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是不可或缺的第一道关，相当于为农产品做一次全面体检，从而能够实时掌握全国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状况；它也是一把“尚方宝剑”，监督生产者不敢使用违禁药物，这便是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的意义所在。
两组跳跃的数字，代表二十年来全国范围内主要农产品平均抽样合格率的变化，也表示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得出的结论。 或许你有一大堆的疑问，97.6％的重点农产品平均抽样合格率是怎么来的？这数字是高还是低？什么是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监测过程是否令人信服？二十余年例行监测的背后，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现状究竟如何？ 今年8月，农业农村部正式启动2022年第二次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根据监测计划要求，本次例行监测计划抽检种植业产品4193批次，抽检畜禽产品2393批次，抽检水产品1135批次。 近日，记者跟随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工作人员的脚步，探寻例行监测背后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走过的沧桑巨变。“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是一种风险监测，主要目的是发现问题隐患，为监管‘划重点’，是实施农产品质量监管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风险监测与评估研究室主任邱静介绍。 通俗地说，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风险监测）相当于为农产品做一次全面体检，发现各地农产品存在的风险和问题并进行预警。地方政府会根据这份监测报告对当地农产品进行分门别类的指导：如果因为检出违禁药物将第一时间开展核查处置；如果是药物本身出了问题则要追根溯源；如果是生产者技术操作原因造成农残超标问题，地方政府则会加强指导培训。 例行监测地点为全国主要大中城市，其中，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每次必检。除茶叶外，每类产品在各省（自治区）再监测1个地级市及其所辖区、县，受检地级市监测前由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随机确定。选定城市之后，再由相关专家在当地名录里随机选定抽样地点，重点监测当地主产的种养殖农产品。 2021年，农业农村部共组织开展3次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全年共监测了31个省份200个大中城市的2095个菜果茶生产基地、1340辆蔬菜和水果运输车、634个屠宰场、443个养殖场、1778辆（个）水产品运输车或暂养池、2086个农产品批发（农贸）市场。最终，2021年农产品例行监测合格率为97.6％。 “97.6％其实来之不易，在世界范围来看也并不低。”谈起我国农产品例行监测工作的过往，中国农业科学院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王静显得有些感慨。“很多人可能不了解的是，2001年刚开始这项工作的时候，当时监测蔬菜农药残留合格率仅为62.5％，这意味着有近40％的蔬菜农残指标是不合格的。但现在的监测合格率已连续7年达97％以上，农产品监测合格率取得大幅提升，这是不容易的。” 2022年1月，英国权威杂志《经济学人》旗下智库发布《2021全球食品安全指数》，中国以71.3的综合分数在113个被评估国家中排名第34位，在全球范围处于中上等水平。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工作的起源是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邱静介绍，2001年，原农业部在全国启动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为什么要实施这个行动计划？主要因为粮食产量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也就是说“吃饱饭”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由于高毒农药的不规范使用造成产地污染严重，食品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农产品质量问题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同年，中国迎来了一件大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这之后，中国经济全面腾飞，我国农产品出口需求剧增，却常因质量问题导致出口受阻。比如出口的对虾，时常被欧盟检测出氯霉素超标而被退货，造成很大的损失。“当时就以菜篮子产品为突破口，着力解决高毒农药、兽药违规使用和残留超标问题，以开展例行监测为抓手，推动各地增强质量安全意识，落实属地监管责任，支撑农产品质量安全合格率实现大幅度提高。”邱静说。 至此，伴随着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的实施，我国例行监测工作经历从无到有、补充调整、完善优化三个阶段。 2001—2003年，原农业部选择了北京、天津、上海、深圳和山东寿光五个城市，开展蔬菜和水果农药残留检测。2004—2008年，我国进一步扩大监测范围，蔬菜和水果扩大到37个城市，13种农药残留。2009年，我国进一步扩大监测范围，蔬菜、水果、茶叶监测89个大中城市，58项农药残留；畜产品扩大到88个城市18项兽药残留；水产品扩大到84个城市18项兽药残留。例行监测样品收集人员正在批发市场采集鸡肉样本。
