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甚嚣尘上的实证文章对经济学理论研究几无意义
在当前国内经济学界,那些被封为“一流”的理论经济学研究刊物如《经济研究》所刊登的大都是计量实证性文章;而且,这些文章都是国内理论经济学科排名、评职称以及申报课题的核心依据。但实际上,这些实证分析文章基本上都不是与理论有关的,正是这些杂志误导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以至中国经济学界几乎没有理论研究,甚至经济学人根本不识理论了,是以重拾旧文一篇以阐其理。
归纳主义与理论逻辑缺陷
——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反思(二)
上篇文章曾指出,基于归纳的计量实证不能简单地证实理论,也不能简单地证伪理论;正如休谟的“归纳问题”所指出的,归纳从来就不能产生逻辑结论,因为总是存在一个无知领域,它有可能推翻那种自以为是的“一般规律”。一方面,当检验结果与理论一致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定理论被证实了,因为还有更多的事实并没有进行检验;正如米塞斯指出的,“一个看来与经验并不矛盾的理论也决不能被看做是结论性的确证了地。伟大的经验主义逻辑学家穆勒不能发现客观价值论和经验事实之间有任何矛盾,否则他就不会正好在价值和价格理论极具变革的前夜宣布,在与价值规律有关的范围内,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没有再留下什么东西需要解释的;理论是极为完美的”。显然,这也是波普尔证伪主义对传统科学验证方法的批判,波普尔不仅否认归纳逻辑的有效性,甚至也否认进行归纳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归纳仅仅是一种心理幻觉;而且,归纳方法对社会科学理论构建的局限性更为严重,因为社会科学中甚少会出现相同的事例,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本身就不是不精确。例如,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就是建立在他精心的统计调查的基础之上,这包括关于每年结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同国家的出生情况,流行病对出生、死亡和结婚的影响等;正是在此技术上,他推断在较好的环境中人口趋向于每25年增加一倍,并评估了在世界欠发达地区及过去和现代欧洲不同国家中人口发展的差异;但显然,随着技术的提高进步、物质的丰富、时代的发展和观念的改变,马尔萨斯建立在其统计之上的人口学说以及其他相应的经济理论也就开始被否弃了。事实上,社会科学理论更注重的是假设的合理性和逻辑的条理性,因为社会科学理论本身体现了主体者的认知和观察视角,每个理论本身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当然,社会科学理论的合理性检验本身也不仅仅是纯粹逻辑的产物,而是需要经验事实的检验,因而历史记录对预设前提的形成和修正还是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当检验结果与理论发生差错时,也不能简单地以为原先的理论错了,特别是,不能仅仅基于少量、局部的数据就推翻先前理论;这也提倡库恩范式的知识继承和积累学派对波普尔开创的证伪学派的批判,正如波兰尼指出的,只要有一个反面的证据就可以反驳一条普遍法则,这是正确的,但是经验只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显而易见的反常,没有什么精确的规则能告诉我们那些显而易见的反常是否就是事实上的反例。因此,科学陈述的证伪和它的确证一样都不能严格地建立。确证和证伪在程序的形式上都是不确定的”。显然,如果说波兰尼的分析适合所有的科学探究的话,那么,它将更为适合包含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究其原因在于,经济现象要比一般的自然现象更为复杂,而经济统计数字本身就很少能与经济理论中产生的概念完全吻合。而且,由于社会科学理论的预设前提往往是随着被新出现的经验事实所反驳而不断得以修正的,而由于经验事实本身就是多样复杂的,因而往往会同时出现沿着不同路径修正的多种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将它们做比较,以便了解它们各自的波普尔所谓的‘逼真度’,即它们中每一个理论迄今为止拒绝证伪的程度”。
所以,笔者强调,对模型的简单证实不意味着就能证明理论,对模型的简单证伪更不意味着就能证伪理论;事实上,麦克罗斯基和考德威尔等都认为,波普主义对经济学是一剂太强的药:它们的结构要求是如此之严,以致于一旦把它严格地应用,经济学就很少有生存余地。譬如,麦克洛斯基就指出,“任何一个假说的检验里,辅助性假设都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它们的存在,任何检验都不是决定性的。这不仅仅是多数科学分歧的潜在内含,而且是他们的本质所在,例如:‘你的誓言没有控制好’;‘你没有解决识别问题’;你采用了均衡(竞争、单方程)模型,非均衡(垄断、500个联立方程)模型才合乎实际情况。’而且,即使某个待验假说可以被孤立出来,假说的概然性质(这一点在经济学里尤其明显)可以使任何决定性检验变成非决定性的”。正因为如此,“任何先验地相信自己的学说正确性的人总是能指出,对根据它的理论取得成功来说是根本性的某个条件没有得到满足”。为此,拉卡托斯还区分了两种证伪主义:方法论的证伪主义和教条的证伪主义;他认为,方法论的证伪主义把反驳和反证分开,而教条的证伪主义则把二者看成是一回事。而且,纯粹的计量检验也得不出任何真正的理论,这实际上已经成了共识,哈奇森就写道:“自本(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逐渐认识到在经济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很少有,并且经证明也的确没有什么论述应该被庄严地赋予‘定律’这一称谓”。
