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红亮｜实用主义概念的多重“身份”

顾红亮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2-04-25

收录于合集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21年第七期目录 17个

本期 · 精彩

新刊速递 |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年第6期目录

特稿

岳昌君, 邱文琪：面向2035的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结构与教育经费预测

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访问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官网，可下载本刊各期文章PDF全文，也可在线阅读本刊各期文章的XML格式全文

【编者按】1921年8月2日，杜威结束了在中国两年多时间的访问，从青岛启程离开中国。杜威在华的这两年多时间，开启了他在中国现代教育史和文化史上划时代意义的学术历程，也推动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并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和不断现代化的持久资源。2019年是杜威来华100周年，本刊于2019年第2期推出了一组“纪念杜威访华100周年”的专题文章7篇，学术反响强烈。今年是杜威离华100周年，由华东师范大学杜威教育思想研究中心组织、策划，本刊继续推出“纪念杜威访华100周年”专题文章5篇，再次向杜威致敬。

实用主义概念的多重“身份”

顾红亮

摘要：自百年前杜威访华以来，“实用主义”思潮在汉语世界里声名远播。中国学者在使用“实用主义”概念时，在不同的语境里，对其有不同的用法。汉语“实用主义”概念呈现出大约六种含义。第一，指以黄炎培为代表的中国本土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第二，指以杜威、胡适为代表的美国哲学流派及其中国的应用。第三，指以杜威、陶行知、陈鹤琴等为代表的教育思想流派。第四，指注重工具价值的工具主义价值观学说，它肯定物质生产的价值。第五，指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说。第六，指唯利是图的利己主义思想。这六种含义相当于“实用主义”在汉语世界里的六个“身份”，即作为本土教育思潮的实用主义、作为实验主义哲学的实用主义、作为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实用主义、作为工具主义的实用主义、作为功利主义的实用主义、作为利己主义的实用主义。这六个“身份”可视为对实用主义的不同的中国化解读，其背后有中国思想元素的作用。

关键词：实用主义 ; 实验主义 ; 功利主义 ; 工具主义 ; 利己主义

作者简介

顾红亮，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目录概览

一、作为本土教育思潮的实用主义

二、作为实验主义哲学的实用主义

三、作为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实用主义

四、作为工具主义的实用主义

五、作为功利主义的实用主义

六、作为利己主义的实用主义

七、多重“身份”背后的中国思想元素

杜威一百年前顺利访华，传播“实用主义”（pragmatism）思想，由此，“实用主义”在汉语世界里声名远播。在汉语里，“实用主义”一词的含义丰富，有多种解说和译法。《实用主义的儒化》一书列举了十种pragmatism的中文译法和用法（顾红亮，2016，第14—25页）。像实用主义这样容易被误读误译的概念，不在少数。但是，实用主义作为一种主要的美国哲学思潮，影响深远。一旦被误读，其含义也流传甚广。一种广泛的误解是把粗俗的实用主义、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当作实用主义的全部意义（刘放桐，2017，第356页）。这就把实用主义的含义片面化了。

实用主义传入中国，立即获得了新的“身份”，拥有了新的存在方式。它以一个汉语概念进入中国思想系统，成为一个与其他汉语概念如功利主义、工具主义等组成关系结构的独立概念。人们常常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文化的制约下、在汉语概念的联结关系中理解实用主义概念。

经过粗略梳理可以发现，汉语“实用主义”概念大约有六种含义。第一，指以黄炎培为代表的中国本土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第二，指以杜威、胡适为代表的美国哲学流派及其中国的应用。第三，指以杜威、陶行知、陈鹤琴等为代表的教育哲学流派。第四，指注重工具价值的工具主义价值观学说，它肯定物质生产的价值。第五，指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说。第六，指唯利是图的利己主义。这六种含义相当于“实用主义”的六个“身份”。

一、作为本土教育思潮的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的第一层含义指中国本土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

在杜威来中国讲学之前，一些中国学者已经在使用“实用主义”一词。在教育领域，实用主义思潮在中国也已经有人提倡。这指的是中国本土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它的主要倡导者是黄炎培。

