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史上最忧郁的战争电影
看死君:电影百余年,我们经历了太多战争电影的洗礼,有宏大的,也有悲悯的,有荒诞的,也有主旋律的,有正义凛然的,也有两败俱伤的。而今天,我们要谈论的这部意大利电影,堪称影史上气质最忧郁的战争电影《鞑靼人的荒漠》。(文末福利)
作者| Claudio
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文学作品改编电影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因为文字和影像之间奇妙的发生关系,从影像走向文字总比从文字走向影像容易一点。虽然文字可以给影像提供动机和命题,但是不能给予别的更多的帮助。
一个文字不可能对应一个镜头,一种情绪不可能光靠配乐来呈现。然而影像自有影像的优势,比如要表现一个人歇斯底里,再多文字都比不上让演员在镜头前乱吼乱叫1分钟有代入感。总而言之,在同时读过文字和看过电影的情况下,我们总是倾向于认为电影不够饱满或者不够精确。这种偏见来自于现代人的认知系统本身。
我们今天要谈的电影被誉为上世纪70年代最为重要的改编电影之一的《鞑靼人的荒漠》,按照西欧作者电影的一贯水平,这部电影的优点和缺点都非常明显,对某些观众来讲,该片是结合了意大利史诗电影外观和卡夫卡式内核的杰作,而对于另一些观众来说本片集合了所有作者电影的灾难:情节松散,节奏缓慢,缺乏戏剧高潮而且传递不出任何明确的主题。
至于少数读了Dino Buzzati小说原著的观众,他们眼中的本片绝对是电影改编文学作品的标准反面典型。但实际上,该片可以算是少数叫好又叫座的艺术电影。撇开种种口水,即使在41年后的今天,这部电影仍然是那么与众不同,并且仍然在被大众无可救药地低估。
同名小说的原作者迪诺·布扎蒂(Dino Buzzati)出生在19-20世纪之交意大利北方的一个中产家庭,自小热爱文学,二战时候到东非某个沙漠军营做战地记者,就是在那里他开始了这本小说的写作。
迪诺·布扎蒂因为出版这本小说赢得了“意大利的卡夫卡”的美名。学界将他的文风也定义为一种介乎于存在主义和荒诞主义之间的魔幻现实主义。和差不多时代的另一位意大利作家伊塔洛.斯维沃(Italo .Svervo)火力凶猛的意识流写作相比,Buzzati似乎就是低配版的卡尔维诺。有文章说,Buzzati本人对登山充满兴趣,这种对于壮丽自然的迷恋与对现代人纷乱精神世界的洞悉孕育了《鞑靼沙漠》中一些最诗意也最难解读的构思。
▲迪诺·布扎蒂
在小说中,Drogo刚来到这个名叫巴斯蒂亚的偏远城堡就开始动脑筋要逃离这个鬼地方,只是因为他请求换防的申请一直不被上级批准,他才在绝望和无聊中靠等待始终delude的“鞑靼人”来为他被无限拖延的生命寻找意义。在面对文学改编电影的核心难题:对角色心理描写的取舍上,朱尔里尼采取了最简单也是最容易引发争议的办法:一律舍弃。
正是在这个指导思路下,70年代的当红小生Jacque Perrin奉献了内敛甚至拘束的表演。在这座萨珊王朝留下的古堡里,有一群表面一本正经,内心却深受折磨的贵族军官等待着他。
稍微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奥匈帝国从来就没有把领土扩张到伊朗高原,但是导演拒绝架空历史背景。事实上,片中无处不在的奥匈帝国意象被大量评论文章难以置信地忽略,也造成舆论对本片普遍欠缺公正的评价。
奥匈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人,欧洲大陆第一强权。为了让这个从未年轻的衰老帝国能在时间长河中继续苟延残喘下去,需要无数个Drogo一样的贵族青年献出自己的生命。没有办法,这个帝国必须支撑下去,因为这个帝国就像荒原上的这座孤堡,一旦它倒塌了,荒原上的旅行者将彻底无处栖身。