相关统计数据表明，2001—2019年期间，例行监测参数由13项增加至130项，取得10倍递增。到目前，监测范围已覆盖31个省区市、300多个大中城市，约110种农产品，共有130种农兽药残留和非法添加物参数。2021年，初检样本量已达4万多个，获取有效数据达到170多万条。“可以说，目前已经基本覆盖了主要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因子，老百姓日常消费的大宗农产品也基本做到全覆盖。”邱静介绍。二十多年来，例行监测还根据全国各地的生产状况和社会的发展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升级。“比如说在浙江、江苏有一些地方小品种的蔬菜水果，比如杨梅、樱桃都不在我们的监测目录里面，但是地方必须按照规定的方式来增加品种，因为它是地方的特色产业，那么各地就能全方面地掌握各自特色产业的质量状况。”
因此，某种程度上来说，例行监测已然成为掌握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从而能够明确不同区域范围内针对重点品种进行系统性风险评判的“利器”。
“所以说我们要坚持去做风险监测，因为风险监测在欧美也已经做了几十年了，例如欧洲在它的欧盟体系内每年会形成一个总的监测报告，然后会对欧盟体系内所有国家的监测结果进行分析，极大促进了欧洲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提升。”邱静表示。
“您好，麻烦您把这批鸡蛋的进货单给我看一下，谢谢。” 8月中旬，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工作人员翁瑞一行二人来到了郑州万邦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作为郑州市最大的批发市场，这里担负着河南省60％以上、郑州市80％以上的农产品供应。 翁瑞此行承担的工作是完成郑州市畜禽产品的抽样任务，用她的话来说，这是一次“神圣的使命”。“抽样过程必须非常严谨，中间的每个环节步骤都必须严格按照执行方案进行，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差错。”翁瑞伸出一根手指使劲摇了摇。 严谨性如何体现？翁瑞介绍，农产品例行监测抽样工作所抽选的生产基地、养殖场、屠宰场、批发市场等地点需兼具代表性和随机性。“所以我们从最能反映当地农产品生产、销售和管理水平的生产基地和市场名录中进行随机抽取。” 踏入市场后，抽样的随机性原则就由抽检人员践行。整整一上午，翁瑞来回穿梭于占地面积5300多亩的批发市场内，在6500多家经营商户中随机选择抽样目标。市场环节取样，同一摊位来源相同的样品只能抽取1批次，需由抽样人员自行购买样品并登记完整的采样信息。 而在同一时间，同为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抽样人员的郭孝萱稍稍松了口气，她已经结束当天的抽样工作，返回当地实验室对采集样品进行预处理。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收集的蔬菜样本进行集中检测。
郭孝萱负责的是种植业产品的抽样工作，为了保证抽样环节全链条覆盖，每一个品类都需要包含生产部分和流通部分，并且生产和流通环节抽检比例不能低于5：5。其中，生产基地抽样时需抽选一定数量的散户，最多抽取一个有机或参考有机模式生产的基地。
运输车环节指的是产地运输车，也可以是产地直接进入批发市场的运输车。“为了能抽样足够数量的运输车，我们凌晨两、三点跑进批发市场拦车是常有的事。”郭孝萱笑着说道。 抽检工作的严谨性不仅体现在抽样环节，制样环节同样贯彻始终。郭孝萱介绍，蔬菜水果取样的部位，需要用4分法取样。“比如这里的3根苦瓜，我们将瓜蒂部分去掉后，再将每根切成4个部分，然后随机选取四分之一部分进行制样，这样进一步保证样品检测的随机性。” 将样本放入装有冰袋的容器，各批次样本从全国各地由人工陆续护送回实验室。在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十多名检测人员正对采集的样本进行上机检测前的最后处理：打浆，添加溶剂，提取农残，净化，所有步骤科学严谨、有条不紊。就像是一群身着白色工作服的“侦探”，检测人员在实验室里对样本中潜伏的“不良分子”进行集中“侦查”。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副研究员李楠告诉记者，每份样品进入实验室时，至少会留置两份，称为正样和副样，检测结果中如若发现异常样品，实验室会进行复检，并且会送至体系内其他实验室再次进行比对，确保结果准确无误。“无论是检测方法或是限量标准，例行监测工作始终与国际接轨。”李楠说，“我们与欧盟、CAC（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相关标准都是一致的，国际上有的限量标准，我们国家都有，有的甚至会比国际上的通用标准更为严格一些。” 至此，例行监测的前期工作全部完成。邱静对记者介绍，从近些年监测合格率的分析结果来看，蔬菜中的瓜类、甘蓝类、食用菌监测合格率很高，薯芋类、豆类蔬菜合格率稍低，问题主要集中在农药使用量超过标准规范要求；畜禽产品合格率较高，猪肉等产品合格率多年来保持在99％以上。