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莉萍 叶晓梅｜金本、银硕、铜博：能力信号还是学历歧视？——基于某“双一流”建设高校10届博士毕业生的实证研究

特稿

2023-2

金本、银硕、铜博：能力信号还是学历歧视？

——基于某“双一流”建设高校10届博士毕业生的实证研究

马莉萍¹, 叶晓梅²

1.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2.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摘要：本文基于我国某“双一流”建设高校2008—2017年间共10届博士毕业生数据，检验学术劳动力市场招聘中是否存在“金本、银硕和铜博”的前置学历歧视现象。研究发现：（1）“金本”“银硕”和“铜博”并非全面反映博士生科研能力的有效标签：仅在英文发表的期刊总影响因子的表现上，理工科专业中的“金本”和“银硕”显著高于“铜博”，在其他科研指标上并无显著差异，人文社科专业中的三类博士在各类科研指标上均无显著差异。（2）三者在学术职业获得上存在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前置学历歧视：不管是否控制在读期间的科研产出，理工科专业中“铜博”更可能获得非正式教职（博士后），人文社科专业中“金本”更可能在高水平大学获得教职。

关键词：学术职业 ; 学历歧视 ; 博士生就业

本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年第2期 #教育评价  栏目

马莉萍，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教育政策、院校研究等。

叶晓梅，通信作者，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学、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与教师质量评价。

目录概览

一、问题提出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三、数据和研究设计

四、实证分析

五、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一、问题提出

学历是个体能力、志趣与社会资本的综合体现（付连峰，2016）。在我国博士规模扩招和海归博士持续回流的背景下，博士毕业生在学术劳动力市场招聘中的议价能力有所下降，开始出现学历查三代现象。毕业于同一所高校的博士，也会被招聘单位以他们的本科和硕士毕业高校类型加以区分，并冠以“金本”“银硕”与“铜博”的标签（汪栋、王宗业，2013；易连云等，2013；王军辉等，2014；Shen&Chen，2018；刘霄，2020）。即使硕士和博士均就读于顶尖大学，仍存在“本科学历卡脖子现象”，即因本科毕业于地方普通高校而在求职过程中无法获得名校面试机会。一项针对博士毕业生的问卷调查研究也发现，相比“金本”与“银硕”，本科和硕士就读于非精英大学的“铜博”在学术劳动力市场求职时更可能受到歧视（高耀、杨佳乐，2019）。

尽管社会各界对“金本”“银硕”和“铜博”的关注很多，但是相关研究多来自于个案分析或对博士生的主观自评调查，缺乏对这三类博士科研能力的客观测量及其在学术劳动力市场中真实就业状况的实证分析，难以真正回应三类博士在就业结果上是否存在差异，以及若存在差异，其原因是科研能力的差异还是学术劳动力市场中的学历歧视。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要带头扭转‘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

为此，本研究利用某“双一流”建设高校10届博士毕业生科研发表和就业数据，基于信号理论实证分析“金本”“银硕”“铜博”的标签能否反映博士生的科研能力，以及在科研能力可比的情况下比较三类博士毕业生在从事学术职业方面是否存在差异，以期为高校教师聘用与人才评价改革提供借鉴。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被冠以“金本”“银硕”和“铜博”的三类博士，其主要差异是获得博士学位之前的本科与硕士学历，即前置学历差异。关于前置学历能否反映博士个体能力差异的研究存在如下两类迥异的观点。

（一）前置学历是个体能力的有效信号

信号理论认为学历可以有效反映个体能力，当雇主难以直接了解求职者的能力时，会倾向于用学历来识别求职者的能力，从而快速且低成本地筛选出高能力的求职者（Doeringer & Piore，1971；Connelly et al., 2015）。尤其是在学术劳动力市场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下，当应聘者的博士毕业学校相同时，大学（或科研机构）就会倾向于将他们的前置学历作为其能力和潜力的识别信号。

