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戈 | 论陈伯吹的教材思想

摘要：陈伯吹对我国教材特别是小学语文教材有重要贡献。他在北新书局、儿童书局、国立编译馆和人教社工作时，先后编写多部教科书及其教学参考书，如《北新国语读本》（1932）、《复兴国语课本》（1934）、“国定本”《初级小学国语常识课本》（1943）和《高级小学国语课本》（1945）、新中国第一套小学语文统编教材《初级小学课本语文》（1955）和《高级小学课本语文》（1957）等。他对小学教材和语文教材问题也深有研究，论述了教材的概念、意义、目的、类型、编撰原则、制作方法及其与儿童读物的关系等，形成了独具特色、较为系统、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教材观。

关键词：陈伯吹 ; 教材思想 ; 教科书编辑 ; 小学语文课本 ; 儿童读物

作者简介

郭戈，教育学博士，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课程·教材·教法》《中国教育科学》《教育史研究》杂志主编，中小学道德与法治国家教材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理事长。

目录概览

一、陈伯吹的教材编辑实践

二、陈伯吹关于教材的基本观点

三、陈伯吹的小学教材编辑观

四、陈伯吹教材思想给我们的启示

陈伯吹（1906—1997），上海宝山区人，20世纪我国著名的儿童文学家，被誉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代宗师。陈伯吹也是一位编辑家、教育家，一生的职业主要为儿童书刊的编辑和大中小学的教师，长期过着教书、编辑、写作“三位一体”式的生活（陈伯吹，1980）。其创作生涯长达70多年，发表的作品除了大量的儿童文学及其研究之外，还有许多关于儿童教育特别是儿童读物方面的著述。其中，就有他参与编写和校订的10多部、70多册的小学语文教材以及10多篇相关论著。对此，陈伯吹是一笔带过或轻描淡写，并散见于其论著中，有关他的研究成果也鲜有论及。本文就此方面做些考述和总结，旨在彰显陈伯吹对我国现代教科书发展的贡献，也可启迪当代的教材建设和研究工作。

一、陈伯吹的教材编辑实践

笔者查考，陈伯吹编选教材的活动，可追溯到他早年在江苏宝山县（现上海宝山区）乡立和县立小学当教员时（1922—1928），他曾把《儿童世界》《小朋友》这两种当时影响最大的儿童周刊“选作教材”（陈伯吹，1980），并尝试自编“《儿童故事读本》和《常识读本》”（陈汝埙，1926），还在教国语时“采用了厚厚的一册《爱的教育》作为补充读物”（陈伯吹，1959a）。但其真正意义上的教材编写和出版，则是在其第一个编辑职业——北新书局担任编辑期间（1930—1933）完成的，由此开启了他长达20多年小学教材编写实践和一生主创儿童文学之路，并成为其教材思想和理论创新的源泉。

（一）最早参与和主持编写的两套国语读本

1930年底，24岁大夏大学高师毕业，且当过六年小学教员、发表不少文艺论著的陈伯吹，“被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聘为儿童文学编辑”（星如，1930），主要负责《小学生》杂志和《小朋友丛书》的编辑工作。在此，他创作许多诗歌、小说和童话，独自出版十多部儿童读物，又发表一系列相关论著，其中《儿童故事研究》为其第一部专著。其间，陈伯吹还参与了高小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一是《北新国语读本》和《北新国语读本教授书》，各4册，编者均为赵景深、李小峰、陈伯吹、徐学文；二是《小学北新文选》，8册，由林兰、陈伯吹编选。以上书籍均由北新书局1932—1933年出版。而且，由陈伯吹领衔，沈秉廉、庄俞参与，编辑了供初小使用的《复兴国语课本》（8册），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又与宗亮寰合编了该课本的配套教材《国语默读练习本》（8册），1936年由该馆印行。

1934年初，陈伯吹转到儿童书局担任编辑部主任，主要负责编辑《儿童杂志》《常识画报》和《小小画报》，又参与一些辅助教材的校订工作，如《儿童书信范本》（4册，贺玉波著，儿童书局1935年）曾多次再版，甚至“远销边远地区以及南洋各地，华侨小学大量采用，作为教学课本”（楼伟春，1990）。他在创作儿童文学的同时，继续钻研相关理论问题，其中与教材有关的有《儿童读物问题》（陈伯吹，1935）、《国难时期中小学之自然》（1936）、《国语科暑期略读教材教学法》（1937年）等；出版的专著有《儿童文学研究》（上海幼稚师范1934年，与陈济成合作），其中陈伯吹撰写了六章，即诗歌、神话、童话、故事、小说、戏剧的研究。

（二）首次参与编写的两部“国定教科书”

