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规划师，如何点亮乡土？
“陪伴式”乡村规划，能够做出接地气的方案，能够及时纠正实施中的错误和偏差。
乡村振兴呼唤更多规划师。探索实施乡村规划师制度，将专业规划人才导流到乡村，正在多地陆续开花。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规划作为一门专业学科以有形的理论体现在城市发展中，但却是以无形的意识和理念蕴含于乡村建设实践之中。从规划角度讲，“就城市论城市、就乡村论乡村”的相互独立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
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颁布，确立了村庄规划的法律地位，开始打破城乡各自为政的局面。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由此，规划学科研究方向也从城市维度转向城乡维度，农村地区的规划工作开始得到广泛重视。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明确村庄规划是“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详细规划”，村庄规划从而有了全新的技术管理要求。
乡村规划需要“陪伴式”“在地式”
一路小跑，进站、验票、上车……终于赶上了周五晚八点台州回上海的高铁。这趟370多公里、耗时近4个小时的行程，同济大学教授杨贵庆一跑就是近十年，往返200多次，检票口在哪、几点几分关门发车早已烂熟于心。
2013年，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和黄岩区开展校地合作。那是杨贵庆第一次到黄岩，便在当地待了1个月时间。刚开始，杨贵庆并没有急着做规划，更多的是设计调查问卷，挨家挨户深入一线调研。“您家日常生活垃圾的处理方式”“冬天您家主要的取暖方式”“是否想使用热水器”“日常一般去哪里上厕所”等，共计53个问题呈现在村民面前。
乡村不同于城市，在用地政策、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治理体系等方面，都有着非常大的差异。规划人才在学校所接受的理论知识，更多偏向于城市。由于远离乡村，规划专业人员去做乡村规划，很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形。在杨贵庆看来，乡村就是图纸，如何做乡村规划，第一件事就是要到乡村去，了解乡村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规划方案。
在做乌岩头村规划方案时，要改出一条景观路，杨贵庆在设计路线经过一户人家时，却犯了难。户主陈大娘已经70岁，因为观光路线的入口要占用她家部分宅基地，陈大娘坚决不同意观光路线方案，无奈杨贵庆只能修改方案绕开陈大娘家。但最后入口小广场修好后，看到这么美的场景，陈大娘立刻就后悔了，想要再纳入规划里。
“尽管理论上讲，乡村规划应该更多地发动村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村民为编制主体，规划师起到技术支撑的作用。但是，目前国内很多地方的乡村实际情况却难以实现，村民的专业性有局限，对于村庄规划理解不够，很容易推进不下去，所以还是得以规划师为主编制乡村规划，那么规划师对乡村情况的调查和了解就十分重要。”杨贵庆说。
沙滩村村民的详细需求杨贵庆早已谙熟于心，哪间房屋是谁的、房屋面积多大、村民生活状态如何等情况都在他的脑海中。修缮房屋时要注意什么，能否满足村民的生活需求，成为规划时的重中之重。
“做规划时，一定要把农民的利益绑定进来，让农民感觉这是自己的事情，这是影响到未来生活状态的事情，这样才能激发农民的参与性和积极性。”杨贵庆说。
每次杨贵庆出行，都背着一个白色布袋包，里边尺子、水笔、铅笔、白纸等工具一应俱全，随时可以用来画图，实地指导施工队精准施工。有一次，在村里调研走访时，杨贵庆在向农民介绍规划内容时，村民不明白，他立刻从布袋包里掏出笔和纸，画了出来。
沙滩村老街一共41户村民，杨贵庆发现村民上厕所还是室外简棚旱厕。脏污的旱厕导致走在村子里都能闻到一股酸臭味，十分不利于村庄发展与村民生活。杨贵庆团队在规划修缮房屋时，将改厕计划纳入规划中，修造了一座像样的冲水公共厕所，极大地改善了村民的如厕问题。
