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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昌都1950》 三: (上篇) 第五章 川西剿匪全面铺开 进藏计划安排不变

勇哥 藏二代 2022-06-22

纪录片《昌都战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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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昌都解放67周年。67年前,18军受命和平解放西藏,昌都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基础。实际上昌都战役只打了十多天,但准备这场战役却用了9个多月,由此可见昌都战役的艰难和重要。这9个月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更是一部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在这部英雄史诗里,所有的人都是英雄,所有的人都应该值得我们尊重和怀念。如今67年过去了,战争的硝烟早已不在,和平的阳光普照高原。


前世不忘后事之师,让历史告诉未来。



为了追忆那个火红的年代,我们以最大的可能性还原了那段历史。我们辗转成都、郑州、西安、开封、咸阳,又从成都出发,沿着18军当年走过的路重走乐山、雅安、二郎山、康定、甘孜,跨越金沙江,最后到达昌都,采访到了如今还健在的近30名当年的18军老战士,虽然他们现在都是耄耋老人,很多人正在经受病痛的折磨,个别的人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但当我们一提到当年进军西藏的情景时,他们的眼里总是闪现着自豪而幸福的光芒。那段历史成为他们生命里最难忘怀的情结。



67年前,他们都还是风华正茂的青年,革命的理想主义在他们心中高于天,他们经历苦难却不离不弃,他们以苦为乐,为的就是“要把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谱写了一曲最动人的乐章,他们那种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天,当我们重新面对和审视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所追求的就是——铭记。










上篇


进军序幕拉开 将士整装待发

 





第五章  


川西剿匪全面铺开

进藏计划安排不变

 


张国华 凝神而思,桌子上是“二陈”刚发回的电报,先遣支队在雅安的遭遇,让他的思绪变得沉重起来,他坐在椅子上,甚至都没有起身走走。


张国华随手点燃一支“大炮台”香烟,顺便瞟了一眼烟盒。英美烟草公司为了贴近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在香烟的包装上入乡随俗,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做广告,“大炮台”香烟的烟盒上植入了古典小说《红楼梦》的有关元素,画面上林黛玉在床前愁眉不展,贾宝玉送上“大炮台”香烟,旁边还有一行广告词曰:“大炮台是解闷儿的妙品。”


但是现在,张国华的“闷儿”不是几支“大炮台”所能化解的。先遣支队已经在雅安驻扎下来了,一面练兵,一面集中精力研究西藏情况和学习藏语,最主要的是,他们在等待指示。


(张国华) 


张国华愁眉紧锁,香烟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着——这在负责军长警卫的张瑞堂看来已经司空见惯了。张瑞堂很清楚,军长的烟瘾有多大,特别是在思考问题的时候。


20岁的张瑞堂接到进军西藏的命令时,已在泸州市公安局负责看守所的工作,但很快他就从泸州调回乐山。当张瑞堂在18军司令部第一次见到张国华时,张国华就一脸严肃地递给他一把手枪,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这是我前任警卫员的枪,现在把它交给你。”


枪是冰冷的,张国华的语气也有点冷,但是张瑞堂顷刻间就感觉到了一种热度和分量。在此之前,他已经知道,张国华的前任警卫员在豫皖苏地区的一次战斗中突围时光荣牺牲。年轻的张瑞堂小心翼翼地从“军一号”手中接过乌黑锃亮的手枪,别在自己的腰间,从此这把枪就伴随着张瑞堂,而张瑞堂也将一直跟随着“军一号”。




(1950年5月23日,张瑞堂和另两位警卫员合影。)



 

张瑞堂是张国华的警卫员,同时也是18军司令部首长警卫班班长、保卫干事。18军的每位军首长配有4个警卫员。虽然年轻,但是张瑞堂性格刚毅、遇事敢做敢说,将首长警卫班的30多个警卫员管理得服服帖帖。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张瑞堂抬头看了看天,平静的脸上掠过一丝担忧,同时舔了舔嘴唇。他感觉要下一场雨了,虽然在这个季节、这个地方,下雨是比较少见的。张国华抽完烟盒里的最后一支烟,习惯性地朝门口喊道:“拿烟来。”