大约在1913年8月，黄炎培提出“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他在文章《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一年》里说：“‘实用主义’今俨然成为吾国教育上一名词矣。方斯主义之提出于教育界以相商榷也，在民国二年八月。”（黄炎培，1985，第20页）民国初年，中国本土的教育界出现思想混乱面貌，旧有的教育理念受到抨击，新的教育思想尚未确立。在此时代背景下，黄炎培提出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带来一股新风。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提出，直接针对当时教育界的种种弊端。1915年，黄炎培在文章《实用主义之真谛与一年间之实施状况》里说：“以此观之，则我国学校教育，非所以为社会谋福利，转所以害社会耳。吾人厕身教育界，日日倡言教育，宁非造孽耶？教育之不可不急求改良，以趋实用，于此益信。……希望于实施教育诸君，及将来有实施之责者，须随时随地致意实用主义之研究。举凡教授、管理、训练、养护诸方面，一以实用主义之精神贯之，庶可以挽回今日教育之颓风。”（黄炎培，1985，第27页）学校教育存在和实用主义精神不相契合的问题，成为危害社会的因素，而不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因素，这正是教育者需要检讨的地方。

黄炎培深切感受到了学校教育培养不出实用人才的刺激。1944年10月，黄炎培在《敬介绍“学习一贯互进法”于国人》里说：“三十五年以前，我所办的是普通中学，学生毕业后，有不能升学而愿就业者大感困难。是为第一次受到的乾刺。其后随处感到学生所学非所用，社会所需非学校所教，使青年困于出路，埋没了不少人才，而社会百业，亦无推陈出新、改良进步之希望。民元年以后，我为教育行政官，遂提出实用教育主义，主张中小学科目、教材，皆须改革，使切合实用。一时教育界表示热烈的欢迎。”（黄炎培，1985，第274—275页）黄炎培描述了他提出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初衷，即要改变学生所学非所用的局面，让学校教育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学生一毕业，没有实用技能，找不到工作，这对学生是一大打击，对社会也无裨益。

1917年，在黄炎培等人的推动下，中华职业教育社正式成立。实用主义教育由此转向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思潮开始大行其道。黄炎培在文章《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五年间之感想》中说：“当本社成立之前，教育界盛倡实用主义已有年。迨本社成立，大都以倾向实用主义者倾向职业教育。故实用主义者，不啻职业教育之背景也。”（黄炎培，1985，第100页）从1913年到1917年间，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盛行了很短一段时间。尽管时间不长，但是孕育了中国现代的职业教育运动，并为此作了理论的铺垫。1917年1月20日，黄炎培在文章《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三年》里说：“故谓惩于虚名的教育、玩物的教育而倡实用教育，可也；谓惩于实用教育而倡职业教育，不可也。盖职业教育犹是实用教育也。”（黄炎培，1985，第42页）实用主义教育即职业教育，注重实际，突出效果，和虚名教育相对。

黄炎培所说的实用主义教育主要是针对学生学非所用的弊端，主张务实教育，使学生有实用知识，掌握实用技能。在黄炎培的文章里，“实用主义”是一个本土意味很浓的术语。1918年，杜亚泉在《迷乱之现代人心》一文中提到了教育界之实用主义思潮。“今之教育则埋没于物质生活之中，所谓实用主义者，即其教育之目的，在实际应用于生活之谓。”（杜亚泉，2003，第365页）他一方面对实用主义教育的弊端（即偏于物质生活而使精神生活破产）有所批评；另一方面，认为提倡实用主义教育，可以回避是非，避免受各种思想势力干扰，使教育专注于培养实用的知识技能。

除了黄炎培积极提倡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使用“实用主义”概念。马君武依据德国Schmeil的书，分别编纂《实用主义植物学教科书》《实用主义动物学教科书》两书，并于1915年在德国波鸿市为两书分别写序。马君武在两书序言中没有解释“实用主义”为何意，但这两篇序言都提到两个关键词，即“进步”和“实验”，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诠释“实用主义”所包含的实用和实验两层含义。关于进步，在《实用主义植物学教科书》序言中，马君武说：“窃愿此书聊有助于我国植物学之进步。”（马君武，2011，第239页）在《实用主义动物学教科书》序言中，马君武说：“二书相辅，冀以助吾国博物学之进步。……以为输进真实之科学于祖国，为予现在之惟一义务。”（马君武，2011，第240页）这两书的出版有助于中国科学的进步，有实用价值。从这个角度看，“实用主义”包含实用意义。关于实验，在《实用主义植物学教科书》序言中，马君武说：“务引起学生对于植物实验之注意。”（马君武，2011，第239页）在《实用主义动物学教科书》序言中，马君武提到“注重实验”一说（马君武，2011，第240页）。这两书都强调实验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看，“实用主义”包含科学实验的意义。

