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涛张艳薛海平｜走向再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教育代际传递的双重效应

Original 陈涛张艳薛海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4-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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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再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教育代际传递的双重效应

陈涛¹, 张艳², 薛海平³

1. 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3.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摘要：第一代大学生是家庭代际传递转折的一代，是中国代际社会过渡的一代，随着他们陆续组建小家庭，也开启了自我“重塑”后的子代“再塑”过程。基于2019年CHFS数据，以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为核心研究对象，从“家庭”的微观视角入手，延伸至“城乡”的宏观视角，考察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与非大学生家庭、城市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与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四类群体子代校外教育机会获得的“家庭”和“城乡”效应。研究发现：（1）教育代际传递扩大了具有不同文化资本家庭子代的校外教育机会获得差异；（2）教育代际传递缩小了城乡家庭子代的校外教育机会获得差异；（3）权威型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的教养方式及自身特质是双重效应的内生原因。总之，由于第一代大学生的自身经验及特质，决定了其教育代际传递具有较强的代际再塑、阶层再塑和教养再塑特征。

关键词：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校外教育机会获得；代际传递；双重效应；再塑

本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年第4期 #教育公平栏目

陈涛，西南财经大学教育管理与政策研究所所长，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艳，通信作者，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讲师。

目录概览

一、研究问题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三、数据来源和研究模型

四、研究结果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问题

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是高等教育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群体，通过向上流动到较高的职业地位和社会阶层（郑辉，李路路，2009），其教育的流动性导致了社会流动性。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持续推进，第一代大学生已初具规模。截至2020年我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183万人，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874万人^①，这是改革开放初期高校毕业生的20倍。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有2.18亿人具有大学（大专以上）学历，占全国人口比例15.6%。另一项来自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发现，2011—2018年全国本科高校中的家庭第一代大学生保持在70%以上的高比例（张华峰等，2016）。显然，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成为当今中国代际社会的新阶层群体。当第一代大学生比例越高时，表明中国高等教育的家庭式普及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随着第一代大学生群体逐渐步入成年，开始陆续组建小家庭，研究其代际传递具备现实条件。本文认为，深入分析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对其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有助于深刻把握我国社会流动特征及规律。因此，探究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教育代际传递效应，这不仅有助于从家庭微观层面考察代际差异和代际关系，以理解中国代际价值观和行为模式，而且还有助于从城乡宏观层面把握中国社会变迁的总体特征和基本规律，旨在建立一个分析中国代际社会的新视角（李春玲，2020）。本文利用2019年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CHFS），以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为研究对象，着重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从“家庭”层面出发考察第一代大学生家庭^②是否存在代际传递效应；二是如果存在某种效应，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教育代际传递效应究竟有什么样的特征；三是为什么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会有这样的传递效应特征。以上三个连续性问题是本文的研究主线，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和“双减”政策出台背景下，亟须重新思考新时代中国代际社会下的家庭教育治理问题。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家庭第一代大学生，作为影响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艾奥瓦州教育机会协会的政策文本中（London，1989），是指父母双方均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群体（Terenzini, et al，1996），随后这一群体受到美国学界的高度关注。相较而言，中国学者是近年来才开始运用“第一代大学生”这一概念，并以本土性话语——“寒门贵子”来研究教育公平和代际流动问题。在中国，“寒门”常指向城乡二元化背景下的农村大学生，但随着学者对这一群体的深入研究，也有意识地将第一代大学生和农村大学生加以区分（鲍威，2014，第209—210页）。从国内外研究看，“第一代大学生”暗指家庭经济贫困或来自底层社会的大学生，他们在校园中被比喻成“隐形人”（Williams & Ferrari, 2015）、“孤岛”（Engle et al，2007），自我污名化和被边缘化使第一代大学生处于弱势环境中（Williams & Ferrari, 2015）。但近年来，有关第一代大学生研究视角发生重大转变，即从“赤字”转向“成功”、从“劣势”转向“优势”，开始关注影响第一代大学生发展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等多重因素。有学者发现，第一代大学生拥有独特的品性，他们对学业成就不懈追求（余秀兰，韩燕，2018），具有很强的学业抗逆力（王兆鑫，2020），以“懂事”作为对父母期待的回报（程猛，康永久，2018）。显然，第一代大学生内涵文化和社会的转变（田杰，余秀兰，2021），其本身是情感复杂、经历丰富的特殊“族群”。

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第一代大学生本身及其父代的教育传递，关注这一群体的教育获得，如学习表现、学位获取和学业保有率等（Riehl，1994；Jury et al，2015），鲜有研究关注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的子代教育。有研究者提出，研究第一代大学生的子代或通过跟踪研究深挖原生家庭对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将是社会和时代变迁下的热点问题（王兆鑫，2020）。显然，第一代大学生凭借高等教育成功“逆袭”，在认知水平、文化观念及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均有别于其父辈，是家庭文化资本再生产的转折点（Inman & Mayes，1999），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教育代际传递无疑是新时代中国代际社会的一项新议题。