刚开始杨贵庆来村里调研时，沙滩村村民并不认为城里来的教授能为沙滩村带来什么改变。“我们也看不懂什么规划图，当时就想着把自己的旧房子拆了，能给我们换上新房住就行。”村主任黄志洪回忆说，“不过现在看来，还好没有拆掉旧房子，要不然也不会形成古村特色吸引那么多游客了。”
前期规划配合后续建设指导是杨贵庆团队“陪伴式”规划的工作方法。沙滩村的规划编制工作在2014年就结束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杨贵庆团队的规划工作也结束了。他仍然每两周去一次沙滩村，此后7年时间内累计前往沙滩村120余次。除现场指导外，为实时跟踪施工情况，他还组建了村庄规划“三级书记”微信工作群，方便实时指导，及时反馈。
“对于陪伴式的规划来说，时间成本非常重要。如果距离太远，时间成本就很高。”虽然这么说，但杨贵庆也给出了他的建议，“可以跟邻近的高校结对子，进行在地化指导，更为高效。”
做乡村规划，不只是为建造而设计
去年，台州市黄岩区屿头乡的各景区、农家乐、民宿累计游客流量达50万人次。
在“陪伴式”规划沙滩村的过程中，杨贵庆团队指导修缮了所有村庄闲置公共设施，帮助村民修造自家房屋“出点子”，新建了社戏广场、擦亮了有800多年历史的太尉殿、恢复了“柔川书院”讲堂培训功能，经过近十年的不断发展，过去衰败的沙滩村现在已经焕发出新的活力。
在黄岩区，同济大学参与创建美丽乡村，村民的口袋越来越鼓。在贵州省晴隆县的脱贫攻坚中，通过做好产业规划，同济大学多学科共同支持规划落地，带动晴隆县摆脱贫困迈向乡村振兴。
“脱贫任务已迫在眉睫，茯苓属于菌类作物，当年就能产生效益。”
时间回到2020年3月。同济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定点帮扶贵州省晴隆县，“在地式”帮扶专家倪亦南教授在调研编制产业规划过程中，发现茯苓产业在当地的优势，选择以坡荣村为产业规划的落地点。
“坡荣村地处云贵高原，海拔在1300—1500米之间，高差200米，并且年均日照1400小时左右，常年温度14摄氏度，年总降水量1500—1650毫米之间，无霜期320天，气候特别适合中草药茯苓的生长。”倪亦南细数着当地的自然条件。
在调阅坡荣村“多规合一”空间规划图、确定土地性质及用地红线之后，规划团队最终确定坡荣村东北边的左家大坡约600亩土地可以种植茯苓。
“与理论相比，乡村规划实践时情况要复杂得多，即使在农村规划种植或养殖，也并不是任何地块都可以用。我们在做规划时要跟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林业等多个部门持续沟通，好在各地逐步实行‘多规合一’改革后，所有红线都在一张图上，哪里能做、哪里不能做，一目了然。”帮扶团队成员傅晋介绍。
地块位置确定了，但600亩土地经营权却分散在20多位村民手中。尽管那片地一直处于荒废状态，但村民愿不愿意拿出来种植茯苓，是当时面临的一大问题。此外，谁来种、钱哪来，种出后卖给谁都是产业规划落地面临的核心问题。
互动讨论、运作引荐、技术指导，问题一个个被解决。以每亩地每年1000元的价格流转到专门组建的项目公司，并招聘当地农户来基地工作；引进贵州森米本草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参与经营茯苓项目；同济大学农业专家有着成熟的茯苓种植技术……
然而，新的问题再次出现了。如遇下雨，种植地块的土路无法满足运输条件。对此，同济大学交通设计团队提出了简便易行的方法，按照区域内已经存在的土路走向，进行半硬化施工，并根据行车需求稍微拓宽路面，以满足生产运输的基本条件。经过多次的步行丈量，傅晋靠着双腿“走”出了一条10公里长的坡荣村乡村公路路线图。
经过倪亦南团队的精心规划，茯苓产业项目终于顺利实施，晴隆县也在当年11月成功脱贫摘帽。在坡荣村这个项目上，村里农户获得土地流转金60万元，劳动力通过在基地务工实现收入150万元，脱贫户户均增收5000元以上，帮助本村及周边村300户脱贫户实现稳定脱贫。经过两年的发展，晴隆县茯苓产业累计种植面积已超过2000亩，去年总营收近2000万元。
在云南省云龙县，同济大学采取的同样是“规划引领、多学科支持”的模式。“做乡村规划，不只是为建造而设计，更多的是，通过对农村土地、空间的科学规划和利用，最终实现乡村产业、经济、环境、文化等各方面的全面振兴。”回顾参与乡村规划的经历，倪亦南感慨地说，“只有规划、建筑、环境及设计创意等多学科团队协同推进，才能更好地发挥多学科优势，实现交叉聚合服务乡村振兴的效能。”
一村一方案，要打好乡土文化特色牌
中国旅游研究院最近数据表明，新冠肺炎疫情之前2019年，中国乡村游客规模达到30.9亿人次，较往年保持年均10％的增长。疫情发生的2020—2021年，乡村游客规模也达到14.1亿人次。在乡村旅游的主要内容里，文化体验占比54.7％，说明乡村文化内涵成为吸引游客的主要内容。