在黄炎培、马君武之外，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在修身笔记里也使用了“实用主义”概念。1914年10月9日，杨昌济在日记里写：“文生士员‘修身笔记’，录数条于此：……吾人抱实用主义改良物质生活，庶可救空疏之弊。”（杨昌济，2008，第563页）杨昌济摘录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第二班文士员的修身笔记内容，其中提到“实用主义”。此处的“实用主义”估计不是美国的实用主义，意指采取实际、务实的举措以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主张。

黄炎培、马君武、文士员等在不同的领域里使用“实用主义”概念，尽管它们之间的关联还有待考证，但是可以看出，实用主义作为一种本土的思潮，在社会上形成了一定的共识，有一定的接受性。黄炎培、马君武等使用“实用主义”概念的主要含义以突出实用的价值，反对空疏、不切实际的做法。

二、作为实验主义哲学的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的第二层含义指美国实用主义的哲学流派及其中国化应用。

杜威接受胡适、陶行知等人的邀请，在中国各地讲学，传播实用主义哲学。传播杜威的实用主义最积极的要数胡适。胡适解读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有自己的风格，形成了胡适版的实用主义哲学。他较多从方法论的角度阐释杜威的哲学，并把实验主义的方法论和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论结合起来，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思想。

胡适在诠释杜威的哲学时，遇到用什么名词概括杜威一派的哲学的问题。不同的学者使用不同的术语，如实用主义、应用主义、实际主义、工具主义，等等。胡适认为，用实验主义作为杜威一派哲学的总称，比较合适。晚年胡适在演讲中回忆说：“杜威先生的思想，一般人叫它实验主义（pragmatism），日本翻作实际主义；我们在民国八年做通俗介绍的时候，翻作实验主义。”（胡适，2003c，第423页）实验主义概念“虽然也注重实际的效果”，但是它“更能点出这种哲学所最注意的是实验的方法”（胡适，2003a，第278页）。胡适点明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两个含义，一是实际效果，二是实验方法。

多数人看重实验主义的实际效果这个含义，胡适更青睐实验方法的含义。他对实验主义的实验方法有明确的阐述。它分为三个步骤：“（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胡适，2003a，第361—362页）这三个步骤可以简述为：面对具体的情境，提出合理的假设，用行动来试验，它们构成实验主义的实验方法的具体环节。

胡适在重点介绍实验主义方法论时，还介绍经验论和知识论。胡适认为，经验是杜威哲学的重要概念，杜威通过重新诠释经验，确立其哲学立场。经验指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传统的经验概念指的是人在认识环境、改造环境的过程中获得的经验，杜威的经验概念把人改造环境的活动直接看作经验。杜威所说的经验是生活，是交互行为。在知识论上，杜威坚持知识即行动。“知即从行来，即在行里；行即从知来，又即是知。”（胡适，2003a，第318页）知识的形成需要行动的验证。

比起实用主义、实际主义这些概念，胡适经常使用的概念是“实验主义”，他认为杜威是“实验主义”的哲学家。不仅如此，还把杜威的实验主义应用到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把墨子、韩非的哲学视作中国的实验主义。墨子的“三表法”体现实验主义态度，韩非的“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思想是实验主义的思想（胡适，2003c，第378、379页）。胡适还把朱熹和实验主义联系起来。他说：“朱子的教育方法也有一部分是讲实验主义的。”（胡适，2003c，第444页）胡适不免有泛化实验主义的嫌疑，但他把杜威的实验主义和中国哲学相沟通的努力是有成效的。

一些学者在评价、论述实用主义时，沿用了胡适的实验主义用法。例如，艾思奇在评述当时的哲学思潮时说：“在哲学上，胡适所标榜的实验主义占了一时代的上风……以‘拿证据来’为中心口号的实验主义被当时认做典型的科学精神。”（艾思奇，2006，第111页）艾思奇也指出了以杜威、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的局限：“标榜新的科学精神之实验主义竟不能一直向前去开辟新的科学的天地，却回头攒向旧字纸篓里来！”（艾思奇，2006，第113页）艾思奇延续胡适的实验主义的用法，对实验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作出评价。冯友兰也以“实验主义”称呼杜威、胡适的哲学思想，认为胡适的主要功绩是应用杜威的实验主义，其“第一个功效卓著的应用”成果是《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冯友兰，2000，第540页）。

