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风口浪尖中的他，唯有以电影来控诉

原创猪事丁看电影看到死 2021-08-11

历届威尼斯电影节的惯例，基本都是将重要的电影放在开头那几天，一方面是便于美国记者们赶场，另一方面是始终比不得戛纳好片云集，将重量级的集中在一起也显得气派些。

但不得不说，今年的威尼斯还是非常热闹的。继寡姐和司机主演的《婚姻故事》爆了之后，昨天又有两部电影大爆，一部是杰昆·菲尼克斯主演的DC新作《小丑》，被认为是“继《黑暗骑士》以来最大胆、最严肃的漫改电影”。

而另一部，便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波兰斯基导演的新作《我控诉》（J'accuse）。没错，这位天然自带热点的大师级导演，也加入了今年金狮奖的角逐。久违的波兰斯基，距离他上一次进欧洲三大，已经是六年前的《穿裘皮的维纳斯》。

带着新作重登国际影坛舞台的波兰斯基，再次成为风口浪尖的“风云人物”。他的名字，除了跟他的电影作品挂钩之外，更多地却出现在各大媒体附赠的与电影无关的八卦新闻上。从幼年时期的犹太人大屠杀，到母亲死于集中营，从学满出师到声名鹊起，从妻儿被邪教虐杀，到被控性侵13岁幼女。在世人眼中，波兰斯基的生活远比其电影更精彩。

罗曼·波兰斯基

尤其是今年依然如火如荼的“Me Too”运动，恨不得把“坏分子”波兰斯基从欧洲揪出来，再批斗一次，哪怕昔日当事人萨曼莎·杰默主动撤案，并且为波兰斯基澄清“当年却有自愿的成分”，也丝毫不能缓解各界舆论对波兰斯基的口诛笔伐。正因如此，新作《我控诉》在威尼斯的首映，作为导演的波兰斯基也终究无法参与（意大利和美国签有引渡条约）。

但对于笔者而言，波兰斯基的电影作品永远都在有生之年庆幸得见的名单中。从早年玩黑色心理惊悚的《冷血惊魂》《怪房客》《罗斯玛丽的婴儿》，到改编自经典历史戏剧的《雾都孤儿》《苔丝》《麦克白》，又如情欲折射人性的《苦月亮》《穿裘皮的维纳斯》，再到严肃电影《钢琴师》。波兰斯基以极其出色的剧本架构能力与空间调度打造出众多经典。无论世人对其本人有什么看法，但作为一名电影创作者，他仍旧凭借着精湛的手艺屹立于大师之列。

注：以下内容涉及剧情讨论，敬请留意。

1. 神来之笔再现

新作《我控诉》改编自英国作家罗伯特·哈里斯2013年的同名小说，罗伯特同时也是本片的联合编剧。作为西方历史通识教育的必修内容，大部分人都知道“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纪末法国右翼势力排犹的开端。

年轻的犹太裔上尉德雷福斯在一次法国政府情报调查中，被控以通敌叛国罪，因泄露情报给德国驻巴黎武官而被革职，并押往魔鬼岛服刑。而在其后的调查中，即便发现德雷福斯并非间谍，但此时由于受到法国国内极右翼反犹势力的影响，各级官员拒不承认错误。

法国犹太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

随着“德雷福斯事件”背后的真相被披露得越来越多，法国社会分裂成“反德雷福斯”和“挺德雷福斯”两个阵营，还险些酿成内战。直到1906年，迫于社会压力，法国政府才让法院撤销判决，令德雷福斯获得赦免，恢复名誉。

魔鬼岛上的德雷福斯

作为一件板上钉钉的历史事件，本身几乎没有悬念可言。对于擅长利用戏剧冲突架构文本的波兰斯基而言，缺乏悬念也是电影剧本改编历史事件时面临的问题。在新片《我控诉》中，波兰斯基并没有选取更接近于大众审美的眼光，去迎合所谓“维护正义公平”的主流G点。

相反的，比起简单地复述历史或廉价地谴责暴力，波兰斯基选取了更加微妙的角度去解构运动本身，因为在他看来，造成暴力结果的起源和过程更值得让人深思。换句话讲，波兰斯基在这部新片中是带着答案来引领观众思考。