这一信号的有效性取决于在不同教育阶段考取顶尖大学的难度差异及不同类型大学培养质量的差异。首先，从入学机会来看，通过高考进入顶尖大学的竞争最为激烈，若以竞争力来衡量能力，则“金本”所反映的能力更强。例如，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每年在各省的本科录取率约为万分之一，真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本科毕业后部分学生会选择就业或出国，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进入顶尖大学的竞争程度有所降低。且有研究认为，近年来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考取顶尖大学硕士和博士的能力信号不及高考进入顶尖大学所反映的能力信号（李彬、白岩，2020）。

其次，从培养过程来看，顶尖大学的培养质量也为“金本”与“银硕”的能力信号提供了支持。除了各级政府部门的财政性投入以外，顶尖大学还能依靠其学术声誉获得额外的专项经费（李彬、白岩，2020）、科研项目收入、校友捐赠和校企收入等（王战军等，2021），这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障（朱建育等，2013）。同时，顶尖大学拥有更加优质的师资和更为丰富的科研资源，能够帮助学生获取更多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Long et al.,1998），提高社会认可度（李冬、沈红，2009；王嘉颖，2014；付连峰，2016）。

最后，从教育的累积性特征来看，由于个体发展会受到前期所接受的教育质量和发展水平的影响，本科和硕士阶段就读于普通高校的“铜博”与“金本、银硕”在本硕阶段的差异会呈累积趋势不断放大，最终使得早期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发展远远优于其他群体（Diprete & Eirich，2006）。如蔺玉（2012）的调查发现，本科毕业于重点高校的博士生的科研产出水平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的博士生。

（二）前置学历反映个体能力存在偏差

尽管学历是能力的重要体现，但是仅以学历来反映能力也可能存在偏差。在我国高考分省招生制度下，学生能力与其就读本科大学的层次未必能够实现精确匹配。各省人口规模和高校招生人数不同，各省份考生考取精英大学的难度也存在差异。例如，2020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各省的录取人数为30人（西藏）至550人（北京）不等，考生人数则为32900人（西藏）至1158000人（河南）不等；相比北京1.1%的录取率，河南的录取率仅为0.0345%。录取率的省际差异可能使得能力类似的学生会进入层次不同的大学。加之高考“一考定终身”和应试特点突出，高考成绩未必能够全面反映学生能力。而人的发展又是动态变化的，仅从第一学历或前置学历来判断博士生能力可能会有所偏颇。

从不同层级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和特点来看，相比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博士阶段的教育是培养学生学术能力的重要阶段（科尔，1989；谢宇等，2018），也是学术精英成长的关键（Long et al.，2007；阎光才，2010）。从这个角度而言，不管博士毕业生本科毕业于何种类型的高校，获得博士学位都意味着接受了同等质量的博士教育并达到了该校博士学位的要求。

有实证研究验证了上述观点，如Grove & Wu（ 2007）基于美国5个经济系博士点申请人的调查研究、古继宝等（2009）基于中国科技大学理学院博士毕业生的研究、王海迪（2018）利用886份博士生调查的研究等均发现本科学校层次不能有效反映博士的科研能力。另一些聚焦大学教师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大学教师的本科学校层次与其科研能力间并没有显著关系，如洪永淼等（2014）对中国16所经济学院教师的研究、沈勇（2016）对875名大学教师的研究、刘霄（2020）对全国28所公立高校1683位教师的研究、李峰和孙梦园（2019）对1998—2017年间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的研究等。还有实证研究发现，相较于本科出身，博士教育对学者科研能力的影响更为显著。如余广源等（2017）基于我国财经类重点高校经济学科882位全职海归教师的研究发现，本科学校排名对教师的科研发表数量和质量影响不显著，但博士毕业学校则与其科研产出数量与影响力显著相关。以上研究发现均表明，前置学历并不能作为科研能力的准确识别信号，使用“金本”“银硕”“铜博”作为博士生科研能力的标签可能导致学历歧视。