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哲学家愿意使用实验主义概念，还有一些哲学家和哲学著作倾向使用实用主义概念。有的学者在论著中有时使用实验主义，有时使用实用主义，不固定一种用法。例如，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既提到“实用主义”，也提到“实验主义”。“近几十年来有一种叫做‘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哲学思想，就是这样的。……实用主义这名词，又有人译做实验主义。它主张一切知识都应该经过实验，经过证明，才可以断定它是不是真理。……实用主义所主张的实验，是非常滑头的东西。”（艾思奇，2006，第501页）艾思奇把实用主义和实验主义看作是同一种哲学，它的核心观点在于真理观。经过实验，被证明是有效的假设，才有可能被当做真理。从艾思奇后来的论著看，他以使用“实用主义”为主。

三、作为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的第三层含义指以杜威、陶行知、陈鹤琴等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及其中国化平民主义教育版本。

在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体系中，教育思想是最有影响的。在中国讲学期间，杜威的演讲主题数教育最多。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不仅在中国教育界得到广泛传播，而且形成了以陶行知、陈鹤琴等为代表的中国化版本。

1934年11月4日，孟宪承在一次演讲中讨论了现代教育上的两大思潮，即以倭铿（Eucken）、布德（Budde）、林德（Linde）为代表的理想主义教育思潮和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近年新教育运动，实在是偏于实用主义的，这大家必定承认。”（孟宪承，2010，第317页）偏于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不仅是中国教育界的现象，而且是世界上很多国家教育界的现象。在很多中国教育家的眼里，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以平民主义的形式呈现出来。平民主义教育成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的代名词。

在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上，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观点。按照孟宪承的概括，杜威教育学说的要点是两条，一是生长说，二是平民主义（孟宪承，2010，第334页）。生长说关注的是每一位学生的健康生长和个性化的生长，其间蕴含着平民主义教育的精髓。根据杜威的生长说，教育除了生长以外，无其他目的。教育的过程是学生生长的过程，是学生的经验得到不断改造的过程，是学生学习环境（如学校）得到不断改进的过程，是学生的个性得到不断尊重和开发的过程。教育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的生长为中心。由此展开的学校与社会的关系、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教的方法和学的方法的关系等，都围绕着这个观点来定位。生长是一个交互作用的过程，学生的生长不是单纯依靠自身的发育，而是在与各种环境的互动中实现的。“生长不像鲁滨逊一样的在荒岛上生长，不是隔离的个人的，是大家互相鼓励互相刺激的，应该在团体中和大家一起生长。”（陈鹤琴，2018，第270页）学生与环境的互相交往、共同成长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观察点。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中国化版本之一是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根据中国的现实条件，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观点改造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顾红亮，2000，第270—280、284—288、305—309页）。他还提出小先生的思想。基于中国的国情，学生在掌握一些科学知识后，可以反过来成为父母等长辈的老师，使教育成为随时随地可以进行的活动，使更多的平民在日常生活中增加受教育的机会。小先生把知识的传播变成像空气的传播一样，使之弥漫于民众之中，人人可自由获取。小先生思想典型地体现出平民主义教育的色彩。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另一个中国化版本是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在教学方法上，陈鹤琴发展了杜威的“从做中学”的思想，提出“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陈鹤琴把杜威的“做中学”思想不仅拓展到教与学的过程，而且拓展到人和社会的进步。做的过程是实践的、生活的过程，也是教育的过程。教育的展开可以在教室和课程中进行，也可以在自然和社会中进行。把教育从校内扩展到校外，从室内扩展到室外，自然和社会就是我们的课堂和教材。“要晓得书本上的知识是间接的，大自然、大社会才是我们活的书，直接的书。”（陈鹤琴，2018，第279页）活教育把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结合起来，以儿童为中心，把校园生活和社会生活沟通起来。“活教育的教学也并不注重过去班级教学的课程，而着重于室外的活动，着重于生活的体验，以实物作研究对象，以书籍作辅佐参考。换一句话说，就是注重直接的经验。这种直接的经验就是使人进步的最大动力。”（陈鹤琴，2018，第280页）在做的过程中，把教、学、人的进步（生长）统一起来，使每一位平民懂得做人、做中国人的道理，拥有建设、创造、合作和服务的能力。

四、作为工具主义的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的第四层含义指注重实用价值的工具主义价值观学说。

“实用主义”中的“实用”一词已经清晰地展示了对实际效果的强调。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实用主义”词条的释义之一是：“以实用价值来评判事物、指导行动的思想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2，第1180页）而实用价值即工具价值。

在杜威实用主义进入中国后，很多知识分子把实用主义视作一种注重工具价值的哲学理论。一些学者把pragmatism译为唯用论、实效主义等，以体现其工具主义的价值导向。李石岑把pragmatism翻译为“实用主义”，这是从“利害关系”着眼（李石岑，2004，第31页），挑明其倡导工具价值之维。