七七事变后，陈伯吹先后在上海华东联合中学和育才公学高中部担任国文教员。1943年初，抵达重庆应聘为国立编译馆编辑，后又兼任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中华书局复刊的《小朋友》主编。其间，参与编写了两部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一是《初级小学国语常识课本》（8册，编辑者吴织云、祁致贤、李伯棠、俞焕斗、陈伯吹等）。二是《高级小学国语课本》（4册，编辑者吴鼎、俞焕斗、陈伯吹等。均由“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出版印行，都于1943年初版，1946、1947年又做两次修订。此外，陈伯吹还为儿童书局校订了《国语新选》（4册，余再新编，1945年9月），这是供初中、高小及补习学校国语科用的补充教材。

抗战胜利后，陈伯吹回上海担任中华书局编审，继续主编《小朋友》杂志，并兼任复旦大学、大夏大学教授。到新中国成立之前，陈伯吹一如既往，一边教书、编辑儿童书刊，一边进行儿童文学与读物的创作和研究，其中发表与教材有关的文章主要有《儿童与青年读物研究》（1940）、《儿童的文学和教育》（1945）、《小学教材与儿童读物的检讨》（1947a）、《儿童读物的编著与供应》（1947b）、《儿童读物的检讨与展望》（1948）、《儿童读物应否描写黑暗面》（1949a）等。

（三）编写新中国第一套统编小学语文课本

1954年，根据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的“重视教材，抽调大批干部编教材”的决定（人民网，2003），包括陈伯吹在内的一大批优秀教育干部和学科专家，从各地选拔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从事统编教材编写工作。10月，时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的陈伯吹，奉调人教社任小学语文编辑室编审，与他同时调任的还有该校教育系主任曹孚（任教育编辑室编审）、中文系教授张毕来（任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陈伯吹参与编写的是新中国第一套统编小学语文教材：《初级小学课本语文》（8册）、《高级小学课本语文》（4册）和《初级小学课本语文教学参考书》（8册）。该书署名陈伯吹为第二作者，其他主要编写者有蒋仲仁、陆静山、袁微子等，校订者为叶圣陶、辛安亭、朱文叔，均由人教社1955—1957年出版。在叶圣陶带领下，陈伯吹还参与了1956年教育部颁布试行、也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的代拟工作，又独立编著了《师范学校儿童文学讲授提纲》（1956）。据此，这套小学语文教材选取了不少“文学作品，包括童话、寓言、故事、谜语、谚语、歌谣、诗、小说、剧本和文艺性散文。……到了第五、六学年，自然、地理、历史都单独设科，阅读课文就以文学作品为主”（教育部，1956）。为此，在陈伯吹倡议下，小语室向全国作家们发出信函，“请求他们提供自己的、或者别人的较好的作品，以便在广大的教材基础上，做好选材工作，同时编好教科书”。（陈伯吹，1956a）。其中，《初级小学课本语文》第二册选有陈伯吹的作品《小宝宝要睡觉》等。从此以后，人教版国家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基本定型。

陈伯吹说：“1954年10月我被调往北京工作，在‘阳关大道’上，进入了另一个佳境胜处”，在京工作“也是我一生中非常愉快的时期。”（陈伯吹，1980）其著名的“童心论”就是在此时提出的。他不但完成小学语文教材和教学大纲的编写任务，而且迎来了他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又一高潮——除了出版一系列儿童文学作品外，又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这些大都收录到他编著的《儿童文学简论》（1957）一书中。其中，与教材有关的有《从童话和语文教学谈到“三只熊”》《谈寓言和小学语文教学》《谈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在中国》和《“为小孩子写大文学”——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上的发言》。《师范学校儿童文学讲授提纲》由人教社出版，这是其多年研究儿童文学成果的结晶，解决了全国大多数师范学校开设“儿童文学”课程遇到的缺乏教材问题，它被用来“作为在教材内容和教学进度上的一种参考资料”。（陈伯吹，1956b）1957年5月，陈伯吹被调到中国作家协会，成了一名专业儿童文学作家，从此以后就未再参与教材选编的事情。如果说他与小学语文教材还有关系，那就是通过“为小孩子写大文学”，从而为语文课本提供了更多的课文和素材的选择。

二、陈伯吹关于教材的基本观点

陈伯吹从上世纪20年代当小学教师开始，70多年坚持业余时间搞创作，结合本职工作搞研究，成果丰硕，著作等身。笔者仅在“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中，即查得他从1926年开始先后以“陈汝埙”“陈伯吹”“伯吹”“夏雷”为名，在数十种刊物上发表各种文章628篇，内容涉及文学、教育、妇女、家庭、社会、科普等，但主要是儿童文学和儿童教育。其中，既有大量的各种文艺作品，也有许多理论著作，包括教材研究以及与教材有关的儿童读物研究。可以说，陈伯吹既是儿童文学创作家，又是儿童文学研究家和翻译家；既是儿童期刊和书籍的编辑者，又是儿童读物的研究者；既是学校教育工作者，又是少年儿童教育的研究者。这里归纳的，主要是他关于教材特别是小学教材的基本观点。

