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烟愚婆”吴宜群：什么时候胡歌把烟戒了，我照样支持他
“烟害它不像传染病这类疾病的危害，会在短时间内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所以人们对于烟害的这种切肤之痛是没有的。等到啥时候中国所有暴露于二手烟的人都愤怒了，控烟这个事情可能就好办了。”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吴宜群
8月29日，在位于亦庄经济开发区天宝园“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新探”)一栋简陋的办公室里，该中心常务副主任吴宜群对《公益时报》记者这样说。
当天接受采访的两个多小时里，吴宜群谈话间一直间歇性地咳嗽。她说自己近年来身体状况已不如从前，加之之前又做了个小手术，感觉精力孱弱不少。但每每说到“控烟”，吴宜群的嗓门又立时不自觉地高亢了许多，如果只听声音，谁会想到这是一位已经72岁的老人。
“我跟你说，现在青少年吸烟的问题其实很严重的，国家一定要重视!不控烟，意味着中国人的健康陷进了‘雷区’里啊!”
吴宜群祖籍江苏，年幼时随家人迁居上海，后又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所以说话不自觉地带出上海口音。初跟她接触，不免觉得她外向泼辣，交流中很多细节却时刻体现着她的细腻。
吴宜群曾经是中国血铅研究领域的顶尖人物，因为“儿童铅中毒防治”而得到美国颁发的维诺•霍克纪念奖。
2001年，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成立，原中国预防科学院院长王克安离开原岗位，到“新探”担任主任，挑起了“一把手”的担子。吴宜群觉得这个机构的成立意义深远，未来将要做的事情必定丰富厚重，她决定将自己的后半生与“新探”的事业连接在一起。那一年她56岁，是中国预防科学院的副院长。
这个决定改变了她此后的生命与生活。吴宜群认为这些年“控烟战斗”一路打下来，一些媒体记者对她从陌生到熟悉，从误会到了解，甚至有些还成为了她的“铁杆朋友”，皆源自她真诚待人。
在控烟问题上，吴宜群眼里不揉沙子，从来不管对方是谁。早在2007年，吴宜群就和由黄晓明主演的《新上海滩》剧组“交过手”。
电视剧《新上海滩》中的吸烟镜头
“许文强从北京到上海的第一个镜头就是抽烟;许文强去给冯程程买定情礼物时受了伤，嘴里居然还叨着烟;最后一个镜头，丁力将一颗子弹射向他的时候，他还在抽烟……”吴宜群一口气罗列出她在那部电视剧中搜集到的“吸烟罪证”。
她将片中所有抽烟的镜头剪辑成了一个短片，里面写了句网友的话：“《新上海滩》是一部吸烟的教唆片”，并通过媒体转达给该剧组。该片导演高希希闻讯后表示：片子里面吸烟的镜头是多了一些，以后会注意;男主角黄晓明则回应：本来我不会抽烟，为了表演这个角色，我在片场抽烟抽得都要作呕。吴宜群说，这件事让她多少有点小小的成就感，起码引起了影视剧创作者对剧中吸烟问题的关注。
真正让吴宜群对抽烟深恶痛绝，是她的母亲因为严重的肺心病离世。
吴宜群的母亲平时就抽烟，后来由于哥哥生病，她母亲抽烟的次数就更频繁了，说是“解烦。”吴宜群回忆说：“那时她经常开着窗户，一面呆呆地望向窗外，一面使劲抽烟。这个时候任何劝导对她都无效，但凡一说这事，她就会用‘我又没有抽你们的，我抽的是你爸爸的退休金’这句话怼我们。”
“我母亲住院仅五天就去世了，我简直无法相信，生我养我的母亲一霎间就消失了，我都要崩溃了。从那以后我更加痛恨抽烟，我觉得我母亲多病的身体和临终前的痛苦多半是被烟害的。”
这让吴宜群愿意为控烟投入更多热情和坚持，从而让更多的人免受烟害。
在她和同事们的多年努力下，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新探”成长为国内知名的民间控烟组织。他们呼吁无烟影视，得到了国家电影电视主管部门的肯定回复;他们恳请民政部将烟草企业从“中华慈善奖”名单中去除，得到民政部认同;他们成功说服上海世博会组委会、第十一届全运会组委会退还烟草公司捐款;他们说服科技部让烟草科技退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评选;他们四处奔走，希望立法通过“禁止烟草企业冠名希望小学和贫困助学金”，并将四川的若干所此类希望小学头上的烟草冠名成功拿掉……
很少有人知道，“新探”成立之初，吴宜群也遭过白眼，吃过“闭门羹”。
有一年冬天，美国彭博基金会在北京召开一个控烟会议。吴宜群听说后，冒着严寒辗转找到会场，不料被工作人员拦在门外不让进，问她是哪儿来的，吴宜群回答说：“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对方冷冷地回了句“没听说过!再说都坐满了，没有空位置。”
仿佛当头一盆冷水，吴宜群瞬间感到委屈和不解，倔强的她什么也没再多说，掉头就走了。
后来机缘巧合，美国彭博基金会听说中国有“新探”这么一家务实的控烟机构，就主动找过来与他们谈合作，沟通中提及这件事，双方冰释前嫌。此后,彭博基金会也成了“新探”最坚实的支持后盾.