尽管胡适把实用主义解释成实验主义，但依然认为实验主义看重实用工具价值。他说：“思想所以有用，正为思想能正确的观察现在状况，用来作根据，推知未来的效果，以为应付未来的工具。”（胡适，2003a，第319页）这里的思想即知识，它不仅得到验证，可以解释当前的现象，而且可以推论未来的可能性，提出对策。

在书写中国思想史时，胡适把顾炎武的思想解释成实用主义。他在《清代思想史》手稿里指出：“这里他（指顾炎武——引者注）提出两个目标：一是行己有恥，一是博学于文。前者是要人把学问用到行为上去，后者是学问要切实用，不要‘空虚’之学。这两者都是实用主义的意义。”（胡适，2003c，第193页）胡适从实用、功用的角度来理解顾炎武实用主义的含义。

工具价值可以理解为“手段的好”。知识的工具价值之一主要在于能提供实践的指导与预测。冯契说：“实用主义认为把手段的好看作内在的好，是一种主观上的处世态度，是一个有利于避苦求乐的方便方法。这是不正确的。”（冯契，1996，第79页）“手段的好”指工具价值，不同于内在价值。工具价值更多展示出实用性一面。把工具价值等同于内在价值，等于把手段等同于目的，会出现理论上的混乱。

在现代新儒家中，梁漱溟从工具价值的角度理解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在工具主义的基础上把两者等同起来。在《自述》（1934年）中，梁漱溟说他的父亲是功利主义者，又是实用主义者。“他实在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时时持有一个标准，而依此标准评论一切。他所持有之标准，即是‘有用处’三字。他批评世间一切事，有用处即是好，无用处乃是不好，此点仿佛与詹姆士James、杜威John Dewey等之思想相近——所谓实用主义。”（梁漱溟，1990，第5页）这句话说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仿佛相近。隔了一段话，梁漱溟提到他父亲倾向于实用主义。“先父之倾向于维新者，实即其人感情真挚，关切国事，及其一种实用主义哲学，主张务实不务虚之故。”（梁漱溟，1990，第6页）梁漱溟也受到了父亲的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先父为一实用主义者，我亦随之而成为一实用主义者。”（梁漱溟，1990，第6页）梁漱溟这里所说的功利主义主要不是边沁意义上的功利主义，更接近于工具主义意义上的实用主义，以工具的有用无用为判别事物的标准。

从伦理学上看，实用主义有注重功利价值的倾向，但是功利主义并不等于实用主义。梁漱溟父亲提倡“实用主义”更多是受现实的触动，他看到中国日渐落后，而西方国势强盛，处理事物有办法，有功效。对比之下，他强烈地感受到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对西方文明的贡献，而倡导心性之学，空谈心性、重义轻利则成为宋明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首要选择。无疑，拯救中国危机的一个出路是倡导西方的功利主义。而这一伦理原则在近代中国的语境中常常被视为实用主义。梁漱溟把工具效用和务实态度当作实用主义哲学的主旨。这表明梁漱溟所说的实用主义有工具价值的含义。

梁漱溟说他的思想有三期变化，从实用主义到佛家，再到儒家。“第一时期为实用主义时期，从十四五岁起至十九岁止，以受先父之影响为多。第二时期即为由上文所讲之出世思想归入佛家，从二十岁起至二十八九岁止。在此时期中一心想出家做和尚。第三时期由佛家思想转入于儒家思想，从二十八九岁以后，即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之际。”（梁漱溟，1990，第9页）梁漱溟再次叙说三期思想的变化时，将实用主义概念换成了实利主义概念。“因为对于人生问题的烦闷，乃由实利主义的思想转变为出世的思想，又由出世的思想——即佛家思想，转变为儒家的思想。这都是沿着人生问题而发生的变迁而产生的答案。”（梁漱溟，1990，第14—15页）上面引用的文字都出现在同一篇文章《自述》中。梁漱溟使用了三个词，即“功利主义”、“实利主义”、“实用主义”。他对这三个词没有作严格的区分，有把这三者等同使用的倾向。他对“实用主义”的理解是：“实用主义”主张实效，看重工具价值。在其他文章中，梁漱溟对“实用主义”概念有类似的用法。在《如何成为今天的我》（1928年）中，梁漱溟说他父亲是实用主义者。“他是个太过尚实认真的人，差不多是个狭隘的实用主义者；每以有用无用，有益无益，衡量一切。”（梁漱溟，1991，第852页）有益无益的工具价值是实用主义的评判尺度。梁漱溟眼中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本质上是指工具主义价值观学说。

