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的你，残酷、困惑与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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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电影《少年的你》再次把“校园霸凌”这一社会问题带入公众视野时，我们就不应再止于唏嘘，而是深入问题层面并尝试给与问题以解决答案，将触角从《少年的你》深向这个看似是无底深渊的“校园霸凌”本身。而美国纪录片《Bully》在2011年开始尝试从现实生活中窥探这颗长久寄生于校园和社会的“毒瘤”。
纪录片《Bully》中关于受害者的发声
“霸凌”
一种弱肉强食的权力不平衡，通常以自上而下的显性与隐性暴力进行再现。
较为认可的关于“校园霸凌”的定义，是一名挪威学者Dan Olweus提出的，“一个学生长时间并重复地暴露于一个或多个学生主导的负面行为之下。”这一定义也体现了“校园霸凌”的特征，长时间、重复性、权力驾凌与负面势能。
纪录片《Bully》幸而拥有朋友的受害者
疼痛
创伤性成长与个人角色转换
成长是影像作品常采用的叙事内核，当注入“校园霸凌”等银幕符号后，这种个人成长便会打上创伤的烙印。影像作品中的“被霸凌者”形象，通常有着较为内向孤僻的个人性格、沉默寡言的外显特征以及原生家庭的特殊背景。个人的不同很容易在不公平的社会里遭受意想不到的恶意；原生家庭的环境映射更是让那些“被霸凌者”变得更为特殊，某些家庭因素一旦符合猎奇心理，便极有可能成为“校园霸凌”的突破口或催化剂。这些特征使得“被霸凌者”更加边缘化与弱势化，继而成为强者的“吞并”对象，这种“吞并”裹挟着暴力，语言与肢体交叉、冷与热相交替。且这种暴力伴随的创伤是持续性的，不亚于一场雪崩、也不亚于一种恶疾的蔓延，常常伴随着流血甚至是死亡。
但在这场创伤性成长过程中，有“被霸凌者”为了不被欺凌而成为“霸凌者”的权力依附，也伴随着“霸凌者”向“被霸凌者”的角色转换，两者关系在社会互动中的微妙变化，似乎将“霸凌”本身推向一个“性善论”与“性恶论”的关于人性的亘古辩题，推向一个无解的命题，实则不然。
纪录片《Bully》
漠然
社会角色的缺席与功能弱化
孟子的“性善论”基于恻隐之心的人性内涵，具有精神心理的倾向性；而荀子的“性恶论”则站在自然属性立场，认为是对物质生活的欲求。两者并非完全对立，反而是相互补充的关于人性的讨论。因此用人性论对“校园霸凌”进行归因是不全面的，各个社会角色的缺席与漠然才是问题的推动手。
“交学费是为了让学校好好教育孩子”的责任规避是无意义的。家庭的教化与训导功能在孩童成长阶段仍然是一个重要角色。而于弱势方的家庭而言，对于孩子的关注与引导更不应被家庭暴力所替代，“以暴制暴”的错误观念也是“校园霸凌”的参与者。纪录片《Bully》展现了家庭作为“被霸凌”孩童最后的庇护场域的重要性。但纪录片中也有一个细节，被霸凌的小男孩的妹妹向哥哥抱怨，称同学因为她有这样的哥哥同样也欺负她。听到这，哥哥是茫然的，他在这种暴力笼罩的夹缝中求存着。一种是充满恶意的暴力扩散，一种是无意识且无奈的暴力传递，家庭如若没有正确且及时的角色参与，这个最后的庇护所便会轰然塌陷。
纪录片《Bully》
但另一方面，“发声”也需要掌握分寸与方法。在纪录片《Bully》里，老师反问受害者。
“在你告诉我之后，他还有再坐到你头上吗？”
“我有找他谈话，然后他就没有那么做了不是吗？”
“No，but he was still doing other stuff after that .”
“但他在那之后仍然在对我做别的事儿。”
画面的暂时性无声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回答也是一种对现实的疑问。
媒体的介入也应该是以追求真相、解决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为了浏览量、收视率而对猎奇心理进行满足，对暴力现场进行无限度呈现，对施暴者的警示不应以消费受害者并对受害者造成二次甚至多次伤害为代价。
困惑
纪录片的寥寥之声与两难之境
纪录片因其纪实手法、观察记录的价值导向，在说服效果与揭露事实方面有更强的力度。但搜索关于“校园霸凌”的影视作品，纪录片却寥寥无几。
其中，美国的纪录片《Bully》记录了几个“被霸凌者”的故事，他们因外貌、性取向、种族、性格特征等原因受到同学的霸凌。穿插着对于受害者的采访，影片对他们的生活环境（家庭、学校、社区）进行记录，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他们的生活与心路历程。受害者对霸凌行为的畏惧与视施暴者为朋友的矛盾、学校的不作为与作为后产生副作用的矛盾、父母的努力与努力后仍无法挽救生命的矛盾，这是深沉的无奈，也是对校园霸凌的有力拷问。
纪录片《Bully》中关于受害者的采访
一定程度来说，纪录片在关于“校园霸凌”的话题上缺席了，但困惑也由此产生，因为如何纪录、如何呈现的问题让纪录片陷入两难的困境。电影与文学在关注校园霸凌问题时，可以虚构亦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但纪录片在关于此议题的纪实拍摄上难度却大大提升了。对“被霸凌者”的关注与采访，因其对伤痛的重温与再现，会不会对他们造成二次伤害。其次，会不会由于放大作用，反而给“被霸凌者”招致更多的恶意，将其再次推入深渊。另外，对于霸凌者的处理，如何避免让他们成为“被霸凌者”，又如何避免媒介审判，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黑格尔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悲剧不是出现在善恶之间，而是出现在两难之间。
这是一种困惑。
如果《人间世》可以谈论生死，直面现实中残酷且脆弱的医患关系；
如果《二十二》可以聚焦历史，记录那些受过伤害仍挺身而出的边缘群体；
那应该也会有纪录片以一种适当的方式去正视“校园霸凌”的社会问题。
这是一种社会责任，也是一种社会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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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胡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