吴宜群自封“控烟愚婆”，她说：“烟草业再怎么跟我折腾，我不伤心，因为烟草业的利益和公共卫生政策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某种程度上讲，烟草业本来就觉得我们是对立方。但最让我伤心和想不通的是，最该支持我们的，人家不支持。”
不过，她并不喜欢被人称作“堂吉诃德”或者“控烟斗士”。“我并不是一个喜欢与风车作徒劳斗争的人，我是一个搞科学研究的人，我更愿意通过理性科学的方式，把公众应该知道的真相和道理告诉他们。”吴宜群如是说。
吴宜群为“控烟”鼓与呼
控烟11年成果有，问题也不少
《公益时报》：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3年诞生，2005年中国签约，后经过人大常委会批准，2006年1月开始生效，11年过去了，效果如何?
吴宜群：总结来说，成果还是有的。比如烟草监测。其中三个比较大的调查分别是2010年和2015年的中国成人吸烟调查，还有一个青少年吸烟调查。内容是国际统一规范的问卷格式，至少我们弄清楚了中国近年吸烟流行趋势究竟是降还是升。城市无烟环境的创建和地方城市的立法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北京表现最好，上海和深圳也不错。新的《广告法》的诞生，如果能严格执行，中国基本上可以全面禁止烟草广告。
但问题同样存在不少，有些是多年来老生常谈的。比如烟包的警示标识问题，我们至今连曙光都未见，图形至今上不了烟包，仅有的警语内容都不达标。
另外，戒烟服务不够完善，戒烟门诊在国内各医院并不普及，许多人不知道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成瘾性疾病，应该寻求医疗帮助。控烟的成效，体现于戒烟需求的提高。戒烟服务的完善，可以促进和巩固戒烟的效果。可是将戒烟药物纳入医保，喊了好几年，一直没有实现。
我们建议全面落实《广告法》，严格监管。针对烟草业的“擦边球”，立法和执法监管机关应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加大对烟草广告的监管和执法力度。需明确在所有的公共场所和大众媒介包括烟草销售点和网络媒体禁止烟草广告，推销烟草;禁止烟草业以企业社会责任或慈善名义的赞助活动，特别是针对女性、儿童和青少年的烟草促销和赞助活动。
我们呼吁将戒烟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不断提高戒烟服务的可得性和易得性。完善由简短戒烟服务、戒烟门诊和戒烟热线构成的戒烟服务体系，使有戒烟意愿者得到戒烟帮助，切实做到戒烟干预融入日常的诊疗服务。
目前我国控烟形势仍然很严峻。成年吸烟人数差不多3个多亿，13-18岁的青少年吸烟人数大约1500万，还有7.4亿人正在受到“二手烟”的危害。11年控烟之路，相比其他进步显著的国家来说，我们现在其实很尴尬。
《公益时报》：您认为目前我国烟草业在烟包警示标识方面实行了“双重标准”，具体是什么情况?
吴宜群：这个“双重标准”说起来很令人费解。中国出口到其他国家的卷烟包装上，警语大而明确，警示烟草危害的图片也醒目清晰。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相继出台了烟包警示标识的规定，做到警语大而明确并带有醒目的警示图形，同内地包装绝然不同。
中国烟草业的这种双重标准依据是什么?难道只有外国人才需要警示?何以台胞、港胞就不觉得印上这些警示图片是对中华文化的侮辱和不尊重?难道进口的外国烟都要明确警示，国产烟却不用明确的警示?真让人想不通。
《公益时报》：您认为中国控烟问题能从本质上推进的关键点是什么?