五、作为功利主义的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的第五层含义指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

上文已经提到，梁漱溟把“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等同使用。在《检讨我的过去、观点和过去一切行事》（1952年秋）中，梁漱溟说：“我很早（约14岁）有我的人生思想，极其与西洋功利派思想相近。这亦是受了父亲处处以‘务实’为其一贯的主张影响而来。”（梁漱溟，1993a，第1020页）他在同一篇文章里又说：“所谓不知不觉走入其中，即是从最初那种实用主义不知不觉慢慢加以深化，加以组织。”（梁漱溟，1993a，第1020页）在1952年的文章里，梁漱溟还是把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等同起来。

在《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1969年）中，梁漱溟说他的人生思想有三期：“（1）近代西洋功利主义思想，（2）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3）中国古时的儒家思想。”（梁漱溟，1993b，第177页）“第一期思想与近代西洋功利主义同符。”“认为人生要归于去苦、就乐、趋利、避害而已。……此一哲学思维，与西欧边沁、穆勒诸家为近，原非吾父所有，而出于我的头脑。然父实启导之。”（梁漱溟，1993b，第177页）梁漱溟继续说：“反观西人所以致富强者，岂有他哉，亦唯讲实学，办实事而已。东邻日本蕞尔小国，竟一战胜我者，亦唯其步趋西洋求实之效耳。凡此‘实学’‘实事’之云，胥指其用实用者。此种实用主义或实利主义，恒随时见于吾父一言一行之间，而在我绕膝趋庭日夕感染中。”（梁漱溟，1993b，第177—178页）总体上看，梁漱溟混用功利主义、实利主义、实用主义三者，将它们都看作是追求功用、工具的哲学主张。梁漱溟不仅把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等同看待，而且把实用主义视作边沁意义上的功利主义。

虽然梁漱溟提到边沁、穆勒的功利主义，但是他理解的功利主义和边沁、穆勒的功利主义仍然有差异。贺麟在《功利主义的新评价》里区分旧式功利主义和新式功利主义两种。以边沁、穆勒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指新式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贺麟，1988，第210页）。这里的快乐指的是功利，包括金钱、名誉、权力或权利等。新式功利主义不仅追求最大的快乐，而且追求的是最大多数人的快乐，是让社会大众谋求最大的幸福，让平民百姓获取最大的功利。

梁漱溟所说的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侧重从崇务实、办实事、重实用的角度来理解，是从个人的人生观角度来理解的，这一理解接触到了边沁、穆勒的功利主义的内容，但相对忽视了满足最大多数人的需求的内涵，因而还不是新式功利主义。

贺麟对西方的功利主义有清晰认识，但在讨论永嘉学派时，有把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混用的迹象。贺麟在评价宋儒时说：“彼重功利的实用主义，根基浅薄，眼光近小，理论基础不固，不能予人以精神上的最高满足，故流不长，枝叶不茂，影响反不甚大。由此足见，凡说功利主义切实用，凡说程朱之学虚玄空疏不切实用者，皆只是表面上的看法。”（贺麟，1988，第197页）这里贺麟所说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主要指永嘉学派。贺麟把永嘉学派和程朱理学进行比较，批评有人对程朱理学空疏无用的指责，认为永嘉学派看起来主张功利主义，但实际上影响不如程朱理学大。贺麟在此不是讨论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含义，而是用来指称永嘉学派。他对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不作区分，混同使用。类似的情况多次出现。例如，1920年1月5日，李剑农发表文章《幸福论》，文章开始时说：“自从边沁倡实用主义，立了一个‘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的原则，祖述他的学说的，都说国家是为增进国民个人幸福的。”（李剑农，1920）这是用实用主义指称边沁的功利主义，把两个概念视作同义词。

六、作为利己主义的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的第六层含义指利己主义。

詹姆士、杜威等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多次纠正把实用主义误解为利己主义的做法。例如，杜威说：“把真理当做满足私人野心和权势的工具的概念非常可厌……”（杜威，1958，第85页）实用主义注重功利，不等于只偏重私利，不等于只偏重个人眼前利益。

