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说】如果Kevin Lynch生在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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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鹤鸣：Parsons设计学院Design and Urban Ecologies 专业社区规划方向，城市规划师，跨界创意设计师，交互地图设计师。主张利用跨界设计思维武装城市发展策略。研究领域包括公众参与式规划，城市策略设计，慢行交通社区研究，数据可视化设计等。

　　作为经典的美国人本主义规划理论学者，Kevin Lynch成功的将城市中的设计环境与人的主观感受相结合，用多年的研究批判“城市为效率服务”的观点。在他所研究的方法其中之一，是叫人们画出他们所理解的城市。该方法背后的假设是居于不同经济阶层的民众对于城市空间的理解会有不同的局限，因为受访者对于商品的负担程度、社交网络、和教育背景皆影响了人们对于城市中地点的可达性，以及对其周围空间的认知。换句话说，是你的经济能力、文化背景等因素无形中决定了你在城市中选择的目的地和行动路径。

　　手绘地图（Hand Drawn Map）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充满无限魅力的故事载体。它们线条的颤抖，点与点的连接，以及小小的标注都倒映出人们当时的呼吸和心跳。记忆慢慢回放：“早上我出门应该是向左转，那一家的咖啡很棒…喔，在这里要过马路了，信号灯总是要等很久…” 地图的读者可以去用尽想象，去猜这个路口是否围绕着低矮的灌木，去猜这个社区的人们过着怎样的日常，可如果我们能亲眼看见该有多好。

　　尽管题目非常标题党，我不打算讲一个穿越的故事，而是想讲一个跨越的故事：

　　跨越地图能够带给观众信息的边界，跨越你对于维度的认知。

　　2016年的秋天，我的论文选题方向定为：现今新城市主义背景下，步行可达性的单一化学术研究基调，与移民社区多文化步行环境的差异（太长了还是要用逗号隔一下的）。研究背景在此不过多阐述，只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本次研究中被我喷的最多的就是Jan Gehl先生所谓“人性化的尺度（The Human Scale）”，其在《如何研究公共生活（How to Study Public Life）》中列举种种的调查方法，如上街数行人通行数量（每10分钟为单位），标记一条街上行人聚集或停留再那个位置等等。这种非参与式观察（Non-participant Observation）主要的目的是研究行人与物理空间的交互，背后的假设是空间设计是决定人们社会行为的最重要因素。

　　先不说物理空间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步行行为，如果我们看一下根据他的方法论所得出的研究结果，或许你可以注意到，Jan Gehl只不过将所有行人，看做“人类”这个物种。当他在与纽约市交通局合作的“世界级街道（World-Class Streets）”项目中提到：“如果一条步行道上路过的行人，超过了每码每分钟通行12个人”，那这条街道被视为过度拥挤，这样的街道是不适宜步行的。可是在我的问卷调查中，所有中国城的受访者都表示，他们喜欢这样拥挤的街道，这是社区繁荣的表现，也让他们有家（中国）的感觉。所以在学者眼中步行社区的问题，在不同文化中却变成了吸引人们步行的价值。

　　当然在这里我不否认纽约中国城的特殊性，不能讲中国城与中国（国内）情况进行横向比较，所以我的结论并不是拥挤的街道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需要将其与纽约市做一个纵向比较。简单介绍一下中国城的情况：作为曼哈顿下城最后一个较低收入移民社区的聚集地，中国城艰难的支持着大量移民的定居于就业。在参与社区工作的过程中，我接触到太多例如三户人家挤在不足60平米的公寓里，完全没有英语读写能力的中老年移民在此处找到工作维持生计。中国城也面临非常严峻的绅士化问题：华人在纽约的贫困率位居第一，我曾亲耳听见家中有残疾人的低收入租户反应房东在水中投颜料，一年完全不给水电，冬天没有暖气和热水等等。房东的目的就是将低收入华裔居民赶出，将房租翻倍租给收入较高的白人青年。在2014年，根据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城/下东城（Chinatown/Lower East Side）白人居民占比（35%）首次超过亚裔居民（31%）。许多街道美化的项目表面上是带给行人（特别是游客）一个舒适的步行环境，在背后则强力推动了不动产价格上涨，迫使更多亚裔居民流离失所。（更详细的背景介绍我会在后续推出专题）

图中曼哈顿下城收入最低的区域就是中国城位置

　　我在此批判Jan Gehl的方法论，并不是全盘否认他的理论和对于实践项目的贡献，而是想要质问：通过这种非参与式观察，而不是与行人进行真正的交流，研究者们如何真正的了解步行者为何想来中国城这个社区？为何选择这条街道？为何停留在这个地点？如果我们在谈论“人的尺度”时，何必靠猜测行人的好恶来进行规划设计，而不是直接交流来了解行人实际的需求。