黄岩沙滩老街保留了石板路。“做这些规划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有这样的场景，城市里来的小孩光着脚丫在石板路上自由奔跑，在路边的溪水里嬉戏……”在杨贵庆脑海里浮现的这一切，如今已经真实地发生在沙滩老街上。
都说走过沙滩老街，犹如穿越了千年的历史，体味到古村落的传统文化。在沙滩村老街的中间，有一座几十年前的旧粮站，原本为当地村民加工粮食使用，后来废弃掉了。杨贵庆调研中发现，旧粮站的房屋有着人民公社时期的建筑风貌，修缮改造之后可以做成民宿，为后续沙滩村发展旅游产业打下设施基础。通过引入世界生态低碳的建筑方案，将旧粮站打造成精品民宿，摇身一变成为现如今的网红民宿——“粮宿”。
在“粮宿”内，来自北京的旅游博主奉女士，已经在这里入住了四天。“这儿的古村跟其他地方不一样，望着周边不高的山，可以听到小溪的流水声，整个村子环境干净，氛围又很恬静，特别喜欢这里的生活，而且原汁原味的老房子，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爷爷家玩耍的童年回忆。”
用了近五年时间，奉女士走过国内外近300个村落。作为一名游客，她认为，最吸引她的都是极具当地文化特色的村庄，给她印象最深刻的有充满海南黎族风情的槟榔谷村落、四川康巴地区藏族风情村庄、山东青岛沿海的渔村、吉林延边朝鲜族村庄等等，它们无一例外地拥有着当地独特的文化色彩。
每个村都有自己的历史，历史沉淀下来的便是文化。
“历史有记载可直接引用，历史若无记载则可编撰发挥。”走进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小河湾村，村里十步一景点，五步一故事，在做规划时用上了村里的每一寸草每一寸木。
2014年，小河湾村村主任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确立发展乡村旅游，但无奈当时没有资金支持，村主任召集村“两委”班子成员，在纸上把规划方案一笔一画地画了出来。为吸引游客来，将后山的一个破旧山洞，引述出当年吴三桂和陈圆圆在村里的一段故事；为吸引青年男女游客，以爱情为素材，将村河道旁的一棵外形两根树干盘旋状的百年大树，命名为“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树”，然后在树前的平地上，种上一片玫瑰花海；村里没有足够的资金，就将房子外立面安装上物美价廉的木质藤条作为装点......
就这样，一个地处深山的普通山村，在没有专家团队的支持、没有规划设计专业的支撑下，靠着村“两委”以及村民自己的智慧，把小河湾村打造成一个“见证爱情”主题的“网红村”。今年过年期间，小河湾村日均游客量达到近8000人。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石楠说，要发挥亿万农民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善于总结基层的实践经验，不断完善顶层设计。唯有因村制宜、挖掘差异、建出特色，才能让乡村面貌别有风情，才能在吸引大流量城市人口观光消费居住的同时，加速城乡融合发展，让村民增收致富。
探索乡村规划师制度，破解人才之困
2012年，为培养更多乡村规划人才，同济大学率先在国内开设“乡村规划设计实践”课程，连续三年结合教学成果编写教学参考书，并正式开设了乡村规划原理课程，组织编写第一部面向大学生的《乡村规划原理》教材。
2018年2月6日，杨贵庆促成成立了全国首家“同济·黄岩乡村振兴学院”，建立了乡村振兴理论研究、实践指导及人才培养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学习教育平台。学院的两个校区直接落户在沙滩村和乌岩头村，11名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和21名“乡土专家”组成的教学团队，已吸引全国31个省份近2万名前来考察、培训的学员。
专家学者“陪伴式”帮扶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毕竟高校比村庄数量少，难以满足全国60多万个行政村的全部需求。在四川成都，通过建立乡村规划师制度、解决人才队伍问题是另一种途径。