影片虽然以“德雷福斯事件”作为背景，但剧本从头到尾都绕开德雷福斯这个人物，而非常聪明地以揭发“德雷福斯事件”的关键人物——乔治·皮卡尔为主视角。皮卡尔参与了最初对德雷福斯的审判，却也是最后助其洗脱罪名的人。影片开场以带有反犹太歧视色彩的审判，不仅带出彼时社会的主流色调，也为皮卡尔最初的角色设定提供了根据。

波兰斯基几乎是以复刻历史的严谨，呈现了19世纪末的巴黎浮世绘。皮卡尔升迁后的情报部门办公室，基于人工情报的作业系统，在压抑且密不透风的办公室里进行来来回回的文字比对工作。而在一次偶然的比对下，发现了德雷福斯案关键证物的笔迹漏洞。

波兰斯基几乎用了大半的篇幅来讲述皮卡尔为德雷福斯案求证的过程，从开始因傲气而质疑求解，到后来发现证物的猫腻。而作为体制产物的一部分，皮卡尔在其中同样经历了自我意识的怀疑和不确定。

影片后半部分的主要场景，则基本集中在来回消磨的会议。房间扬尘中的密谈，公寓里的悄悄监视，以及法院人潮拥挤时刻的愤怒，甚至还有左拉写下那篇题为“我控诉”的洋洋洒洒的长信。影片的质感真实得让人着迷。

法国作家爱弥尔·左拉

左拉发表在《曙光报》上的长文：《我控诉：致共和国总统的信》

在整个过程中，波兰斯基鲜有地没做任何夸张的戏剧式的起伏，而是保持了对历史最真实的呈现，即便是一个小场景、小角色，都尽可能依照历史真实进行复刻，有如陈列一般，向观众们展示着一个接一个发生的事件。

他在影片中尽力实现最大节制和冷静，避开戏剧性的表演，在大量倒叙或插叙的场景中，借皮卡尔的口吻坚持不以个人情感妨碍判断。如果说前二十分钟是以学究式的研究追求历史的精确度，那么后半部分则无疑是高度专注于严谨的叙事。

故事文本上则几乎放弃了以往《唐人街》或者《罗斯玛丽的婴儿》这类有着强戏剧冲突的叙事模式，转而将重头戏埋在皮卡尔与其他体制内僵化惰怠的角色间的对比。在笔者看来，如果说影片的目的在于衬托出皮卡尔的正直，那么波兰斯基坚持的法文片名“我控诉”其实是没有立足意义的；影片冗长而反复的求证过程，也并不见得可以为实现人物弧光提供多少实际效果。因此回到影片的片名“我控诉”，再来看看，波兰斯基到底是要借新作控诉什么呢？

2. 波兰斯基的三层控诉

对于创作者而言，最表层也是最基本的控诉，当然就是针对社会中一直暗涌不断的反犹太人主义。波兰斯基在以往的采访中也曾坦诚过这一点，童年时对纳粹、反犹、集中营的记忆过于深刻，以至于成为导演后的创作中，依然摆脱不了骨子里的恐惧感。他电影中为人称道的压迫怪诞的空间感，以及历史戏剧中浓郁的个人悲观色彩，很大程度上都是童年恐惧的延续。

影片《我控诉》开场时对于犹太人的讥讽、蔑视，以及影片中不时出现的反犹浪潮，或多或少都来自于波兰斯基脑海深处的记忆。在自然光的对比下，阴影处的暗显得更加深重。对他而言，德雷福斯被定叛国罪，最大的错不是在于其被疑通敌，最大的错是生而为犹太。

而第二层控诉，显然也是可以从影片中提炼得出。电影是导演的艺术，波兰斯基在创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融入他的个人因素。他曾对法国作家帕斯卡·布鲁克纳说：“在这个故事中，我有时会发现某些时刻似曾相识。可以在里面看到同样武断的“判决”，否认事实，谴责我没有做过的事情。大多数指责我的人都不认识我，对这个案子一无所知。我必须承认，我对电影中呈现的迫害个体公民的运作方式都非常熟悉，可以说是现实给了我灵感。”