张瑞堂走进来,看了看一地的烟头,声音洪亮地回答说没有烟了。“军一号”还停留在思考的问题上,猛地一抬头:“怎么会没有了,马上去拿。”张国华在18军中的威信毋容置疑,但是张瑞堂有时偏偏不“买账”,因为他知道张国华有心脏病,身体一直不是很好,最要命的是还经常咳嗽。张瑞堂的不“买账”,全都基于为张国华的身体状况考虑和担忧。

 





(2010年的张瑞堂)



“烟。”张国华了解这个警卫员的脾气,不想多说什么,只是再简单不过但又很坚持地吐了一个字。张瑞堂顿了顿,用手摸着脑袋,张着口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转身去拿来“大炮台”,毕竟,他自己也清楚,现在张国华所思考的问题有多么重要和迫切。


初衷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

 

“刀锋部队”现在反而像一把刀,刺在张国华的心尖上,让他隐隐作疼。怎么办?思虑良久,张国华决定,先全力剿匪,拍死这一大群难缠的“苍蝇”,解除进藏的后顾之忧,并将情况电告了二野和西南局。


2月13日,18军54师奉命开赴邛崃、名山之间的大塘铺、黑竹关、百丈及两侧地区合击土匪,确保入藏路线畅通,以便能将物资运抵雅安,同时打通雅安前面的道路,让先遣支队能顺利前往甘孜。同时,54师相当一部分人接受了“双重任务”:白天剿匪,晚上学藏语。




(2010年的郑化明)



 

夜已深,已经34岁“高龄”的54师160团组织股长郑化明还在学习着生硬的藏语。他感觉喉咙有点发胀,眼睛发涩,起身喝了点水,伸展了一下胳膊。


作为已婚老兵,郑化明的思想并不老。在18军接受进藏命令的那一刻,郑化明就在内心深处对自己说:“不能就这样回家,只有解放了全中国,才能过上最安稳的日子。西藏的条件再艰苦也还有人生活。”


虽然思想上没有了障碍,但是学起藏语来还是特别困难,不过,最让郑化明感觉困难的,还是剿匪。15日那天,郑化明和战友们一天只走了三里路,不为别的,只因土匪太多,全躲在竹林里打游击。你要不走到跟前,根本看不见土匪的藏身之处,等你看见了的时候却被土匪打个措手不及。同时,土匪是打退一部分,又上来一部分,一味地纠缠,并且占据有利地形不断放冷枪,好多年轻的战友就因此长眠于川西大地。


不久之后,连有祥跟随53师开始在夹江剿匪,随后进驻名山、雅安、天全、芦山地区;52师主力进入洪雅、丹棱地区,按照“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18军大力实施剿匪行动。



(年轻时候的连有祥)


2月21日,重庆电告张国华:18军全力剿灭川西土匪,确保入藏顺利进行。2月26日,西南局向中央请示,要求将进藏日程推迟至第二年春天。3月20日,重庆收到了毛泽东复电,“不应动摇今年入藏之计划”,并指示,18军前进后,应派适当部队保障后方交通,筹运粮食物资。


剿匪行动全面铺开,蒋介石在四川留下的最后一根尾巴即将被斩断




 


第六章  


18军政策研究室成立

进藏问题有了参考依据

 


重庆。


曾家岩。


二野司令部的一间办公室里,两指夹着雪茄的刘伯承、抽着香烟的邓小平,烟雾在阳光的投射下弥漫着,还有一张陈旧的西藏地图——两个月来,这已经是这间屋子固定的人物和景象。


思考,随着烟雾在游走。


作为战略家,毛泽东是个大手笔。但自下令西南进藏以来,他多次发电写信,就进军西藏的每一个细节作出具体指示。刘伯承手上的雪茄熄了也没有再去点燃,他心里清楚,西藏特殊的地理、历史、政治条件使毛泽东格外审慎、缜密,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确定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方针。按照这一方针,政策的制定将是关系到整个解放西藏伟大进程成败的“灵魂”,而要让这个“灵魂”活起来,就必须要注入血和肉。


 2月17日,张国华收到了重庆来电:18军立刻成立政策研究室,着手对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情况,对藏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进行调研。