其实,由于好的理论往往有一个严密的因果逻辑,而检验本身则总是有很多偶然性;因此,在遇到检验结果与理论不一致时,首先是要反思检验的方法、数据的取舍以及其他检验程序是否合理,而不是简单地抛弃理论,想当然地以为理论被他的计量分析证伪了。这包括:“统计数据必须满足的条件,它们得以确定和收集的方式,用于推理目的而对其处理和运用得方法,在此基础上决定论点有效性的标准,以及借助它而建立的结论的逻辑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再次展开多层次的检验,因为不同情况下对同一理论的检验结果往往相差很大;而如果确认检验方法、数据等都没问题,则反思理论得出的前提假设和逻辑推理是否有所差错,从而进一步完善理论。因此,米塞斯强调,“如果事实没有证实理论,原因也许在于理论的不完善性。所以,理论与经验事实之间的不一致性迫使我们再一次彻底细考理论的问题。但是,只要对理论的再思考没有暴露出我们思考的错误,我们就没有权力怀疑其正确性”。也正因如此,波普尔提出的“情境分析”和“环境逻辑”法就认为,当行为者的行为与预期不一致时,经济学家往往不是放弃理论,而是再次检验对环境的描述;而考德威尔认为,情境分析不但是重建经济学实践的重要工具,也是一个是用于所有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而且,这种对特定试验或观察的反思态度并不仅仅限于社会科学中,在自然科学领域也一样。譬如,传统牛顿时代的科学家发现一个星体出现明显不符合牛顿的万有引力的“反常行为”时并不是简单地摒弃牛顿定律,而是假定存在另外尚未发现的其他星体的存在,正是基于这一思维,后来陆续发现了多颗星体;而且,即使没有发现新的星体,也是首先去检验检测的仪器是否有毛病等,只是到了爱因斯坦提出了新的更为成熟的理论,人们才开始把牛顿定律也是为一个特例。
也正因如此,库恩认为,在成熟科学中,工作不是致力于提出假说、检验假说然后过渡到下一个问题或猜想,相反,他提出了取代波普尔证伪主义的库恩范式。根据库恩范式:一次反常是一个不真实的,或应当有解但实际上不可解决的问题,或是一个有关联但却不受欢迎的结果,或是一个矛盾,或是一个荒唐的行为,而这本身正是由于范式本身扩展造成的;它不过是对某一理论的一个偶然的反例,或是一个棘手的事例,只有当所有的尝试都归于失败时,反常才构成危机,从而导致了范式的转换和理论的发展。事实上,正如库恩写到的,“没有哪种理论能解决在某一给定时间内所面对的所有问题。而且已经取得的解决方式也常常是不完满的。相反,任何时候,正是现存的有论据的理论一致性的不完善和不完美才解释了作为常规科学特征的许多困惑。如果任何及每一次关于一致性的失败都是理论被抛弃的理由,那么所有的理论都应该被抛弃”。尽管很少有科学哲学家完全接受库恩的具体主张,经济学家中更少;但是,他的范式理论还是深深地改变了科学哲学的面貌,在经济学领域,主流经济学更是自发地实践着库恩范式中的主张,他们往往基于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公理而局限于非常狭隘的领域做所为的研究工作,即使从中发现了明显的反例,也不会对整个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范式进行反思。
当然,这里不是说对反例的出现不要重视,相反,正如布劳格指出的,任何现代经济学理论,除非其能对它力图解释的现象作出一系列预言,并且这种预言至少是潜在地可用经验资料确证的,否则,它便没有立足之地,便不可能是第一流的和合理的。而且,正如不断出现的反例终于导致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一样,反例的增多也是旧理论面临修正或者被新理论取代的一个明显信号,为此,就需要将库恩范式和波普尔的批判结合起来;当然,这就不仅是个经验的问题,而是上升到了超验的层次,从而更需要依赖人的理性判断和思维。其实,拉卡托斯的科学纲领中就包含了许多“超经验内容”,在拉卡多斯看来,某个研究框架如果其不如竞争对手,那它可能没经证伪便被摈弃;相反,某个研究框架即便已经被证明为不正确,但只因为没有更好的有效的研究框架而仍然会得到留用。同样,布劳格也强调,当他在其著作中说主流经济学家贴上了证伪主义的标签时,只是相当简单地说它相信经济理论在最终分析中应该用他们设定要解释的现象的本质内容来评判,甚至更为简单地说它相信用经验检验理论的意义。而且,即使是波普尔本人,也并不认为一次反驳就足以推翻一个理论,正如布劳格指出的,“这种看法是把波普尔打入了拉卡托斯所说的‘天真的证伪主义者’之列。但只要稍一细思就会发现,很多自然现象以及全部的社会现象在本质上都有随机性,一个反例只能说明假说有可能不是真的,却不能确定它是假的。故而,如果只根据一次统计检验的失败就抛弃整个理论,必然导致知识上的虚无主义。显然,只有一系列的反驳才能使概率论的支持者不再拥护被反驳的假说”;“如果细读波普尔的著作,就会发现他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所谓的‘韧性原理’(the principle of tenacity)——科学家们总是通过引入合适的特异性辅助假说以逃避对其理论的证伪——他甚至认识到了在特定条件下这些维护教条的正面价值”,因而“波普尔是一个‘复杂的的证伪主义者’,而不是‘天真的证伪主义者’”。