吴宜群：中国控烟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的构成有问题，烟草企业的介入阻碍控烟。部际协调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又是工信部党组成员。所以我们觉得中国要想加快履约的步伐，第一条就是要政企分开，在中国烟草业未能实行政企分开之时，国家烟草专卖局应退出八部委履约协调机制。政府应该对若干年以后“中国因吸烟导致死亡人数大幅增加”这个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我们从2010年到2015年的监测数据可以看出，这个吸烟率变化幅度是很小的，这样看起来，怎么可能在2030年达到预期目标值——吸烟率下降到20%以下?
让卖烟的来控烟，必然造成利益冲突。这已成为中国履行《公约》、实施控烟的主要障碍。障碍必须排除。
控烟缓慢的另一个原因，还有一部分是政府决策者对烟草税的依赖。如果政府决心优先考虑保护公众健康的权利，应当遵照《公约》及其实施准则，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不折不扣地落实MPOWER系列控烟政策，运用价格、税收、法律等手段提高控烟成效。你看电视里那些养生的广告、旅游的广告到处都是，为啥控烟的广告就不能多上一些?即使有那么一、两个也是大半夜的才放，有啥用?从烟草税里专门切一块经费做这个事情不行吗?现在每年控烟方面的投入也就3千万元人民币左右，这么大的国家，分下去还有多少?能干啥?
吴宜群被美国职业与环境卫生学会授予“Vernon Houk奖”
两次参加控烟缔约国会议的难忘经历
《公益时报》：2008年和2010年，您先后两次参加了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那两次经历按您的话说是“终身难忘”。为什么这么说?中间发生了什么?
吴宜群： 2008年，我第一次参会。当时很多国家的烟包警示图形都在逐渐上了，中国也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而且会拿到这次会上讨论。大会中讨论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第11条的时候，中国代表团的一位代表发言说：“我们不同意修改烟盒图形，中国的烟盒上都是名山大川，都是中国文化的积淀，我们不能容忍这么丑陋的图形放在烟盒上，这是对我们的侮辱。”这位代表说的这些话，换来的不是掌声，是当时坐在台下的很多代表的嘘声，他们都觉得这位代表的发言不可思议。当天晚上出席会议的非政府组织要对出席会议的缔约方组织进行评奖，要评出哪个国家表现最好、哪个最次。最好的授予“兰花奖”，最次的给一个叫做“脏烟灰缸”的奖。当晚与会者一致举手，“兰花奖”授予了新西兰，“脏烟灰缸”奖给了中国代表团，当时这个“脏烟灰缸”奖的颁奖词是这样说的：“只要漂亮烟盒，不要公民健康。”
2010年11月，我第二次参会。这次要讨论的实施准则的重点在于《公约》第9条和第10条(烟草制品成分管制和烟草制品披露的规定)。
正如当时媒体报道的，20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是所有缔约方代表团中最为庞大的。这20个人里面有5个人来自国家烟草专卖局，占代表团人数的1/4。众所周知，国家烟草专卖局就是中国烟草总公司。
那次会议的当晚，这届大会的“脏烟灰缸奖”授予了代表团队伍中混有烟草业人员的缔约方，理由是他们违背了《公约》第5.3条的精神，因为《公约》第5.3条及其《实施准则》告诉我们，烟草业的利益与公共卫生政策之间存在根本的和无法和解的冲突，各缔约方应采取行动，防止受烟草业的商业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影响。。我不敢说中国代表团这次又独得了这个“奖”，但说他们又一次出人意料地“分享”了这个奖项，是不会有误的。
这两次经历，我曾经在我的博客里面做了详细的记录，当时我并不是WHO的观察员，而是一个没有投票权和话语权的观察员，因为我不在政府代表团中，而是以非政府组织成员的身份出席会议。这两次参会的经历和感受其实都一样，酸甜苦辣，五味杂陈，终身难忘。这也是后来我都拒绝参加每2年一次的缔约方的会议的原因。
2010年吴宜群被世界卫生组织授予“控烟特殊贡献奖”
“新探”在控烟中轰出些声响就算值了
《公益时报》：“新探”成立至今16年有余，在中国控烟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您觉得这其中内因与外因的作用孰重孰轻?
吴宜群：这些年我们一直与两会的代表和委员保持着良好的联系，请他们在两会上发出控烟之声。这中间特别难的一点就是，你如何找到特别关注和支持控烟、又能愿意提交控烟建议的代表委员。会前会后的沟通很重要，需要你拿出足够的真诚和坚持。
志愿者队伍的日渐壮大在带给我们感动的同时，也让我们的控烟工作更有勇气和力量。譬如上海一个金融专业的学生，他在课余给我们发来澳大利亚和泰国的烟包，正反面的文字他还特别做了中文翻译，尽他所能的帮助我们。现在他已经是我们志愿者队伍中的一员了，还有不少像他这样的大学生在网络上经常帮助我们发布控烟的宣传贴。
控烟得到了法律界的大力支持。如消费者协会及许多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师们在对烟草业的投诉和诉讼方面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有了法律的后盾，我们做事情心里更有底。
《公益时报》：“新探”目前面临的实际困难有哪些?
