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东燕教授评 | 裁判文书中的“家暴之惑”
2022年3月和5月，贵州两名女性67岁的杨某和47岁的潘某英触犯重婚罪，被贵州三穗县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和拘役4个月。两位来自贵州农村的女性，都因为家暴逃离了上一段婚姻。但是，二人都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离家而走。二十多年以后，她们和丈夫因为重婚承担了刑责。发文后不久，劳东燕教授建议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正对报道中所提及两起案件的现有判决。
贵州三穗县法院的两个重婚案判决【即（2022）黔 2624 刑初 23 号刑事判决书与(2022)黔 2624 刑初 51 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因家暴逃离而与他人重婚的当事人构成重婚罪并判处实刑，在判决结论的不妥当性上应该是可以获得共识的，即对相关当事人不应或不宜按重婚罪来论处。
首先，重婚的行为发生在很多年之前，怎么都过了追诉失效，不应当再追究刑事责任。重婚罪的法定最高刑是两年，按刑法的规定，追诉时效就应该是五年。
司法人员显然是将重婚罪当作与非法拘禁罪一样的继续犯，认为行为一直在持续。可是，结婚是缔结婚姻的意思，重婚则是有配偶的情况下重新缔结婚姻的意思，认为重婚罪系继续犯可能存在问题。一个人二十年前结婚，缔结婚姻的行为就发生在二十年前，之后就只是处于已婚状态，而不能认为其二十年来一直在实施结婚行为。
其次，即使对重婚罪是继续犯还是状态犯存在不同看法，认为重婚罪属于继续犯，在前一段婚姻已名存实亡的情况下，能否认定存在重婚罪意义上的重婚行为，也有很大的疑问。
刑法上承认民法所不承认的事实婚可以构成婚姻，对此采取的显然是实质解释的方法。既然对结婚采取实质解释，为什么对于离婚就不能采取实质解释呢？就两案的情形而言，采取实质解释的立场，完全可以得出第一段法律婚已然破裂的结论，即成立事实上的离婚。由此入手进行论证，便会得出两案中根本不存在重婚罪意义上的重婚行为。
再次，即便承认存在重婚的行为，且行为发生在追诉时效以内，女性因家暴问题而逃离原先的家庭，之后与他人形成事实性的婚姻（其中的杨某在2010年又存在法律婚的事实），属于缺乏期待可能性从而缺乏罪责的情形，也不宜按犯罪来论处。
不知道为什么审案的法官会认为，家暴不是重婚案的重点而只是一个情节。家暴行为的存在与否以及家暴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被告人罪责的认定，怎么就不是重婚案审理中应予关注的重点呢？认为所有家暴都能通过离婚程序来解决，也让人不免怀疑，审案的法官是不是一直生活在国外，所以对现实的国情不够了解。
最后，退一万步说，对这两起案件中的被告人无论如何都不该判处实刑。
两起案件中公诉机关都建议使用缓刑，而审案法官坚持要判实刑，理由是再犯的危险。这让我想起司法中对收买被拐卖妇女案件的处理。有研究表明，收买类行为人的犯罪事实，即便为司法机关所掌握，也只有不到3%的比例进入刑事程序，偶尔进入刑事程序的，判处非实刑的比例也达到97%。
两相对比，怎么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司法实务对实施收买妇女的行为人如此地宽容，而对因家暴逃离原有家庭而重婚的女性这样地严苛。理由就是前者无再犯可能性，而后者有再犯的危险？可是，与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的行为人相比，怎么都不可能得出两案中重婚的被告人再犯可能性反而更高的结论。
综上，存在多种事由与出罪途径，可得出相关当事人不成立重婚罪的结论。
对于贵州三穗这两个案件的处理，我更希望，大家将关注焦点放在判决结论的妥当性上，而不是重婚罪究竟是继续犯还是状态犯的问题上。毕竟，事关四名当事人被不当定罪，且由于涉及犯罪前科纪录，还会同时影响四个家庭的孩子，必须审慎地对待。
至于重婚罪究竟是继续犯还是状态犯的问题，在刑法学理上的确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
责任编辑 | 刘卓知
审核人员 | 张文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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