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燕大元照
不论你是什么专业的，你都会知道这个人，还记得中学历史课本那句发人深省的话 ：“KNOW YOURSELF ”吗？苏氏述而不作，性格倔辈，尤其喜好运用“辩证法”将那些自以为学富五车的人驳得哑口无言。这辩证法与咱们现在知道的不同，它是一种很伤人的辩论技术，分为“讥讽”和“助产术”两部分。具体来说，辩论者首先向对方请教学问，好像自己什么都不懂似的，然后通过一问一答的方式，逐渐使对方出现前后矛盾的回答，以达到“讥讽”的目的。因为这种辩论术以及学术上的冲突，苏格拉底得罪了一些自以为是的“智者”。于是，这些“智者”便利用雅典荒诞不经的法律，控告苏格拉底传授对诸神不敬的学问，腐化及误导青年，并且还真的把他送进了监狱。在狱中，他被判饮毒而死刑。“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应该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自由思考的权利。如果一个人问心无愧，有自己的信念，即使没有朋友的认可，没有金钱、家庭，甚至没有住所，他也会取得成功。但如果不彻底研究问题的来龙去脉，任何人都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人们必须有充分的讨论各种问题的自由，并且不受官方限制。”那些在审判中起主导作用的人深信他们审讯苏格拉底是在为社会做重大贡献，为城市清除“知识界”的高度危险分子，一个只能教给奴隶们懒惰、犯罪和不满的人。有趣的是，即使在这种环境里，苏格拉底仍然能施展他的辩论才能，竟然使陪审团的绝大多数人都倾向于释放他。他们建议，苏格拉底只要放弃辩论、争吵、说教等恶习，不再干涉别人所偏爱的东西，不再没完没了的去质问去纠缠他们，他就可以得到赦免。“不行！”他喊道，“只要我良知不灭，只要我微弱的心声还在催我向前，还让我给人们指出真理的方向，我就会向遇到的每一个人阐释我的理论，绝不考虑后果。”死刑之前，苏格拉底的学生克力通来看他，告诉他朋友决定帮助他越狱，而且一切已安排妥当。可是苏格拉底却表示不越狱。苏格拉底还反问：“越狱就正当吗？对一个被判有罪的人来说，即使他确信对他的指控是不公正的，逃避法律制裁难道就正当了？有没有一种服从任何法律的义务？”苏格拉底被缓刑三十天。一年一度去戴洛斯朝拜的圣船尚未返航，雅典法律规定，在这个期间不准行刑。整个一个月的时间，这位老人在囚牢里平静地待着，琢磨着如何改进他的逻辑体系。虽然他有许多次逃跑的机会，但他都拒绝了。他觉得不虚此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累了，他想离世而去。直到临刑前，他还在和朋友们交谈，尽量将自己的真知灼见传授给他们，劝他们不要把心思放在物质世界上，要多用在精神世界里。然后他喝下了毒药，躺在床上，从此以后一切争论都随着他的安息而结束。在这位德高望重的哲学家死后的十多年里，他的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中国古代伟大的逻辑学家公孙龙提出的著名逻辑问题：白马非马。而从古至今，一直困扰人们的法律问题就是恶法是法吗。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眼看就要结束了。希特勒手下的一名盖世太保分子，仍然穷凶极恶地追杀犹太人以及保护犹太人的德国人。一天，经他人告密，他获悉一对德国夫妇在家里藏匿一名犹太人，便带领数名手下直扑过去，试图将这对夫妇和那名犹太人全部拿捕。当他赶到时，丈夫见状从后门逃出，盖世太保举枪射击，丈夫倒在了血泊中，妻子和犹太人则被押送到集中营。没过几天，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名妻子获得了自由，但是丈夫的死仍然使她悲痛欲绝。1951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开始审理各类与战犯有关的案件，以示正义。那位妻子在政府的鼓励下，像许多人那样走进了法院，状告盖世太保分子犯有故意杀人罪。可是，在法庭上，盖世太保分子说，他当时杀人是执行公务，执行法律。他还将1945年德国国会通过的紧急法令搬出来，说明自己杀人的法律理由。那法令讲：“每位德国武装人员，对各类逃犯，负有不经审判即射杀之义务。”他向死者的妻子表示歉意，但否认犯有杀人罪。显然，如果承认纳粹德国的法令是法律，那么案件的审判将是十分困难的。于是，德国联邦法院首先从“法律的名分”入手，否认纳粹时期德国的法令是法律。法院称，那些法令与人类最基本的正义相悖，根本不能成为任何行为的法律理由，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会执行这样的法令。在普通人看来一种规则只有是官方认定的就可以算是法律而来，也就是说不管他是多么的离谱、不通人性、不通伦理道德，它都是法律，都需要得到遵守。就像中国古代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以及纳粹德国、日本帝国当年制定的一系列法律。人们一方面不断的希望，法律是神圣的，恶法非法；另一方面，又希望法律能够不被个人价值判断所左右。