初看本片时你会想当然地误认为在看卡夫卡,但是等你坚持看完全片,你会发现你看到的其实是堂吉诃德。事实上,联系卡夫卡和堂吉诃德的就是哈布斯堡家族,曾有从圣地回来的朝圣者感叹,越神圣的东西越衰败。哈布斯堡的红白双头鹰旗帜,一头象征着高贵,一头象征着衰败。
小说的结尾,鞑靼人终于出现, Drogo死了;电影的结尾,鞑靼人终于出现,Drogo被一部马车独自送回后方,他在马车上闭着眼睛,尝试去听他等了一辈子的千军万马对垒的爆炸和嘶吼,结果他什么也没有听到。整个故事都好像是场冗长又莫名其妙的梦。
结尾呼应了开头。在全片开头,Drogo的母亲在家族豪宅温柔地唤醒Drogo。Drogo母亲说了全片唯一的一段旁白:1907年,8月2号,星期一,今天我的小儿子要离家去服役,3年多的学习训练,我们原来以为他会去一个城镇驻防,可是他却要去一个边界上的碉堡。尽管寥寥数语,母性的光辉闪烁在光与影之间。但母亲的角色也从此退场,而在小说中就压根没有过任何关于Drogo家庭的描写。
一闪而过的人性温情在漫长的叙事和无尽的等待中被排挤,被边缘化,就像莫里康内深沉的音乐艰难而节制地咏叹人类的苦难和孤独。我们不知道Drogo这个五个字母,三个音节组成的单词代表的是名还是姓,反正这个世界上只有Drogo中尉或者Drogo上尉。
他的家乡是一个空无一人的中世纪小镇,小镇清晨突兀地响起了刺耳的钟声。第14分钟,要塞城门第一次为Drogo打开,迎接他的军官从侧面入画。美妙和谐的迎新宴会上,高贵的礼仪被Drogo打翻杯子的尴尬打破。
从第28分钟第一次响起军号开始,Drogo开始沉思起自己这蛋疼的命运,他躺在床上,面目在折射的光下变得模糊。镜头一会描绘牢房般城堡,一会去哄闹狂欢般的演习。正如Drogo一会执着于鞑靼人,一会申请调离。
在受到Giorgio de Chirico画作启发的摄影下,一匹白马从沙地中闪现。在阳光下,黄色的沙地变得血红。白马的出现引发了第一次戏剧冲突。一个傻头傻脑的士兵因为答不出口令被击毙,导致了士兵和军官间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冲突,强调纪律的Major Matti虐待不服从自己的士兵。
中年下级军官Tronk戏份吃重,他总是神经质地大吼大叫,看上去对于“鞑靼人”充满警惕,但是却死活不肯发出警报。小说原著里说Tronk在巴斯蒂亚呆了27年之久,Drogo怀疑Tronk已经忘记在巴斯蒂亚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了。
在对待“鞑靼人”上,各个军官秉持互相冲突的态度,所有这些冲突的态度在Tronk这个狂热却又找不到狂热目标的人物身上交汇。每当你觉得“鞑靼人”根本不存在的时候,它就露出一个影子让你抓狂,让你倍感愚蠢。
Drogo申请调离这个主线剧情在第98分钟到达高潮和尾声。接待他的将军绝对是全片最有戏的一个角色。从最开始把Drogo张冠李戴各种打官腔,到突然问“你知道巴斯蒂亚弱点是什么”时候的绵里藏针,将军的这种从呆萌到腹黑又快速回归呆萌的表演曲线,契合了某种全片始终要传达又不点破的基调。将军温和又冷酷地拒绝了Drogo,最后还不忘和颜悦色地警告Drogo不要求他帮忙。
在和体制发生唯一的一次冲突之后,Drogo回到了自己家中,从拍摄他弹钢琴的手,再度引出深邃又压抑的主题音乐。这时候镜头扫过墙壁,墙壁上挂着一个骑马少年的画像,镜头继续横向移动,来到了镜子,镜子里映出Drogo开始衰老和病弱的容颜。
摄影机的运动,隐喻着时间的流逝,在见证了一次次琐碎又让人参不透的荒诞之后,Drogo可能第一次预感到:他的生命就像柄被放弃的宝剑,还未沾血却已经迟钝。他的母亲,他的未婚妻都已经不见了踪影。很快连他的家也将一道不见踪影。
