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作曲家坂本龙一的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登陆国内院线。电影热映的同时，坂本龙一本人也开通了新浪微博，在视频中用中文跟华语乐迷打招呼 。一时间 ，坂本龙一和他的音乐成为热门词汇，甚至登上了微博热搜。
事实上，这不是坂本龙一第一次在中国引起热议。乐迷们亲切地称他为“教授”，因为他学识渊博，又风度翩翩。他每一次来华演出，都能刮起一阵旋风，俨然当代最受欢迎、知名度最高的作曲家之一。
《坂本龙一：终曲》收获高口碑。
但是，在这样一个被流行化，标签化了的坂本龙一背后，还有另一个坂本龙一被遮蔽了。那就是他音乐中的社会性，以及他对公共议题，左翼理论的关注，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批判与警惕。
今天我们的推送，聚焦于坂本龙一创造的这个迷人神秘的音乐世界，更关注于背后支撑他的创作理念，而这与坂本龙一对公共事件的介入与关注息息相关。
坂本龙一热衷接受考验。随贝托鲁奇制作《末代皇帝》期间，贝托鲁奇要他写一小段音乐，渲染溥仪加冕的那一幕，规定完成时间只有两周。他希望坂本能在拍摄那一幕的前一天就写完并且录制好。
但是现场什么都没有，好不容易找来一架钢琴，竟然严重走音。坂本龙一提出抗议，贝托鲁奇挑衅道：“埃尼奥（指音乐家莫利康内）就是这么干活的！”
结果，坂本在两周内疯狂写了44首曲子，其中最经典的就是小提琴主奏、二胡、古筝、琵琶等中国乐器配合的音乐《Where is Armo》，凭借这首曲子，坂本横扫了当年的奥斯卡金像奖、格莱美奖和金球奖。
贝托鲁奇在中国 贝托鲁奇很喜欢用激将法，当他拍摄《遮蔽的天空》，再一次和坂本合作时，他临时觉得前奏并不让人满意，要坂本换一个。坂本摊手道：“太仓促了，前面有40多个人等着呢，换不了！”贝托鲁奇撇嘴说：“要是莫利康内就可以！”坂本心想：“莫利康内可以，那我也必须可以！”于是他马上把乐队叫回来，紧急排练。
坂本龙一就是这样的音乐家。无论是弹钢琴，还是玩电子，他都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想象力，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因此，该怎么形容坂本龙一的音乐？或许一句话不能概括。
《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里，是寒夜里哭着吃完饭的人，被鼓励好好活下去；《雨》（Rain）中，是文绣丢下雨伞并说：“我再也不需要它了”；《Where Is Armo》里，是溥仪在太和殿蓦然回首，自己在千百朝臣面前追着黄绸布，到头来，“所有的人你都追不上，所有的门你都打不开”。
坂本龙一的音乐不能被定义。虽然，关于他已经有了很多传说，网络上也不乏文章，简明扼要地归纳他的风格，但每一种归纳都流于轻易，每一个定义都像是冰山一角，你越想了解，越发现自己充满疑惑。
一个人这辈子只做一件事，他可以做到极致。坂本龙一把自己交给了音乐，他坚信自己做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最好的，为此全心全意投入，在他演奏时，一丝一毫的打扰都会让他不安。
1996年8月11日，他应邀去中国参加一场私人演奏，张艺谋、陈凯歌、崔健和姜文也在场，但他演到一半气愤地走下台，因为台下第一排有观众不停在拍照，影响了他的演奏。坂本对那个观众说：“我是想以最好的演出来奉献给中国的观众，但台下的干扰几乎使我无法演奏下去。”
说起来，那时的坂本在中国还不算知名，但时过境迁，如今他已经是东亚年轻人的共同偶像，在北上广的文艺圈子里，坂本龙一成了一个迷人的符号，少男少女汇流其中，在音乐的召唤下，在迷离的歌舞声中，陌生人举杯共饮，畅聊偶像坂本的八十年代。
02
出身有闲阶级，拥抱左翼理论 坂本龙一三岁就开始学钢琴，十四岁那年，觉得自己是德彪西转世。后来他曾说:“一生中影响最大的音乐家，一个是巴赫，一个就是德彪西。”
