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剑锋：法学教育改革纵横谈——以北京大学法学院为例 | 第二届法学大家公益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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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中国法律评论
本次讲座由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加联合举办，邀请了李步云、应松年、张文显、徐显明等18位主讲嘉宾。敬请大家继续关注此次讲座，讲座课表见文末。
潘剑锋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很高兴，今天在教授加提供的平台上，跟我们各位在线的朋友进行这次交流。
今天交流的题目是“法学教育改革纵横谈——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改为例”。
为什么谈这样的一个题目呢？
简单地说三个原因：第一，近几年，国家一直在强调法学教育改革的意义。第二，近一些年，不少的法学院校通过各种措施不断地在探索法学教育的改革。第三，从2011年开始，北京大学法学院就法学教育问题进行的一系列的改革，本人作为法学院的一员，参加了这一轮的改革活动。在这轮的改革过程中，我对法学教育的改革有一些认识和体会。所以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跟大家做个交流。
北京大学法学院为什么会在2011年开始这一轮的法学教学改革，这需要从一些具体的事例说起。在2010年的时候，北京大学法学院领导班子进行了换届。当时学院安排我来负责教学工作，我刚刚接手工作也缺少经验，心里很着急，一直琢磨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把我们学院的一个法学教学工作做得好一些。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发生了几件小事：
第一件事。有一个年轻老师跟我在未名湖畔散步的时候，我们交流教学的相关问题。年轻老师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潘老师，你觉得最近十几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我们学院的教学在教学内容上以及教学方式上变化大吗？”，我反问道：“你说呢？”他说，自他到北京大学学习至他博士毕业留校，10年左右的时间，他自己的感受，觉得无论是教学的内容还是形式，变化不大。
第二件事。有一天，北大法学院来了两位北京一个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其中一个是我们的校友）。他对我说：“潘老师，我们律师事务所想跟我们学院合作，您看有没有可能？”我说：“特别欢迎。你们想采取什么样的合作模式？”这两个合伙人跟我讲了不少，核心的意思是说他们律所的律师可以给我们法学院开4、5门课，由他们来选拔一部分自愿来听这些课程的同学，然后由他们与北大法学院的老师共同来训练这些同学。但有一个条件，这些同学如果毕业之后从事律师工作的话，要首先到他们律所去工作。因为一些原因，我们合作没有成功，但这位律师的的建议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三件事。有两个资深的仲裁员，有一次也是专门到北大法学院找到我，说要跟我聊一聊。在聊天过程中，其中一位跟我说说：“潘老师，我觉得北大的学生很可爱、很聪明，但北大法学院的学生还很可怜。”我说：“北大的学生很可爱、很聪明，平常大家都说得挺多，你怎么说他们很可怜？”
他说：“是这样的，最近两年，国内组织了相关的法庭辩论比赛，北大的学生在辩论赛中发挥得是不错的，我们看了之后都觉得北大的学生很可爱、很聪明，有不错的素质，但是最终取得的成绩不大好，多数都没有进入决赛。原因是什么呢？按学生辩论中表现出来的的口才，以及现场的临场反应，都可以看出他们很聪明也很用功，他们之所以无法进一步最重要的原因主要就是缺少专门老师的专门指导。”据他说，事后跟学生聊天，询问他们怎么没有带队老师。学生说，老师们都很忙，没有空指导他们，包括参赛的相关的经费都是学生自己筹集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两个仲裁员觉得北大法学院的学生很可怜。他认为，既然老师是教书育人，你就应该更多地关爱学生。他相信，只要有老师肯投入，肯对学生进行指导，能花时间对学生进行训练，北大学生夺得辩论赛的冠军，不会成为问题。
这三个故事，或者说这三个小事，分别发生，具体的事情也不一样，但是他们指向的问题是一样的，即北大法学院的教学内容和形式已经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以及北大法学院的服务团队，对学生能力的培养重视得还不够，投入得还不够多。
怎么办？我们要改变这一种现象。为此我们就确定了教学改革的目标，要提高学生的能力，要把我们学生培养成优秀的人才。为此我们召集了若干次不同教师群体参加的座谈会。最后决定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我们完善了我们学院当时的教学管理制度，从招生到课程设置、到毕业，各个环节的制度，我们都进一步修改完善。第二，我们整理了课程库，削减了一些课程：一些对学生能力培养没有什么意义以及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课程。当时课程库共有410多门课，通过集体的讨论研究，削减后剩260多门。削减后，腾出时间和空间来增设对学生能力培养有意义的课程。