有人把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混淆，也有人把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混淆，进而把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混淆。贺麟在《功利主义的新评价》里提到旧式功利主义，认为其极端表现指的是利己主义。他们追求个人自然欲望的满足，追求个人的财富和名利。通过正常的合法的途径，获取财富名利，无可厚非；通过不正当的途径，获取不当得利，就该予以谴责。1918年，钱智修在《功利主义与学术》一文中指出，追求功利主义是要牺牲主张一己私利的利己主义。“即功利主义之本身，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者，亦以其与一己之私利、一时之近利不相容，而不得不牺牲之。”（杜亚泉，2003，第384页）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是矛盾的。追逐一己私利，不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所为。

1920年11月1日，李石岑在长沙的演讲里批评杜威的实用主义：“杜威太偏于功利，不免把人生说得太无意义了。”（顾红亮，2019，第271页）不少学者比李石岑更进一步，从商人逐利本性（而不仅仅是功利）的角度理解实用主义，称实用主义为商人哲学。“至詹姆士之实用论，以观念之有无‘兑现价值’，而试验观念之真伪，及杜威之工具主义，以知识为解决环境困难之工具，则其为说，更显与商人之价值意义有关。”（谢幼伟，1997，第35页）带着商人的财富价值思维来看，实用主义很容易被视为利己主义的近义词。

在一些苏联教科书里，实用主义被描画为利己主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翻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在谈到实用主义的实践观时，分别使用了“实用主义”“实利主义”等概念。“实用主义的实践观，是逃回过去的阶级的、具有利己主义与私有财产的阶级的，适合于布尔乔亚状态的布尔乔亚的见解。资本家是所见不远的。对于利润的渴望，使他们不能洞察将来。‘捉住这一刹那呵！’——这是美国‘实业家’的口号。这就是典型的实利主义的实践观。”（毛泽东，1988，第34页）受教科书影响，毛泽东在这段话的边上作批注：“资产阶级的实践观——实用主义的实践观，是只顾目前不顾将来的实践观。他们所谓真理，是主观的部分的真理，没有客观性与全体性。”（毛泽东，1988，第34页）实用主义的实践是渴望利润的实践，是只顾眼前的实践。这里把实用主义大致视作利己主义性质的学说。

在一些文献中，把实用主义当作利己主义来使用，其特征是只讲个人利益，只讲眼前利益。艾思奇在《大众哲学》里，谈到实用主义真理论时说：“实用主义者只问眼前是怎样，就算怎样。只要眼前实用得下去，就是真理。”（艾思奇，2006，第502页）这里的实用主义概念，把眼前利益看作判断真理的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单从字面上看，资产阶级也是很讲究实际的，但是他们是实用主义，只讲个人，只讲眼前，一切以是否赚钱、赚钱多少为标准，不讲历史发展规律和必然性。”（彭真，1991，第419页）这里把实用主义作为一个贬义词来使用，认为这种学说主张以追逐个人利益为目标。1954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致李达的信里说：“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毛泽东，2003，第449页）言下之意，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与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有本质差别，前者从一己私利的角度界定实用和效果。

真理是有用的，不等于有用的就是真理。第一句话讲真理的功能，第二句话讲真理的标准。把真理的功能和标准混同起来，有可能突出有用即真理的说法。从有用即真理的角度看实用主义，把有用界定为对个人有用，就容易把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等同起来。

七、多重“身份”背后的中国思想元素

上文梳理了“实用主义”概念的六种含义，有的指哲学思潮，有的指教育流派与教育思想，有的指价值观和伦理学说，有的指负面的价值主张。这些含义赋予“实用主义”在汉语语境里的六个不同的“身份”，即作为本土教育思潮的实用主义、作为实验主义哲学的实用主义、作为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实用主义、作为工具主义的实用主义、作为功利主义的实用主义、作为利己主义的实用主义。实用主义的不同“身份”，一方面，标识其内涵的丰富性与特征的多样性；另一方面，预示在汉语里“实用主义”概念含义的含混性和复杂性。

在这些含义中，很多已经偏离了美国实用主义的主旨，更多带有汉语世界的印记和现代中国思想家的中国化解读策略。一个明显的倾向是把实用主义、工具主义、实利主义、功利主义混同起来。把实用主义放到坐标系中，可以从左中右来看其定位。从中性的学术立场看，它被视作一种教育思潮和哲学思潮。从偏贬义（右）方向看实用主义，它滑向实利主义、利己主义，具有功利色彩。从偏褒义（左）方向看，实用主义滑向实验主义，具有科学色彩。对实用主义作工具主义、功利主义、利己主义解读还是作实验主义解读，都有中国思想元素的作用，可视为对实用主义的不同的中国化解读。

