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概】朱军文, 马银琦 | 教育实证研究这五年：特征、趋势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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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袁振国：教育规律与教育规律研究

摘要：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论坛创立并连续举办五届以来，参会人员规模持续增长。学术交流的繁荣景象是否也意味着实证方法在我国教育研究的应用越来越普遍？实证研究在哪些机构、哪些学者、哪些领域被更多采用？为了回应上述疑问，我们在清晰界定教育实证研究基础上，选取15种高水平教育学期刊为样本，对其2015—2019年间发表的3808篇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在过去五年，我国教育实证研究持续增长，被更广泛地采用，但与主要发达国家的普及程度比，还有很大差距；师范院校发表的实证研究论文数量居于各类机构前列，实证研究论文占其论文总数比例快速增长，但仍处于不同类型机构的最低水平；教育实证研究中一半以上的论文由多个机构合作完成，独立发表的论文占比从63.4%下降到了57.8%，合作发表的论文占比则相应提高了5.6个百分点；教育实证研究核心作者的年龄呈现年轻化趋势；过去五年教育实证研究的核心作者一半以上具有教育学以外的跨学科背景，从年度核心作者的专业背景分布变化看，跨学科的作者占比持续上升；过去五年，教育实证研究的主题丰富多元，不同类型机构的研究主题差异明显。对于我国教育实证研究的未来发展，我们认为，鉴于师范院校在教育研究中居于主体地位，其实证转型步伐的加快将会在根本上改变我国教育研究的范式；跨学科、跨机构的合作研究将继续增长并推动教育实证研究向前发展；青年学者对教育实证研究的偏好会成为推动实证转型的内生动力；全面推动科研国际合作会加速我国教育实证研究转型。

关键词：教育；实证研究；文献计量；趋势

朱军文，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主任，教育管理学系/教育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银琦，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20年第九期

目录

一、引言

二、研究方法

三、五年教育实证研究的文献计量特征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引言

自19世纪法国学者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提出实证主义及实证哲学以来，实证方法作为一种研究取向迅速应用到了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并引发了持续一个多世纪的实证风潮（Smith，Heshusius，1986；沃野，1998；叶澜，2014，第234页；曾荣光，等，2018）。有观点认为，实证研究成为了教育研究从经验走向科学的转折点，为鉴别学术观点和教育理论的正误提供了根本保证（华东师范大学，2017）。近年来，推动我国教育研究的实证转型，已成为教育研究者、教育管理者和教育学术期刊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

(一) 推动我国教育研究向实证范式转型的持续努力有成效吗

2015年10月，由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光明日报教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全国首届教育实证研究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报名参会人数达到600人。此后每届论坛的报名人数持续增长，到2019年第五届教育实证研究论坛举办时，参会人数达到了1800位，以16个平行分论坛形式同时召开，并得到了39家高水平教育学术期刊的大力支持。教育实证研究论坛受到的关注，让主办者感到意外；论坛受到的好评，也让人感到意外。首届论坛的议题主要围绕什么是实证研究、为什么要做实证研究、开展实证研究有哪些不同的方式与方法等问题，旨在形成教育实证研究的文化氛围（王春丽，顾小清，2015）。到第五届论坛举办时，实证研究的议题已经发展到了聚焦具体的实证研究方法，比如教育研究中的调查方法、教育中的田野研究、教育中的实验研究、教育中的行动研究、基于混合方法的教育研究、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教育研究、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教育研究、基于视频分析的教育研究等。毋庸置疑，经过连续五年的持续组织和学界同仁的共同推动，我们从参会人员规模和论坛议题的逐渐细化，可以看到教育实证研究被关注、被接受的程度有了显著的提升。

那么，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论坛一年胜过一年的学术繁荣景象，是否也意味着实证方法在我国教育研究的实际应用中越来越普遍呢？实证研究方法在哪些领域、在哪些研究机构、在哪些学者中被更多地采用呢？我们可以通过对科研产出的主要形式—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检验并回应上述问题。

(二) 实证研究在国外教育研究中的应用普遍吗

教育实证研究可能会存在“内外有别”的情况，国内和国外的教育研究可能对实证方法的态度有所差异。那么在国外的教育研究中，实证方法的应用程度如何？为了找到一个简洁的对比参照系，我们以北美、欧洲、澳洲等地区或国家的教育学学会会刊为对象，根据影响因子的高低及同行的声誉情况，兼顾区域均衡，选取了8本被SSCI数据库收录的教育学术期刊为样本，对其2015—2019年共计1485篇文献进行了文献计量分析。通过对“实证研究”进行严格界定（见表1的注释），以题录中的摘要为分析单元，发现1273篇运用了实证研究方法。这8本期刊在过去五年发表的论文中，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的占比为86.3%，部分期刊的个别年份，其刊载的全部是教育实证研究论文（见表1）。这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实证研究是国外教育研究的主流方法，在教育研究中被普遍接受。