（三）研究评述

对相关研究的梳理可知，博士生的前置学历与其科研能力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大学教师招聘看重前置学历究竟是学历歧视还是能力信号仍然缺少实证研究的支持。以往研究在比较不同前置学历的博士生或大学教师时，多聚焦科研能力方面的差异，因此仅能回答不同类别博士生的能力差异，而无法回答在求职中是否被差异对待。加之，多数研究的数据源于问卷调查中自我汇报的信息，可能存在主观性强、测量不准确等问题，难以回答能力相同的博士生在求职中是否遭遇了歧视。因此，本文将利用某“双一流”建设高校10届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去向数据和客观发表数据，实证检验“金本”“银硕”“铜博”三类博士的就业去向是否存在差异，以及若存在差异，其原因是能力差异还是学历歧视。

三、数据和研究设计

（一）数据与指标介绍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某“双一流”建设高校2008—2017届博士毕业生的行政管理数据，既包含博士生的性别、民族、录取方式、录取院系、毕业年份、毕业工作去向等信息，也包含博士生导师的一些基本信息，如职务、学术经历等。相较于以往研究中使用的问卷调查数据，行政管理数据更为客观准确。为了获得博士生科研能力的准确测量，课题组在中国知网和Web of Science网站中收集了博士生在读期间的中文和英文科研产出，并将其与行政数据进行精确匹配。

前置学历信息是本研究的核心变量，但是由于数据中缺少一部分学生的这一信息，本研究团队通过搜索博士生的简历，并在百度学术、CNKI等网站查询相关信息，尽可能多地对缺失数据进行补充，在剔除了在职博士生和前置学历缺失的样本后，最终进入分析的共有2110名博士生。表1展示了样本博士生群体在全体博士生中的代表性，可以看出，通过比较全样本、分样本和缺失样本中博士生的核心特征信息发现，样本群体在性别、党员、少数民族、学科专业等方面，三者的分布非常接近。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进入本文分析范围的博士生样本能够代表该校全体全日制博士生群体。

本文的因变量分别为博士毕业生的学术职业选择和在读期间的科研能力。其中，学术职业变量包含：（1）毕业生是否选择从事学术职业的二分变量；（2）获得正式教职还是从事博士后工作的二分学术职业变量；（3）从事正式教职所在大学的层次变量，大学层次包括在北清顶尖高校任职、在除北清外的“双一流”建设高校任职和在非“双一流”建设高校任职三类。博士在读期间的科研能力依据Harris（1990）提出的学术成果影响力、质量、重要性和数量的分类标准以及梁文艳等（2016）、叶晓梅等（2019）等的研究，这里将科研能力设置为4个指标：（1）中文科研发表的期刊影响因子之和；（2）中文科研发表的引用率之和；（3）英文科研发表的期刊影响因子之和；（4）英文科研发表的引用率之和。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博士毕业生的前置学历，共分为三类：“金本”指本硕博均在顶尖大学（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就读的博士；“银硕”指本科不在顶尖大学就读而硕士和博士在顶尖大学就读的博士；“铜博”为本科和硕士均不在顶尖大学就读，仅博士在顶尖大学就读的博士。控制变量既包含博士生的个人基本特征，如性别、党员、民族、毕业年份、院系专业等，也包含可能影响博士生科研能力与就业的导师层面的相关信息，如职务、海归经历等。相关变量特征如表2所示：

（二）研究方法

为了回应“金本、银硕和铜博”是有效的能力信号还是学术劳动力市场中的学历歧视，本研究首先基于一般的教育生产函数估计不同类型博士生在读期间科研能力的异同。为了减少估计中的遗漏偏误问题，在估计模型中控制了一系列学生个体特征信息和导师特征信息。此外，由于不同毕业年份和不同院系专业的博士生之间可能存在不可比性，故在估计模型中将纳入毕业年份固定效应和院系专业固定效应。估计方程如（1）所示：

