佣人杀死雇主全家，我们太熟悉这样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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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人杀死雇主全家，我们太熟悉这样的惨剧

原创西蒙看电影看到死 2021-08-11

看死君：上海电影节落下帷幕，不知你们在大银幕前重温了多少经典影片呢？对很多影迷来说，大师系列自然是不容错过的佳作回顾，而今年就有新浪潮最重要的导演之一夏布洛尔。

克洛德·夏布洛尔（1930.06.24-2010.09.12）

跟侯麦、特吕弗和戈达尔相比，夏布洛尔可能相对冷门，而福茂却曾评价夏布洛尔是“国家的珍贵遗产”。在夏布洛尔逝世10周年之际，上海电影节这次带来的四部作品，分别是《冷酷祭典》《好女人们》《漂亮的塞尔吉》和《包法利夫人》。

今年是夏布洛尔逝世10周年

擅长悬疑和惊悚的夏布洛尔，常常把镜头对向自己最熟悉的法国中产阶级，冷峻而抽丝剥茧地呈现隐藏在中产阶级平静外壳下的各种暴力、变态与黑暗。他与于佩尔阿姨的多次合作也成为影史上的一段佳话，其中就离不开这部《冷酷祭典》。

作者| 西蒙

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二十世纪是个特殊的结构，上半叶全世界人民备受煎熬，而后半叶往往被人们视为抚平上半叶因战争、剥削而造成伤痛的自省过程。此时所有的社会气息开始混淆，资产阶级不再以傲慢无礼、野蛮压制的姿态展露胜者的自信，而是以知识、教养为主导的精英范式无声垄断一切美德与智实、善良与自由，于此在悄无声息、文明渐起间予以平凡的一代致命的一击。

如此暗伤平凡的布尔乔亚阶级也因此被尼采称为“有教养的市侩”，这一社会性质较为凸显的是在法国新浪潮期间，法国导演克洛德·夏布洛尔的经典作品《冷酷祭典》中：文盲的女主最终在变态社会的不断地驱使下，对充满伪善姿态的精英阶层进行了一场血腥的屠杀。

主人公生冷疏离的形象再度因心中不断扩张的暴力因子得以显影。而导演所揭露的伪善暗伤与暴力屠杀，这二者的残忍共生，也普遍成为那一代平凡群像心中难以言喻的症候。

精英至上的时代悲剧·麻醉·暗伤

夏布洛尔电影的生冷性让我不得不开始相信尼采所说的“上帝已死”，因为我要想读懂那样一个错综复杂的人，我就必须将焦点对准于人本身，但在后半叶社会分化严重的欧洲，我们很难试图去平述在那期间夹缝生存者的苟且或追逐。

而在这一部法国犯罪片《冷酷祭典》中，夏布洛尔不再以传统主流的叙事公式来呈现普世的爱，而是用独有的“宿命论”角度，再度完成了对精英阶层、中产阶级、布尔乔亚阶级裸露式的批判，以及对夹缝生存者的同情与对犯罪精神肖像的审视。

电影简洁的叙事使观众趋向看清人物心理轨迹得到可能。女主苏菲藏着文盲的秘密来到中产阶级乐里芙一家做女佣，最终因秘密被发现诱发犯罪行为而屠杀其一家人。

电影开端处，乐里芙夫人凯瑟琳带着苏菲从一端的火车站穿过长长的公路来到别墅家中，交代了家中环境并安顿好苏菲住处随后离去，留给苏菲的是一台笨重老旧的电视机与一间普通的卧室。但始终冷调的画面与苏菲的性格总是默契的调和，也就注定了这即将是一场虚无的生活。

乐里芙一家是典型的精英阶层，时常一家人相拥在沙发上听着歌剧《唐璜》，聊着平日里喜爱的音乐家，计划着下一次旅行的准备，一点也不沾染世俗的忧愁。如此般的精英肖像让我们向往的同时甚至毫无憎恨，只因那是被推崇的社会风气以及被称之为“文明”的时代。

而我只能将其称为“文明的阶层”，他们富有知识但却也可以选择性的摒弃或是厌弃穷人的价值，凯瑟琳的丈夫乔治，得知苏菲是文盲而为此感到耻辱，听闻传言让娜杀了自己的孩子对其渐次侮辱，不自觉间以精英至上的口吻钉死了“苏菲”甚至邮局打工员“让娜”的命运——一群平凡至死的下层人。