(三) 对教育实证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有哪些可资借鉴的进展

目前国内外对于实证研究方法的文献计量分析不少，涉及的领域涵盖公共管理（刘润泽，巩宜萱，2020）、图书情报（司莉，陈金铭，马天怡，等，2019）、经济学（Angrist，etc，2017）、信息科学（Hider，Pymm，2008）、心理学（Long，Haiying，2014）等多个领域。

对教育研究方法的文献计量分析，按照研究聚焦的学科范围大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针对教育研究方法总体状况的分析。比如郑日昌，崔丽霞（2001）和姚计海，王喜雪（2013）等人均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以5类综合性学术期刊为样本，通过对刊载文献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资料进行编码，提炼某一时间段内教育研究方法使用的特征。陆根书等人选取国内外教育研究9种重要期刊在2013—2015年间发表的2900篇学术论文为样本，比较了国内外教育研究在方法上存在的差异（陆根书，刘萍，陈晨，等，2016）。二是针对教育学特定学科领域研究方法使用情况的分析。在高等教育领域内，有学者以5种学术期刊在1994—2004年期间发表的3909篇论文为对象开展研究（丁洁，2005）；也有学者分别以85篇和258篇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为样本，对其研究方法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田虎伟，2007；赵苁蓉，2010）。在职业教育领域，有学者以2008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的全部论文为研究对象，对其所用的研究方法进行分类统计（何文明，2009）；在学前教育领域，有学者抽取了三所高校学前教育专业1996—2006年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273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其方法的运用状况进行统计分析（刘晶波，等，2008）；在教育信息技术领域，有学者从1995—2004年的《电化教育研究》和《中国电化教育》两本期刊中随机抽取480篇文章，通过内容分析对研究方法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研究（胡来林，安玉洁，2006）；还有学者以2014—2016年间的Scopus数据库及同行评价期刊上关于MOOC的实证研究文献为对象，分析其研究方法的分布特征（Zhu，Sari，Lee，2018）；在教育管理领域，有学者以2000—2012年间的10本教育领导期刊为对象，对教育领导理论及运用的实证方法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Dinh，Lord，etc，2014）；有学者以改革开放至2019年期间教育管理的学术论文为对象，对相关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分类统计（程方鹏，2019）。

上述已有关于教育研究方法的文献计量分析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研究样本类型多样化，以期刊论文为主，硕博士论文、专著等形式也有涉及；二是在样本选择的过程中，主要以系统随机抽样为主；三是在分析工具与方法的运用上，以Excel及SPSS等作为基础统计软件，且主要以描述性统计为主；四是在分析视角上主要从研究方法本身出发。已有研究对于谁在做实证研究、谁在发布实证研究成果、实证研究议题的领域或主题有何差异等问题涉及较少。尽管如此，已有研究的多种视角、多种样本选取策略、具体分析方法和维度等，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2014年为基准年，将2015—2019年间有代表性的教育学期刊上发表的实证研究论文作为样本，分析实证方法在我国教育研究中的应用和变化趋势，呈现不同类型机构、不同学者群体运用实证方法的变化情况，探讨实证方法在不同研究领域的使用差异等，并对中国教育实证研究过去五年的发展状况进行总结，以期对未来教育实证研究的发展趋势做出研判。

(一) 教育实证研究的内涵及外延

实证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其历史演变可以概括为经典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三个阶段（曾荣光，罗云，叶菊艳，2018）。1839年，作为实证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在他的《实证哲学教程》中提出用自然主义的科学范式来研究社会现象，并据此创立了与自然科学相对应的研究社会的实证经验科学，经典实证主义也随之诞生。这种经验科学有别于神学和“形而上学”（欧力同，1987，第30页）。孔德将“实证”定义为：现实的而非幻想的；有用的而非无用的；可靠的而非可疑的；确切的而非含糊的；肯定的而非否定的（林聚任，刘玉安，2004，第23页）。逻辑实证主义是经典实证主义的转向形态，主要创立于20世纪30-50年代。1930年，费格尔提出了“逻辑实证主义”，其最大特点在于强调经验研究要有其严格的程序与逻辑体系，认为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经验事实的逻辑分析找出事物发展的规律（沃野，1998）。后实证主义是一种“批判的现实主义”（陈向明，2000，第15页）。1970年代以后，亚历山大延续了传统实证主义思想，从新功能主义的视角对实证主义进行了改造。他构建了一个从经验环境到形而上学环境的科学连续体，“这个连续体从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形而上学的思辨性，又克服了经验主义、自然主义的片面性，形成了一个较为成熟、辩证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亚历山大，2008，第41页）。不管是经典实证主义、建构主义还是实用主义，他们的认识论都建基于洛克等人的经验主义（周晓亮，2003），这也是实证主义发展到今天之所以具有包容性的原因，也是我们讨论教育实证研究方法的理论前提。