　　如果Kevin Lynch生在这个时代，不知他是否会觉得这是规划思想的倒退。

　　我要把他们丢下的拾起来。

　　制作这个交互地图我所想要解决的三个问题是：

1.　 如何将规划师所惯用的平面图和鸟瞰图，与人们日常生活的街道景象相结合？

2. 　如何扩展手绘地图的维度引入更多层面的信息？

3. 　如何用地图反映出人们在中国城步行背后的故事？

　　前期一个最为重要的准备工作是确定我所要调查的地理空间范围。中国城其实没有一个特别官方的界定，从下图就可以看出人们对中国城的划定没有统一的认识。而如果在谷歌地图上搜索Chinatown，所显示的区域要远远小于华裔所活动的范围。这种区域的不确定性会导致许多问题，例如我在跟一位住在中国城的中国通Glenn聊天时，他说有一次政府派人来做人口普查，来的是一个完全不会中文的美国人，而他的楼内住的大部分都是上年纪的华人，根本不能沟通。我的猜测是他的公寓实际上位于政府所界定的中国城范围之外，虽然四周都是中文店铺和华人聚集的公园，但是刻板的地理范围划定让许多华人享受不到华语服务。

　　我所做的工作是基于日常对中国城人们活动范围的理解，即有中文招牌的店铺顾客目标一定包括华人，那么中国城的范围界定就可以通过标注中文招牌的位置来做一个大致的判定。通过使用谷歌街景，我在GIS内手动标注了1303个首层商铺有中文招牌的地点，并且做了实地调研来确认一些2014年或2015年的街景数据是否和现在相符合。之后绘制了六边形所构成的矩阵，覆盖到所有的点上，并用GIS计算每个六边形中包含的店铺数量。再将没有与店铺重叠的六边形删除，之后就得到了包含首层中文店铺密度的中国城大致地理区域。除了华人经济活动的范围，我又找到了“在家中常用语言”的数据，试图反映出华人的居住空间范围。

　　在此基础上，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如何将规划师所惯用的平面图和鸟瞰图，与人们日常生活的街道景象相结合，我设计了第一个Prototype。为了在地图中嵌入街道景象，谷歌街景不能满足我的需求，因为它是车道视角，而不是真正站在人行道上进行拍摄，所以我自己在街上拍摄了386张照片，上传到云端，再一个一个贴入到六边形中。（实际上拍摄的照片大概有450多张，地理定位只能靠iphone，所以并不是很准确，所以很多照片拍出来忘了具体在哪所以只能再去重拍一次，在这件事上耗费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只能说期待科技进步）

　　但是最后这第一个Prototype出来的效果让我意识到，其实这跟Jan Gehl做的没什么两样，我还是没能更深入的挖掘行人的身份特征和他们步行的目的。所以在我为毕业论文调研设计调查问卷的时候，特地加入了地图绘制的环节。这个环节由于之前的经验我判断行人并没有一定的绘图基础，所以所有的地点路线和标注都是由我，和帮助调研的粤语小伙伴胡奕楷同学，自己绘制。形式也是聊天谈话的方式进行，问题例如平时去哪些地方买菜、吃饭、跟朋友聊天等等。之后我再根据地图绘制后期导入GIS，录入受访者年龄、居住信息、地点标识等等。

　　设计地图网站的时候我想要着重强调步行的三个维度：社区、街道和地点。

　　社区层面利用之前提到的重新界定的中国城范围，以及行人与中国城的关系（居民、工作、来访等）来显示。地图是利用Mapbox自己做的，优化了区域概念，并且导入了六边形底图。街道层面用线来表示，并且鼠标放在路径上会自动从GeoJSON数据库提取之前标注的受访者信息，我写的代码将零碎的信息串联成句子，让观众明白谁在走这条路线，并且为了什么目的。地点层面利用前面所拍摄的照片，给人最直观的印象说明中国城从行人的角度来看是怎样的，哪些地点对于人们有特殊的吸引力。

　　通过实地调查及绘制地图，我对于中国城的行人构成及步行目的有了全新的认识。首先我原本以为大部分出现在中国城的行人都是这里的居民，结果发现80%的受访者并不住在这里，有的住在布鲁克林，有的住在皇后区等等，他们来这里的目的一是为了购买华人特有的商品，二是为了有机会见到熟人，三是为了感受中国城的气氛。甚至一位受访者住在布鲁克林，他说那里的日用品比中国城便宜，但他还是愿意坐半小时的地铁过来散散步，跟其他华人聊聊天。然而许多人又表示这里的物价越来越高，中国人越来越少，这些非物质因素导致中国城的步行对于他们来讲越来越不舒服。第二个发现是人们路径的选择与他们和中国城的关系息息相关，居民普遍都选择类似循环的路线：上街购物，绕几个弯再回家。而工作者和访客是从地铁站进入中国城，直接到他们想去的目的地，更多的是线性路径。

　　最后这个交互地图没有涉及到的一点是更多的narrative，人们的叙述故事。我原本的打算是将居民说的话录入进去，比如他们喜欢在中国城做些什么，设想中国城几年后的样子等等，可以给观众一个更直接的交流，但是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另外因为篇幅问题就不展开介绍编程部分了，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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