他的音乐天赋早早被证明。有一次考试，老师要求学生“五小时写一首赋格”和“七小时写一首奏鸣曲”，他是全场第一个交卷的人。
大学毕业后，他继续读研，但旷课不少，导师劝他尽快毕业，不要浪费大学资源，他就交了一首管弦乐曲，得到日本先锋音乐家黛敏郎的赞赏。
坂本龙一年轻时也是个左翼热血青年，看毛泽东的著作，听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柄谷行人的讲座。高中时期，他经常去一家叫“维也纳”的咖啡馆，那是日本学运分子的聚集场所，相隔一个店面，就是音乐咖啡馆“风月堂”，据坂本说:“那里聚集了许多感觉前卫的左翼诗人与画家，但是店里的气氛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所以我们只会去感觉比较粗犷的维也纳。”
70年代，左翼思潮在日本非常流行，热衷介入现实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大部分都属于左翼阵营，比如当时知名的左翼马克思主义学者柄谷行人，就曾把坂本龙一奉为座上宾。左翼思想直接影响了坂本龙一的音乐，高中时候和朋友喝酒，他就大言不惭地说:“我们一起解放被资本主义操控的音乐，让我们仿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精神，用音乐为劳工服务！”（《音乐使人自由》）所以，青年坂本龙一既不满足于温文尔雅的宫廷古典乐，也旗帜鲜明地批判武满彻的民主主义音乐。不过，他在自传《音乐使人自由》中透露:有一次他去武满彻的音乐会门外发传单，本想去斗争他，结果武满彻出现后，和他耐心地谈了30分钟，反而让他觉得相当感动，昔日的斗争对象，转瞬成了他钦佩的前辈。
坂本龙一
他的激进和随性让老师们对他爱恨交织。其他学生把音乐作为任务，他把音乐当作游戏，多年以后，当别人问他为何选择音乐，他说:“我现在从事音乐工作，然而，为何会踏入这个行业，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并没有刻意想成为音乐人……”
坂本龙一“一面想完美的做好每一件事情，而另一面却非常讨厌执着于完美，努力地想去破坏”。他爱惜羽毛，不满意的作品，他绝不发表。但他并不像那些渴慕名利的音乐人一样，一旦收获名利就小心翼翼，恰恰相反，他颠覆得最彻底的就是自己。所以他初学西洋音乐，聆听巴赫和德彪西，后来却断定西洋音乐到达瓶颈，未来属于电子和民族乐，于是在1978年，他和高桥幸宏、细野晴臣等人搞起了YMO（Yellow Magic Orchestra）组合，在日本乐坛掀起前卫风暴。
高桥是坂本生命中的贵人。坂本沉浸于作品、世俗上需要别人推一把，比如组乐队这种事，高桥就是那个推动者。 坂本有名的外号“教授”也是高桥起的。他们第一次见面时，高桥穿着一身昂贵西服，坂本闲散地穿着拖鞋和牛仔裤，本来互相看不上，后来听说对方是搞音乐的，高桥又介绍了自己的高中好友细野晴臣，他当时在组一个摇滚乐队。三人聊起音乐，志同道合，高桥是个热心肠，邀请他们来家里做客，当他听说坂本是东京艺术大学作曲系研究生毕业时，半开玩笑道：“你学历这么高，将来会当教授吧？”后来随着YMO的走红，“教授”这个外号深入人心。 坂本没有想到，这个玩票性质的乐队一发不可收拾。第二张专辑在日本预售出二十万张，乐队入围电音流行乐排名前二，YMO成了日本先锋乐队的旗帜，坂本也成了少女们的幻梦对象。可是，正当人们以为坂本要一直做下去时，他却突然决定退出，理由是：不喜欢太出名的感觉。 单飞后，坂本一边给电影大师们做配乐，一边钻研自己的作品。《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毫无疑问是他最有影响力的作品，这首曲子借鉴了巴厘岛的传统音乐甘美兰，用电子合成器制作出清泉流水一般的旋律，刚一问世，就震惊了世人。 这期间，他的风格从电子向民族转移，接连推出了十几张专辑，创作力如喷涌岩浆一样源源不断。 