其中Ability_i表示博士i在读期间的科研能力情况，分别为中英文发表论文的期刊影响因子之和与被引频次之和两个指标；Enrollment_in表示不同前置学历类型的博士，即“金本”“银硕”“铜博”三类，并设置为两个虚拟变量（以“铜博”为对照组）。X_i为一系列博士i的个人基本特征变量，包括性别、民族、党员和入学方式；T_i为一系列博士生i的导师特征变量，包含是否有人才称号、是否海归、是否有行政职务等。Year_i表示毕业年份的固定效应，S_i表示院系专业的固定效应，μ为残差项。由于科研能力变量为非负值，采用最小二乘回归（OLS）分析可能会增加估计偏误，需采用受限因变量估计模型。在分析三类博士中英文发表的期刊影响因子之和时，由于因变量是非负的连续变量，本文采用Tobit回归分析来获得更准确的估计结果；在分析三类博士中英文发表的被引频次之和时，由于因变量为非负整数，本文采用负二项回归分析来保证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进一步地，在关注三类博士从事学术职业的差异时，因变量Occupation_i是博士选择学术职业的情况，包含选择非学术职业、选择从事博士后职业、选择到非“双一流”建设高校担任正式教职、选择到除北清外的“双一流”建设高校担任正式教职，以及选择到北清高校担任教职5种类别，故采用多元Logit回归进行分析。为了减少估计偏误，在估计中控制了博士生个体特征X_i及其导师的各类特征T_i，并加入毕业年份固定效应Year_i和院系专业固定效应S_i，模型如方程（2）所示：

Occupation_i=β₀+β₁Enrollment_in+β₂X_i+β₃T_i+Year_i+S_i+μ(2)

最后，为了检验三类博士就业去向的差异是由科研能力的差异所致还是劳动力市场中的前置学历歧视，在方程（2）的基础上将博士i在读期间的科研能力纳入控制变量，以估计同等科研能力条件下三类博士生的就业差异。估计模型如方程（3）所示，各变量的含义与方程（1）与（2）一致。

Occupation_t=β₀+β₁Enrollment_in+λAbillty_i+β₂X_i+β₃T_i+Year_i+S_i+μ (3)

四、实证分析

（一）三类博士的科研能力与学术职业选择特征

如表3所示，三类博士在读研期间各类科研能力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在博士在读期间中文发表论文的期刊影响因子之和与被引频次之和方面，“金本”最低、“铜博”最高；在英文发表论文的期刊影响因子之和与被引频次之和方面，“银硕”最高，“铜博”最低。

如表4所示，一半以上的博士毕业生选择从事学术职业，其中“金本”最低，“银硕”最高。从学术职业类别分布来看，超过四分之一的博士生毕业后选择从事博士后，其中“金本”的这一比例最高，“铜博”最低；从任职学校层次来看，毕业后直接获得正式教职的博士群体中约有1/6获得北清高校的教职，其中“金本”博士的这一比例最高，“铜博”最低；“银硕”博士中获得“双一流”建设高校（不含北清）学术职业的比例最高，“铜博”最低；“铜博”获得非“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术职业的比例最高，“金本”最低。表3和表4仅展示了三类博士的科研能力与学术职业选择概况，其差异原因可能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接下来将通过计量模型，尽可能多地控制相关影响因素后，估计三者之间的差异。

（二）三类博士科研能力的比较

表5展示了方程（1）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相比“铜博”，“银硕”和“金本”两类博士生的英文发表论文的期刊影响因子之和显著更高；而在中文发表论文的期刊影响因子之和以及中英文发表论文的被引频次之和方面，三类博士没有显著差异。

表6展示了分学科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银硕”与“金本”二者在各类科研能力指标上与“铜博”均不存在显著差异；仅在英文发表论文的期刊影响因子之和方面，理工科的“银硕”与“金本”显著高于“铜博”，而在其他三类科研能力指标上三者没有显著差异；在人文社科中，三类博士的科研能力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三）三类博士从事学术职业的比较