伴随着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演进，教育实证研究也同样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纯定量的实证研究阶段（1890年末—1930年代）、定量为主的实证研究阶段（1930年代—1980年代）、定量与定性并存的实证研究阶段（1990年代以来）（程建坤，陈婧，2017）。在此期间，学界对于教育实证研究的内涵也产生过一定争鸣，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学术观点：（1）把教育实证研究等同为定量实证研究，认为教育实证研究是收集第一手资料，并以数字形式呈现相关数据的研究，而查找和比较某一特定主题文献的研究并非实证研究（Wallen，Fraenkel，2001，p.6）。第一手资料主要源于观察，特别是对系统的对照性实验的观察，并由此获得经验证据。换句话说，教育实证研究的证据是基于对系统的、标准化的、可控制的实验进行的严谨观察（Hoy，2010，p.5），而人种志、案例研究等定性研究不归入实证研究范畴（Phillips，2010）。（2）教育实证研究即定量与质性研究结合（Lund，2005；Punch，2016）。这种观点认为，教育实证研究的本质是要通过可观察的数据来回答教育问题，而这种数据可以分为定量数据和质性数据两种，定量数据是以测量值的形式存在，质性数据是以语言表达的形式而非数字化形式存在（Punch，2016）。

尽管对教育实证研究的内涵存在不同理解，但需要承认的是，实证方法首先在自然科学领域得到了成功运用，并成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与此同时，实证研究也渐渐成为包括教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共同范式。实证研究是基于事实和证据的研究，它是一个不断丰富创新的方法体系（袁振国，2017）。因此，本文基于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立场，认为教育实证研究是在教育场域中开展的基于事实和证据的研究。具体地讲，教育实证研究是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实验、访谈或调查等形式，对收集的数据或信息进行分析和解释，以事实为证据探讨事物发展规律，以期解决相关教育问题的一种研究范式。教育实证研究应包括教育定量研究、教育质性研究与教育的混合方法研究。

教育定量研究强调研究者对事物可观测的部分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测量、计算和分析，以达到对事物本质的把握。部分学者将教育定量研究的具体类型细分为调查研究、相关研究、原因比较研究、实验研究和单一被试实验研究（Gay，Mills，Airasiam，2012，p.ix；Fraenkel，Wallen，Hyun，2015）；也有学者将教育定量研究划分为实验研究和非实验研究两类（Johnson，Christensen，2012，pp.41−52；Schreiber，Asner-Self，2011，p.3），实验研究包括真实验、准实验、单一被试实验和前实验设计等；非实验研究包括描述研究、比较研究、相关研究、调查研究和事后回溯研究等（Bryan，Lysandra，2008；Schreiber，Asner-Self，2011，pp.13−16）。

教育质性研究强调研究者通过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对事物进行深入、细致、长期的体验，对事物的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分析，得到较为全面的解释性理解或形成理论。有关教育质性研究的具体类型，学者们各抒己见。部分学者认为教育质性研究方法包括现象学方法、扎根理论、案例研究、人种志、叙述研究、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研究等（Merriam，Associates，2002，p.6；Johnson，Christensen，2012，pp.48−50；Denzin，Lincoln，2000，pp.1−28；朱志勇，2005）；有学者认为教育质性研究方法除了上述几种外，还包含行动研究（Punch，2009，p.111）。也有学者认为行动研究的性质应区别于教育实证研究，它并不属于教育质性研究的传统研究类型（Mishra，2013，p.34；Mertler，2009，p.3）。

教育混合研究兼顾量化与质性研究的特点，它是基于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研究方法（程天君，2014）。混合研究强调，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具有互补性，可以在一个研究中混合使用并发挥两者的独特优势。也有学者认为，混合研究是一种有别于量化与质性研究的特殊方法论，被称为第三种研究范式（Johnson，Onwuegbuzie，2004；李刚，王红蕾，2016）。

对教育实证研究内涵与外延的清晰界定，对于本研究的开展具有基础性作用。在随后的文献计量分析中，我们将根据这一界定，确定实证研究与非实证研究的文献类别。

(二) 样本选择

本研究以2019—2020年度CSSCI期刊目录中教育学来源期刊（37种）为参考范围，综合考虑期刊定位、期刊影响因子，同时兼顾教育学各二级学科分布等因素，选取了15本有代表性的学术期刊作为分析样本。

教育学综合期刊包括《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中国教育学刊》《教育发展研究》《教育学报》《教育科学》《教育研究与实验》《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复旦教育论坛》，主要服务于教育学特定二级学科的期刊包括《高等教育研究》《比较教育研究》《课程·教材·教法》《学前教育研究》《中国特殊教育》《电化教育研究》。其中，教育学原理二级学科的研究论文可以在11本综合期刊中得到体现，而教育史、成人教育学、职业教育学因所属二级学科期刊未进入CSSCI来源期刊，故没有纳入所属学科的样本期刊之中。

我们在对初步选取的样本期刊实证研究论文占比进行分析时发现，《中国特殊教育》《电化教育研究》的实证研究论文占比均保持在70%以上，无趋势性特征，故将这两本期刊从总体分析中剔除。本研究最终选择的样本来源期刊为15本，综合刊11本，以代表二级学科为主的期刊4本。样本期刊2014—2019年期间刊发的学术论文总数12820篇，其载文数量如表2所示。