同一个主题音乐下次出现是在第95分钟,即将离职的上校向Drogo展示堆满了旧物的“私人博物馆”,他意味深长地说“不经意间我们就积累了很多东西”。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只有Drogo还在孜孜不倦地追问关于“鞑靼人”那些老掉牙的问题,每个人给他的回答里都一直出现了一个词:“有人”,似乎永远有某个“人”阻碍了Drogo汇报关于“鞑靼人”军情的尝试,似乎永远有一个“人”一次次扼杀了Drogo为自己的生命赋予他想象中的“意义”的努力。
所有人都看懂了,唯独Drogo没看懂,巴斯蒂亚这群人存在的“意义”就只有一个:等待“鞑靼人”。换言之,“鞑靼人”真正出现的那一刻,基本就是这些人失去“意义”的那一刻,所以Simeon阻挠Drogo报告军情,所以Hortiz在调离之后选择自杀。在充满了各种宏大情怀和史诗激情的20世纪,人不是历史的人质,人是历史的弃儿。
写作是对私人意识和苦闷的极限的扩充,但是电影是零度的,也是递减的。一个个战友,上级来了又去,Drogo是最后一个加入这场等待游戏的参赛者,最后一个加入的不一定能熬到最后。如果要等到等了一辈子的东西,他就必须死,那么一个合格的巴斯蒂亚军人肯定不会选择偷生。Drogo很可能会是唯一一个幸存下来的巴斯蒂亚军人。可是,故事到了那时还有什么继续下去的意思吗?
这部电影的主题思想根本不是什么生命意志的泯灭或者什么人性的异化。我在这部电影中看到了一种不能用单个现代汉语词汇表达的情感:先困惑,再绝望,然后愤怒,最后留恋——从幻灭到牺牲。
一种对个人对历史的古怪殉难的赞美;一种对人道主义等20世纪流行意识形态的深刻怀疑,两者相加形成了一种诡异却摄人心魄的共振:从战争中幸存,意味着所信奉的骑士精神的破灭;等待换来了荣誉,但是等不到原本想等的东西。一切渴望给存有赋予目的的企图,在人类心灵中都形成了像沙丘般逃不出的怪圈。
有读过原著的外国网友对影片印象流,声称全片除了望而生畏的伊朗高原景观就没有任何让他记得的内容。如果他真得看过这部片子,他肯定不会忘记全片结尾Simeon 劝退 Drogo的那场谈话。在全片这唯一一个爆点,导演明智地回避了任何艰涩又空洞的对“存在”,“意义”的辩论,而是选择了“友情”作为切入点。
根据小说原著的设定,Simeon是Drogo在要塞唯一的朋友,两人在之前的几件事情中一直颇有默契。当Simeon 说出“war or not war, friends come first”,城堡中众人间发酵了两个多小时的微妙和猜疑似乎一下子被瓦解,Drogo曾经有反驳的企图“过去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等这一刻,你知道我为这一刻牺牲了很多,牺牲了一切”。
Simeon只是说“每个人都要接受他命中注定的很多事情,命中注定的角色”,最后他搬出军纪和Drogo一向引以为傲的纪律性向Drogo施压。Drogo屈服了。
不管Drogo毕生的等待是多么荒唐,不管这个军队体制多么反人性,当体制打出“友情”这张牌的时候,我们体内涌动的人性总是会让我们心软,即便这样的心软意味着此前的等待彻底失去了意义。注意,这里的意义不再有冒号,这里的意义是希绪弗斯式的意义。
正如加缪所说,应该想象希绪弗斯是幸福的,Drogo离成为希绪弗斯只差了一步。我们不能指责葬送了Drogo的仅仅只是他个人的软弱,正是这个既鼓吹“友情”,也鼓吹“纪律”的体制背叛了Drogo这场史诗般的非理性的抗争。从此,古典时代的疯狂和浪漫只能在日复一日越发空洞的仪式中找到点痕迹。
此时再想想Simeon对Drogo的那句“你充满勇气”的恭维,是不是就像堂吉诃德对桑丘的安慰?再回忆下,全片开头这个套着军装但是失去了面部的人偶,他面前的骏马是永远不可能送他上战场的。一束光射入,光的运动让过去和现在处在了同一条水平线上。和时间一样漫长的水平线。