表7展示了方程（2）和（3）的估计结果，发现无论是否控制博士在读期间的科研产出， 与毕业后进入北清高校担任正式教职相比，“银硕”相较于“铜博”从事非学术职业的可能性显著更小， “金本”和“银硕”比“铜博”选择博士后职业的概率显著更低，“金本”比“铜博”更容易在北清高校获得正式教职。由此可见，“铜博”在学术职业获得方面处于劣势地位，会更加倾向于通过从事博士后研究为将来从事教职奠定基础；“银硕”更倾向于选择从事学术职业，但“金本”获得更高水平大学教职的概率显著更高。

表8展示了理工科专业中三类博士从事学术职业的情况。发现不论是否控制博士在读期间的科研能力，相较于毕业后进入北清高校担任正式教职，“铜博”获得非正式教职（博士后）的可能性显著最高，“银硕”更有可能在除北清外“双一流”建设高校获得正式教职。

表9展示了人文社科专业中三类博士从事学术职业的情况。可以发现，不论是否控制博士在读期间的科研能力，相较于毕业后进入北清高校担任正式教职，“银硕”和“金本”博士从事学术职业的概率显著高于“铜博”，“金本”博士在北清高校获得正式教职的机会显著高于“铜博”。同时发现，不看博士期间科研能力的情况下，“银硕”博士在北清高校获得正式教职的机会也显著高于“铜博”。

五、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近年来，“金本”“银硕”与“铜博”的就业差异问题引发社会关注。本文利用我国某所“双一流”建设高校10届博士毕业生的科研发表数据与就业去向数据，通过建立多种计量回归模型，检验了大学教师招聘中是否存在前置学历歧视现象，主要得到以下两点研究结论：

第一，“金本”“银硕”和“铜博”并非全面反映博士科研能力的有效标签。仅理工科的“金本”与“银硕”博士在英文发表论文的期刊影响因子之和上显著高于“铜博”，而在其他科研发表指标上三者没有显著差异。尤其在人文社科领域，“金本”与“银硕”博士在各类科研能力指标上均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对于获得同一大学博士学位的学生而言，前置学历并不能有效反映博士的科研能力。可能的原因是，在同一培养机构中，研究团队、科研资源与学术锻炼机会等方面的同质性使得博士生的科研能力具有趋同发展性，获得博士学位即意味着满足该校对博士生的科研能力要求（科尔等，1989；Grove, Wu, 2007；古继宝等，2009；刘佳，2013）。如果仅用“金本”“银硕”和“铜博”这些前置学历来识别科研能力，尤其是在人文社科领域，可能会造成人才误用的风险。

第二，“金本”“银硕”和“铜博”在学术职业获得方面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前置学历歧视。在读期间科研发表可比的情况下，“银硕”从事学术职业的可能性最大，“铜博”选择非正式教职（博士后）的概率最高，“金本”获得高层次大学正式教职的概率显著更高。分学科专业来看，理工科专业中“铜博”获得非正式教职（博士后）的可能性显著最高，人文社科专业中“金本”在高水平大学获得正式教职的机会显著更高。这说明，博士毕业生在寻求学术职业时，不管是否存在科研能力上的差异，“铜博”都处于劣势地位，需要在毕业时从事博士后工作来进一步“镀金”，以弥补前置学历的劣势，“金本”博士更容易获得好大学的教职。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学术劳动力市场中存在前置学历歧视。

前置学历歧视的现象可能与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有关。自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于2002年达到15%，进入大众化阶段，至2020年已达到54.4%，进入到普及化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的博士教育规模也在持续增长，招生规模从1999年的1.99万人增长到了2020年的11.60万人，2020年博士生在校生人数为46.65万人，相较1999年也增长了760%；2020年的毕业生数为6.62万人，相比10年前也增长了31.61%。高层次人才数量的迅速增长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但与此同时，供给的持续增加也导致了用人单位招聘中的“水涨船高”现象。在最高学历相同的情况下，用人单位会进一步以前置学历作为甄别博士毕业生能力的主要标准。