资本兴起的后半叶，我们不再以绝对贫富来审视人的姿态，而这种病态分类标准却渐渐被文明曙光下的“知识权利”所取代。

当镜头扫过苏菲眼前笨重电视里无趣的广告、滑稽的表演、笨拙的手语、厌恶文字的眼神时，我们总是能在电影语境中不自觉或自觉的与乐里芙家书架上那些排列整齐的读物、那一张莫扎特像、那昂贵的收音机、厚厚一叠的剧本相互联系。

虽然说我们离物物交换的时代过去很久，但人们心中摆脱不掉的成见被夏布洛尔利用空间物像记忆而得以放大甚或警示。

克洛德·夏布洛尔

为了加强阶层的分裂性，电影时常选择一边出现娱乐吵闹的节目声而另一端则是充满哲学渊博气息的古典乐，一个在二十世纪末立体的、孤立的人社世界得以解构。精英阶层掌握着社会规则，人性价值的赋予权成了他们麻醉自我的惯性，与此间他们再度丧失文明的自觉性，也使精英至上成为时代悲剧。

后犯罪时代的平民像·畸变·冷寂

从上半叶战乱的大背景之中，人们在电影创作上开始不断找寻新的出口，淘汰不合时宜的叙事结构，正如《电影手册》的主编巴赞对电影所倡导的要有“主观的现实主义”，打破传统影片中的“僵化状态”。

影片《冷酷祭典》正是遵循了法国新浪潮价值体系的期望而富有价值的艺术创作。夏布洛尔开始冲破让·阿冉式的犯罪特征，通过透视欲望原罪，来开启后犯罪时代。也就是说当人们不再因“面包”而犯罪时，畸变的犯罪快感成为了主导因素。

邮局打工妹让娜与女佣苏菲的友谊是电影为了驱使人物曝露深层真实性格而存在。实际上她们是孤立于社会中的二者，一是她们身为社会成员却没有像乐里芙一家所谓的家庭语境，二是她们没有对未来的憧憬能力。上层阶级的气息压令她们感到窒息，唯有畸变的心态才能使得她们平衡内心。

让娜厌弃选美大赛中只因高个子、金发女人而胜的凯瑟琳，难以平忿于因老旧汽车出故障而被梅琳达侮辱的举止，甚至被乔治恶语伤人唾弃自己毫无教养甚至下流。这一切却在有限的空间里，因为苏菲的存在，而使得让娜的仇富心态日后逐渐飙升，畸变的内心环境也使得人物成为后犯罪时代的典型。

所谓驱使让娜与苏菲最后屠杀乐里芙一家的内驱力是在于个体的仇富心理，但电影对其内驱力的表现形式略微残酷，导演避开自然光线的出现，是为了揭示出当精英阶层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时候，垄断的不仅仅是资本与知识，甚至是阳光、微风这些电影语言所潜藏的意义。

冷酷孤身的苏菲住在乐里芙家的阁楼上，总是习惯性地拉上窗帘，唯一的乐趣被低俗的电视节目取代，不识字的秘密决定了苏菲与人相处距离的远近。

在夏布洛尔眼中所描述的苏菲是这样的：一个毫无情趣而冰冷笨拙的俗女。阅读困难的落俗女性与欣赏歌剧的精英阶层住在同个屋檐下，前者显得万分冷寂，在陌生浩瀚的文字系统中携带着的一切美德与智实、善良与自由，在苏菲意识系统中只剩颤悚与剥削。

夏布洛尔大规模的裁去了复杂的台词，以歌剧为背景音乐的形式，来突破现实中人的地位性转型，使得拥有歌唱家梦的让娜与不受文盲所束缚的苏菲这二者的自我解脱成为可能。苏菲隐忍的文盲秘密被乔治视为异类，知识教养的缺失造成了人性的卑微，当苏菲真正的开启了那一枪之后，我们才最终从歌剧所渲染的幻景中醒来，原来一切的仇恨与厌恶都不是无声。

最后的屠杀也并不是犯罪的时刻，那是一出悲剧人物蓄力已久的真正登场，而布尔乔亚阶级的艺术气息最终成为了他们祭典精英肖像的献礼。我想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称赞道：人因思想而高贵时。那他一定忽略了高度歌颂下人的不自觉性。

