意义
第二
信仰成界
信仰具有“定界”作用，是划分空间内外界域的阀门，将村落从自然中限定出来，并营造出一个象征性的社会秩序。海德格尔就“定居”和“营建”的关系进行过相关论述。认为天、地、神、人是“存在的立足点”，具备这四个要素才能够“定居”，“营建”则是将四种要素联系起来。
传统村落“立足点”多体现在神灵护佑中，村落大都拥有自己的“护境庙”， “祭祀圈”建构了一个地缘社会的聚落共同体。作为护境作用，村庙一般都设在村落外，使村落周边中存在一个神灵保佑的“境”，赋予了超自然的精神防御作用。
在东钱湖，先人的垦湖功绩化作人神而名垂青史，被民众建庙而祀。环东钱湖曾有十八座“裴君庙”，供奉的是唐代浙东观察史裴肃。陶公村的画船殿又名“胡公祠”供奉的是胡榘，宋宝庆二年带领民众对东钱湖大规模除葑。下水东西两村的忠应庙的“灵佑庙”祀奉的是王安石。北宋，其为鄞县县令时，“起堤堰决破塘”，使得灌溉面积比唐代增加了十多倍。
东钱湖各村护境庙
第三
空间聚合
乡土聚落是一种聚合状态，村落空间认知并非来自其中的某一栋房子，而是村落中房子相互依存所形成的整体关系，这种整体关系是栖居与自然协作的结果，其“土生土长”的自然属性非常强烈，空间结构更多来自“自组织”，其丰富性是单一民居所没有的。
传统村落的自组织性，是由宽街窄巷和丰富的建筑朝向所构成。合理的密集形成宽街窄巷，而不同民居的朝向变化使村落空间丰富多变。不同的朝向形成“歪街斜巷”的街道效果。陶公山村的聚合，便是“一条长街串十姓，百条短巷连山湖”，聚落空间在这种非正规的空间聚合中得以显现。
陶公山村之聚：一条长街串十姓，百条短巷连山湖
第四
田野为乡
从本质上看，田野为“乡”反映了人类利用自然的最高境界，与自然共存、共生、共融是传统村落营建的理想目标。当现代社会发展到“人定胜天”时，人地关系失衡。在高度人工化的作用下，自然无以显现，城乡趋同，千篇一律。在此意义中，人地关系中的景观形态是区分传统村落类型的基础，并使村落丰富多样化。
“野”承载村民“终老是乡”的完整生命周期。人们长期生活在一个的空间范围内，望得见山、看得到水、才能记得住乡愁。什么是“乡愁”？在传统村落中，乡愁是特定的景观图式，作为一种集体记忆而反复出现的影像，与特定的行为经验关联在一起，图式中与自然中的“野”大多有关联。
田野所承载的生活空间
三
// 总结
中国的乡土聚落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历程，受儒家礼制的影响，在营建理念方面有着相近的文化共性，但由于历史条件、地理环境和风土文化的差异，在景观形态上又表现出各自的文化个性。
费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立足点是要根植于本乡本土的文化之“美”。在“美美与共”的文化大同中，承担起“各美其美”的文化责任。
（照片和图纸均来自何依教授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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