（一）论小学教材的概念

陈伯吹认为，“小学教材”是人类经验经过千锤百炼锻造出来的、切合儿童学习的教学材料，它包括教科书及其教学参考书和辅助材料，也是广义的儿童读物的一部分，而狭义的儿童读物则不包括小学教材，而专指儿童文学。他说：“什么叫做‘教材’？这个名词，在英语中是Subject Matter，它的意思是‘从最好的民族经验中，选出最主要的来，供作教学的材料’。从远古以来，它已经是成为‘适应人类生活需要的各方面的民族经验的总汇的大海’；也是已经从民族经验的大熔炉里，熔铸过以后，再经千锤百炼的了。所以，教材也可以解释做：‘是一种最经济的学习’。什么叫做小学教材？如果把上面那个教材的广义的解释，再加上‘儿童本位的’一个区别词，已经可算是完全的意义了。”（陈伯吹，1947a）

什么又是“儿童本位的”？陈伯吹认为，这是小学教材、也是儿童读物的“基本条件”，既然它们都是“编著给儿童看的”，那么“在编著进行时，必须注意到‘儿童本位化’：文字合于儿童的程度，事物合于儿童的了解，顾及儿童的生理和心理，以及阅读的兴趣，务使成为儿童自己的读物，而不是成人的儿童读物”。（陈伯吹，1947b）正因为如此，所以“教材并非是‘既然是蘑菇，就请进篮子里来吧’的那种东西，必须经过严格的选择，不仅要配合教育的目的，还要适合儿童的理解接受能力”（陈伯吹，1959a）。可以说，陈伯吹关于“儿童本位化”的阐释，也是其后来提出著名的“童心论”的基础和前提。

那么，怎么“界说”儿童读物与小学教材乃至儿童文学的关系呢？陈伯吹指出：“儿童读物的范围很广”，既“包括‘小学（国民学校）’教科书’”，也包括“除了教科书以外”的“那些作为补充读物和课外读物的读物，甚至于各科的副课本、练习本、日记和书信等等的指导书籍”，还包括“纯粹的偏重文学欣赏的这圈子内的儿童读物”。（陈伯吹，1947b）如果说到同儿童文学的区别，简单地说，儿童文学介于小学教材和儿童读物之间，它是儿童读物中“优秀的部分”或“高一级的阶段”，也同教材一样“是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结合的作品”。（陈伯吹，1962）

（二）论小学教材的意义

陈伯吹说：“教材，被认为是进行教育的首要问题，而且是个最有力的思想教育的工具。”（陈伯吹，1959b）小学教材之所以“占有教育重大地位”，首先取决于少年儿童和小学教育的重要性。他早年认为，“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儿童是未来国家的主人翁”，儿童的教育“直接地说，可增进儿童的幸福和康健；间接地说，是强化民族复兴的动力”。（陈伯吹，1947c）“教育的基础，在于基本教育，那么，小学教材的重要，更不言而喻了。”（陈伯吹，1947a）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指出，“儿童时期是接受各种印象最为敏锐和给终身留下深刻痕迹的时期”（陈伯吹，1959b）。“儿童是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这一亿二千万个小公民是六亿人民的五分之一”，“小学教育是祖国百年大计的根本的教育”，小学教材、儿童文学特别是教科书中的典范性的作品，对于“人生的大道上跨出第一步的”儿童，“引导他们一起前进”（陈伯吹，1956a），成为国家、民族和社会所需要的合格公民，自然是不可估量的。

其次，小学教材的重要性还取决于教科书特殊的发行量、覆盖面和影响力。陈伯吹说：“教科书是任何一种书籍都比不上的影响巨大的书籍。苏联著名的儿童文学家萨·马尔夏克在他的《学校里的文学》这篇论文中说得好：‘教科书是比任何别的书有影响、有更大的发行数字。它是每一个学校每一个学生都要用的；它是从第一行起到最末一行都让人记在心里头的。它送到我们广大的国土的遥远角落，比最鼓舞人的小说和诗还要快得多。’”（陈伯吹，1956a）

（三）论小学教材的目的

陈伯吹在解放前认为，教育可谓一种加减的工作：增加人类好的方面，减除人类坏的方面；“教育的目的，固不仅在使教育的对象，获取丰富的知识算了”。而“教材必然是含有增加人类好的方面的因素。就小学教材而言：锻炼健康的体格，陶冶良好的品性，培植生活的知能，训练劳动的身手，养成科学的态度，增进艺术的兴趣等等，都是最低限度的目标了。”为“目的的达成，一方面是教法，另一方面是教材”。（陈伯吹，1947a）在新中国，他进一步指出，儿童文学以及小学教材的文学作品，就是要“通过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的、起巨大教育作用的优秀作品，来对祖国的新生一代——少年儿童们进行共产主义的教育，从小起就形成他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培养他们具有爱国主义的精神，让他们时刻准备着，为实现共产主义和祖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说得更具体一些，我们是要把今天的少年儿童养成为文明发展的、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健壮、活泼、勇敢、诚实的社会主义的新人。”（陈伯吹，1959b）