对于波兰斯基而言，他最大的愿望也许是希望人们可以放下争议，将争议和艺术分离；但现实中能做到这点的少之又少。比如在电影节开幕之前，本届威尼斯主竞赛单元的评委会主席，女导演卢奎西亚·马特尔就曾明言：“我无法将人和他的作品分开，他（指罗曼·波兰斯基）出现在威尼斯电影节，对我来说，很不适。我代表着许多的女性，我不愿为他起立鼓掌。”虽然其后辩解是翻译错误，但个中意思业已表达完全。

本届威尼斯主竞赛评委会主席，卢奎西亚·马特尔

但对于波兰斯基而言，最深层的控诉还是要回到自身与雷德福斯案的本质上。整个德雷福斯事件的病因在于反犹心态，但是回到左拉在1898年掷地有声的檄文《我控诉》来看，当皮卡尔将证据一次又一次地呈交到不同的长官手中，难道他们都是傻子吗？不！他们都看得非常清楚。且看左拉是如何控诉的：

您怎能期待另一个军事法庭会推翻原判?以阶级关系来看，这是不可能的。比约将军在他的声明中已为法官铺了路，他们在审理案件时服从他的意见，有如在战场上服从司令的指挥，不假思索地服从。影响他们判决的意见是：“德雷福斯已被军事法庭裁定叛国，所以他是有罪的，我们这个军事法庭不能宣布他是无辜的。现在，我们知道如果承认埃斯特哈齐有罪，就等于说德雷福斯无罪……如同我刚刚向您陈述的，德雷福斯事件就是陆军事件：参谋部的一名军官被同僚告发，在主管的压力下被判刑。我一再强调，他若沉冤得雪，参谋部全体官员便必须认罪。——爱弥尔·左拉《我控诉》

20世纪著名的犹太裔政治理论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分析极权的起源时，曾写过一本观察著作，这本著作拥有一个更为赫赫有名的副标题《一份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是纯粹的不假思索让他成为了当时的最大罪犯之一。当上级命令传达下来，下级就去执行。如果有一天被追究责任，便可辩称，‘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

汉娜·阿伦特，被认为是“觉醒的局外人”

波兰斯基借影片中复刻的每一个历史人物，去重现阿伦特理论中的“平庸之恶”，以大量近乎于偏执的细节去还原小人物们的“平庸之恶”。阿伦特论证，恶并不一定就是那么复杂，在很多时候恶是很肤浅的状态。“恶的平庸性”，体现出的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不思考”。

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当思维堕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影片《我控诉》并不是简单的历史重建，波兰斯基将每一份平庸之恶隐藏在一份份伪造的文件、被尘封的书信和缺失的手稿中，这些强大的国家机构看似大条道理，但实则都是高度统一化的零部件，以集体之名作恶。

反观今天处处裹挟着“政治正确”的主流民意，有多少经过深思，又有多少人云亦云。以主流的政治正确成功重塑合众秩序，在舆论强大秩序力量下，个人人格高度统一，即便是谬论也能塑造成新“正义”。

正是这些机制与话术的包装作用，让个体失去独立思考，失去对合法的认知，即便作恶，也缺乏辨识是非黑白的能力，从而在“完成任务”的假象中，摆脱了心理负担，自觉成为维护机制的一员。在这部电影中，波兰斯基似乎借皮卡尔这个角色苦口婆心地提醒大众，纯粹的求真就能回到事件的本质。

哪怕已经86岁高龄，新作《我控诉》无论从表达还是视听语言的运用上都看不出疲态。在饱受非议和生活磨难之后，还能支撑其创作的，大约就是心底强大的执念，对于电影艺术的执著，对于心中真相的执著。

姑且勿论谁是谁非，毕竟电影院不是法庭。单就影片本身而言，这份强大而纯粹的执著，足以让他放下愤懑和怨念，耐心地对每一个愿意坐下来观看的观众讲道理。用他能够做到的细节复刻历史，在影像中超越文字，为时代刻下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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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猪事丁；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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