若前置学历能够准确反映能力，大学依据前置学历设置人才选拔标准，可提高招聘效率、节约招聘成本。但若无法有效反映能力，就可能带来诸多隐患。一方面，高质量的大学教师队伍意味着高水平的科研和教学水平，而非简单的“名校”毕业生集合。若以前置学历作为教师聘任的主要标准，则可能出现“三六九等”的前置学历歧视链，以及为了吸引或留住名校毕业生而导致的“近亲繁殖”，阻碍自由包容育人环境的构建与教师招聘制度的优化，不利于一流大学高质量师资队伍的建设。另一方面，过分强调学校等级和本科出身，会加剧高考“一考定终身”的危害。相比研究生入学考试，学生在高考中的表现更加受制于家庭社会经济资本以及所在地区基础教育质量的影响，这也是为何一些研究发现重点大学中农村本科生的比例越来越低（吴愈晓，2013；刘精明，2014）。研究生入学考试为来自弱势地位家庭的学生提供了第二次乃至第三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前置学历的作用被过分夸大意味着高考进入哪类大学成为影响职业发展乃至人生轨迹的唯一要素。这将大大阻碍那些普通大学优秀学生向上流动和选择学术职业的通道，不利于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分配以及社会阶层良性流动。

本文的研究发现证实了学术劳动力市场中的确存在前置学历歧视问题，而现实中的歧视现象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是这一歧视不仅存在于人才招聘中，还可能存在于研究生招考过程中（段欢欢，2018）。尤其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实行“申请-考核”的招生制度，很多前置学历为非重点大学的学生没有机会成为“银硕”或“铜博”，而有机会成为“银硕”或“铜博”的学生是普通高校中优胜劣汰后的“幸运儿”。从这个角度来说，本文的研究发现可能低估了现实生活中的歧视程度。因此，大学在教师招聘中方面需构建科学的测评理念和标准，不能过度依赖前置学历这一信号。应基于大学和学科发展需要，秉持普遍主义原则综合考虑教师的科研潜力，创造公平自由的高等教育竞争环境。此外，大学在博士人才选拔和培养中，需畅通各类有志于科研事业的学生的考博通道，在博士招生与培养过程中秉持普遍主义原则，弱化刻板观念，营造公平的学术成长环境，提升各类博士的培养质量，从源头上减弱学术劳动力市场中的学历歧视现象。

本文由于数据限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文仅关注了一所中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博士毕业生的情况，尽管该校是研究前置学历歧视的合适对象，但研究结论可能仅适用于同类大学。其次，本文仅考察了博士在读期间发表的中英文论文的数量、质量和引用率，而无法衡量博士生的全部能力，如教学水平、团队合作等，可能存在因遗漏变量而导致的估计偏误。再次，本文所分析的“金本”和“银硕”是那些选择在国内就读博士的学生，而本科或硕士毕业选择出国攻读硕博学位的“金本”学生没有被纳入分析范围。最后，文中的就业去向为博士生的实际就业结果，无法获知其是否愿意从事学术职业的实际偏好，一部分博士生可能因缺少学术兴趣而主动离开学术领域。因此，仅仅从哪类博士生更可能选择从事学术职业的结果难以判断是否存在歧视，未来需要结合深入的结构式访谈进行详细分析。

（马莉萍工作邮箱：[e-mail]；本文通信作者为叶晓梅：[e-mail]）

为适应微信排版已删除注释和参考文献，请见谅，如需阅读全文，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获取。

上期回顾

特稿

专题：潜在类别模型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

高等教育

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

中外教育史

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访问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官网，可下载本刊各期文章PDF全文，也可在线阅读本刊各期文章的XML格式全文。

我知道你在看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