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历史：中国纪录片的称谓演变

1958年，北京电视台播出了中国第一部电视纪录片《英雄的信阳人民》，讲述了河南信阳人民抗灾夺丰收的感人事迹。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今天的我们称之为“纪录片”，但实际上直到上世纪80年代，在我国关于“纪录片”这个名词，整个电视界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纪录片”这一称谓其实是西方舶来品，纪录片的概念最早是由英国的纪录片大师约翰·格里尔逊提出的。1926年2月8日，他在纽约《太阳报》首先使用Documentary来评价他的老师罗伯特·弗拉哈迪的作品《摩阿那》。在我国，纪录片这一叫法经历了一番曲折，才最终确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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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新闻纪录片

建国初期，我国国内新闻观念受到苏联的影响较大，列宁提出的“形象化的政论”一度被用为新闻纪录片的指导思想。电视台的建立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变成了一种政治任务。学者何苏六在其《中国电视纪录片史论》中提到：电视台的建立是一种国家行为，其表现的内容也必然是国家政治的反映。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片头

1953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厂成立，但是，国内的纪录片并没有获得独立的形态，反而成为了一种新闻片和纪录片的混合类型。主要采用政论报道的形式，内容以政治时事为主，更多作为一种新闻样式而存在。因此，在那个新闻纪录片的时代，纪录片主要承担政治服务的功能，拍摄的题材狭窄，纪录片成为表现政治乌托邦激情的工具，“纪录片”这个词汇在广大群众眼中政治色彩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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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艺术片、电视片还是纪录片?

到了20世纪80年代，社会语境的变化使得“纪录片”这一称谓受到了冷落。事实上，为了回避“纪录片”被完全政治化这一问题，“艺术片”、“电视片”这样的称谓在当时被频繁应用在纪录片身上。

电视连续节目《话说长江》片头

上世纪80年代的《话说长江》这部关于长江沿岸地理与人文的纪录片播出，反响热烈。这部纪录片在我国电视历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其开头的介绍中只有六个字：电视连续节目。再到1986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也引起了社会轰动的里程碑纪录片《话说运河》，当时也未曾给出一个明确的类型定义。文学评论家冯牧称它是一部“艺术纪录性的系列电视片”。由此可见，当时的学界对于纪录片属性的定义并没有相对一致的认识。

电视纪录片《话说运河》

“艺术片”的命名包容性较强,但有效性很弱,凡是具有艺术审美性的电视节目都可以叫做艺术片,这种叫法的出现和纪录片去政治化诉求密切相关,体现的是追求纪录片审美本体的意图。同样，“艺术片”的称谓出现其实也代表了新时期下电视界对于纪录片艺术审美性的坚持。而“电视片”的叫法命名的有效性同样很有限，因为在那个时期所有在电视上播出的节目都可以统称为“电视片”。这种混乱的情况维持了一段时间，亟待一个新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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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长城》之后：纪录片称谓的恢复

这种混乱的现象在纪录片《望长城》播出后有明显好转。《望长城》在其片头打出了“大型电视纪录片”这七个字，明确恢复了“纪录片”这一称谓。但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命名倾向：一部分人出于对真实的尊重，以纪实语言为标准,把一些主观性较强的影片提出到纪录片概念之外，将其命名为“专题片”。这种观点主张那些影片中创作者主体意识明显的应该称作“专题片”而非“纪录片”。是否采用长镜头、跟踪拍摄和同期录音等纪实手法也 曾经是区别纪录片和专题片的重要标志。

电视纪录片《望长城》

电视娱乐节目兴起,真人秀节目大量出现,“非虚构娱乐节目”潮流愈加猛烈。纪录片在流行文化生产市场也许并无优势,但人文思想价值一直被重视,逐步成为了文化含量较高节目的代名词。以纪录片命名电视节目或者栏目,变成了对电视节目文化含量的中捍卫和对纪录片社会正面影响力的尊重。

对于纪录片命名历史的回顾与探讨，分析其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内涵，有助于我们当代纪录片人加深对纪录片的理解。纪录片的不断发展带来了创新，许多不同种类的节目形态已经脱离于纪录片的范畴。但是，泛纪录时代下的纪实短视频、纪实真人秀的出现，逐步扩大了纪录片的范围。本次疫情期间，有许多博主利用纪实Vlog的形式真实纪录了武汉的情况，体现了纪录片本身特有的社会功能和人文关怀。新的纪实形式不断出现，又进一步扩大了纪录片的本身含义。直至今日，纪录片的内涵仍然在不断发展扩大之中。

参考资料：[1]刘忠波.中国纪录片的命名和称谓变化[J].中国电视,2012,1.[2]何苏六.中国电视纪录片史论[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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