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一部“大屠杀”电影，需要极大的野心
回望今年2月，第92届奥斯卡公布 “最佳国际电影长片奖”获奖名单，《寄生虫》不负众望。而在入围的短名单中也有一部不太为人所知的电影，捷克电影《被涂污的鸟》。（文末福利）
这部电影最早于去年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亮相，入围主竞赛单元，因题材和内容引发巨大争议。在2019年的欧盟影展上，部分幸运的中国观众见到了这部电影的真容。
从小说到电影
影片《被涂污的鸟》改编自耶日·科辛斯基的同名小说，该书中文版也于去年出版。小说讲述的是无名的犹太男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浪于东欧村庄，遭遇各种凌辱磨难，最终得以幸存下来的故事。
自1965年出版后，《被涂污的鸟》便备受争议，尤其受到东欧诸国报纸和杂志的攻击。随着时间流逝，小说赢得全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已被认为是一部刻画“二战”的经典之作。
2005年，《被涂污的鸟》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1923年来最好的一百部英文小说之一。
小说的题目“被涂污的鸟”取自耶日·科辛斯基儿时见到的农村习俗。作为娱乐活动之一，农民会逮住鸟儿，把它们的羽毛涂成彩色，然后放飞它们。这些色彩鲜艳的鸟儿返回鸟群后，会被其他鸟儿视为威胁，遭到攻击和撕扯，然后被活活杀死。
这个书名形象表达了东欧诸国的犹太人在二战期间遭遇的生存困境及小说主人公在书中的形象：被自己人虐待。
最初出版时不少读者认为，耶日·科辛斯基是根据自己的童年经历创作了《被涂污的鸟》。耶日·科辛斯基出生于高级犹太知识分子家庭，六岁时二战爆发，德国纳粹开始屠杀犹太人。
为保护他的安全，父母拜托一位陌生男人将其带乡下避难，而男人在得到钱财后无故消失，耶日·科辛斯基于是开始了在东欧村庄间的流浪。“二战”结束后，父母在孤儿院找到了他，这与小说最后的情节如出一辙。
耶日·科辛斯基
耶日·科辛斯基的童年经历与小说记叙的内容吻合程度之高，让读者不由相信小说乃自传的说法。不过，耶日·科辛斯基几乎完全否定这个观点， 表示自己“拒绝做战争幸存者的代言人”。
在1976年版《被涂污的鸟》作者序言中，他写道，“我不会让自己成为一个贩卖个人罪孽或隐私回忆录的人，或者一个记录降临到我的同胞和我这代人身上的灾难的人，我只想做一个纯粹的小说家”。小说意味着虚构和想象，与传记如实照搬人生的逻辑相背离。
无论耶日·科辛斯基怎样宣称，他都无法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小说源自现实。《被涂污的鸟》当然不可能是凭空的虚构或想象，耶日·科辛斯基用小说家的才能将他的童年往事转变为创作素材，从而呈现为一部小说。
耶日·科辛斯基之所以如此决绝地作出这样的声明，不仅因为他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大屠杀给他的人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不妨将写作看做一种修复创伤的应急机制，耶日·科辛斯基在写作时是绝对痛苦的。
同时，也是为了封住好事之徒们的嘴巴，避免给自己带来人身危险。（正如耶日·科辛斯基在序言中说，小说出版后，他多次遭受生命安危和来自遥远祖国人民的诽谤）。
那么，电影《被涂污的鸟》的改编到底算成功还是失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些被赤裸暴力的影像所惊吓的观众，需要重新找来小说进行一趟深度阅读，以确证电影所呈现的世界是否表现过度，到时他们将发现一个更宽广而深邃的文学世界。
而那些带着阅读经验前往影院观看的观众，或许不会满足于电影简单流于视觉呈现的目的，在将近三小时的视觉“轰炸”下他们的感官或许不免一度感觉疲劳。