如果做一个全球十大经典法学案例投票，那么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一定能够入选。这是因为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不仅进一步巩固了美国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而且明确了宪法解释权的归属，创造性地回答了宪法由谁解释、通过何种方式解释的问题。由此，对世界各国的宪法实施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1800年美国总统选举是美国宪政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其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远远超过了二百年之后戈尔与布什之间的选举大战。在这次总统选举中，由于联邦党人内讧突起，亚当斯总统败给了民主共和党候选人杰弗逊。在同时举行的国会选举中联邦党也是一败涂地。这样，联邦党不但失去了总统的宝座，同时也失去了国会的控制权。在此背景下，美国的宪政体制第一次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国家最高权力能否根据宪法程序以非暴力的形式在不同党派之间和平交接，关系到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生死存亡。还好，大权在握的联邦党人以国家利益为重，没有舞刀弄枪、拒绝交权，而是采取了“合法斗争”的手段。他们利用宪法赋予总统的任命联邦法官的权力，极力争取控制不受选举直接影响的联邦司法部门，借以维持联邦党人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以求卷土重来。 1801年美国总统亚当斯准备离任，新总统杰弗逊准备上任。旧总统离任前，一下子任命了17名治安法官，命令上不仅有总统签名，而且有国务卿大印。不过17名法官任职令居然到新总统上任时仍未发出，新国务卿麦迪逊与新总统杰弗逊决定作废。法官名册中有一位名叫马伯里的希望拿到任命状却被明确拒绝，马伯里只好向联邦最高法院状告麦迪逊。他的诉讼理由有一个：联邦最高法院在法律原则和习惯所允许的范围内，应向联邦政府现职官员下达令状，要求其履行法定义务。而这条理由正是1789年国会制定的司法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最高大法官马歇尔主持的联邦最高法院受理了此案。可是，马歇尔提出了自己观点，最高法院不能在初审中对马伯里提供法律救济。那么，司法条例第十三条怎么办？它要求最高法院应当提供法律救济。马歇尔毫不客气地说，这条规定变相地扩大了最高法院的权力，违反了宪法第三条的规定，因而无效！从宪政理论角度看，按照欧洲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卢梭关于限权政府、分权制衡、主权在民的宪法和制度设计原则，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的职能和权限应当严格区分，相互独立，彼此之间“井水不犯河水”。另外，在分立的三权之中，如果一定要判定哪一权处于更优越的地位，那显然应是拥有民意基础的立法权，无论如何也轮不到非民选的司法部门占据至高无上、一锤定音的权威地位。这样，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实际上使马歇尔大法官陷入了一种左右为难、必输无疑的两难困境。他当然可以正式签发一项执行令，命令麦迪逊按照法律程序发出委任状。但麦迪逊有总统兼美军总司令杰弗逊撑腰，他完全可能对最高法院下达的执行令置若罔闻。既无钱又无剑的最高法院若向麦迪逊国务卿强行发号施令却又被置之不理，只会让世人笑掉大牙，进一步削弱最高法院的司法权威。可是，如果马歇尔拒绝马伯里合理的诉讼要求，那就等于主动认输，承认最高法院缺乏权威，无法挑战行政部门高官目无法纪的举动，不仅愧对同一阵营中的联邦党人战友，而且使最高法院颜面扫地。经过半个多月的苦思冥想，他终于琢磨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绝妙判决，令后人拍案称奇，赞不绝口。马歇尔的判决既表现出司法部门的独有权威，又避免与行政当局和国会迎头相撞、直接冲突，为确立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这个分权与制衡体制中的重要权力奠定了基石。马伯里若要从基层法院一级一级地上诉到最高法院，耗时太久，他只好撤回了起诉。从表面上看，联邦党人马伯里没当成法官，麦迪逊国务卿也没送出扣押的法官委任令，马歇尔似乎输了这个官司。但实际上，马歇尔是此案真正的大赢家。 首先，马歇尔通过此案向国家立法机构国会宣布：不仅宪法高于一切法律，而且判定法律本身是否符合宪法这个至关重要的权力也与立法部门无关。换句话说，立法机构不得随意立法，只有最高法院才是一切与法律有关问题的最终仲裁者。其次，马歇尔通过此案向国家最高行政部门宣布：宪法的最终解释权属于司法部门。因此，司法部门有权判定行政当局的行为和行政命令是否违宪，有权对行政当局的违宪行为和命令予以制裁。