(三) 数据采集与清理

我们通过“中国知网”（CNKI）下载了15个样本期刊2014—2019年期间的题录数据和PDF格式全文。根据对教育实证研究内涵的界定，确定了“教育实证研究”的表征指标和检索式。

基于实证研究论文的方法特征与“摘要”撰写的基本要求，我们可以发现实证研究论文的“摘要”包括了研究方法、数据类型、分析工具及结果。基于上述判断，结合科学性与便利性的原则，本研究以题录数据中的“摘要”为信息源，以表征“实证研究”的关键词包为检索词，筛选实证研究文献。

经过交叉检验探索，实证研究的若干表征指标会同时出现。通过“滚雪球”式的人工迭代核验，检查遗漏或补充，最后筛选的检索关键词包如表3所示，包括了实证研究的类型、具体方法、数据类型、分析角度等四个层级。

根据“教育实证研究”关键词筛选出实证研究论文后，我们再通过人工方式，对检索出的文献和剩余的样本文献进行核验，根据上述教育实证研究类型剔除与增补实证文献，最终确定“教育实证研究”的文献样本。

(四) 数据资料分析

1. 研究工具选择

本研究主要运用Excel对样本期刊实证研究论文载文量及实证研究论文的占比等进行基本的描述统计；运用Data数据园9.0对题录数据（TXT）的各项指标进行提取分析等；运用万能同义词软件的合并同义词、删除无意义词功能对CNKI的同义、无意义词进行处理；运用Ucinet 6.0社会网络数据软件进行聚类分析；运用COOC 1.9，结合Ucinet 6.0析出聚类图谱；运用VOSviewer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展现知识领域的结构、进化、合作等关系。

2. 资料分析维度

本研究具体的分析维度如表4所示，总体上主要从样本期刊实证研究论文载文占比、论文署名机构、核心作者、研究主题等四个方面去分析。在上述四个大的维度下，又分为若干二级指标，尽可能详实地呈现文献计量分析的具体特征。

3. 具体指标的界定

（1）样本期刊载文数量及占比分析。通过Excel软件统计15本期刊的实证论文载文量，得出近五年的教育实证研究论文占比及其占比年度分布，并计算出年占比增长率。

（2）论文署名机构分析。下设实证研究论文占比分布与合作聚类两个指标，并从五年总体与年度分布变化分别进行分析。为了对教育实证研究的机构类型进行区分，本研究将学校类型设置为“直属师范”“地方师范”“九校联盟”“地方综合”“境外院校”“其他”六种类型，并对不同类型机构进行比较。如表5所示。

在进行机构合作网络分析时，我们通过万能同义词软件在对机构进行二级合并的基础上，利用Data数据园软件析出机构合作率及合作度。合作率=合作发文数÷论文总数×100%；合作度=机构总数÷论文总发文数。这两个计量指标能揭示教育实证研究领域内合作智能发挥的程度，数值越高，合作智能发挥越充分。此外，在进行总体合作网络分析时，我们利用COOC 1.9软件将二级机构析出频次大于6次及以上的共现矩阵导入Ucinet 6.0，析出中介中心性及二级机构的合作图谱。

（3）核心作者分析。下设年龄结构、职称类型、专业背景三个二级指标，并从五年总体与年度分布变化分别进行分析。通过Data数据园软件析出全部作者频次，再对作者进行重名清理。根据普赖斯理论，我们将核心作者定义为发表论文数为N篇以上的作者，且，max为数量最多的作者的论文数（李小霞，2005）。据此，本研究的年度核心作者为发文频次达到2次及以上的作者，五年周期内的核心作者为发文数量达到4次及以上的作者。

在核心作者名单确定后，我们通过履历检索获得作者出生年、论文发表当年所在机构、现所在机构、当年职称、目前职称、专业背景等信息，形成学术履历资料库。在五年总体分析中，核心作者按出生年份被分为1990后、1980后、1970后、1960后与1950后等五个区间；在分析年度分布时，我们从年龄的动态性及人口学特征角度，根据其当年年龄，分为25—34周岁、35—44周岁、45—54周岁、55—64周岁四个区间。

在核心作者身份和职称的界定方面，如果作者为学生，则分硕士生、博士生；如果为教师，则分为初级、中级、副高及高级。核心作者的专业背景以其本科、硕士及博士学位类型为依据。按照国家2011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的学科、专业目录》，学位类型分为13大门类。这些门类按照标签归成不含教育学背景、含1项教育学背景、含2项教育学背景及含3项教育学背景四种，据此分析教育实证研究作者的跨学科和学科交叉情况。

（4）研究主题分析。我们分别从过去五年教育实证研究的主题分布概况、不同类型机构教育实证研究主题差异等两个方面去考察。

在分析过去五年教育实证研究的主题分布时，我们先利用Data数据园析出题录中的关键词频次，再利用万能同义词软件对关键词进行同义词合并，剔除无意义词，再利用VOSviewer软件生成研究主题的图谱。

在分析不同类型机构的教育实证研究主题时，我们重点聚焦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地方所属师范院校、九校联盟和地方综合性高校等四类研究机构的教育实证研究主题特点，并对其进行教育实证研究主题的可视化分析。