电影在形式与内容之间树立了鲜明反差。使用35毫米胶片格式进行拍摄，《被涂污的鸟》画面如同明信片，具有精致的构图和摄人心魄的美感。出现在画面中的，则是能够引发强烈生理厌恶的内容：妻子的情人被愤怒的丈夫挖掉眼睛，放荡女子被村民合力凌辱至死，一家人与动物交配……
这些被当代世界摒弃在常理之外的行为（暴力、乱伦、性虐待、兽交……）在电影中被当作常态呈现。影像行使着冒犯观众的目的，让观众感到震惊的同时，引发他们思考。
永恒的戏剧空间
对于《被涂污的鸟》，本可有两种改编方式。其一，延续小说中男孩作为故事讲述者的设定，在影片开头加入画外音，将读者轻缓地带入电影之中，如同迈克尔·哈内克在《白丝带》中做的那样，后者同样是一部表现战争期间暴力与罪的电影。
哈内克《白丝带》
甚至这股画外音可以选择成年男子的声音，以回忆的视角展开整个故事。既让观众对主角有认同感，同时对久远往事的回忆可以在观众与电影表现的内容之间形成一定的观看距离。
导演瓦茨拉夫·马尔豪尔选择的是另一种方法，将《被涂污的鸟》呈现为一个独立世界。男孩虽然仍为主角，但他的视角并没有保留，知晓一切的上帝视角摒除了一切主观成分，主观也就意味着创作者的观点。
同时，借助于美轮美奂的黑白影像，尽可能地剔除影像的可感度，让观众直接目睹触目惊心的影像世界，而与现实世界产生隔阂。作为一种小说影像化的方式，电影同样行使着创造平行世界的目的。
导演瓦茨拉夫·马尔豪尔在电影中做到了耶日·科辛斯基在小说中没能做到的事情——“将作品置于某种神话境地，一种永恒的虚构状态，全然不受地理环境或历史因素的约束。”
这也许正得力于电影与小说之间的不同。小说无法彻底摒弃历史，《被涂污的鸟》中仍然具有明显关于历史、地理和民族的现实成分。能真正做到此点的是电影，如果不是借助于剧情介绍，我们几乎无法为电影呈现的世界定位：发生的时间，地理坐标和人种民族……
在角色言说的语言和身份的设定上也能够看出此点。电影中的角色说的是虚构的共同斯拉夫语，这是由伏伊希奇·梅伦卡所开发的一种人工语言，只有小男孩说的是捷克语，捷克语与虚构的斯拉夫语在电影中可以相互交流。
而且除主要角色外，每个人都称为Joska，并一直保持匿名直到电影结尾。捷克语作为“外语”的想法，是小男孩在普通大众中作为犹太人的“局外人”身份的一个极好的比喻。
耶日·科辛斯基说，“小说会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表现人生百态”。因此，他选择小说而不是历史著作来呈现那段难以启齿的历史。不过，电影在直观还原现实的能力上，则无疑是小说本身所不具备的。
影片《被涂污的鸟》彻底摒除了主观性和抒情性，他冷冰冰地将世界剖开，让原本的样子呈现出来。通过放大人像，剔除色彩，将影像打造出精致的美感，从而转变为一幕幕奇观，脱离现实提出的真实要求。
耶日·科辛斯基企图借鉴的是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讽刺剧《鸟》。在这部喜剧中，阿里斯托芬以古代雅典的公民为故事原型，从而放宽现实中的束缚和逻辑，让他们生活在田园牧歌般的自然国度中。
耶日·科辛斯基认为，阿里斯托芬使用了象征手法，从而可以无所限制地描写真实的事件和人物，不用受历史写作中难以抗拒的种种限制。我们可以认为瓦茨拉夫·马尔豪尔做到了这点。
如何呈现大屠杀？
对于任何导演来说，拍摄一部“大屠杀”电影需要极大野心，同时也是一次成者为王、败则为寇的生死战。
瓦茨拉夫·马尔豪尔为此准备了十年，他说，“像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读者一样，当时我着迷于小说《被涂污的鸟》，当我在2008年年中完成故事片《托布鲁克》后，我决定投入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技巧来获得电影版权的工作。最终，我成功了。”
瓦茨拉夫·马尔豪尔导演
通过与八位编剧合作，他们花三年时间写过十七个版本，最终瓦茨拉夫·马尔豪尔成功将大屠杀的历史转变为影像。