接下来涉及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课程改革。课程改革涉及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在法科学生的培养上应当设置哪些课程？关于这一个问题，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法科学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通过思考与研讨，我们基本上统一了认识，认为作为法科学生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主要有这么几项：第一，专业知识和学习能力。也就是说专业知识要掌握扎实，另外作为一个合格的法科学生，还应该掌握如何进行学习、如何学习新知识的方法，这是第一方面的能力。第二个方面的能力，就是表达能力，包括口头表达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第三个方面的能力，就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另外还有一点对法科学生很重要，就是要有家国情怀，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最后这样的一个能力看起来有点虚，但是作为法科学生来讲，具有家国情怀、使命感和责任感是很重要的。法科学生将来很可能从事的是法律职业，是实现社会正义的人，这样的人，必须要有家国情怀，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
所以为了培养学生们这些方面的能力，我们就确定了课程总体的改革方案。基本想法是这样的：传统的、基础的专业课程仍然是主体，另外需要加强法科学科中实践性比较强的基础性学科的实践性教学，需要加强比较法课程或者说外国法课程的开设。在基础课程、实务课程、案例研习和比较法的课程的基础上，还要开设提高学生法科综合能力的课程，如谈判、辩论和写作课程。在这样一个总的模块下，我们开始设立相关的课程。并动员相关的老师积极参加教学改革实践，我们关于课程改革的想法得到了相当多的老师的支持和拥护。
当时我的想法是用3年到4年的时间，开6门案例研习课，包括民事案例研习、刑事案例研习、民诉案例研习、刑诉案例研习、行政法案例研习、经济法案例研习。最后我们确实在三年之内完成了我们开设六门案例研习课的任务。同时，实务类课程，我们也根据学生的需求进行了设立；对于比较法课程我们也进行了设计，而且采取了一定的措施。
课程设立了之后，就要真正的进行运作，我们的老师在这之中做了很大努力。比如说民法案例研习，最开始开设的分别是葛云松老师、许德峰老师带着更年轻的刘哲玮老师，后来贺剑老师加入。刑事案例课程，主要是车浩老师在陈兴良老师的带领下一起开设这个课程。客观上来讲，开设案例课老师是要有比较多的投入的。因为这些课程的开设，要组织助教进行课程案例的预先研讨，要组织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然后要求写出案例分析报告，老师们要对作业进行批改和讲评。当时开设这个课程，我也跟老师们表态，学院会全力的支持。比如，在工作量的计算和助教的配置方面，我们给开设案例研习课的老师一定力度的支持。
上案例演习课，学生感觉被虐得厉害。上案例课的同学，通常两个礼拜要提交一次作业，一次作业的字数不少于1万字，所以一个学期下来，要交七八次作业，一般会达到10万字乃至以上。通过这样的一个训练，学生能力不提高都不可能。学生虽然感觉到很辛苦，但对课程也特别地满意。葛云松老师也主要因为这门课教得好，获得了北大教学成就奖（第一届全校6个，葛老师是其中之一）。 另外还有开设实务性的课程，比如邓峰老师主持的《合同法实务》，他邀请一些仲裁员来一块上，这是很典型的双师同堂。这类课最有喜感的画面之一是，课堂上的两位老师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然后两个人辩论起来，日常被老师虐得不行的同学们在此时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
北大老师很关爱学生，关注学生的成长。例如邓峰老师，他教《合同法实务》课程，除了上课投入，还对学生作业的批改投入很多精力。学期结束时，他把学生开学初写的第一次作业和学期结束时学生的最后一次作业在朋友圈里晒出来，朋友们一看就知道，通过作业的对比，能看出来学生的进步，老师为学生的进步感到高兴。我们在教学改革过程中推出的案例课、实务课程，以及比较法的课程，都是比较成功。
老师们对教改的付出，也得到了学生们的肯定。每个学期结束时，学校有组织学生给老师上课情况予以评价（打分）。最近一些年，法学院教改的课程大致在评价得分前10门课程里头，会占到一半，这是相当多了。最近五年，北大法学院课程评价一直名列全校前三，其中两年全校第一。今年疫情防控期间教育部推出的国家本科优秀课程，北大法学院开设的《民事案例研习》和《刑事案例研习》两门课程名列其中，这两门课，都是教改新增设的课程。
北大法学院搞好法学教育的一个很核心的目标，就是培养优秀的学生。要培养优秀的学生，很重要的是要提高学生学法律和用法律的能力。实际上我们还开设很多别的课，比如说我们还开谈判的课程，开仲裁的以及法庭辩论的课程。这次法学会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同志到我们那去视察，他现场听了一个40分钟的模拟仲裁课程，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2014年之后，北大法学院学生代表队参加各类竞赛，取得了一系列很优秀的成绩，包括各类竞赛的国内冠军，以及我们中国代表队在国际上取得的最好成绩。参加辩论赛的学生，不少被世界名校录取，有到耶鲁的，有到斯坦福的，有到伯克利的。我们有两个学生还得了有“本科生中的诺贝尔奖”之称的罗德奖。