格莱美、奥斯卡、巴西国家勋章、法国艺术及文学勋章等荣誉接连向他抛出橄榄枝，大岛渚、贝托鲁奇等名导奉他为座上宾，他不拒绝名利场，但清醒地表示：“要用音乐去拯救别人，是绝对做不到的事。因为它就是一群认为自己无可救药的人所创作的悲叹曲。” 按理说，坂本这样顺遂下去，该是一个音乐家荣耀的极致了，但他野得很，背负名望，却以名誉作赌注，公开宣布自己和人妻约会。事情引起轩然大波，坂本依然坚持，并最终和心上人矢野显子结婚。 坂本的恋爱史有趣极了，如果写成一本书，必定能卖得脱销。他在自传里回忆高中往事，那时他向心仪的女生写情书，引用了某位作家的一句话“你就是主宰命运死囚的刽子手”，没有署名就偷偷放在人家鞋柜里，信心满满地以为女孩一定知道是他写的。《末代皇帝》上映后，坊间传闻邬君梅曾和一位日本大明星相恋过，坂本在自传里透露：特别喜欢《末代皇帝》里饰演文绣的邬君梅。而在9·11事件爆发后，纽约防毒面具脱销，他在网上买了十个防毒面具，特地送了前妻一个。
《末代皇帝》剧照。 坂本就是这么个游戏人间的人，乐评人姚大均说得贴切：“（他）不怕玩俗，不怕惹少女迷，不怕流行，不怕煽情，同时不怕前卫，不怕机器，不怕电线；脑筋清楚；世界观强；像所有真正的创作大师一样，不靠民族音阶和乐器写曲子（琉球算异国情调），而能做到通体民族味；俗烂曲子成堆地出版，但偶尔神来之笔却能如魔音穿脑，三日不绝于耳。一张专辑中往往只有一两首能听。” 无论场外如何游戏，回到音乐，坂本就是个专注得可怕的人。在纪录片《CODA》当中，他说：“也许还能活二十年，也许能活十年，也可能只有一年，一颗心还是提着的。所以为了不留遗憾，我想创作出更多拿得出手的作品。”
03
看到一个更复杂的世界，用音乐介入现实
褪去偶像的衣裳，坂本又是复杂的。他的音乐经历了从古典乐到民族乐、电子乐的转型，政治观点也从激进左派转向一个更复杂的区间。七十年代，日本有很多向往革命的左翼青年，坂本就是其中一员，他参与游行，阅读左翼读物，歌曲《Thousand Knives》采样了毛泽东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八十年代后，坂本龙一看到了一个更复杂的世界，对政治的观念也有了调整，但他依然积极介入公共事件之中。1992年，他开始思考环境问题，所以在福岛核电站事故后，他积极参与反核游行，并且多次表达对日本右翼政府的不信任。他说：“我仍在关心日本的状况，不管是环境上的，还是政治、社会议题上的，因为与在美国发生的非常相似，右翼正在上升，日本五年了，在美国只是几个月而已。” 青年们热爱一个时尚的他、音乐的他，他更希望人们严肃思考，关心沉重话题。在1984年的记录片《东京旋律》中，他说：“我很悲观，因为年轻人不再抗争了。”有一次接受Lens采访时，他感慨：“现在的年轻人好像都不愿意再去关注那些沉重的话题了……真的好悲哀呀。”
《音乐使人自由》
作者: [日] 坂本龙一译者: 何启宏版本: 楚尘文化｜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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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后，坂本龙一积极参与环保运动，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一次采访中，他特地提到作家水上勉的晚年著作《吃土的日子》，这本书改变了他对自然的看法，使他开始摸索人类和自然不对立的生存方式。正因如此，他监修了论文集《非战》，并且设立了推动森林建设的“more trees”项目。
3·11日本大地震后，more trees参与到日本灾后重建中，帮助当地居民建成100栋临时住宅。
那次地震让坂本龙一感触犹深。他因为思考“音乐和艺术对于灾难所能做的”。在接受《ほうてらす》杂志采访时，他说：“说起音乐和艺术对于灾难能做什么，比起送食物和捐赠，我认为所能做的最高层次，应该是深思灾难的意义并用自己的作品表达出来。当然，对于受灾者们能做什么又是另外一回事。接受人类文明与自然是对立的事实，将由此引发的认真思考转化为作品，这是到任何时候都没有终点的一件事。”