这样，虽然宪法规定任何法律都应由国会和总统决定和通过，但最高法院拥有解释法律的最终权力，有权判定法律是否违宪。而最高法院的裁决一经做出即成为终审裁决和宪法惯例，政府各部门和各州必须遵守。所以，最高法院不仅拥有了司法审查权，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拥有了“最终立法权”。还记得美剧港剧中出现得那句曾经风靡一时的话吗：“你有权利保持沉默，因为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成为法庭上对你不利的证据，你有权请一位律师，如果你请不起的话，法庭将为你指派一位。”（米兰达法则）1963年3月3日，欧内斯托·米兰达的23岁小伙子犯罪，人证物证俱在，可谓确实、充分，再加受害人是一名弱智姑娘。民愤极大，铁案如山。米兰达罪名涉嫌绑架、抢劫、强奸，被陪审团判定有罪，亚利桑那州刑事法院判处米兰达监禁30年。但米兰达的辩护律师阿尔文·穆利是一个非常强大有经验的律师，他援引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告诉米兰达：你有沉默权，而且警方也应当履行告知义务。1966年，米兰达写了好几封信直接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起诉亚利桑那州。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九名法官各有意见，投票表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投票结果是5票对4票，裁决米兰达胜诉。1966年6月13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开庭。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裁定：亚利桑那州刑事法院的判决违宪。米兰达自证其罪的供词无效，推翻原判决。同时宣布警方应当履行告知义务，内容主要就是“米兰达法则”那四条。米兰达法则体现了美国法律中保护人权的原则，虽然刚实行时对办案造成了麻烦，也使得律师们来抓法律漏洞，不过它是可以通过正当程序来弥补的，而且也对治安好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世纪审判历时474天，天才律师团队（德肖维茨等人）展现律师功底的一个经典案例——1994年，前美式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O.J. Simpson)被疑用刀杀死前妻妮克·布朗·辛普森及其男友。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二日深夜，洛杉矶西部一豪华住宅区里，人们在一住宅门前发现两具血淋淋的尸体。两人浑身血痕，而且被利器割断喉咙而死，死亡时间晚上十点多。案发后凌晨，四名警察部侦探来到死者前夫即著名的黑人美式足球（橄榄球）明星辛普森住所，在门外发现其白色的不朗哥型号汽车染有血迹，车道上也发现血迹。按铃无人回应，侦探爬墙而入，其中一个侦探福尔曼在后园找到一只染有血迹的手套和其它证据。案件主要证人是当时住在客房的朋友基图，他作供说客房墙外有像地震一样的响声。此外一个被电话预约接辛普森去机场的司机说：十点左右他到辛普森家按门铃无人回应，接近十一点时，发现一高大黑人（与辛普森相似）匆匆从街外跑回屋，再按门铃后辛普森回应了，出来说他睡着了，然后坐车到机场去芝加哥。六月十七日，辛普森的律师准备陪同辛普森回警察局时，发现本来在楼上休息的辛普森已不知去向。随后全国观众在电视上看见了难忘的镜头：天上直升机队，地上巡逻车队全面出动，几小时终于发现辛普森的白色小车。几十辆警车在洛杉矶公路上展开飞车追逐。最后辛普森被逮捕。在美国的司法体制中，仅仅依赖间接证据就把被告定罪判刑绝非易事。这是因为，仅凭个别的间接证据通常不能准确无误地推断被告人有罪，必须要有一系列间接证据相互证明，构成严密的逻辑体系，排除被告不可能涉嫌犯罪的一切可能，才能准确地证实案情。此外，间接证据的搜集以及间接证据和案情事实之间的关系应当合情合理、协调一致，如果出现矛盾或漏洞，则表明间接证据不够可靠，不能作为定罪的确凿根据。比如，在辛普森案中，检方呈庭的间接证据之一是在杀人现场发现了被告人的血迹，可是，由于温纳特警长身携辛普森的血样在凶杀案现场停留了三个小时之久，致使这一间接证据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在辛普森案中，由于检方证据全都是间接证据，因此，辩方律师对这些“旁证”进行严格鉴别和审核，是这场官司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令人失望的是，检方呈庭的证据破绽百出，难以自圆其说，使辩方能够以比较充足的证据向陪审团证明辛普森未必就是杀人凶手。1995年10月3日，美国西部时间上午10点，当辛普森案裁决即将宣布之时，整个美国一时陷入停顿。克林顿总统推开了军机国务；前国务卿贝克推迟了演讲；华尔街股市交易清淡；长途电话线路寂静无声。数千名警察全副武装，如临大敌，遍布洛杉矶市街头巷尾。CNN统计数字表明，大约有1亿4千万美国人收看或收听了“世纪审判”的最后裁决。