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白皮书披露，2013年至2019年3月，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对5876名被告人宣告无罪，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这一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蕴含着新中国司法改革的艰辛历程；也用鲜活的数字，展示了新中国司法和法治建设的巨大进步；更加昭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巨大成就。
法律人不会忘记，自1983年开展“严打”后，“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的“两个基本”办案原则，一度成为政法机关办案的准则。众多政法机关和干警，运用这一准则办理刑事案件，虽然出于“非常时期”社会治安治理的“非常状态”需要，客观上也起到了及时有效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维护社会治安的效果。
1997年9月，党的第十五大报告提出：“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保障首次被写入党的正式文件。2004年3月，“人权保障”首次载入宪法，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明确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与此同时，相应的条文也明确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疑罪从无”作为无罪推定原则的一项重要内容，其重大意义在于：在既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证实被告人无罪的情形下，推定被告人无罪。这在根本上否定了有罪推定的制度和落后做法。
纸面的法律要求要变成实践中的司法理念和信条，还有相当漫长的泥泞之路要走。尤其是有些案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之难。因为任何一个案件，只要犯罪嫌疑人被逮捕，或被告人被提起公诉，或多或少有一些证据，如果只是定罪证据不足，人民法院要将其宣告无罪，必然给一些办案人员带来损害，错捕、错诉背后，必然有些办案人员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以及所在单位的追责，甚至严重损害办案机关的形象和公信力。
尤其是在各级法院所宣告无罪的案件中，绝大多数的被告人是1996年开始的第二次“严打”期间所侦查、起诉、审判的案件。当时的刑事政策虽然比1983年的“严打”有所进步，但是此次“严打”仍然强调“从严”“从重”，仍然强调重刑和“惩办”功能，容易带来较为严重的消极后果；而一些地方在“从严从重”之外，仍然强调“从快”的要求，甚至对公安机关提出“限期破案”，对法院办案人员提出“提前介入”“限期结案”，容易在程序上、证据上、事实上出现审查不严、不细等问题，法官在审判工作即便对重要证据重要事实提出“合理怀疑”，也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在此种情形下，人民法院面临的压力巨大。
好在，法治的脚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党和国家的积极推动下，在时代潮流的推赶下，因被指控故意杀妻领刑十五年的佘祥林，因为“亡妻”归来，在2005年4月被湖北省京山县人民法院重新开庭审理，宣判佘祥林无罪。2010年5月，被判处死刑，缓刑二年执行的河南农民赵作海也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告无罪。正义虽然有时会迟到，但正义最终必定来到。
春江水暖鸭先知。党的十八大以后，人权保障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无罪推定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更好的落实。2013年3月，被指控故意杀人的浙江司机张辉、张高平被宣告无罪；同年8月，因“故意杀人罪”已经失去人身自由近十七年的于英生，被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宣告无罪释放。而纠错难度更大的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重大冤错案件的被告人也被宣告无罪。这些被告人被宣告无罪，并不是因为“亡者归来”，而是因为证据不足，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此后，民营企业家张文中也在被关押多年后被宣告无罪。
据国新办披露，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法院通过再审改判刑事案件8568件。其中，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严格依法的态度，勇于担当的司法精神，近两年来对被指控为故意杀人的金哲宏、刘忠林依法宣告无罪。这些案件，都是各级法院依法保护公民权利，依法贯彻落实无罪推定原则的生动实践。
历史的教训、司法实践的经验反复告诉我们，要做到无罪推定，防止冤错案件，首先必须保障当事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如果没有公正审判，如果庭审只是走过场，冤假错案就会在所难免甚至大量发生。
其次，必须大力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无论是侦查机关、公诉机关的取证，还是辩护律师提供的证据，都必须在法庭上出示，都必须接受质证，真正做到“有证出在庭上，有话说在庭上，有理辩在庭上”，让法庭成为刑事诉讼的真正中心和核心，让法庭成为刑事诉讼的关键和有罪无罪的关键。
与此同时，必须严格贯彻罪刑法定、证据裁判、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完善证据收集、审查、运用制度，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机制，强化庭审功能；确保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第三，必须坚持疑罪从无原则，坚决防范和纠正冤假错案。疑罪从无是由无罪推定制度引申出来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在确立“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之后，大大提升了刑事证明的标准，标志着刑事司法和国家法治建设的巨大进步。证据确实的“质量”、证据充分的“数量”和排除合理怀疑的“心证”得到广大法官的高度认同，坚决守住法律底线也成为广大法官的内心信念和实践坚守。
第四，必须树立确立正确的司法理念，勇于坚持原则，依法裁判。正是从一个个冤错案件中，广大法官深刻汲取教训，不断将刑事司法理念转型升级，将“决不冤枉一个无辜者”的理念牢牢立于内心，努力保障被追诉人的诉讼人权，依法独立行使司法职权，严格遵从法定程序理念，坚决落实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程序公正等原则，在审判工作中，勇于坚持原则，勇于担当，依法裁判。
第五，必须依法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形成诉辩制约与制衡。在司法实践中，相对于侦查机关公诉机关，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无疑是较弱的。在法律上，侦查、起诉机关所拥有的侦查措施、调查手段等实质性权力也比律师强大得多。在强大的政法机关面前，任何个人被当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没有辩护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是很难自证清白，自证无罪的。
一则因为绝大多数的被告人不熟悉法律，无法提出针对性的辩护意见。二是绝大多数的被告人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即便其被取保候审，亦存在行动不自由等情况，很难做到自我取证、自我救济。而律师是经过专业训练，具备法律知识的专业人士，有能力给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政法机关尊重律师的诉讼地位，充分发挥律师的专业作用，切实保障辩护律师的会见、阅卷、调查取证、质证和辩论辩护等各项诉讼权利，既有利于公正司法，又能有效提升诉讼效率，推动法治进步。
由此可见，短短几年，5876名被告人被法院宣告无罪，不是一件小事。其背后，涉及千千万万的被告人及被告人家属，涉及公民合法权利的依法、充分保护。也正是如此，让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让“弱者”和“少数人”也得到国家法律、司法的依法保护，充分彰显了我国家法治建设的巨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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