三、五年教育实证研究的文献计量特征

(一) 样本期刊载文数量及其实证研究论文占比

我国15本教育研究期刊的实证载文量、占比及其年占比增长率如表6及图1所示。

从表6可知，2015—2019年样本期刊实证研究论文总数为3808篇，占载文总数的比例为36.3%。如果以2014年的实证论文占比32.2%为基点，2015年增长了2.2的百分点。五年期间，样本期刊实证研究论文占比每年稳步增长，从2015年的34.4%提升至2019年的38.6%，占比年增长率为3.7%。从图1可直观看出，样本期刊年载文量从2014年的2335篇跌至2019年的2015篇，但年实证研究论文保持着一定的增长。总体的数据表明，我国教育实证研究论文占论文总数的比例持续增长，教育实证研究在被更多地接受和采用。

然而，对比英文教育期刊实证研究论文载文量及其占比趋势，我们可以发现我国教育实证研究的比重与国外的教育研究相比较，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实证研究无疑是当今国际教育研究的主流话语表达方式及方法，相比之下，我国的教育实证研究仍明显落后于国外，推进教育实证研究之路任重道远。如表7所示。

(二) 教育实证研究论文的机构分布与特征分析

1. 教育实证研究论文的机构分布、占比及其类型分布

2015—2019年间样本期刊教育实证研究论文的署名机构共计941个，发文频次总数达5722次。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校均发表实证研究论文230.3次，且论文总数位居前列，其次是九校联盟。从实证研究论文占比情况来看，居前两位的是境外院校和九校联盟，占比分别达到66.9%和60.1%，两类师范院校的实证研究论文占比排在倒数末两位，分别为38.0%和31.8%。可见，虽然师范院校发表的实证研究论文数量较高，但其实证研究论文在全部论文中的比例却偏低。署名境外院校和综合大学的教育研究更偏好运用实证方法。如表8所示。

从实证研究论文的机构分布数量上看，2019年发表实证研究论文的署名机构数量比2014年增加了约20所，从346提升至363。但在2015—2018年期间，发表实证研究论文的机构数并未有所增加。从实证研究论文机构分布的集中度看，2014年80%以上的实证研究论文分布在36.7%的机构中，2019年80%的实证研究论文集中在35.5%的机构中。随着年度变化呈现出相对集中的态势，其中2018年的集中度最高，80%的实证研究论文分布在33.4%的机构中。相对于教育研究论文总体的机构分布看，其前80%论文的机构分布更为集中，且随着年度变化呈现出趋于集中的态势。但实证研究论文的机构分布相对广，以实证研究方法为主的论文，更容易在样本期刊发表。如表9所示。

从不同类型机构实证研究论文占比的年度变化看，近几年直属师范和地方师范的实证研究论文占比明显提升。其中直属师范院校提升最快，五年提升了10个百分点。九校联盟、地方综合类学校的实证研究论文占比一直领先与其他类型机构，但近五年占比基本稳定，未见明显变化。如表10所示。

2. 实证研究论文的机构合作网络聚类分析

为了研究机构之间和机构内部的合作关系，我们将实证研究论文的署名机构细化到了内部二级单位。在2015—2019年间，我国教育实证研究论文共计分布在1932个二级单位。其中独立署名的二级单位发文数为2300篇，2—7个二级单位联合署名的论文数分别为1146篇、297篇、49篇、12篇、3篇及1篇。

我们利用COOC软件分析二级机构的共现矩阵，析出了频次为6次及以上的机构，如图2所示。通过中介中心性分析，我们发现整体中介值（Betweenness）排在前三的二级机构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3211.1）、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1397.0）及北京大学教育学院（1080.3）。数值越大，说明这些机构在合作网络中心的作用越重要，与其他机构的合作关系越紧密。

从机构性质上看，二级单位的合作主要体现在教育研究机构之间，当然也不乏一些跨学科单位的合作，如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西南大学心理学部等。这表明，在教育实证研究发展的这五年中，二级单位的合作呈现出以教育机构为主，跨学科机构并存的合作关系。

二级单位实证研究合作论文数量的年度变化趋势如表11所示。从表中可见，独立发表的实证研究论文数量从2014年的476篇下降到了2019年的450篇，独立发表的论文占比从63.4%下降到了57.8%；2个及以上单位合作发表的实证研究论文占比则相应的提高了5.6个百分点。2个二级单位之间的合作最多，3个二级单位的合作次之，5个及以上的二级单位合作的论文则极少。从图3的年度合作度及合作率亦能直观看出，近几年的合作度数值较为稳定，这是由于随着实证发文频次的上升，参与到教育实证研究的二级单位进一步增多，所以导致合作度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但是，二级单位的合作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从2014年的36.6%上升至2019年的42.1%，表明在教育实证研究中，机构的合作程度越来越密切。