阿多诺有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我想这位哲学家想指责的并不是简单的写诗行为，而是抒情。这句话应该这样讲，“奥斯维辛之后，抒情是野蛮的”。
因此，任何有关大屠杀的电影都需要在情感上做到抑制。纪录片于是成为重现不可言说的历史的最佳方案，纪录片的真实性可以对历史产生矫正作用，从而将事实告知公众。克劳德·朗兹曼长达9小时的《浩劫》便是如此。
克劳德·朗兹曼《浩劫》
拉斯洛·奈迈施的《索尔之子》是另一部成功表现大屠杀的电影。虽然不是纪录片，不过通过巧妙的设计同样消除了情感的介入：让摄影机聚焦于主角的背影，让环境虚焦，通过声音呈现集中营内地狱般的残酷。
而《被涂污的鸟》的手法与此不同，它将人物抛入原始社会形态中，将时空错置在让人无法辨清具体地理坐标的地方，创造出一个永恒的故事。如同是古希腊剧场上的演出，黑暗与光明交织，善与恶的斗争在此交汇，凝聚着对人性的深入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被涂污的鸟》的焦点其实不在德国纳粹所犯的暴行，而是揭露东欧反犹排犹的历史。这是耶日·科辛斯基受祖国人们指责的原因，国人认为他把饱受纳粹蹂躏的波兰人民描写得与纳粹分子无异，强行丑化和歪曲了祖国人民。
而另一位历史学家杨·T.格罗斯也关注到了这点。在《邻人》这本书中，杨·T.格罗斯同样揭露了作为纳粹受害者的波兰人在极端环境下异常残暴的一面。时间是1941年某个夏日，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几乎所有犹太人都被邻人——波兰人所杀害。
瓦茨拉夫·马尔豪尔提供了一种反思历史的方式，客观不介入地呈现暴行和罪恶，从而获得一处永恒的戏剧性空间。
罗马尼亚导演拉杜·裘德用另一种方式呈现另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与纳粹结盟的罗马尼亚公党曾经屠杀三万余名犹太人，这段被称为“敖德萨大屠杀”的浩劫至今在罗马尼亚也是不可言说的秘密（《野名留史又如何》）。
拉杜·裘德《野史留名又如何》
也许因为影像资料的匮乏，或直接表达有政治危险，拉杜·裘德放弃纪录片的方案，转而用带有自反概念的剧情片的方式来呈现史实：虚构一位女性导演筹备戏剧的过程重演这场悲剧，拉近观众与陌生历史事件之间的距离。
《野史留名又如何》
这不是直接向观众告知历史真相的纪录片或剧情片（如《浩劫》《被涂污的鸟》），也非导演主观第一人称介入后创造的散文电影（如《德军占领的卢浮宫》）。我们说，这些电影都成功地表现了大屠杀。
作者| 把噗；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
影 迷 福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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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涂污的鸟》
作者：耶日·科辛斯基；译者：莫雅平
出品：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以一个小男孩的视角描写东欧“二战”期间的悲惨景象。小男孩的父母把他送到乡下避难，但与他失去了联系。男孩开始在各个村庄之间流浪。
因为他的黑头发、黑眼睛，村民认为他是吉卜赛人，会给村子带来不祥，以各种方式折磨他。他曾被埋在土里，只有脑袋露在外面，乌鸦将他啄得伤痕累累。他目睹人们在暴力、堕落和无知的牢固链环中彼此吞噬。当他躺在铁轨上，让火车从自己身上呼啸而过，他体会到饱受凌辱却依然幸存的快乐。
书名“被涂污的鸟”象征着被视为异类的人。作者相信，这种针对“异类”的歧视划分是强加的、人为的，整个战争就是这种歧视造成的灾难之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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