（四）论小学教材的种类

陈伯吹认为，人们对教材性质的看法并不相同，对教材分类也有多种。“为便于研究讨论起见，不妨分作七类”（陈伯吹，1947a）：一是练习的教材，如国语的文字符号的认识和书写，算术的形式，音乐的曲谱，美术的绘画技术，体育的操演等，都应该反复练习，即“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以达到熟练、正确、迅速、美观的目的。二是记忆的教材，如社会、自然、算术等科的一些知识性的材料，都有记忆的必要，应该运用适当的教学法，使其能经过沉淀成为一种知识。三是思考的教材，如国语的一部分，社会、自然的教材，以及算术的应用题，都需要运用思想，来探索真理，培养判断及推理的能力。四是组织的教材，如国语的作文，以及劳作、美术、音乐、体育等科教材，都可以直接地或间接地训练受教育者以一种组织的能力，使他们做事有计划、有步骤、有条理。五是搜集的教材，如社会教材中的问题、事物，自然教材中的标本、模型，都可以凭着孩子们固有的搜集的本能，发挥他们搜集的能力，养成搜集、分类、研究的习惯。六是发表的教材，如国语的说话，劳作的制作，都是供应儿童发表的材料；也许儿童有他们自己的意见，会使老师发现意外的新材料。七是欣赏的教材，如国语的诗歌、故事，美术的名画，音乐的名歌，劳作的精致作品，甚至于自然的若干自然景象，都可以供给欣赏，都有其艺术的审美性质，如果叫做“艺术教材”或“审美教材”，亦无不可。

（五）论小学教材的演进

陈伯吹认为，“百家姓”“三字经”“千家诗”“神童诗”“二十四孝”“女孝经”等是中国古代启蒙教育的教学读物，夸美纽斯编著的《世界图解》则是国外最早的一本带有插图的儿童书籍和教科书。（陈伯吹，1959b）他曾先后两次研究了我国儿童读物和儿童文学的成长和发展，并同时归纳了近现代小学教材的进程：辛亥革命以后，小学教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和认识，一些长期流传的封建道德的、迷信荒诞的以及过于深奥广博的不适用于儿童阅读的读物逐渐淘汰，并出现了一些取材于历史而加以编写改编、适合于儿童阅读的书籍和课文，如“孔融让梨”“曹冲称象”“文彦博灌球”“司马光砸缸”等。“五四”运动后，“学制的改革促进了小学教科书的改革。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所出版的‘新’课本，一开始就用儿童日常生活中所最接近的家畜和家禽的动物来编写具有文艺气息的课文。配合着‘新’的小学教科书，就有了‘新’的内容的儿童读物。”（陈伯吹1956b）或者说，“新学制颁布，语体文教科书印行，这在小学教科书上有了划时代的改革。文体也兼采童话、小说、诗歌等，内容注重欣赏吟味，注重想象，注重阅读趣味，是这时期教科书的特色。”北伐战争之后，“从注重趣味转变到注重教训，不论教科书、辅助读物、期刊，它们的反映是一致的。”同时，“‘党义’侵入了教科书的领域，而一些革命的人物和传记竟载在期刊上，这些是否有真正的文学风味和教育价值，确也具有疑问。”抗战之后，“儿童读物是从‘想象的’踏进‘现实’的境界。教科书首先尝试不采用‘鸟言兽语’的材料”，并且“在‘读’的材料中，插入‘做’的材料，逐渐地消灭‘读’和‘做’的距离，这可以说是遵循陶行知先生的‘教学做合一’的教育学说。”“‘胜利’复员以后，因了写作者和出版者的乐观希望，儿童读物除教科书仍为‘国定本’外，其他的辅助读物和期刊，都有欣欣向荣的现象。不料好景不常，犹如昙花一现。”（陈伯吹，1948）

通过对现代小学教材的演进的考察，陈伯吹认为，教材的发展改革既与教法的发展改革同步异构，又与以教育管理制度为核心的整个教育体系的发展改革密切相联，还受到思想文化变革以至政治进步运动的制约和影响。他说：“‘五四’运动是一个政治进步运动，也是一个文艺复兴运动。而酿成及推动这个运动的是青年大学生，所以教育上也掀起了波澜，要求政治进步，要求文艺复兴，也要求教育革新。谈到教育革新，不仅是教育制度与行政的革新，也得是教法与教材的革新。”儿童读物也是“时代的反映”，“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带动“科学救国”“科工救国”，“儿童读物的转变到注重科学常识，一半也由时代的浪潮冲激的吧”。（陈伯吹，1948）

三、陈伯吹的小学教材编辑观

陈伯吹的小学教材编辑观，既源于其多次的小学语文教材编辑活动，也来自其长期从事儿童书刊编辑和儿童读物创作的实践，以及多年中小学教学经历的积累和升华。正因为如此，其小学教材编辑观主要阐述的是小学语文教科书，并基于儿童读物观而展开的。