吴宜群：“新探”目前专门投入做控烟的工作人员大概十余人，这期间人员流动性很大，因为既不能给人家进京户口，也没有丰厚的工资待遇，再说我们这个机构做的还是一些专业性较强的工作，长期坚持下来对谁都不容易。
我是共产党员，我不去信什么“教”，但佛教中也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就是说，你不知道吸烟的危害那你没法说，但如果你知道你又不去说，那就是置人命不顾。为什么我们“新探”自成立在控烟方面至今只做两件事，一是控烟传播。通过不同的渠道，和媒体加强联合，发出控烟的声音;二是我们要大力推动控烟履约，推动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帮助政府落实这方面的工作。
现在我们还有一个机构领导人更新换代的问题。我们这批老人退下去之后，肯定要让精力更充沛、热情更高、能力更强的年轻人来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还要踏实沉得下心，这种人才我们正在寻找和培养。
其实民非组织本身工作起来难度就很大，和政府机构不可比。特别是控烟这一块，那就更难了。目前国内涉及艾滋病的NGO有600多个，但要说到控烟的社会服务组织(NGO)机构，目前也就是中国控烟协会、我们“新探”、再就是云南超轶健康咨询中心等为数不多的几个。
但即便就是这么几十个人，“七八条枪”，在控烟工作中它能轰出些声音来、能推动中国控烟的改革与进步，也算值了。
什么时候胡歌把烟戒了，我照样支持他
《公益时报》：听说现在有当红明星角色中出现吸烟的，您很反感?
吴宜群：其实前段时间热播的《伪装者》和《琅琊榜》我都很喜欢，我也一度成了演员胡歌的“粉丝”。最近因为我从网上看到了胡歌在片场休息时吸烟的照片，我就顿时觉得原先心目中那个可爱大男孩的“偶像气质”荡然无存。
我觉得这个胡歌真可怜——他既没有《伪装者》中明台的勇气，也没有《琅琊榜》中梅长苏的智慧，连吸烟的危害都不懂，更是丧失了作为公众人物的正面导向。”当然，我还是从心底里希望，胡歌能把烟戒掉。
《公益时报》：“您这么说就不怕被胡歌的‘粉丝’骂吗?”
吴宜群：“那就让他们使劲骂好了!什么时候胡歌把烟戒了，我还照样支持他。”
反正面对控烟我是不软弱的
《公益时报》：听说您打算把控烟的事写成一本书? 这本书何时可以和读者见面?
吴宜群：我也72岁了，身体机能也在下降，就想抽空写点回忆录之类的东西，现在准备出本书叫《控烟路上的那些事》。我这本书不写那些控烟理论，就写我这些年在控烟工作中遇到的沟沟坎坎，碰到的人和事。这些故事当中有突破也有遗憾，但我会真实客观地把它们呈现出来，分享给大家，能够给别人带来一些启迪，有所借鉴也好啊。身体状态好的时候，我有精力就多写，感觉到累了就会拖沓一些，反正尽快吧，有许多热心人帮我呐!
《公益时报》：在控烟问题上，您的态度始终很硬朗很坚决。但碰到委屈时也会掉泪。您觉得自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吴宜群：有些时候我也恨自己，觉得被误解被委屈了，你干嘛不跟人家对着骂?你不是没有自己的道理可讲的嘛，你干嘛要那么没出息的掉眼泪。我有时候讲课提起我母亲去世的情景，我说当她被盖上白布，推向太平间的那一刹那，就会想到，你永远也不能再见到她了，那是你的妈妈，我就会激动，会掉眼泪。我这个人其实不太适合当官，我太直率。但我也在想，如果我是那种惹人讨厌的人，为什么我还拥有那么知心的好朋友?反正面对控烟工作我是不软弱的，我该数落谁的时候我就数落谁，心中没有鬼，做人坦荡荡。我自尊心是非常强的，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性格特质，再有就是作为一个女人要“自爱”。我觉得一个人在死去以后，人家送给你四个字就足够了，一个是“正派”，一个是“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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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公益时报
责任编辑| 于俊如
微信编辑| 吴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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