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珠江：王璜生骑走行动的溯源意识
01
重溯珠江源：“1984”之外
2021年7月3日，“王璜生·珠江溯源记1984/2021·巡回展”的第三站在贵州美术馆开幕。从“重返珠江源2020”行动开始，王璜生围绕1984年那场骑行进行的整个艺术计划逐渐浮现。疫情下人类危机的困扰与他行至中年的自我寻认在2020年那段冗长的居家隔离经验中不断互撞，终于推他踏上了重返珠江源之路。
展场图 摄影_黄捷
尽管险途早于1984年征服于足下，珍贵的旧物也将所有危险、磨难、年轻人的执拗较劲蒙上了岁月附加的浪漫，但这不是一次仅仅充满着轻松攀谈、温情回顾的闲逛，而是又一次出走。启程所用的气力，并不输三十余年前，在一站又一站的驻扎、展览过程中，王璜生的这股气力也和1984年的那趟骑行一样，愈行则愈充足。
日记手稿
路线图
重走珠江源，三十余年前山路的艰难，以及全程陪伴的自行车和好友都在新的行动中成为了一种高度凝练的象征；珠江源头植物采集、《王璜生：珠江溯源记》出版、巡回展桂林揭幕、云南贵州逐程落地，这每一段路也都并不轻松。本质上，这段新的溯源之路由他自己设定了艰难程度，是对1984年大自然赐予他里程碑式的人生洗礼的正式回应。
1984珠江溯源的意义在于“启程”，整个行动在1985年的画展上或已画上尾号，启程仪式完成。而王璜生离开汕头小城，才是真正的登程。因此，2020-2021的这次行动，其本质上又是一次完全的、独立于“1984”之外的行动。一方面，他启动整理“珠江溯源记”背后的动力来自于当下的疫情社会与当前个人境遇；另一方面，他用以解决该问题的方法与1984年的那次骑行已全然不同。“‘新’珠江溯源路上”的思考及“骑行”状态，与新书出版、展览巡回等具体行动相关，且尤其鲜明地融注在了《珠江源植物图志》《远方与河》《骑走》这几个系列的创作中，使得每一站都再次作为地标形成了他在当下即此刻的“骑走”档案。
02
非虚构创作：采撷 拓印 骑走来回
《珠江源植物图志》《远方与河》《骑走》等系列，呈现出一种纵深性。从启程开始的不慌不忙、走走停停到陷入沉思、探入深境，王璜生采取了以身体的行动为线索，借身体在作品中的行动向观众解说新溯源之路的过程与见闻，从而形成了延续性的可读的视觉文本。由此，观众的目光也始终看向远方即“下一站”，与艺术家“骑走”的目光保持了高度一致。
从桂林、昆明到贵阳，王璜生在2020/2021溯源珠江行动中，实施了采撷、拓印、吟诵、迂回骑行这一系列互为因果的延续性行动。尽管其采撷行为与当年留存的一片植物标本看似有所联系，但王璜生在《珠江源植物图志》这个作品中的表现，更是一种本能的对珠江流域生物的生命形态的悲悯与敬畏。他用相机拍摄了上百种植物被采摘瞬间的生命最饱满的状态，再将其筋骨拓印，再随其逐渐脱水，最终成为“化石”。拓于纸上的每一处印记，每一枚叶片伸出的丝缕痕迹，都是其努力生长的证据。由此，他用拓印的方式表达，何为“万物自在、生生不息”。
《远方与河》系列是王璜生在2021年初创作的，在寻遍珠江源头植物样貌之后，他开始探问自己精神深处所珍存的、深入影响了“1984”历史经验走向的文化记忆，从而产生了我们于惊诧中所见的那一系列图像。他将八十年代曾让自己热血沸腾和思考生命的朦胧诗句，重新书写在2020年于珠江源拍摄制作的影像之上。时空翻转重叠，历史与现实碰撞，理想与诗性的印痕熠熠闪现，他竟重塑了来自他生命深处记忆的“化石”。
五月刚开始，王璜生创作了《骑走》。他找出了一辆旧式自行车，自制滴墨装置，混合着行为、拓印、书写、影像等多重语言，创作了长14.5米宽7.2米的大幅作品，以及记录影像。他对该作品的注脚是：骑过去，走过来，不知在哪里；走过去，骑过来，寻找我自己。在来来回回的茫然中，又是不肯停下的坚定。《骑走》构成了对《珠江源植物图志》和《远方与河》的内部循环式解读，也构成了对1984年之后艺术家穿行于多重社会与文化身份之间的“骑走”之路的概括。
03
水墨&实验：实验水墨的“当下性”