（一）论小学教材编撰的原则

在旧中国，陈伯吹强调的是教育性与趣味性或艺术化的融合。他认为，对于儿童读物（包括小学教材），应当“能熔铸趣味与教育在一炉，烹煮成一种上等的精神食粮，去哺育儿童”，才能“不使他们尝到一种枯燥的焦味”。“注重阅读趣味，是合于教育原理和儿童心理的”，但不要“太热心于趣味，把趣味纯娱乐化了，甚至于低级化了”。（陈伯吹，1948）所以，“教育意义必须顾到而且强调”，“所谓‘教育意义’，并不是‘道德教训’。前者是生动的‘感应’，后者是苦涩的‘说教’。说教是乏味的，而且因为它的平坦率直，还会引起不快的的反应来。所以写作者对于题材的处理和结构，必须煞费苦心，遵循艺术的美感律，缜密地组织……把教育意义的光辉嵌入字里行间。”（陈伯吹，1949a）具体到教材编撰，陈伯吹说：“教材能否达成教育上的各个目标，第一要义，所有的各性类的各科教材，在本质上应该是文学的、艺术的，因为文艺是诉诸于人类的感情，而各种本能的发展，正建筑于感情之上。……如果编著小学教材，能够把题材艺术地处理，发见文学和与科学的关系点，善为利用，那么，加上艺术的写作技巧，就成为文学化、艺术化的教材了。科学是知识的、硬性的，文学是印象的、软性的。如果小学教材文学化艺术化了，用印象来传达知识，用软性来中和硬性，这样一来，教材自然易于消化，如果再应用良好的教学方法，作为介绍，真是相得益彰，教育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陈伯吹，1947a）

在新中国，陈伯吹强调高度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他认为，“因为教科书中所要选用的文学作品，都是作为‘典范的’文学作品来要求，所以必须选择最最优秀的、具有高度思想性艺术性的作品，来教育、影响我们在人生的大道上跨出第一步的、先入为主的可塑性最大的孩子们”。如小学语文，“首先是最好的思想内容，并且是最好的艺术形式”。（陈伯吹，1956a）一方面，“儿童文学作品，同时是小学语文教材，无论从文学上还是从教育上看来，它是对儿童进行教育的一种文艺工具，要求它有更多的教育意义，能起更大的教育作用，这也就是要求作品有高度的思想性”；另一方面，“思想性不能从作品外面强加上去，像一堆模糊不清的东西上面插了几根标签那样，点明什么什么。这是简单粗糙的办法，儿童是不愿一顾的。如果不是事物本身具有动人的吸引力，即使看了，也就忘了”。（陈伯吹，1959b）

总之，陈伯吹认为，教材的内容、形式、流程等，都应是千锤百炼过的第一流的、高水平的、经典性作品。“但当它成为教材的形式时，还须经过一个洗炼的阶段，刮垢磨光，千锤百炼，正如从铁到钢一样。换句话说，它必须要经过温床孕育成长的阶段，使它的内容与形式成为最适当的教材；这在小学教材，尤其应该如此。”（陈伯吹，1947a）所以，“小学生的教科书”应当是“第一流的作家、第一流的画家、第一流的纸张、第一流的印刷。打开书本来看，就能看到”诸多历史名家的“诗词”“小说”“寓言”“童话”“故事”等，“还有现代数不完的著名作家、诗人、儿童文学家的多式多样的作品，多么丰富多彩！打开一本书真像打开一个‘文学宝库’一样”。（陈伯吹，1956a）

（二）论小学教材与儿童读物编选的异同

陈伯吹认为，儿童读物“是小学教材的温床”，“从‘儿童读物’到‘小学教材’，须要经过一个洗炼的阶段，须要在温床上孕育一下”。他说：“儿童读物是儿童阅读的书籍”，其体裁有神话、童话、寓言、故事、小说、传记、戏剧、笑话、谜语、诗歌、游记、书信、日记、艺术等，“所有的儿童读物，可以说即是全部的小学教材”。但是，两者的区别也很明显，“简单说来，小学教材是‘精读的教材’，儿童读物是‘略读的教材’，这是它们两个不同的分野”，具体来讲，“儿童读物在性质上是辅助的、补充的、课外的、自由的读物；小学教材则是在教室内教学用的材料，所以后者比前者有着更多的条件：（1）配合教学时间；（2）适应一般程度；（3）引起普遍兴趣；（4）符合多数需要；（5）满足全班愿望；（6）划一考查标准。”（陈伯吹，1947a）

另外，陈伯吹通过比较旧中国流行的七种初小国语教科书，即开明叶圣陶本、商务沈百英本、世界吴研因本、商务陈伯吹本、中华朱文叔本、中华吕伯攸本、国立编译馆国定本等收入的八种儿童文学作品（童话、寓言、故事、小说、游记、传记、戏剧、诗歌）的情况，得出了儿童读物在小学教材编选的一些结论：（1）传记文学（或者说是名人故事）占了小学教材的大部分。（2）神仙故事及童话逐渐在减色中，神仙故事前者似已失却她的影子。（3）科学的故事正在小学教材中增强它的位置。（4）书画、着色（绘画涂颜色）、剪贴等“做”的教材，业已开始爬上小学教材（或者说是小学教科书）的边缘。（5）民族思想、社会思想已经渗透在小学教材中。（6）一切教材有全部倾向现实的趋势。（陈伯吹，1947a）