美国的司法制度的价值追求是正义公道（即使有时适得其反），它在案情复杂的情况下做不到“不错判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所以它不强调“错放”强调“不能错判”。1882年帕尔默在纽约用毒药杀死了自己的祖父，他的祖父在现有的遗嘱中给他留下了一大笔遗产。帕尔默因杀人的罪行被法庭判处监禁几年，但帕尔默是否能享有继承其祖父遗产的权利成了一个让法官头疼的疑难案件。帕尔默的姑姑们主张，既然帕尔默杀死了被继承人，那么法律就不应当继续赋予帕尔默以继承遗产的任何权利。但纽约州的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如果继承人杀死被继承人将当然丧失继承权，相反，帕尔默祖父生前所立遗嘱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有效条件。因此，帕尔默的律师争辩说，既然这份遗嘱在法律上是有效的，既然帕尔默被一份有效遗嘱指定为继承人，那么他就应当享有继承遗产的合法权利。如果法院剥夺帕尔默的继承权，那么法院就是在更改法律，就是用自己的道德信仰来取代法律。审判这一案件的格雷法官亦支持律师的说法，格雷法官认为：如果帕尔默的祖父早知道帕尔默要杀害他，他或许愿意将遗产给别的什么人，但法院也不能排除相反的可能，即祖父认为即使帕尔默杀了人（甚至就是祖父自己）他也仍然是最好的遗产继承人选。法律的含义是由法律文本自身所使用的文字来界定的，而纽约州遗嘱法清楚确定，因而没有理由弃之不用。此外，如果帕尔默因杀死被继承人而丧失继承权，那就是对帕尔默在判处监禁之外又加上一种额外的惩罚。这是有违“罪行法定”原则的，对某一罪行的惩罚，必须由立法机构事先作处规定，法官不能在判决之后对该罪行另加处罚。但是，审理该案的另一位法官厄尔却认为，法规的真实含义不仅取决于法规文本，而且取决于文本之外的立法者意图，立法者的真实意图显然不会让杀人犯去继承遗产。厄尔法官的另外一条理由是，理解法律的真实含义不能仅以处于历史孤立状态中的法律文本为依据，法官应当创造性的构思出一种与普遍渗透于法律之中的正义原则最为接近的法律，从而维护整个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厄尔法官最后援引了一条古老的法律原则——任何人不能从其自身的过错中受益——来说明遗嘱法应被理解为否认以杀死继承人的方式来获取继承权。最后，厄尔法官的意见占了优势，有四位法官支持他；而格雷法官只有一位支持者。纽约州最高法院判决剥夺帕尔默的继承权。齐玉苓与陈晓琪均系滕州八中1990届应届初中毕业生，陈晓琪在1990年中专预选考试时成绩不合格，失去了升学考试资格。齐玉苓则通过了预选考试，在统考中成绩为441分，超过了委培录取的分数线。后来济宁商校发出了录取“齐玉玲”为该校1990级财会专业委培生的通知书，陈晓琪在其父陈克政的操纵下，从滕州八中领取了该通知后即以“齐玉玲”的名义入济宁商校就读。陈晓琪从济宁商校毕业后，以“齐玉玲”的姓名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工作。齐玉苓经过复读，后就读于邹城劳动技校，1996年8月被分配到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工作，自1998年7月，有相当一段时间下岗待业。1999年齐玉苓在得知陈晓琪冒用其姓名上学并就业这一情况后，以陈晓琪及有关学校和单位侵害其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停止侵害，并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陈晓琪侵害了齐玉苓的姓名权，判决陈晓琪停止侵害，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向齐玉苓赔礼道歉并赔偿其精神损失费35，000元。齐玉苓不服，提出上诉，要求陈晓琪等赔偿各种损失56万元。 该案二审期间，最高人民法院于8月13日专门就该案作出了《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法释【2001】25号），明确指出：根据本案事实，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山东高院8月23日作出了终审判决，判决陈晓琪停止对齐玉苓姓名权的侵害；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向齐玉苓赔礼道歉；齐玉苓因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7，000元由陈晓琪和陈克政赔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齐玉苓因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由陈晓琪、陈克政赔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赔偿齐玉苓精神损害赔偿费50，000元。四川泸州的黄永彬与妻子蒋伦芳结婚30多年，有一养子。