水产品方面基本稳中向好，合格率提升明显。“近几年我们检出发现的问题跟多年前相比其实有一个显著变化，多年前检出发现的问题大都集中在高毒农药的使用，以及一些违禁添加物的使用。近些年我们监测发现，问题大多只是生产者不规范使用，或没有完全严格按照国家有关低毒农药的间隔期和兽药的管理规定去执行。” “例行监测结束以后，农业农村部会组织会商分析，形成一个总的监测情况报告，并通报有关部门。”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监测处处长李家健表示，“如果发现有问题的省份，还要专门进行通报，分析原因，查找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开展监督执法并进行整改，并要求一个月内把整改落实情况反馈农业农村部。”从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数据来看，自2008年起，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稳步提高，近10年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稳稳地站在97％以上。 “但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与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对比，仍然存在差距。”谈起我国与一些发达国家的距离，邱静并无避讳，“为什么说有差距？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起，欧盟的总体合格率基本上就已经站在99％以上，所以我们的提升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近年来我国例行监测合格率始终在97％附近浮动，再无较大提升。例如，2012年监测合格率为96.7％，2017年提升为97.8％，2019年则又降至97.4％。
2012-2021年主要农产品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 那么，不到3％不合格率为何成为多年来难以攻克的“瓶颈”？ “这么多年这不到3％左右的不合格率，确实都主要集中在三年行动方案里面，提到的那些比较突出的品种。” 邱静提到的“三年行动方案”，指的是2021年6月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等七部门共同部署启动的食用农产品“治违禁·控药残·促提升”三年行动。行动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聚焦重点品种，采取精准治理模式，加快解决禁限用药物违法使用、常规农兽药残留超标等问题。 三年行动方案明确治理包括豇豆、韭菜、芹菜、乌鸡、乌鳢、鳊鱼、大黄鱼等重点品种。 为什么重点选取这些品种？如果仔细查看，可以从中看出一些“端倪”。 以豇豆为例，豇豆喜温耐热，生长期病虫害多发，农药使用量大，再加上豇豆生物学特性决定采收间隔期短，存在“花果同期”现象，农民隔天采收的生产需要很难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要求，导致一些农药残留超标。 “所以为什么多年来97％点多的合格率一直在上下浮动，就是由于一些特殊的品种——我们叫作难啃的‘硬骨头’，较难通过监管杜绝违规用药的发生。”邱静解释，“比如豇豆农残问题从由过去检出蔬菜禁用药为主，转为常规农药残留为主，造成危害风险大幅降低，但由于常规农药药效不如禁用农药，为达到防治效果，农民很容易加大使用量，用了两年以后抗药性上来了，然后明年又可能换别的药，这就加大了监管难度。所以例行监测也要根据形势的需要在不断调整。” 除了特殊品种引发的治理难题，我国一些特殊国情也使得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难度始终相对较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生产规模普遍较小，全国小农户数量占到农业经营户98.1％，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90％；近1900万生猪养殖户，仅有18万家规模化（年出栏500头以上）养殖户。二是喜食鲜活和反季节，由于国人喜食各种风味小吃、鲜活产品以及反季节的食物，这样容易在运输、储藏、加工等环节带来安全隐患。 在王静看来，小而散加粗放型的生产模式使得精细化管理在短期内较难推广，从而导致农业生产投入品的利用率不高，同样是合格率难以提升的因素之一。“比如拿农药举例，现代农业生产与生活离不开农药等投入品，关键是提高药效从而降低使用量。目前农药的利用率我们已经提高到40％以上了，但是跟发达国家60％以上相比我们还有差距，这方面还需要加强。” 那么利用率低的原因有哪些？邱静认为，既有配方、助剂等技术因素，也有施用方式、科学管理的问题。“有的时候对于一家一户的农民来说，施药过程可能仅凭经验来确定是否好用，但是实际上一些药物可能没有被批准登记，这种情况也是有的。还有在整个生产周期内，部分农户不能严格按照安全间隔期来进行采摘，这些都是问题。” 因此，邱静认为除了需尽快实现农业绿色生产转型升级，还要有针对性地加强监管力度。“所以说加强针对小散户的监管，现在是一个趋势，包括现在的例行监测在抽检的时候必须覆盖一定比例的散户，就是要针对散户散布的这种情况做出相应部署。”在一个六边形白色托盘上，6根浸取过茶叶样本的试纸条被放置在6条卡槽之中。打开手机APP，对着托盘进行拍照，再将照片上传到手机系统，5分钟过后，一张绿色的笑脸便出现在屏幕中央。 “你看，苯醚甲环唑、吡虫啉，噻虫嗪这些残留指标都显示未检出，说明茶叶样本没有检测出这几种农药或农残没有超标，非常方便。”在中国农科院的一间办公室里，王静指着手机屏幕向记者演示着其团队研发的农药残留快速检测技术。 实现快检的意义在哪？以农药残留检测为例，通常来说，由于农药残留检测大都由专业人员在实验室完成，不仅耗时较长且设备昂贵。食用农产品大多鲜活易腐，很难等到定量检测结果合格后再上市。因此，从政府部门、企业再到消费者都亟须推广快速检测农药残留技术。 王静介绍，这项快检技术不仅可以检测农药残留，还可以拓展检测兽药残留、真菌毒素、违禁添加物，甚至病毒等。“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在博鳌亚洲论坛、生鲜电商平台以及一些大型单位食堂进行内测使用，很快就能进入市场。” 用技术突破来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老大难”问题，无疑是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有效途径。但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农产品质量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其治理问题不仅仅是单一的技术问题或监管问题，而是一个兼具综合性与复杂性的经济社会问题，因此逐步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现代治理制度是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机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和重要目标。 “所以说我们要对农产品的产前、产中、产后一直到流通消费环节进行全链条的识别监测、评估和预警防控。”邱静说，“这就是当下农产品质量安全赋予的责任和工作的方向。” 因此，大力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势在必行。近些年来，无论是农安信用监管、乡镇网格化监管、还是“阳光农安”试点，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新格局的探索从未停止。在这场变革中，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是顺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重要制度创新，通过该项制度，可以把生产主体管理、种养过程管控、农药兽药残留检测、产品带证上市、产品溯源等集成起来，能够更好落实生产者主体责任。当前，不少地区将承诺达标合格证与农产品追溯系统合二为一，不仅解决了产地和市场的有效衔接问题，且将对农产品实施追溯管理形成重要基础支撑。 例如，消费者只要拿出手机“扫一扫”鸡蛋或猪肉等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上的追溯二维码，便可迅速了解该产品的全部“运动过程”。如若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也能迅速追溯问责相应农产品责任主体。由此，一端连着生产者，一端连着消费者，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达标合格农产品带证上市不仅成为现实，更有了制度保证。 今年9月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以全票赞成的表决结果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此次修订明确农产品的生产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根据质量安全控制、检测结果等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承诺的内容是不使用禁用停用的农药兽药及其他化合物、使用的常规农药兽药残留不超标等，将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上升为法定制度。 “此次修订对农产品生产者开具、收购者收取保存和再次开具、批发市场查验承诺达标合格证作出具体规定，明确了法律责任，既实现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全过程监管，也体现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入法等重要制度创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室主任岳仲明表示。 “未来，将继续顺应农产品需求由‘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这一时代要求，对绿色、有机、地理标志等优质农产品加强全链条监管、质量追溯和信用管理。”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司长肖放说，“充分发挥农产品‘三品一标’在产品端的带动作用，让农产品既要产得出、产得优，也要卖得出、卖得好，切实增强‘舌尖上的幸福’。”【版权声明】本文著作权归农民日报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航天育种：上天入地，只为攥紧“中国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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