（三）论小学教材制作的方法

陈伯吹根据多年编写教材的经验，提出了“小学教材的制作”的五种方式：“小学教材，除了一小部分的‘创作’之外，一大部分都是‘改编’‘重述’‘节选’‘采用’着儿童读物。”一是“创作”。这是过去没有的作品，是根据教材编写需要，由教材编写者起草完成新的课文。二是“改编”。这是内容可用作教材，但形式或因程度，或因题材等，有着若干的问题，因而加以改编，使其适合教材的应用。三是“重述”。这是内容大体上可用作教材，但是篇中某几点需要加以变易或增删，至于形式方面，或因篇幅太长，或因篇幅太短，不适合作为教材，乃加以重述。四是“节选”。这是原文中某一章、某一节，甚至某一段，适合于用作教材，因此就加以节选。有时也稍有变动，只是幅度极小。五是“采用”。这是在各种读物中，有直接可采用的材料，无须加工，那么，直截了当地就加以采用或整篇采用。此外，与小学教材制作相比较，陈伯吹认为，“儿童读物的制作，不外乎创作、编辑、翻译、重述、节选等等几种手法，但是创作与编辑两者方式，占了制作的大部分。”（陈伯吹，1947b）

（四）小学语文教科书编选的两个问题

1. 关于小学语文教科书的选材问题

陈伯吹对小学语文课本高看一眼，并希望使儿童文学作品成为其中的主体内容。他断言：“小学教育是祖国百年大计的根本的教育，而小学语文教科书是所有大、中、小学教科书中最最重要的一种教科书。小学语文教科书基本上应该是儿童文学作品的读本，这是为一般文学家和教育家所公认的。”“我必须声明：小学语文教科书里的儿童文学作品，条件是比较多的，而且是严格的。首先是最好的思想内容，并且是最好的艺术形式，要写得短小精悍，要写得生动活泼，要少用生僻的、艰难的、冗长的字句等等。正因为如此，所以必须依靠有经验的、有成就的大作家和大手笔（这并对于说青年作家没有资格写，我们同样欢迎他们的作品）。”（陈伯吹，1956a）陈伯吹对语文课本选材的现状是不满意的，甚至发出“我们的教科书是站不起来的”感叹。为此，他在中国作家协会大会上大声呼吁：“为小孩子写大文学（高尔基语）！”（陈伯吹，1956a）

陈伯吹不仅在旧中国曾从儿童书刊编辑的角度向全国教育文化界发出“要向贫血的儿童读物输血”的呼吁（陈伯吹，1947b），而且在新中国又以语文教材编辑者的身份向全国作家们提出这样恳切的要求：“既然教科书具有这样的重要性，而我们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选材’的问题又是这么困难，这就要依靠今天在座的作家们：一方面基于爱护儿童的热情，一方面基于国家政治任务的责任感，来协助我们、支援我们，才能得到完美的解决，改变我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情况中进行编辑工作。问题是非常明显而且单纯——就是伸手向作家要作品、要儿童文学作品。”（陈伯吹，1956a）他的呼声得到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的回应：“中、小学的文学教育，是提高广大青年的文学欣赏能力，为文学事业的发展创造条件的主要环节。这里存在的问题也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教材和师资问题。……作家协会今后应该协助有关部门进行中、小文学教材的编选工作。”（茅盾，1956）

2. 小学语文教科书的选文问题

陈伯吹强调，儿童文学是专为少年儿童创作的文学，也是儿童教育的重要形式，由于其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所以深受小朋友的欢迎和喜爱，应该成为小学语文教材尤其是阅读课文和教学的主要内容。儿童文学的体裁和样式很多，如童话、寓言、故事、谜语、谚语、诗歌、小说、剧本、散文等，各有各的味道和作用，小学语文教材该如何选择值得研究。对此，陈伯吹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童话、寓言和民间故事为例，阐述了儿童文学进教材和课堂的观点主张，认为它们“在小学课堂教学中，作为规范化的语文教科书的课文；在课外，作为儿童文学的读物，它的地位是确定不移的了。特别是在小学二三年级这一阶段，可以说是一种最适当的儿童的精神食粮”。（陈伯吹，1982）