(三) 实证研究论文的核心作者特征分析

1. 核心作者的年龄结构

在2015—2019年期间，发表4篇及以上实证研究论文的核心作者有563位，通过检索履历信息共获得有效年龄信息547位。在这五年中，核心作者出生年分布在1940后到1990后，将1940后退休群体与1950后归并后，五个年代的核心作者数量占比如图4所示。1980后的核心作者占比最高，达37.1%；其次为1970后及1960后，占比分别为23.0%及21.2%；1950后（及更早）和1990后的核心作者群体占比相对较少。考虑到1990年代的作者在2015—2019年期间，年龄介于25—30岁之间，是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占比达到10.2%，已属难得。

按照年度实证研究论文发表数分析，发表2篇及以上的核心作者年龄结构分布如图5所示。其中，35—44周岁的核心作者是教育实证研究的第一大群体；25—34周岁的作者群体占比第二；45—54周岁群体的占比在近几年有所下滑，从2014年的28.9%跌至2019年的20.5%；55—64周岁群体虽然比重最小，但这几年有上升趋势。从年度的实证研究核心作者年龄分布看，中青年学者在实证研究中占比最高。

若将各个年龄组再进行二元细分，会发现其他年龄组无明显差异，但在25—34周岁群体中，25—29周岁群体的占比在近几年有明显上升趋势，从2014年的29.2%升至2019年的52.6%，最高值出现在2018年的59.2%。而这类群体恰恰是以硕士、博士研究生居多。所以从整体上看，这五年教育实证研究的作者群体主要以中青年为主，并且有年轻化的趋势。如图6所示。

2. 核心作者的身份及职称类型分布

在2015—2019年期间的563位核心作者中，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作者有230位，占比40.9%，具有副高级职称的作者有164位，占比29.1%，两项共计70.0%。中级和初级职称占比较小，分别为15.8%和0.2%。学生群体占14.0%，其中博士生有62位，占比11.0%，硕士生有17位，占比3.0%。如图7所示。这五年，样本期刊实证研究论文核心作者群体是具有正、副高级职称的研究人员。

从年度核心作者的身份及职称分布变化看，副高级与正高级职称始终占比最大，但从2014年的75%，降至2019年的67.5%。中级职称及硕、博士生群体占比有所上升，具有中级职称的作者占比从2014年的10.0%上升至2019年的13.5%，硕博士生群体也从2019年的15.0%升至2019年的18.9%。教育实证研究年度核心作者职称发布占比变化趋势与上述年龄分布年轻化结果一致。如图8所示。

3. 核心作者的专业背景分布

在2015—2019年期间实证研究的563位核心作者中，我们获得了有效专业背景信息的达511位。本、硕、博均为教育学的核心作者数为223位，占比43.6%；本、硕、博有跨教育学背景的核心作者达288位，占比56.4%。其中，本、硕、博均非教育学背景的核心作者有65位，含一项教育学背景作者有76位，含两项教育学背景作者的有147位，各自占比如图9所示。从过去五年的总体情况看，教育实证研究的核心作者一半以上具有教育学以外的跨学科背景。

从年度核心作者的专业背景分布变化来看，跨学科的核心作者占比呈现持续略微上升的趋势，从2014年的60.4%上升至61.9%，尤其是本、硕、博均无教育学背景的作者，占比从2014年的8.3%提高到了2019年的17.2%。可见，教育实证研究的跨学科特点趋于明显。如图10所示。

(四) 教育实证研究这五年的研究主题特征

1. 教育实证研究主题的总体状况

如图11所示。教育实证研究在这五年中，主题多样，具体可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研究内容上看，涵盖“高等教育”“义务教育”“学前教育”“职业教育”等学段，主要涉及“学生发展”“教师发展”“教育评价”“课程教学”“公平与质量”等议题。

在“学生发展”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学生成就（28）”“学习环境（8）”“学校教育（10）”“核心素养（61）”“就业能力（6）”“本科教育（6）”“创业教育（24）”等具体议题上。与“学生发展”相关的议题还包括“家庭背景（20）”“社会资本（13）”“同伴关系（5）”“本科教育（6）”等议题。

在“教师发展”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教师专业发展（28）”“教师工资（8）”“教师流动（6）”“绩效工资（9）”“教师管理（6）”等具体议题上。与“教师发展”直接相关的议题还包括“乡村教师（23）”“幼儿教师（10）”等具体群体的实证研究。

在“教育评价”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双一流（25）”“世界一流大学（38）”“学科评估（5）”“一流学科（8）”“学科建设（9）”等具体议题上。与“教育评价”直接相关的议题还包括“PISA（35）”“新高考（35）”等。

在“课程教学”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课程改革（25）”。与“课程教学”直接相关的议题还包括“校本课程（14）”“课程标准（19）”“教学行为（6）”“教学设计（12）”“教学目标（5）”等。

在“公平与质量”研究方面最突出的是“普惠性学前教育”，这可以从“普惠性幼儿园（7）”“幼儿教师（10）”“农村学前教育（10）”等高频关键词中得到体现。此外，还涉及“入学机会（8）”“教育资源（7）”“资源配置（9）”“城乡差异（11）”等议题；在“教育质量”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人才培养（25）”“核心素养（61）”“本科教育（6）”等，与上述议题有重叠。