1994年起黄开始与张学英来往，1996年起二人公开同居，依靠黄的工资（退休金）及奖金生活，并曾经共同经营。但黄永彬与蒋伦芳并未离婚。2001年2月起，黄病重住院，蒋伦芳一直在医院照顾，法院认为其尽到了扶养义务。4月18日黄永彬立下遗嘱：“我决定，将依法所得的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和卖泸州市江阳区一套住房售价的一半（即4万元），以及手机一部遗留给我的朋友张学英一人所有。我去世后骨灰盒由张学英负责安葬。”4月20日，该遗嘱在纳溪区公证处得到公证。黄去世后，张根据遗嘱向蒋索要财产和骨灰盒，遭到蒋拒绝。张遂向纳溪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依据《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判令被告蒋伦芳按遗嘱履行，同时对遗产申请诉前保全。从5月17日起，法院经过4次开庭之后（其间曾一度中止，2001年7月13日，纳溪区司法局对该公证遗嘱的“遗赠抚恤金”部分予以撤销，依然维持了住房补贴和公积金中属于黄永彬部分的公证。此后审理恢复），于10月11日判决驳回原告张学英的诉讼请求。法院判决依据《民法通则》第七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基本原则，认为黄某的遗嘱虽然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形式上也合法，但遗嘱内容存在违法之处，且黄某与原告的非法同居关系违反了《婚姻法》的有关规定，黄某的遗赠遗嘱是一种违反公序良俗和法律的行为，因此是无效的。本案判决获得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支持，但却被很多法律界人士评价为“道德与法”“情与法”的冲突，甚至认为这是在舆论的压力下做出的一起错案。2003年10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由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2004年10月22日，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该办法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2005年5月23日，安徽进京务工人员杜宝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得知，他在北京真武庙路同一地点违反禁行标志105次，均被“电子眼”拍摄记录在案，须交罚款10500元、交通违章记分210分。这意味着，起早贪黑、以贩菜谋生的他一年白干了。自打交了1万多元的交通违法罚款后，老杜两口子的生活就被打乱了，“每天在家就是复习交通法规”。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引起广泛关注，舆论称之为“杜宝良现象”。北京市交管局法制处认为，“暗中执法符合法律规定，是交管部门针对交通违法行为采取的一种执法手段”。新交法赋予了交警查处交通违法行为的权力，交警拥有执法权，暗中执法正是交警行使执法权、查处违法行为的一种方式。为达到严格执法的效果，交管部门采取了多种手段，包括现场疏导指挥、电子眼监控、交警直接拍摄等，其中也包括暗中执法。有出租车司机就此事发表感言：我们开车走在没有交警和电子眼值班的地方，还要不要遵守交规？我们很多驾车人都有一种心理，好像遵守交规是为对付交警而不得已的行为。现在设置交通电子眼的目的也就在于针对这种心理与现象而设的吧。如果哪天我们的驾车人独自一人行驶在没有交警和电子眼的路上，仍能自然而然地按交通规则开车，那电子眼就可以休息了。电子眼刚刚开始不久，碰到这种事恐怕也是头一次，应该有个改进的过程，所以把板子打在交管上有点感情色彩。我倒觉得驾车人应该多想想自己如何守法。“这个人不知道这里不能这样走”恐怕不能作为逃避责任的借口，否则还怎么去执法？我们这里，讲借口而推避责任的事太多了。这里更不应该以农民还是律师来划分该不该遵守交规的界线。也有社会人士认为：作为司机，无论是什么水平的司机，不管有什么理由都必须遵守法规，不能因为不懂法就可以违法，然后人们对他们表示同情，这不符合情理。“杜宝良违章事件”其实暴露出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对交法普及教育不够。我国现行的新交法是40多年出现的第一部交通法规，到现在实行才一年多，而各地相关细则实行的时间更短，因此需要几千万有车人以各种方法进行交通法的普及宣传。制定法规的目的是让人们都遵守，如果仅仅靠罚那便偏离了制定法规的目的了。对于司机来说，有义务主动学习新交法及相关细则，不应该以不知道等理由推托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如果说这件事有什么意义，那只能说暴露了交通管理的弊病和驾车人素质这一现实。此外，这也正是一次对新交法的普及教育。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就此表示，在日常的执法中还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在告知违章中，就没有很好考虑到，现实中一些公民还不能及时通过网络了解违章行为。