王璜生的作品在形式上很容易被识别为“实验水墨”的一种。当这个概念本身尚未得到确切定义，任何以水墨为媒介的非传统水墨创作，都可能使得“实验”的意义发生变化。抛开笔墨层面的实验性创造，从根本上来说，王璜生的作品更倾向于运用水墨媒介投身于当代艺术的创作。因此，“当代性”是他的作品的核心，而“当代性”又在他的作品中具体指向了社会观照层面的“当下性”，而非笼统而宽泛的“当代艺术”创作。
王璜生在笔墨上对传统媒介的实验，在他1984年的珠江溯源写生作品中已有显现，此后的许多作品如《游·象》《箴·象》《线·象》《痕·象》等系列以及装置和影像作品，将水墨的实验性探寻至诸多可变幻与跨领域的层面。在表面的笔墨实验背后，实际上一直是他对最当下的现实世界的观察及关怀，比如《痕·象》系列，水墨的语言需要通过纱布、报纸等媒介来表达，而这些媒介是他对伤害、文化信息等社会问题的关注和表达。因此，如果将王璜生的创作归于“实验水墨”，则他为这个概念提供的是一种针对“当下”的观念性创作，而不仅仅是笔墨创造。
“王璜生：珠江溯源1984/2020/2021”巡回展所呈现的水墨语言及其言说的文本，遵循了他一以贯之的艺术观。因此，无论是水墨拓印、拓印摄影还是水墨“骑走”，都是王璜生针对诸如珠江流域生态系统、八十年代文化环境、个人理想与时代环境等具体问题实施的“水墨行动”。并且，他的系列行动体现了一个核心思想，即延续自1984年的身体和精神的自由游走。
1984年以来，“自由游走”奠定了王璜生水墨语言的“实验性”的基调。因此，他既不受媒介载体限制，也不受叙事限制，而将艺术语言、社会经验、个人思想完全地、实验性地融为一体。
04
化石-考古：标本与记忆重写
“化石”与“考古”这一对概念，成为王璜生此次展览的象征性内核。“化石”指涉了1984年的珠江溯源计划，包括非常具体的九万多字的日记、数十卷的黑白胶卷以及大量的速写与水墨写生；而“考古”则指涉了这次重溯珠江源的全部行动，包括对留存资料的整理、出版，展览的筹备、巡游，以及延展性的创作、研讨等。值得一提的是，王璜生在这两年的“考古”过程中，根据经验记忆，重塑了一系列关于1984年的生态“化石”，使得受到当时客观条件限制以及个体经验不足而留下的有限的物化证据，趋向于完整。
相较于此前王璜生的多次个展，由“化石-考古”进行概括的本次展览，非常精确地诠释了王璜生的两种特质。其一，是对确定经验与历史资料的珍视与留存。其二，是对确定性经验的不断审视和对历史资料的不断重写。记忆重写，反映了他本质性的生命状态即“游走”的动力来源：始终处于反省、怀疑、求证、更新，以及对不确定性的近乎依赖，对挑战危险所需的勇气的近乎依赖。
因此，这些“化石”在他的此次行动当中，一部分受到了物理时间的的层累与风化，如那些原始的日记和胶片；另一部分则来自于个体生命、记忆的层累与概括，即那些关于“1984”的最新文本与图像。时间和历史在这里是分层的，“化石”也仍在生成之中，这恰是王璜生的历史观。
补胎 1984 王璜生摄
山中的路 1984 李毅摄
高山与路 1984 李毅摄
过江1984 李毅摄
江边写生 1984 李毅摄
渡江 李毅摄
珠江溯源 1984 李毅摄
河滩上 1984 李毅摄
“珠江溯源1984/2020/2021”应该体现了王璜生最本真的状态，他并非在向观众呈现一个由既定文本构成的展览，而是在实践一个人如何始终向往自由与持续性游走。同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以及提问的，他的两次行动也抛出了诸多有典型意义的学术问题，如前文提及的实验水墨之“实验性”这一身份问题，“考古”材料的挖掘与重写问题，个体记忆与历史书写的关系问题等。总之，王璜生自二十七岁开始的对远方与江河源流问题的追寻，成为第一个故事；他在时隔三十余年后实施的一系列重寻计划，成为第二个故事。将两个故事分别讲述，反而更加脉络清晰地看出了他在“骑走”这一行动上的持续的“茫然”以及更持续的坚定。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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