但是，“寓言”与“童话”用来编选新中国小学校低年级的课本中的课文，却有其相应的条件。第一，其内容多反映古代人的思想生活，与现实距离较远，因而常有不能理解的地方，因而作为全国性的小学语文课本，在原则上应该多编选一些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现代的新型童话和寓言。第二，翻译的文学作品（不仅寓言和童话如此），存在着空间的限制，一些地方性很显著的事物，对于儿童会产生隔膜的茫然的感觉，因此在原则上应该多编选一些适当的祖国的寓言和童话。第三，类似《三只熊》这一形式的童话，与其作为语文教材进行阅读，不如作为寓言教材进行说话，作为在幼儿园及小学一年级里进行比较单纯的语言教学，所以在原则上应该作为略读教材而不是精读教材。第四，因为作品主题的要求，一些寓言和童话并不是通过文艺形式传达知识的“科学童话”，不是在于使用一些题材来说明和介绍自然的或社会的科学知识；相反的，是表达一种思想。因而有机会进行知识教育是副目的，是副的教育作用。（陈伯吹，1957）

四、陈伯吹教材思想给我们的启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陈伯吹是一位对教材特别是小学语文教科书有着重要贡献的儿童文学家、编辑家、教育家。作为学生他学过教材，作为教师他教过教材，作为编辑他校订过教材，作为作家他写过不少可供教材选编的作品。更为重要的是，陈伯吹在上世纪30—50年代先后四次编写过多部、数十册的小学语文教科书及其教学参考书，而且对小学教材尤其是语文教材的诸多问题也有深入的研究，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较为系统、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思想观点，并成为他的教育思想以及文学思想、编辑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今的教材建设和研究工作也颇有启发意义。

（一）陈伯吹为教材编写者应具有的核心素养树立了一个范例

教材建设的重要性和教材编写的特殊性，决定了教材编写者要具有很高的素养和能力，这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我认为，政治表现、学科专业、教学经历、文字能力、研究水平和相关经验这几点最重要，可谓教材编写者应当具备的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应该说，能够具备其中三四项已很不错，全部具备则难能可贵，这无论对教材编写者个人，还是对教材编写者集体，都是适用的。作为教材编写者，陈伯吹就是一个符合上述所有要求的典型人物。他早年在北新书局（1930—1933）首次参与编写小学国语读本及其教学参考书的时候，就已具备了多项条件。他之所以入选新中国第一套统编小学语文课本编写的国家队，并成为其中的骨干，不仅仅因为他已是全国知名的儿童文学家、语文学科专家，还与其过去相关的丰富经历和突出表现密不可分。一是思想进步、政治合格，为我党信得过的知名作家、学科专家、大学教授。陈伯吹从北伐时期到上海解放，都能够顺应时代潮流，站在国家、民族和进步的立场为人、行事、作文。二是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学科教学经验比较丰富。陈伯吹出身师范和教育专业，前后专任、兼任小学、中学、师范、大学教师的时间长达30年，而且具有中小学多学科的教学经历，其中主要是语文科。三是长期从事编辑工作，文字水平和文学素养较高。陈伯吹一生从事的职业，除了教师之外，就是多家书局的儿童书刊的编辑。他不仅将这些刊物办得有声有色，而且发表了众多题材多种多样、适合儿童阅读的作品，为其先后几次编写小学教材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也说过：“实际写儿童读物，除了要有教学经验，还要有高度的文学修养。”（陈伯吹，1949b）虽然这话是针对儿童读物创作者的，但既然他认为小学教材也是其“广义的”儿童读物的一部分，那么这句话对小学教材的编辑者也是适用的。四是科研能力强，学术造诣深。陈伯吹一生献身儿童事业，始终过着“三位一体”（教书、编辑、写作）式的生活（陈伯吹，1980），70多年辛勤耕耘，笔耕不辍。其理论创作或学术研究主要涉及两个领域：一是儿童文学，一是儿童教育。而且，在两者交汇的儿童读物及其相关的小学语文教材问题上进行了持续的深入的探讨，加上过去多次参与小学国语教材编写的实践经验，便成为其编写新中国统编小学语文课本和教参的强大支撑，也是他被选调到教材编写国家队的一个重要缘由。

（二）包括陈伯吹在内的一批教材历史人物值得总结和研究

我国新式教材起步于清末，活跃于民初，先学的日本，后仿的美国，且基本上实行的是教材审定制，即由各书局组织编写，教育部或学部审定通过后印行全国。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小学文科教材主要借鉴解放区的经验，理科教材吸收改造了国统区的本子，还有一部分改编自苏联教材。接着，便在全面学习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开始了教材自编或重编的历程，并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以统为主、统分结合的教材道路。在这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教材编辑家、出版家，为我国教材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第一代的蔡元培、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范源濂、蒋维乔、马君武、戴克敦、沈恩孚、高梦旦、李廉方、庄俞、沈颐、徐特立等，为此作出的是奠基性、开创性的贡献。陈伯吹与其前后的叶圣陶、周建人、俞子夷、朱文叔、刘薰宇、辛安亭、宋云彬、丁晓先、蒋仲仁、刘御等大致相同，属于第二代，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在新旧中国教材编辑出版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陈伯吹是集儿童文学作家、小学语文教师、儿童读物编辑三者于一身的教材编写者，在这一点上与他相同的还有叶圣陶、黎锦晖、沈百英、辛安亭、刘御、陆静山、计志中等。如果说如同陈伯吹那样，既有教材编辑出版活动，又有教材编辑出版观点，或者既是多套语文教材的编写者，又是语文教材的研究者，进而形成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教材思想的名家，那就更多了。他们都是对中国近现代学科教材编辑出版工作作出过重要贡献并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人物，并撰写和发表过一系列专门论述教材的著述。这是我国教材建设的一笔宝贵的财富。从这个角度来看，陈伯吹教材思想的归纳总结只是其中的一个“点”，需要课程教材和教育史工作者挖掘和研究的教材历史人物还很多。