几天后,“西藏问题研究室”在乐山成立,在王其梅被任命为主任后,18军“状元”夏仲远也被抽调进了研究室。


作为18军后勤部政委的夏仲远,此时已在川南行署任民政厅长。在历史悠久、风景优美、物产丰富的“井盐之乡”自贡,夏仲远已是真正意义上的安居乐业,与同在军后勤部文工队的孙昆结婚后,自己也全身心投入到地方工作中。


而此时,妻子孙昆已怀有身孕。





(夏仲远和孙昆的结婚照)



 

结婚照还新鲜如昨,静谧的釜溪河从眼前流过,林立的井盐天车映衬出柔和的黄昏。但是,这一切夏仲远都无暇欣赏,回到乐山——这是他迫切而唯一的抉择,因为他是军人。


妻子孙昆早已收拾好了包裹,她也要去乐山,因为她不但是军人的妻子,同时也是一名真正的女兵。


在乐山,只做了短暂的停留,夏仲远和妻子就随研究室于2月24日到了成都。




(年轻时的孙昆)




(2010年的孙昆)


成都东胜街12号,一个名叫“沙丽文”的普通的四层旅馆,在一片树木的掩映下显得不那么起眼。但路过的人谁又知道,聚集在这里的人将为进军西藏作出多么重大的贡献呢。


在这里,不但聚集了夏仲远的老战友徐达文、赵卓如等,还有从华西坝上赶来的华西协和大学教授李安宅和于式玉夫妇。李安宅曾留学美国,回国后在四川华西协和大学任社会系主任兼边疆研究所所长;于式玉曾留学日本,也在华西大学任教。他们是西南军区贺龙司令员推荐并批准随军进藏的。此外还有著名的蒙古族藏语文学者谢国安和他的女婿刘立千;精通藏语文的汉族学者傅师仲等。


群贤毕至,别样的风云际会。2月28日,研究室算是正式成立。当天,王其梅召开全体成员开会,并宣布了调查研究的几项具体工作。


研究室编制为90人,其中研究人员为20人,但不断有人员调进调出,每顿吃饭要坐三桌。


一群“书生”,受到了极高的待遇,张国华亲自过问,为研究室配备了两名政治指导员,一名管理员,还有会计。警卫班10人,通信班8人,小伙房8人,大伙房6人,还有管理40匹骡马的饲养排,民运工作队40人。另外,每月除了吃住,还给每位专家发30个大洋的工资。每次开会,都要用当时最高级的吉普车接送他们。





(年轻时的夏仲远)



角色转换,对于夏仲远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抗日战争初期参加工作的他,曾任抗大教员,豫皖苏区的专员。现在,在成都的一个小巷子里,曾经威名赫赫的夏仲远成了一名研究员,妻子孙昆怀着身孕当了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


刚刚解放一年的成都还是一派热闹,附近的街道的高音广播成了夏仲远和专家们工作的伴奏。为了把西藏的详细情况整理出来,夏仲远和专家们使出浑身解数,废寝忘食地工作。西南局和18军需要他们的工作开出花来,以便能启迪决策思路。


傅师仲先生耳后生疮,疼得连觉也睡不好,但仍坚持工作;已是66岁高龄的李安宅先生,正在参加成都市各界代表大会,白天开一天会就很累了,但晚上回来仍工作到深夜,编译资料,甚至还亲自动手写石版原纸。傅湘先生和刘立千先生负责编译课本,字斟句酌,日夜推敲。


3月初,“西藏问题研究室”改称“18军研究室”,一系列有关进军西藏的参考文章也陆续出炉。


各方面的信息汇总和分析,启迪着西南局和18军的思路。在夏仲远和众专家的努力下,西藏的轮廓逐渐呈现出来:第一,因独特的高原形态,造成西藏的封闭落后,与世隔绝;第二,西藏是一个藏族聚居区;第三,西藏宗教势力强大,几乎是全民信教;第四,其社会形态仍然为封建农奴制;第五,那里以前从来没有共产党的活动,人民没有经过民主革命洗礼。


虽然这些信息说不上生动和具体,但是对于“处于茫然中的18军”来说,已经在基本认知上打开了天窗。 


(未完待续)



来源:西藏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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