在今后的整改中，要强化交通标志，使人一目了然。市局将整改规范公安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6月13日，杜宝良在律师的陪同下，就“万元罚款单”一事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今年40岁的杜宝良告诉记者：“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打官司。”杜宝良的律师王英指出，根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107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发现机动车有未处理的违法行为记录的，应当书面告知机动车所有人或者驾驶人，机动车所有人或者驾驶人应当按照告知的时间、地点接受出处理。” “西单队记录了杜宝良未处理违法行为高达105次，却从未履行过其‘书面告知’义务”。6月18日上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告诉庭正式向杜宝良发出了《行政案件受理通知书》，内容为：“杜宝良：你诉西城交通支队西单队一案的起诉状，本院已于2005年6月13日收到，经审查，你的起诉基本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本院决定立案审理。”在得知法院立案的消息后，杜宝良表示，过去他一直认为，打官司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这次是他平生第一次走进法院大门，而且还是“民告官”，老家的人都知道了。但现在他改变了以前的想法，“那么多人帮助我，尤其是为我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我也开始知道一些法律知识了，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了。2004年11月12日晚11时30分，海南东线高速路122公里处发生一起车祸：海南某公司的韩某被大货车挤压到护栏上两个多小时，万宁市人民医院的120急救医生到达现场后仅仅是摸黑简单地查看了一下情况，并没有采取任何救援措施就返回急救车上。韩某因失血过多，两小时后死亡。如何解决这种耻辱性的“见死不救”为标志的时代道德困境，诉诸法律，还是重建道德？人们面对道德的失范，往往会想起法律的武器。“见死不救”事件屡屡发生一再表明，这一社会问题，仅仅靠道德的约束和有限的法律责任是远远不够的，惟有施以全面的法律手段，方能惩治这种具有极大社会危害性质的冷漠和怠责行为。也就是说，国家公务员在树立和倡导社会公德和善良风俗上应当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这种“应当”可以提升到法律义务的层面；每个公民应当对自己义务范围内的危险情势负有义不容辞的救助义务，这种责任也可以强制提到法律的层面上。早在2001年的全国人代会上，即有32名代表就增加刑法罪名提出议案。建议刑法增加新罪名：“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等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造成的社会影响相当恶劣，在有些国家早已有此类立法。在这次人代会上，刘如军等32位代表也就此提出议案，他们建议在刑法中增加“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立法内容应包括犯罪行为的法律界定和惩治条款等。有法律学者建议规定：公民对于国家公共利益与他人的合法权益遭受危害时，负有救助义务；对于“见死不救”的行为，可以按其社会危害性及责任人当时的主客观条件，追究其刑事责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倪正茂和一些政协委员也曾提出建议——设立“见死不救罪”，并同时制定“见义勇为奖励法”。他们认为，“见死不救罪”的量罪依据，可以参考造成事情后果的轻重、事情发生时当事人的处置态度等等。见义勇为者奖励可根据当事人当时的献身程度、事情发生时的危急情况，以及所取得的有效后果等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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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整理自“高进法律圈”“豆瓣app”“宁远司法行政”“超律志”等微信公众号，以及《西窗法雨》《一辩到底》等书。
责任编辑 | 李泽鹏
审核人员 | 张文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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