事实上,我们从经济学说史的演变发展过程也可以看出,任何经济学理论的危机以及相应的革命都不是某个具体的现象进行证伪的,甚至也不是理论的逻辑型缺陷所导致的;相反,任何新学说的兴起都是伴随着历史新环境、新问题、新任务的出现,就的理论已经不适合新时期的需要。例如,迪梅尼和莱维写道:“经济理论的发展不是随着不断发生的证伪过程而发展的,而是随着社会动荡、大范围的经济危机或住址危机而发展的。众所周知,凯恩斯理论曾(暂时地)一度走向了前台是由于大萧条、新政和二战的结束——一系列已经明确地证明经济学中政府不干预的自由市场政策的失败以及国家干预的巨大力量。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不景气形势下,物价上涨使得‘新古典主义学派’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很长时间以来(或者从一开始)一直批判东欧的经济实践,但是东欧的失败是对作为一个重要的非正统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致命的打击,甚至也是对长期以来一直批评这些实验的马克思主义派别的致命打击”。同样,米塞斯也指出,“正因为历史经验的现象是复杂的,比借助正确的理论来评价一直错误地理论来,经验与这种错误的理论相矛盾在解释这种理论的不适当性上效率更低。铁的工资规律被否定不是因为经验与它不一致,而是因为它的基本荒谬性被揭示出来了”。因此,正如布劳格指出的,尽管现代经济学往往被贴上证伪主义的标签,但它们经常在它们自以为是的实践中碰壁——它们所用的科学哲学以“无关痛痒的证伪主义”为特征;实际上,也无需惊诧,现代经济学极少实践证伪主义。
总之,尽管经济学的理论发展需要经验事实的检验,但就经济学的特性而言,其理论既无法被完全证伪也无法被完全证实,因为任何经济现象都是具体而独特的,这与自然科学存在很大的不同。一方面,就证实主义而言,经验检验只起确定理论适用范围的作用,当一种理论由于其假定前提真实而被视为正确理论时,检验能够表明该理论的适用范围,但它们从来不能表明该理论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就证伪主义而言,即使经济学的某些具体理论被经验事实驳倒了,他们也不会把它作为谬误而摈弃,最多对理论作些修正或改变其范围。当然,也并不是说,经验证据是不重要的,如考德威尔就把精确预言的反复失误视为必须考虑改变理论的信号而不是抛弃理论的证据;同样,布劳格也强调,对于象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适应性预期与理性预期、人力资本理论与审查假说之类的著名争论的个例研究表明,尽管经济学的检验存在着所有这一切问题,尽管任何检验结果的意义都不很明确,但经验证据仍然是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推动力量。布劳格就认为,拉卡多斯就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方面,拉卡多斯的标准要比波普的宽容些,因为它允许研究框架在遇到较小的不一致性时随时发展,特别是修正,以便涵括经验的不规则情形;另一方面,它又比波普的标准更严厉,因为它要求研究框架在解释它的对手能够解释的每件事件过程中比它的对手提供更好的预测,对于它的对手不能解释的某些新奇事实它能作出预测。
也正因为注意到自然科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学科特性差异,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大多在方法论上都坚决反对哲学上的实证主义,拒绝使用经验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理论。例如,米塞斯就写道:“人类行动的经验是历史。历史经验并没有提供可以帮助建立理论科学的事实,这些事实也不能同实验室中的实验和观察为物理学提供的事实相比。历史事件总是各种因素和一系列因果关系总和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人类行动方面不能进行实验”,相应地,“经济学与经济统计所关心的特殊经验总是指过去。这是历史,就其本身来说不提供将在未来还能得到证明的有关规则性的知识”;因此,“任何一种描述性经济学和经济统计都可以归入历史研究的名下。他们最多只能告诉我们过去,尽管是最近的过去。从经验科学的角度看,现在马上就会变为过去。这些研究的认识价值并不在于从其中得出一些可以形成理论观点的学说的可能性”。然而,尽管米塞斯等奥地利学派学者看到了经济学理论与经验事实之间的相对独立性,但却往往把理论与经验以及历史极端分离开来;究其原因在于,他们基本上继承了休谟、康德等倡导的价值与事实之间的二分法,从而反而对理论的发展造成了两种困境:要么是怀疑主义的,要么是唯理主义的,前者夸大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而后者却开始将两者混同了。其实,如果考虑经济现象与认知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认识到经济学学理论本身内含的目的倾向,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去辨别一个经济学理论的好坏或者实用性;也正因为如此,哈贝马斯提出一种“实用主义”观点,建议“通过知识的综合运用来对它系统的验证”来取代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检验。
来源:360个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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