早在2010年，四川省成都市开始向全市乡镇派驻专业规划师，组织编制村庄规划。11年来，成都市累计招募十批乡村规划师共520余人次，乡村规划师参与灾后重建、易地扶贫搬迁、土地整理等聚居点建设项目783个，乡村振兴产业项目建设217个，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的镇村规划成果。
几年前的成都市简阳市平泉街道荷桥村还很破败，沿着山腰的单向水泥路、零散分布的红砖黑瓦破旧房屋，产值低下的传统农业，村集体经济几乎为零。2014年，还被定为省级贫困村。
三年前，刚进入乡村规划师队伍的曾文婷被派往平泉街道，简阳市将荷桥村作为市里重点规划提升对象。曾文婷从国内重点大学规划专业毕业后在西南设计研究院工作，后来看到成都市招募乡村规划师的通知，便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乡村规划师队伍中。“看着荷桥村精品林盘的完工，想想这是自己的成果，确实让我很有成就感。”曾文婷说。
荷桥村第一书记邓勇之前就想给村里做规划，但缺乏专业支持，一来没有资金请规划公司，二来就算做出规划也没有资金建设，所以专业规划一直停留在想法阶段。但是自从镇里来了乡村规划师后，便有了专业支持，想法成为现实。
“用专业人做专业事。”成都市城乡规划与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佳认为，乡村规划工作相对城市还比较空白，主要体现在农村规划人才不足、编制水平不高、规划和建设脱节等，十多年来成都探索实施乡村规划师制度，将专业规划人才导流到乡村，形成较为完善的解决方案。
乡村规划的难点痛点，乡镇党委政府最有感受。“由于村民居住分散，乱搭乱建、超标准建房这些都是传统难题，最关键的是各种乡村新业态项目、新村项目的实施落地，需要大量的规划和落地工作，乡村规划师凭借其专业知识，成了乡镇党委政府的得力参谋，能跟第三方进行有效沟通，确保规划不只是‘图上画画’，而是适宜当地老百姓生产生活的有效科学安排。”崇州市白头镇党委书记李铭剑说。
为了让村庄更美好，不少乡村规划师都有自己的专业坚持。崇州市乡村规划师裴辉为了村口的一棵大树不被砍，多番协调，最终他的意见被采纳；乡村规划师曹云华曾因为新村房屋户型不符合村民生活习惯，和规划设计单位反复沟通，最后形成修改意见，得到村民的认可。
据了解，目前成都市建立“市级归口、属地管理、市县联动”的管理机制，市局下设乡村处作为全市乡村规划工作的牵头部门，乡村政府负责对乡村规划师工作效率、质量、廉政等日常事务的管理，区（市、县）政府负责乡村规划师的统筹管理。
“我们还在持续探索完善乡村规划师制度，为确保‘招得好、用得好、激励好、培育好’，去年先是上调年薪到15万元，并且通过社会招聘途径任职的乡村规划师，连续两年考核优秀且符合招考岗位条件的，相关区（市县）事业单位在招聘工作人员时，应在乡村规划师队伍中有一定名额的定向招聘。”张佳说。
“通过选派挂职途径任职的乡村规划师，连续两年考核优秀且符合选拔任用条件的，在挂职期满1年内，原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可实行提名推荐，经本人同意，根据区（市县）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相关乡镇领导班子建设需要，选拔担任相应职务。并将表现优秀的乡村规划师推荐担任高校教师、乡村振兴学院讲师和青年委员。此外，成都市财政部门每年安排一笔乡村规划专项资金，用于乡村规划师招募、年薪、培训费用等。”
截至目前，成都市共发放乡村规划专项资金约1.6亿元，同时吸纳了近3亿元的社会资金投入。张佳预计，“今年乡村规划师岗位离职率会大幅下降，未来会形成可持续性职业发展路径。”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石楠介绍，目前以成都乡村规划师制度为蓝本的做法已在各地陆续开花。
在广东省广州市，规划部门已聘请163名规划师入驻各城乡社区，集合规划、建筑、景观、照明等专业人才，实现城乡全覆盖推广。
在北京，各区政府每年为每位乡村规划师提供10万—30万元不等的资金保障，每位乡村规划师均与属地形成一对一的固定服务关系，在严格准入的基础上，形成至少4—5年的跟踪陪伴关系。截至目前，北京全市已有15个城区及亦庄开发区完成乡村规划师聘任，共签约301个规划师团队，覆盖318个街道、乡镇和片区，覆盖率达到95％以上。
此外，上海、重庆、杭州、南京、珠海、临沂等地也已先后实施乡村规划师制度。希望有更多规划师参与乡村规划，助力乡村振兴！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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