古人说得好：“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研究教材史、总结教材家，对于新时代方兴未艾的教材建设和研究工作大有裨益。所以，按照人物、学科、学段、朝代、年代、事件、机构、国别，以及专题或主题（如教材管理、教材编审、教材出版、教材组织、统编教材、数字教材等）等一一进行梳理，都是教材研究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教材历史人物的总结和借鉴，只是教材历史研究的一条“线”，也是多方位、多方法研究必不可少的一个视角和范畴。为此，从去年开始，我们策划和启动了“中国教材研究文库”人物卷丛书项目，通过收集、辑录近一百多年来我国新式教材思想家的研究成果，按人设卷、分期分批加以整理和出版，从一个侧面展现我国近现代教材建设的发展历程和基本脉络，为新时代教材建设和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其中已经出版的第一辑中选编了12位人物，即叶圣陶、辛安亭、戴伯韬、叶立群、陈侠、张志公、刘国正、蒋仲仁、袁微子、陈尔寿、雷树人、王占春，主要是新中国教材建设和研究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也是我国新式教材发展的第二、三代人物。接着，将要推出的第二辑里则有“陈伯吹卷”，该卷的突出特点在于小学语文教材与儿童文学读物相结合。

（三）陈伯吹提出了一些具有时代意义的教材研究话题

陈伯吹出身师范和教育专业，一生的创作追求和学术专长主要在于儿童文学或儿童读物，他对儿童教材的研究也是基于“小学教材是儿童读物的一部分”而展开的，当然也因为他有过几段编辑教科书的实践和经历。虽然教科书的编撰和研究并非其主业、主创，但他在进行相关理论问题探讨时，是不难发现其复杂性、专业性的。陈伯吹说：“一提到教科书，尤其是小学教科书，这能够在它各方面写成若干篇论文，因为这是一个复杂而又专门的问题。”（陈伯吹，1948）为此，他提出了教材编撰的基本原则——须经过“千锤百炼，正如从铁到钢一样”，且具有“典范性”或“第一流的”，是“最最优秀的、具有高度思想性艺术性的作品”，也是“能熔铸趣味与教育在一炉”的“上等的精神食粮”。这些主张同我们今天注重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和适切性的统一，强调立德树人、启智增慧的标准是一脉相承的。尤其是他提出小学教材的“儿童本位说”和儿童读物创作的“童心论”，要求照顾儿童心理和年龄的特征，主张所有学科教材都须加以“文学化、艺术化”处理，揭示了小学教材及其他儿童读物的特殊性，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启发性。并且，陈伯吹尽了一个研究者的良知，批评了过去语文教学中存在的一些浅见陋习：教条化、庸俗化的思想教育方式，起不到文学作品应有的教育效果；割裂美育、思想教育之间的联系，使得鱼水分离；机械地运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童话和寓言等作品，忽视文学艺术规律，以致不能使文学艺术充分发挥教育作用。（王宜清，2006）这些值得语文及其他教材选编工作关注和借鉴。如最近国家统编小学语文教材二年级上下册的推荐书目和课文分别收录了陈伯吹的两部作品《一只想飞的猫》和《一匹出色的马》，而收入儿童文学作品最多的则是当代著名儿童文学奖金波与2020年度“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得主张秋生，并且该教材的主编之一曹文轩还是首获“国际安徒生奖”的中国作家。可见，陈伯吹、叶圣陶等所开创的我国儿童文学事业后继有人、人才辈出，他们以童心编织小学语文课本、倡导“小学生的语文课本必得是儿童文学”（叶圣陶，1980）的观点主张已经被后人所继承，并在新时代教材编辑中一步步地落实和实现着。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教材是个专业，也是门学问，教材建设尤其是教材编写有其自身特点、规律和规范要求。教材编审是教材工作的关键环节，也是育人育才的前沿关口，其客观存在的特殊性或不可替代性更是显而易见。当前，教材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从事教材建设和研究的人也越来越多，教材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如何推进教材专业化、科学化发展便成为突出而迫切的任务。一方面要把教材工作当作一个专业或职业来对待，一方面要把教材问题当作一门学问或学科来研究，既是教材建设的长久之计，更是当务之急。这也是陈伯吹几次从事教材工作所专心教材编审实践，及其提出的教科书研究“是一个复杂而专门的问题”的时代意义和现实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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