北大法学教改课程一门一门地开，比如案例研习课，最先开设的是民事案例，接着是刑事案例，之后是民诉案例、刑诉案例、行政案例、经济法案例等，截至目前，原先预设的六门案例课都开全了，成为了最受学生欢迎的一系列课程。另外像比较法课程，涉外法律课程，我们也是逐一开课，几年下来也都成了系列课程。因此，教学改革的设计和坚持很重要。教学是个良心活，因为教学在评价体系中权重不大，而且要见成效相对还比较慢。像我们教学改革取得一定的效果，都需要长期的坚持，需要持之以恒。
培养优秀的人才，国际化课程和国际交流也很重要。北大法学院的国际化课程和国际交流项目主要有这么一些：设立“众达全球化与法治讲席教授”席位，定期从全球聘请最知名的学者担任讲席教授 ；聘请国际知名大学及研究机构的优秀法律学者、实务专家担任访问学者；开设“Global & Comparative Law”等英文系列课程；开设实践实务系列课程，为赛事提供理论辅导和训练；聘请20位国际著名学者（包括来自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洪堡大学、东京大学等著名院校的教授）作为“全球讲席教授”，为学生介绍世界各国的法学前沿问题。
另外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学校如果要国际化的话，你除了请进来，一定还要让学生走出去。一方面你联系的合作的境外院校要多，另一方面要给学生一定的经济上的支持。现在，社会的发展总体上很好，老百姓包括学生家庭经济状况总体上也不错，但还有一些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不大好，他们到境外学习，经济上可能负担不了。所以学院要想办法去筹集一些钱。我们比较幸运，若干个企业给我们筹了一笔款项，最近几年，我们每年可以有100万左右的经费，可以用来支持学生以及青年老师对外进行法学交流。
还有一个我也想要跟大家交流的，就是进行对外交流，除了听课之外，学习知识之外，派学生到国际组织或者相关机构去实习也很重要。这些年，我们也在积极探索联系一些机构，包括联合国国际法院、联合国秘书处法律部、国际刑事法院、海牙常设仲裁仲裁院、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国际劳工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日本住友化学银行、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等等，这些组织或机构，我们都有学生去实习过，有的实际上就是工作性质的实习，应该说这么些机构很多都是很无私的给我们提供了支持和帮助。
这些去实习的学生回来之后跟我们进行交流，他们都觉得通过这样一个实习对他们能力的提高特别的有效。派学生到境外实习，这个工作相对来讲有相当的难度，就刚才我说的这么多机构，大家可能会觉得北大资源真丰富，很容易开展这些工作，其实也不完全。就以上机构是我们有派去实习过的，但实事求是的说，有的机构我们可能每年都有派，有的可能只是派过一次。所以我很希望如果有条件的话，各个院校都要争取，包括我们整个国家应该跟国际社会上的相关机构有更多的联系，派我们的学生去实习，这是很好的一种培养涉外法律人才的一种方式。
对于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我还想谈谈法庭辩论竞赛。在教学改革过程中，我们还开相关的谈判课程、仲裁课程、还有就是模拟法庭竞赛的训练。在模拟法庭竞赛训练方面，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传帮带的。如讲座开始时所述，北大法学院学生刚开始参加模拟法庭竞赛，是没有老师指导的，但学生靠自己的拼搏也取得了进入国内赛事前8名的成绩，很不容易。2011年教学改革后，我们有专门老师的老师指导学生进行模拟法庭竞赛的训练，比如现在已经离开我们学院的易平老师，她带队训练和参加比赛，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之后是乔一夫老师，一个美国人，中国话说的很溜，当然英语说得更好，乔一夫老师带队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之后，是高薇老师带队训练和比赛，同样取得了好成绩。有一次，我们的学生在贸仲杯上得了冠军，那个冠军杯刚刚送到我们学院的办公室，我们在那欣赏时，乔一夫老师抱着个奖杯，摇摇晃晃的进来了。我说老乔干嘛呢？他说我把昨天我们学生得的冠军奖杯送过来。一个星期之内，我们学生代表队夺得两个冠军，一个是贸仲杯，一个是国际人道主义竞赛的奖杯。最近10年，北大学生代表队在国内相关赛事上，北大法学院学生代表队夺得得了10项冠军。
总之，教学改革中的课程改革，像我们讲的案例研习课程、实务性课程、比较法的课程、国际化的讲座、国际实习、国际见习，还有就谈判课程、仲裁课程的开设以及赛事的训练，都需要老师们的投入才可能见效果。
下面，我还想结合教学改革的一些做法谈一谈对教学改革的一些认识。
怎么才有可能改革成功？首先，很重要的，或者说重中之重就是要重视。这个重视，从管理者角度来讲，所谓的领导班子，也就我常常说的服务团队要重视，要认识到教学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和改革的意义；学院的老师们要重视，学生们也要投入，大家一起来参加，共同营造出一种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一种改革局面。