据说,在奥匈帝国的老对手奥斯曼帝国,下至屁民上到帕夏苏丹都很忌讳一切带有尖角的家具,根据西方人的分析,奥斯曼人认为尖角代表了直线,直线代表了线性时间。在奥斯曼帝国的黄金时代,时钟是不需要的,时钟的广泛使用恰恰证明了帝国由盛转衰。
本片中,一头一尾两次都提到了时间:“1907年8月2 号,星期一,早上6点”;“再等1分钟”。与奥斯曼人相反,影片结尾处时间的失焦印证了关于宿命的最后一个谜底的揭晓。观众们看到了他们想要看到的,该来的终于来了。影像同时释放了如释重负和造化弄人两种情绪,当它们两者在观者的心灵中交织缠绕之际,电影也做到了它该做的一切。电影完成了它的角色。电影退场。
坦白说,对于这么一部容易引人误解的电影,IMDB上7.6的评分已经高得让我觉得离奇了。在我看来,这是一部肯定招惹争议的电影。很多人认为,本片不过是给一个本身非常有趣的故事搭建了一个视觉模型,再加上一些配乐制造情绪而已。这让我想到,D.H.劳伦斯对文学中一切比喻的批判。
与文学相比,电影的优越性就在于跳过了比喻这个环节,乃至于它能够覆盖文字不能抵达的疆域,从而建立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强大verisimilitude: 逼真性。当我们谈论电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总是忽略了电影这个最原始也最核心的属性。
我们可以指责这部影片中出现了太多没头没尾的电影镜头:比如雪地远征时,突然切到后方的上校和医生Rovine;比如hortiz莫名其妙的离职,比如Drogo对于申请调职前后不一的想法;我们也可以遗憾影片中出现了太多可以更多着墨却点到为止的人物:Rovine, Simeon, Tronk。这些缺乏明确所指的场景总是不合时宜地扰乱了这部基调严肃的影片的正常流转。
就像“鞑靼人”一直在回避它的监视者,朱尔里尼似乎也一直在回避他的观众。但导演是执著的,也是狡黠的。人物侧面入画这个技巧虽然多次使用,但都被安排在最合适不过的时机之中:比如第119分钟,Tronk从Drogo右边幽灵般出现,衬托了Drogo频临崩溃的身心和看似即将崩溃的叙事。
然而在最关键的时刻,导演果断地将观者推入声画掀起的朦胧多变的情感波浪中。全片结尾的5分钟没有任何台词,Drogo的离开并未引起任何波澜,只有与Drogo交好的Rovine追到城堡前,他没有赶上见Drogo的最后一面。
影片在这次男人间不详又克制的诀别后谢幕。即便我现在回想起这个场景时都不免怅然若失,以至于口中的百香果都显得不那么酸涩。朱尔里尼的影像激起了我一种混和了遗憾,悔恨,但比两者都更复杂的心理活动。劳伦斯先生,特里迪尼昂(饰演了Rovine医生)的表演还需要比喻吗?
那些在活着的时候等到了“鞑靼人”的士兵军官们有着完全相同的制服,完全相同的身高,他们按照某种能彼此给予安全感的几何网络保持着恰当距离和角度。在他们对面千座高山脚下的是,同样面部不清的“鞑靼人”,漫山遍野的“鞑靼人”像漫山遍野的幽灵。没有厮杀,也没有英雄。宣告历史虚无主义时代开始的战争爆发了。
小说原著问世于1939年,1939年发生了什么不需累述;电影问世于1976年,一个从战后理想主义狂潮向技术自由主义过渡的关键年份。41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一次次目睹华尔街&好莱坞&硅谷发明新的虚无来替换旧的虚无,我们应该相信,虚无是所有人类都不能逃避的“鞑靼人”,所以我们也必须接受这个现实,Drogo的悲剧还会在你我身上不断上演。
作者| Claudio;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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