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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冷静期”上热搜，你怎么看？
来源 | 每日经济新闻，光明日报，中国新闻网
澎湃新闻，新闻晨报
1月14日，上海律协召开“2021年上海律师参政议政新闻发布会”，市政协委员徐珊珊在会上表示，今年上海“两会”上拟递交提案，建议保障婚前配偶知情权，大力倡导婚前医学检查，探索建立婚姻登记异议期，即婚姻登记生效前给予配偶获取信息披露的知情权。
徐珊珊建议，大力倡导婚前医学检查，探索是否可能设置结婚冷静期限，保障双方的知情权。徐珊珊提及了婚前一方隐瞒艾滋病史，导致婚姻无效的案例，这与婚前缺乏足够信息有关。
她建议，可在登记结婚与登记生效中间设立一个调查期限，即“冷静期”，要求对方公开自己的个人信息，给到双方调查信息、充分了解对方的权利。如双方在“冷静期”未查出特别情况，登记自动生效。
她认为，应有调查权与知情权的项目包括对方的婚史、病史、债务情况、家庭情况等。若不能调查的部分，也需要对方做出承诺，这对于日后主张自己权利或做出判断，都是必要的一步。
但徐珊珊也提出，这些调查与知情并非法定强制，完全取决于男女双方的意愿，哪些可列为可调查项目，双方可在登记结婚后、生效前，一起探讨达成共识。
“结婚冷静期”引发热议
新闻一出，一时间话题#上海拟建议设结婚冷静期#冲上了热搜。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不少网友表示：应该恢复强制婚检，不适合结婚的疾患必须告诉准备结婚的双方。
而反对“结婚冷静期”的网友则认为，婚姻双方都是成年人，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就好了，不必再设门槛。也有人担心，“结婚冷静期”会不会无形中给结婚增加了门槛。
同时，有网友还针对这一提议提出了更现实的思考：结婚冷静期出发点是好的，但如果要在现实中推行，需要一些更具体的配套措施。比如，双方应交换婚前体检报告、征信、债务、犯罪记录、婚史报告。
“结婚冷静期”讨论由来已久
事实上，网友们对于“结婚冷静期”的讨论早已开始。
“这一说法也许是基于对‘离婚冷静期’的对等探索得出。”上海普世万联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璇表示。
专门处理婚姻家庭案件多年的李璇认为，此次上海的政协委员关于设置“结婚冷静期”的观点，特别强调了婚前医学检查以及保障配偶的婚前知情权，这可能是基于一些现实案例的思考。例如，近期，上海出现首例适用《民法典》新规撤销婚姻关系的案件。
在该案中，原告李某与被告江某经人介绍相识，并确定恋爱关系。2020年6月，李某怀孕，双方登记结婚。后江某向妻子坦白身患艾滋病数年且长期服药。尽管李某并未被传染，但她决定终止妊娠，并向上海闵行法院起诉，要求撤销婚姻。经审理，上海闵行法院依据正式实施的《民法典》，支持了原告请求。
《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三条规定，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李璇表示，重大疾病是直接涉及生命权、健康权的重大事项，《民法典》之所以将其列为撤销婚姻的法定理由，正是考虑到重大疾病或许会危及他人，乃至整个社会群体的健康安全，需要用最高的强制手段规制，了解配偶健康状况。
不过，对于“结婚冷静期”的观点，北京德翔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律协民法专委会副主任安翔表示，总体来说，这一观点动机是好的，但与《民法典》婚姻制度设计有较大出入，可能会导致公权力对私权事务的介入过度。
安翔提出，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此前曾有过婚前强制做医学检查的要求，但那是因为考虑到当时的社会因素，和计划生育政策相匹配。“相关规定已经废止十多年，如果重新设立，是否说明在走回头路？”
“结婚冷静期”的现实顾虑
1995年6月开始施行的《母婴保健法》规定：“男女双方在结婚登记时，应当持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者医学鉴定证明”，其中，婚前医学检查包括了严重遗传性疾病、指定传染病和有关精神病。
在2003出台的《婚姻登记条例》中，不再将婚前健康检查作为结婚登记的前提条件。现实中，各地也不再将婚前检查作为强制性规定。
在此背景下，此次“结婚冷静期”对婚前医学检查的倡议是否还具有可行性？针对网友提出“配套建立征信、债务、犯罪记录、婚史报告制度”，又能否操作？
安翔认为，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法律的制定和修改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民法典》刚刚落地实施，而且其中已经为配偶有重大疾病的事后救济做出规定，因个案直接修改法律，缺乏可行性。
李璇则提出，若要恢复强制婚检制度，不能忽视过去存在的问题。比如，乱收费、程序复杂、不尊重个人隐私甚至是形式主义“走过场”的问题。“必须充分重视这些问题，才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制度本身的公信力。”
针对网友提出征信、债务、犯罪记录等配套措施，李璇表示，这些信息与生命健康不同，更多涉及的是社会评价与生活质量问题，并非必须以最高强制手段保护的对象。
专家还认为，婚姻的基础是爱情，而爱情的基础是信任，总体来说，婚姻是一件私事，公权力如果过多地介入私事，或将引来更多问题。
“一方面，如果每件事都必须通过法律事先进行规范，法律将难以承载，整个社会的工作量也将大为增加。另一方面，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介入需要限度，如果结婚也需要提供这么多手续，它将变为行政审批，违背了《民法典》的精神，也失去了婚姻原本的意义。”安翔说。
对婚姻中一方可能隐瞒不良财产或犯罪记录等情况，李璇表示，如果当事人隐瞒不良财产状况或犯罪记录，并由此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当事人可通过离婚的方式处理。
但将近20年前的规定是否仍然适用于今天？我们也需要重新审视。当人们不再身处以往那个“车马邮件”都很慢的时代，当人的大范围流动、恋爱婚姻的快节奏，让很多未经辨别的信息悬浮于事实真相之上时，“冷静期”其实是将婚前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事项给强调出来了。
它试图用法律规定的形式告知人们，婚姻不同于爱情，是需要考量很多现实因素的。拥有对对方信息的知情权，并非是对爱情的破坏，而是对婚姻的保障；不仅是出于诚实的美德，也是人们需要履行的义务。毕竟婚姻可以视为是两个人，甚至两个家庭的“合伙人”关系，只有在充分获得信息的基础上，才能有选择婚姻的自由。
当然，这一提议涉及法律对人们权利义务关系更深入的介入，是否落实到具体的法律条文上还有充分的讨论空间。但这也是在提醒人们，与其在围城内受困，不如在踏入围城前就想清楚。
与此同时，结婚冷静期也有负作用。结婚第一年被称为纸婚是有道理的，婚姻最开始的磨合需要两个人一起努力，如果有浓烈的情感为支撑，就更容易一些。如果一点矛盾就反悔，恐怕已经下降的结婚率会更有向下的趋势。另一个负作用是，将来离婚调解时，双方都经过了结婚冷静期的考验，有没有可能成为继续抬高离婚门槛的理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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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华铭章
审核人员 | 张文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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