然而，坂本龙一批判资本主义工业，但他自己也被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塑造。不可回避的是:坂本龙一今天的成功除了因为自身天赋，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对他的包容也不可忽略。当坂本被塑造成一个音乐偶像，他的所作所为都与“坂本龙一”这个被行塑的符号密切绑定，这个大众喜闻乐见的符号是什么？天赋、帅气、优雅、特立独行，独独少了他参与左翼政治的一面。
坂本龙一被塑造成资本主义音乐世界宠儿的过程，也是他的左翼色彩被冲淡的过程。我们今天看关于他的宣传稿已经很少看到左翼色彩，看到的永远是名人逸事、天赋卓绝，还有他和贝托鲁奇、邬君梅的有趣交往。
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剧照。
是的，这些很有趣，可真实的坂本龙一，那个真正带刺的、复杂的坂本龙一被简化了。他的左翼思想行塑了他的音乐，可人们提起他的音乐，却避而不谈来源，说起他对世界和平的支持，却不怎么说他年轻时激进左翼的姿态，这恰恰呈现了这个时代资本主义叙事的狡猾之处。左翼被污名为不切实际的空想主义者，但在这种叙事中，左翼的复杂性被掩盖，左翼建设性的一面被忽略。这背后，是后革命时代左翼的困境，也是保守主义价值观回潮所伴随的话语分配与控制。
坂本后期的形象变得温和，对公共事件的关注也较之以往大幅减少，固然有他本人年岁渐长的原因，也是因为他的身份已经不再是昔日的叛逆新人，而是一个毫无疑问的音乐偶像，一个万千东亚少女崇拜的符号，他的一举一动关乎的不再是他自己，还有他的团队、相关利益方的利益，以及歌迷们对他的喜爱。实际上，坂本声援环保、批评特朗普，在当下的舆论场都是非常政治正确，不会影响别人对他的喜欢。
于是，那个刺耳的坂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温和的坂本，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坂本。音乐偶像顺理成章，过往的革命却已被尘土掩埋。这是一个左翼音乐家的荣耀，却也是他的无奈。当他的音乐破坏性被稀释，他离自己的初衷，恐怕会渐行渐远。尽管，他还是自己。但岁月给他的判词是:很多事你已无能为力。
2014 年，坂本龙一确诊咽喉癌，不得不停止一切音乐活动。但病情刚一好转，他又全身心投入工作。他曾经不顾亲友反对，重病初愈就接下了两个配乐任务：一个是日本著名导演山田洋次的新片《如果和母亲一起生活》，一个是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导演、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的《荒野猎人》。为了不负所托，他自嘲“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如果说这世上有两种创作者。一种，是层层积累，一步一个脚印，他没有绝佳的天赋，但能够凭借艰苦努力，达到自己的上限。另一种，他初出茅庐时就像火山喷发一样耀眼，信笔一挥，就把同代人甩在身后。那么，坂本龙一无疑是后者，他的降临就是为了奇迹本身，他不属于某个特定国界，也不被单一观念所束缚，最后，他的创作会成为全人类的遗产。
可贵的是，坂本在成名以后并没有遮蔽自己的内心，他开拓、革命，不断地突破自我，他来到，他征服，世俗的名利浮现在他眼前，但他轻轻拿起又放下，他可以很自如地扮演偶像的角色，也依然回到家后独自弹琴，在月光下轻轻抚摸钢琴背上的灰尘。
坂本说，他想做的音乐，是100年后人们仍会听的音乐。到头来，他仍是那个清澈的音乐创作家，一位童心大发的马戏团行者。他为世人弹奏美妙的音乐，那是他的航向，也是他这一生的应许之地。于是当音乐响起，四周安静，白发少年逆水行舟，重新回到了往昔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