其次，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精诚团结的氛围特别的重要。在教学是个良心活的今天，参与教学改革的老师们是需要有情怀的,是要有牺牲精神的。我觉得如果形成不了这么一个氛围，在一个院系要全面的推进教学改革是相当难的。有的院校的教改不大成功或者说没能持续进行下去，良好的教改氛围没有形成可能是个重要的原因。
我很希望能有更多的院校能持续不断地进行有效果的教学改革。我们从2014年开始就组织全国的高端法学教育论坛，2014年到2019年，举办了六次（2020年因为疫情停了），2021年如果疫情情况好转，我们在下半年还会办。我们坚持办这样的论坛，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在全国的法学院校形成重视法学教育、积极探索法学方法和促进法学教育发展的氛围。独木不成林，只有更多的法学院校的法学教育水平上去了，中国法学教育的水平才能有真正的提高。
第三，要有相当数量的老师投入到教学改革中来。北大法学院这些年的教改取得一定的效果，与众多老师的投入与付出是分不开的。像刚才我提到的，我们的葛云松老师、邓峰老师、白建军老师、王成老师、张世功老师、许德峰老师、刘哲玮老师等等，应该有30位左右的老师，他们都很积极的参加到北大法学院的教学改革中来。一定要形成一个团队，一定要有相当数量的老师从形式上乃至实质上真正的从内心热爱教学，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老师投入和付出，教改是很难持续下去的。老师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葛云松老师写过一篇关于法学教育的文章，有4万多字的《法学教育的使命》，应该是最近一些年关于讨论法学教育很有水平和很有质量的一篇文章。
老师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体现在他们关爱学生上。比如我们教改中新设立的一个项目——第二课堂。第二课堂是在学校安排的课程之外，老师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同学读书，组织同学对论文进行讲评，组织同学对社会时事进行讨论，就是这么一系列的活动。几年前，我们发现一些老师在课外时间做这些事，老师们利用课余时间自愿带博士生、硕士生以及本科生，有的是用晚上的时间，有的是用周末的时间，通通都是无偿的。我们作为团队的服务者对此深受感动。因此，我们就把它纳入到教改系列中来，设立一个第二课堂的基金，肯定和支持老师们的无私奉献。
第四，院系要尽可能的在各方面有效的支持教学改革活动。比如，在教学工作量的计算上、课程助教的配置上以及经费方面，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够给参加教改的老师更多的支持。像北大法学院开设第二课堂项目，我们去募集了一定的资金，然后让老师们来申报项目，我们就把资金拨给组织活动的老师。老师们用这些钱干什么呢？第二课堂开展相关活动过程中，老师是有一定付出的，他会请学生喝咖啡，有时候会买点小点心，有时候会买些书送给学生，当然进行相关的案例分析的时候，还会复印相当多的资料，这些都是有支出的。所以我们确定要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第二课堂项目。几个学期下来，第二课堂活动开展的风生水起，我感觉特别的欣慰：第二课堂能够增进师生的感情，相互了解；能够让学生养成很好的读书习惯，掌握相关读书方法，启发他们进行思考。花的钱不多，但特别有意义。另外北大法学院开设的阶梯讲座课程，我们也投入相当的经费支持（比我们平常开的课的课酬要高一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实际上就是作为教学改革的组织者或者服务团队你要做的一项工作：去发现老师们的热情，去调动老师们的积极性，然后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适当的投入，支持老师们的活动。
最后我想用一段话来结束今天的交流：我们深切的感受到法学教育何其艰难又何其光荣。言其艰难，是因为教学自身的规律决定了它是一定需要厚积薄发才能见成效的事业，既容不得半分虚假，又难以立竿见影产出成绩，因而无论是教师还是学院都需要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无私的投入，方才能集腋成裘；言其光荣，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着伟大的新时代，我们肩负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去培养卓越法律人才的使命，让学生多成长一寸，则法治中国距离实现就接近一分。正是抱着这样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北大法学院的全体教师方才会夙兴夜寐、兢兢业业将人才培养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还将继续的坚持改革，确保资源投入，促使基础类课程进一步规范化，专题类课程进一步体系化，实务类课程进一步多样化，国际类课程进一步常态化，提升课程质量，丰富课程内容，不负伟大的时代，无愧光荣的使命。
这次我们发布关于北大法学院课改的报告，最后一期报告的题目叫《团结起来，中国法学教育再出发》，我很高兴把这个题目稍微改成一句话送给我们线上线下的所有的朋友：
一起来，中国法学教育再出发！
谢谢大家。
整理者：田少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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