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人类学:一种与拍摄对象进行互动的方法
在社交媒体广泛浸入生活的时代,纪录片导演在进行拍摄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将一些被摄对象加入到了自己的微信、微博里,以便随时了解他们动态、想法,跟进某些重要事件,及时调整自己的拍摄计划,社交媒体俨然成为了—个互动创作的场域。这种拍摄者参与创作的拍摄方式,被纪录片研究者称为“分享人类学”,在纪录片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已经有了许多相关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分享人类学”的概念是由法国人类学家让·鲁什在人类学纪录片拍摄实践中提出的。1954年,让·鲁什在尼日尔河拍摄人类学纪录片时,他将拍摄的影像给当地人放映,当地人在观看影像后提出了修改意见。与以往的纪录片拍摄不同,拍摄对象参与到影片的拍摄中。让·鲁什觉得他和拍摄对象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交流和互动的关系,拍摄者被拍摄者一起“分享”作者身份,这就是“分享人类学”。
“这种拍摄方法延续并拓展从弗拉哈迪人类学影片中试图通过主动地容纳拍摄对象和拍摄者的主观思维从而使记录更加接近客观事实的思路。”
弗拉哈迪在拍摄《北方的纳努克》时已经不自觉地使用了后来我们称之为“参与观察”和“反馈”的方法。在拍摄影片时,他与纳努克交流,并把拍摄的素材给当地的爱斯基摩人观看,与他们一起讨论,请他提出建议和意见。
《北方的纳努克》中的猎捕海象片段
如果说弗拉哈迪的“分享人类学”理念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那么让·鲁什则是自觉的将这种方法付诸实践,并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到了拍摄《夏日纪事》的时候,让·鲁什对分享人类学有了较多的自觉意识。拍摄者从摄像机后面走到了镜头前面,激发拍摄对象对问题展开讨论,拍摄者还将拍摄内容回放给拍摄对象,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将这一部分拍下来作为影片的第二部分。
《夏日纪事》中拍摄者的讨论过程
让·鲁什提倡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他认为影像的建构应该由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一起参与,两者应该一起分享作者身份。通过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合作,拍摄者能够进入被拍摄者的主观世界,挖掘表象之外的真实,探究事物本质的真实,让·鲁什的纪录片创作实践给影视人类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也影响了纪录片的拍摄理念。
拍摄者的自我审视
拍摄者对所拍摄的事件的“参与”过程,其实连带着拍摄者对自我身份的界定,其所抱持的自我批评态度和自我审视意识。周浩在纪录片《龙哥》里跟拍了一个号称“龙哥”的既吸毒又贩毒的年轻人,他同意周浩拍摄自己的隐秘生活,每当毒瘾发作时,就会变着花样向周浩要钱。周浩在影片中毫不隐瞒他和被摄者之间这种相互利用的关系,甚至给该片取的英文 名字就叫“Using”。
龙哥在影片中评价周浩
在主张“真实电影”创作手法的拍摄者看来,摄影机的作用不是“墙壁上的苍蝇”而是“屋子里的大象”,拍摄活动对拍摄对象的影响不可避免,直面摄像机的能效,参与到事件中,将自己放在与被摄者同等的位置,以摄像机为催化剂,构建与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也不失为纪录片人的一种明智选择。
被摄者的反馈
被摄者对被摄素材的认识与看法,应该得到重视。让·鲁什 在他的代表作《夏日纪事》中,以“你幸福吗?”做设问,通过大量街头、室内采访,试图以此理解“生活在巴黎的这些奇怪的人种”。采访并非就此结束,他邀请部分被访者“看电影”——在影院观看剪辑中的未完成片,然后将大家的反应、议论拍摄下来,再度剪入到最后的成片。采取类似方式的益处是,一方面通过分享素材或成片,我们有可能挖掘某些被曲解的事件真相,被误读的心理感受,从而让影片更加客观、公允;另一方面对被摄者开诚布公也能了解其心理底线,将隐私公开化及其后果设定在一个可以控制的阀值之内。
《夏日纪事》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分享人类学方法被引入到一般纪录片的创作中,许多非专业人士开始拿起摄像机拍摄自己的生活,也有很多独立制片人将摄影机交给拍摄对象,让他们拍摄有关自己生活的纪录片。“分享”已经不仅仅是被摄对象对拍摄的影像提出意见、共同参与影像的制作,还表现为导演把摄像机、照相机交给拍摄对象,让他们用本位视角拍摄自己和身边的人,。这种方法可以避免作为文化上的“他者”对“我”即拍摄对象的误读,从而能够更真实地记录拍摄对象的生活。
从被纪录者到主动纪录者
“这机器能记录我家的事、我周围人的事、我村子里的事,而且还能把我心里想说的话说给大家听,还能把我的村民的生活展示给大家。主要是逐年记录我村子的历史。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
云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净首次提出了“把摄像机交给村民”的概念。并开始了他的“乡土影像教育”。2005 年,吴文光推进了“村民自治影像计划”,项目组在全国各地的报名者中评选出各十名村民,对他们进行拍摄技术培训,教他们如何使用 DV 摄像机,然后把摄像机交给他们,让他们回到所在的村子进行拍摄,拍摄内容主要是关于农村民主、自治等问题。村民作者先后完成了《我的村子 2006》、《我的村子 2007》、《我的村子2008》、《我的村子 2009》等作品。
吴文光在教授村民摄像技巧
村民作者拿着DV,用内部视角记录下了自己村庄里的人和事,这种来自乡村内部的影像所呈现出的鲜活、生动、真实的画面信息是“他者”无法拍摄到的,也就是说作者的身体位置是无法复制的。分享人类学体现了纪录片创作者对如何捕捉真实的生活,提供了一种创作方法,也是如今互动、多元的社会环境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纪录片创作路径。
参考文献:
黎小锋.新媒体时代的纪录片:从“触雷”到“分享”与“互动”.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5
王莉莉.纪录片创作中的分享人类学方法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2.
郑亦亭. 吴文光独立纪录片创作历程与理念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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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刘予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