夏布洛尔在最后的结局中，牺牲了人物正面的面部特征，而以眼前的黑夜为底，在镜子的侧影中才彻底地呈现出所谓的后犯罪时代的平民像，它们在真实与虚构间，显露出的是那般无助与同情，更充满冷静与惊骇。

双重解构历史的宿命·祭典·永生

在《冷酷祭典》的角色构造看来，男性与女性的比例往往影射着一个时代主权的分配，而对于主权者而言，与此之下的一切纷争都是人们无谓的挣扎，甚至是平凡人仅单纯的追求自由的权利，都变成上层人的轻蔑之举。

乔治作为唯一一个完整的男性形象，掌握着家庭权利及社会地位的同时他也以教育者的姿态主导着孩子们的价值观，女儿有着良好的性教育，儿子也具备成长的独立性。以至于布尔乔亚阶级能够通过代际关系从而不断扩张其本固有的精神价值。

但正如让娜所言：“这些富人的烦恼与忧愁也只会是在于买车的时候该选什么颜色，又或者他们在争家产的时候又该如何争取最大利益。”个体的高度差异和社会对穷人的非暴力淘汰使得人们心理冷酷的因子不断膨胀，甚至连带着剥夺了他们出场亮相的权利。

苏菲与让娜最终道合，其实都逃脱不掉二者骨子里的对人性存在“弑”的意识形态，“弑”在片中也就构成了人物潜抑的犯罪内驱力。在后世纪以资本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依旧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秩序中，苏菲是个“弑父”的文盲女性，在她的成熟意识系统里，“父”代表着的主权只不过是烈火中被坟烧的肖像。

而嘲讽的是如此消失的男性主权也始终无法填补于苏菲本身的生理缺陷，既定的悲哀成了苏菲性格的命弦，能够让其松弦的也就只有同样“弑”女的让娜了。而让娜失去女儿还是杀害女儿这一真相夏布洛尔似乎刻意的在影片中不给出明确的话语，以至于让娜从头到尾都只是作为一个无人救赎的、无教养的、遭质疑的、被嘲讽的下层人。

当我们再度站在苏菲与让娜的视点解构《冷酷祭典》时，不由的想起电影中乔治亲戚说到尼采的一句话：“好人身上有很多令我反感的东西，但那一定不是恶。”而此时我们带着这句话回到影片最初，乐里芙家的别墅位于林荫小道的另一端，电影中唯一一处具有无限性意义上的段落便是那条长长的、通往乐里芙家的海边公路以及一大片透光的林荫小道。

此后的影像空间不是诙谐就是冷调，以至于电影散发着祭典般难以言述的死亡仪式感。社会无声的掠夺最终带走了一片自由与那些看起来好的东西，甚至神权。当让娜野蛮揭露出富人们奉献的伪善时，她们所看到的是过期的罐头、断头裸体的娃娃、发臭的衣服……她们所得到的是神父的侮辱与辞退。

而这一切似乎又应和了乔治那句辛酸的话：“生活很艰辛，你不识字。”历史的宿命也由此得到清晰，而这般文明的曙光非但没照进苏菲自卑的世界，还在她恐惧的宿命中留下灼痕。

在20世纪下半叶，当同样是以变态、麻木的社会、阶层分化为背景，从而驱使主人公产生“弑父”的行为时，我们可以将之与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作家苏童写就的《河岸》一书中的“库氏父子”做对比，如果说库文轩的“弑父”行为中显露的是主人公对“父权”的认同，甚至是对夺回自身“革命话语权”的渴望。那么在夏布洛尔镜头下的女主公苏菲，就是对“父权”社会的终结，对“畸形美德”的残酷祭典。

当一切有声的暴力痛苦都已然悄逝时，人们得到的并非是重生，更多的是哑语式的禁锢与自我困境式的永生。承认自己是个参杂社会性的过程，期间有人学会伪善，也有人垮掉。

但在社会气息的混淆间，人们开始学会共生，也因此我们再也无法忽视掉“文明”所要求的人性自觉。非暴力的恶魔登场令平凡的我们始料不及，而阻止这一切再度暗伤平凡时，我们作为后起的一代就必须意识到，惊堂木的时刻已经不复存在，需要更多人消除既定阶级的那种优越感，否则不是每一出残酷前都会有“一声醒木万人惊”的警示。

作者| 西蒙；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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