从研究方法看，定量研究中的文献计量方法在近几年得到了广泛运用，从“知识图谱（33）”“文献计量（15）”“可视化分析（13）”“Citespace（5）”等关键词中可以得到体现；其次是“结构方程模型（17）”“倾向得分匹配（13）”“社会网络分析（11）”“DEA分析（10）”等量化分析方法也较为热门。“元分析（9）”“多层线性模型（7）”“双重差分方法（7）”等高级统计方法也逐渐进入“教育实证研究”方法的视域。在质性研究中，“政策工具（18）”已经成为分析政策文本的重要实证方法，“扎根理论（15）”“个案研究（9）”“案例研究（13）”“行动研究（8）”“内容分析（6）”等研究方法出现较多。

2. 不同类型机构的教育实证研究主题差异

通过对不同类型机构的教育实证研究主题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我们发现其内容的差异如图12—图15所示。

注：上述四幅可视化图谱由VOSviewer软件通过转化题录得出。

从师范类与综合类机构比较来看，综合性机构的教育实证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领域，如“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发展”“高校教师发展”“研究生教育”“创业教育”等内容；师范类机构的教育实证研究内容比综合性机构更为丰富，涉及义务教育、学前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方面，其中“核心素养”“课程教学”尤为突出。

从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及地方师范院校的比较来看，双方具体的研究领域并无太大差异，均涉及广泛的教育研究问题。进一步的仔细分析可见，在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的研究主题中，国别的关键词如“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明显比地方师范类机构要突出，面向国际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多。

从九校联盟与地方综合院校的比较来看，在高等教育具体领域中，同一研究类型中的变量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如在“双一流建设”研究中，九校联盟更偏向于“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地方综合院校偏向于“一流学科”的相关研究。再比如在“高校发展”研究中，九校联盟偏向于 “研究型大学”的研究，地方综合院校侧重于“民办高校”等，这体现出了综合类院校教育实证研究的“校本”特征，为学校发展服务是综合类院校教育研究的重要目的。另外，九校联盟研究议题集中度比地方综合院校更强。地方综合院校除高等教育议题外，还涉及如义务教育、学前教育等方面的内容。

在对教育实证研究的主题差异进行分析后，我们还尝试筛选出年度被引量排名前10%的文献，在被引量相等的情况下，以下载量作为第二筛选标准，甄别教育实证研究所实际解决的问题，分析其取得的确定性发现。但由于五年的分析周期过短，年度被引次数排序可靠性较差，这一尝试还有待未来通过拉长研究的时间跨度去实现，在此也欢迎有意关注此问题的同行一起努力。这是个难点问题。这一问题的核心是无法通过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全面系统地提炼和总结确定性的结果。此外，在有限的时间里，如何加入研究者个人的专业判断，以哪些研究工具帮助专家提升专业判断的效率，也值得探索。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在清晰界定教育实证研究内涵的基础上，以15本高水平教育学期刊为样本，通过对2015—2019年期间刊发的论文特别是3808篇实证研究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对我国教育实证研究的总体发展趋势，对不同类型机构、不同学者群体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总体状况与年度变化，对实证研究主题及其多维度的差异等方面，获得了若干具有证据支持的发现。在此基础上，我们也提出了对教育实证研究未来走向的若干思考。

(一) 主要结论

1. 这五年来，我国教育实证研究论文占论文总数的比例持续增长，教育实证研究方法逐渐被更广泛地接受和采用，但与主要发达国家教育实证研究的普及率相比，进一步深化和推进教育实证研究之路任重道远。五年期间，样本期刊实证研究论文占比总体上每年稳步增长，从2015年的34.4%提升至2019年的38.6%，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从具体期刊载文偏好来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刊发实证研究论文的比例从2015年的28.4%提高到了2019年的46.2%，《教育发展研究》从2015年的29.5%提高到了2019年的45.8%。但以北美、欧洲、澳洲等地区教育学会会刊为主的8本教育学期刊，在过去五年发表的论文中，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的占比为86.3%，部分期刊的个别年份刊载的全部是教育实证研究类的论文。这表明，实证研究是国外教育研究的主流方法，在教育研究中被普遍接受。我国教育研究的方法转型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2. 这五年来，师范院校发表的实证研究论文数量居于各类机构的前列，师范院校实证研究论文占其论文总数的比例快速增长，其中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增长最快，五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但从教育实证研究论文占其论文总数的绝对值比较来看，师范院校仍然最低，综合院校的实证研究占比相对较高，其中九校联盟最高，这表明综合院校在研究过程中更加偏好运用实证的方法。五年来，以实证研究方法发表高水平论文的机构数量有所增加，实证研究论文的机构分布的集中度低于样本期刊论文总体的机构发布集中度，这表明以实证研究为主的论文，更容易在样本期刊发表。