中国化解读的主要策略是从中国传统思想和近代思想中寻找与实用主义相通的思想资源，带着中国思想的眼光解读实用主义，进而把实用主义看作中国思想系统的组成部分。

第一，寻找墨子的思想方法与实用主义的共通之处。在《中国古代哲学史》里，胡适把墨子的方法称为应用主义或实利主义（胡适，2003b，第325页）。真的知识在于能应用。此处的“用”不是金钱层面上的“用”，而是人生行为改善意义上的“用”。墨子的思想被用来和实用主义对接，一方面，实用主义的引入有本土思想资源的接应，不至于产生排异反应；另一方面，人们对实用主义的理解带上了墨子思想的镜片，带有中国古代墨家应用主义思想的元素。

第二，寻找中国古代实用理性的传统与实用主义的共通之处。很多中国人比较务实，注重现实和理性，李泽厚将之概括为实用理性传统。他认为，理性是实践的产物，不是先验的产物。人类特有的理性工具是长期历史积累的结果。古代中国人的实用理性与实用主义有相通的一面，即把实践看作理性规则的基础。两者也有差异。“实用理性不停留在Dewey对生存情境（situation）的确定、处理、解决这一主体实践操作的层面，而且要进入由人类历史所积累形成的对世界（自然与社会）的整体把握层面。”（李泽厚，2005，第20—21页）实用理性传统的说法是李泽厚的概括，这个概括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注重实际的日常思维，为中国化解读实用主义打下伏笔。

第三，寻找中国私德说与实用主义的相通之处。中国的儒家经典普遍推崇重义轻利。丁韪良说：“皇帝要以德治国，把增进臣民的美德而不是财富作为他追求的目标。”（丁韪良，2009，第138页）但是，从日常生活层面看，一些思想家有不同的看法。梁启超等近代思想家从公德私德说来看中国人的道德立场，认定普通中国人偏重讲私德。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称之为“维系着私人的道德”（费孝通，2009，第131页）。重私德的做法走向极端便有尔虞我诈、自私自利的行为。一些人用私德私利说的眼光看待实用主义，赋予了实用主义狭隘的利己主义含义。

第四，寻找中国古代治学方法论与实验主义的共通之处。胡适曾把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归纳为“（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胡适，2003a，第388页），认为这是具有科学精神的方法，体现了实验主义方法论的精髓。这是从实验方法论的角度解读实用主义，呈现出实用主义有实验科学的背景。

第五，寻找中国近代经世致用思潮与实用主义的共通之处。不仅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而且在中国近代思潮中，也有一些思潮流派为实用主义的中国化解读提供了思想条件。近代经世致用思潮和进化论的作用尤为明显。鸦片战争以来，很多中国思想家有感于中国的衰落和西方的强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转向经世致用的思想态度，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开明自营”、“乐利主义”等观念，把功利、实用作为判断事物价值的重要标准。以黄炎培为代表的本土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也可归入经世致用思潮的范围。近代进化论为经世致用思潮的扩散提供了理论支撑。适者生存的观念强化了适应（适用）环境的作用，适用性因而成为进化论的内在维度。致用性和适用性思想都为实用主义的中国化解读创造了近代思想环境。

以上列举了一些与实用主义有相通点的中国传统思想观念和近代思潮，但这并非全部。中国思想资源的驳杂性，构成理解实用主义的复杂“先见”，给了多重解读实用主义的可能性。学者们既可以从墨子应用主义的角度，也可以从实用理性论、私德说的角度，还可以从科学方法论、经世致用思潮的角度看待实用主义的面目。正是这些多重的中国思想元素，丰富了“实用主义”概念的汉语意蕴，包括实验主义哲学、平民主义教育思想、工具主义价值观、功利主义伦理学说、利己主义思想等内涵。这也提醒我们在讨论实用主义时首先要厘清概念的内涵，鉴别身份，避免讨论者使用同一个概念却有不同的内涵理解。

本文按微信格式排版，如需阅读原文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上期回顾

专刊 · 绪论

程介明｜教研：中国教育的宝藏

专刊 · 第一辑

魏易, 等｜区域教研对学生学业成绩影响的实证研究——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

专刊 · 第二辑

谢晨, 尹弘飚｜教师视角下教研工作质量与发展均衡程度的省际比较

罗生全, 赵佳丽｜教研员胜任力探究：多结构水平模型建构与运用

专刊 · 第三辑

刘月霞｜追根溯源：“教研”源于中国本土实践

胡惠闵, 马洁, 张翔昕｜从“教研机构合并”看教学研究职能的定位——基于“教学研究”概念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