3. 这五年来，在教育实证研究中，一半以上的论文是由多个机构合作完成的，独立发表的论文占比从63.4%下降到了57.8%，2个及以上单位合作发表的实证研究论文占比则相应提高了5.6个百分点。2个二级单位之间的合作最多，3个二级单位合作次之，5个及以上的二级单位合作则极少。合作以教育学机构为主，跨学科机构方式并存。与境外院校的合作密集程度较低，教育实证研究的国际合作网络有待加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等机构在合作网络中心发挥着重要作用，与其他机构的合作关系更紧密。

4. 这五年来，教育实证研究核心作者的年龄结构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在五年里发表4篇及以上实证研究论文的核心作者中，1980后的作者占比最高，达37.1%，其次是1970后，再次是1960后。1990年后的核心作者，年龄仅介于25—30岁之间，尚处于学术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但占核心作者比例达到10.2%。从年度核心作者的变化趋势看，25—34周岁群体，特别是25—29周岁的青年学者的占比快速提高，这进一步表明教育实证研究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年青学者倾向于利用实证研究方法来解决教育当中的现实问题。

5. 这五年来，教育实证研究的核心作者一半以上具有教育学以外的跨学科背景，从年度核心作者的专业背景分布变化看，跨学科的作者占比持续上升。本、硕、博均为教育学的核心作者数为223位，占比43.6%；本、硕、博有跨教育学背景的核心作者达288位，占比56.4%。本、硕、博均无教育学背景的作者，占比从2015年的8%提高到了2019年的17.2%，教育实证研究的跨学科特点趋于明显。

6. 这五年来，教育实证研究的主题丰富多元，不同类型机构的教育实证研究主题差异明显。在研究主题上，教育实证研究与政策热点的呼应程度不断增强，“问题导向”与“实践导向”持续强化，主题涵盖“高等教育”“义务教育”“学前教育”“职业教育”等学段，涉及“学生发展”“教师发展”“教育评价”“课程教学”“公平与质量”等诸多议题。但不同类型机构实证研究的主题差异明显。师范院校的研究主题更为丰富，综合院校的主题偏向高等教育；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与九校联盟的研究主题，相较地方师范与地方综合而言，更具国际视野；综合类院校教育实证研究的“校本”特征明显，为学校发展服务是综合类院校教育研究的重要目的，其研究主题应也受此影响。在研究方法上，文献计量的方法在近几年得到普遍运用；各种类型的定量研究方法、质性研究方法得到广泛运用。

(二) 研究展望

1. 师范院校教育研究的实证转型步伐将会进一步加快。从论文发表的数量来看，师范院校是我国教育研究的主体。由于研究领域宽、传统深厚、师资队伍类型多样等原因，师范院校以实证方法为主的教育研究尚不普遍，实证研究论文在其论文总体中的占比相对较低。但从这五年快速发展的势头来看，师范院校实证研究转型的速度在加快。随着实证研究在师范院校的逐渐推广和普及，我国教育实证研究的整体氛围将快速改善，实证研究的文化气候将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2. 跨学科、跨机构的合作研究将继续增长并推动教育实证研究向前发展。基于学术灵感和思辨为主的传统教育研究，合作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基于事实和证据的教育实证研究，因需要通过观察、实验、访谈或调查等形式，收集数据或信息，运用各种研究工具对数据、信息进行加工，进而分析数据、信息之间的关联和相互影响，因此合作是研究的基本需求。同时，这种合作也会促进合作者之间的学术规范和流程，从而在客观上起到推动教育实证研究发展的目的。

3. 青年学者对教育实证研究的偏好将成为推动教育研究方法转型的内生动力。2015—2019年期间教育实证研究的核心作者群体和年度核心作者的变化趋势都显示，教育实证研究队伍呈现出逐步年轻化的态势，一批年龄介于25—29周岁的博士生、硕士生已经成为年度核心作者。由于受数据信息获取方面的限制，本研究未能甄别师生合作现象及师生合作中因学生对实证研究的偏好而对导师的影响。通过教学相长的基本原理我们可以推测，青年学者的快速成长将成为推动教育实证研究的内生动力。这也要求在教育类研究生的培养中，需要加强教育实证研究方法课程的设计，加强教育实证研究方法课程师资的配备，为青年学者提供严谨规范的实证研究方法训练。

4. 全面推动科研国际合作可以加快我国教育实证研究转型。从我们选取的8本来自北美、欧洲、澳洲等地区的教育学会会刊所发表的论文特点看，实证研究占据了90%以上比重。前面我们提到，合作研究是推动教育实证研究向前发展的重要途径，那么国际合作将会更加有力地加快我国教育实证研究的转型。从前面梳理的数据来看，我国教育实证研究的国际合作规模还较小。随着大量海外博士毕业生学成归国，随着我们教育研究机构国际化战略朝着稳定深入的科研合作层面的推进，教育研究的国际合作会在中文发表中更多地体现出来，这也将进一步加速推进我国教育实证研究的发展。

（致谢：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姚昊、陈文博、邵玲芝、王杰等同学，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毋磊、周向伟、周晓娇、郑曼、汪文娟、程方鹏、吴依妮等同学，沈阳师范大学马一先同学和江西农业大学的张梦玲同学为本研究的信息采集提供了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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