代际传递是从阶层继承和地位获得的研究范式中发展来的概念。譬如：“子承父业”这一表述中反映出的继承性特征就是代际传递效应（丁丽，2010）。教育的代际传递效应是指把教育视为人力资本，增加人的遗传技能和生产能力，新一代人力资本的产生包含着时代顺序的因素（卡诺伊，莱文，2011，第212—213页）。国内外研究发现，在家庭代际传递中，影响子代经济社会地位获得的代际传递机制主要有财富代际传递和教育代际传递两类。财富代际传递是影响子女地位获得最直接的传递机制。该研究始于贝克尔等，他们假设父母通过遗传和人力资本投资将“禀赋”传递给子女，从而对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产生影响（Becker & Tomes，1979）。国内学者亦发现，经济条件富裕家庭比经济条件差的家庭有更大的能力为其子女投资人力资本，有更高的人力资本的精英家庭子女有更高的教育机会（李煜，2006；刘精明，2006）。相较之，教育代际传递是一种间接影响子女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传递机制。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赋予劳动者提高生产力的能力和资本，这种资本会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更高社会地位（Becker，1993；李春玲，2003a）。从两类代际传递机制看，代际传递效应是通过家庭对子女人力资本或受教育水平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子女社会经济地位，具有典型的“家庭特征”。因此，本文将代际传递效应分为微观的“家庭效应”和宏观的“城乡效应”（实际上是我国城乡二元化背景下的“家庭效应”）。所谓“代际效应”是指其与受过某一特定水平教育的接连几代人的“群体”之间生产率的差异有关，亦称“群体效应”（卡诺伊，莱文，2011，第212—213页）。为此，本文以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为轴心，对第一代大学生家庭、非大学生家庭，城市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等四类群体差异进行比较。

随着我国九年义务教育高度普及化，子女公共学校教育机会获得无显著差异。公共学校提供的教育更加标准化和规范化，家庭在教育系统内部的支出逐渐趋同，校内教育机会差距较小，但发展迅猛的校外教育成为代际传递和社会流动的新载体。在义务教育阶段，家庭对校外教育的选择常来自父母决策。有学者研究指出，中日韩等国课外补习机构盛行，几乎是每个孩子在正常学校授课之外都必须去的地方（胡咏梅等，2017），拥有选拔性考试制度的国家成为校外教育最集中的地方。同时，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父母经济收入、受教育水平、职业背景及城乡差异均对校外教育有显著影响（Tansel & Bodor，2007；薛海平，丁小浩，2009）。显然，家庭背景（环境）成为校外教育的主要因素。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非关注校外教育本身，而是把校外教育作为一种考量家庭教育差异化的代理变量，以便审视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父母）的育儿观念和教养行为方式。

探讨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教育代际传递问题，首先须从第一代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入手。不难发现，第一代大学生是一个复杂的“二元体”。从社会学视角看，第一代大学生的“劣势”与“优势”之分，实质上是先赋性与自致性因素之别，其背后的理论基础是冲突论和功能论的碰撞。在当代宏观社会理论体系中，功能论和冲突论是分析社会问题的两大基本视角。功能论者将教育视为社会整合的源泉，认为教育也是一种为特定社会位置选拔特定类型的人的机制（萨哈，2011，第81页）。在教育活动中，家庭和班级建构的社会体系不仅具有社会化功能，而且还体现在选择功能上，即通过教育将每个人的兴趣和能力分配到社会和适当位置上（帕森斯，1988，第37—40页）。因此，教育的选择功能会使处于下层的群体通过教育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实现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张人杰，1989，第507页）。从这一视角来看，本文认为在中国城乡二元的经济社会背景下，特别是农村第一代大学生通过高等教育成就实现了从“农村”向“城市”的空间流动和身份过渡，他们对子女的教育代际传递与城市土著第一代大学生家庭间的差异（校外教育机会）应会逐步减小，从而实现城乡阶层的跨越并缩小城乡分化。

相较之，冲突论者认为，教育的实质是“复制”社会关系，教育会固化社会阶层。因此，家庭文化资本具有“再生产”，作为文化资本的仲裁者，教育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有其自身的利益（张人杰，1989，第259页），甚至不同的家庭背景比不同的学校给学生带来更大的成就差距（布尔迪约，帕斯隆，2002，第54—55页; Coleman，1988）。根据冲突论的相关解释，第一代大学生经历文化资本“重塑”后，很可能会“再塑”家庭文化资本以建立代际新循环。换言之，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很可能会采取权威型育儿模式，通过精细化教育投入助力子代实现个人提升。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有必要进一步探究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的教养方式类型，即身为父母的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在自身经验基础上究竟会内生何种教养观念，并会采取何种教养方式？毫无疑问，家庭教养类型及行为方式直接关系到家庭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本诺克拉蒂斯，2021，第230页）。本文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鲍姆林德的家庭教养方式理论类型进行实证分析和讨论（Baumrind，1991）。基于冲突论的理解，本文认为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子代教育机会获得会高于非大学生家庭，教育代际传递会扩大两类家庭子代教育机会获得不平等。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第一代大学生仍处于中国代际社会的“成长期”，其子代大规模进入高等教育的时代还未全面到来，即第二代大学生相对较少，第二代子代还未能形成规模。因此，本研究是将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和非大学生家庭进行对比分析，这也较为符合当前中国代际社会和教育发展的现实。

综上，功能论与冲突论“二元”视角的理论阐释符合第一代大学生这一特殊的“二元”群体特征，功能主义和冲突理论两个相反的分层理论可用来解释社会不平等的分层体系（巴兰坦，海默克，2011，第45页）。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来看，两大理论的观点都有失全面，有必要将他们统合起来，在相互碰撞中全面认识社会现象，这是认识教育功能的理想之途（王兆璟，祁晓云，1996）。显然，两种理论声音为探究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教育代际传递是否存在“双重效应”提供了分析路径（图1）。为了区别“家庭”的两种效应，本文将微观层面的效应称为“家庭效应”，而宏观层面则称为“城乡效应”，其实质上是我国城乡二元化背景下的家庭效应，这是必须考虑的中国现实。两种效应均指向教育的代际传递，但在城乡二元化背景下，这一代际传递亦是实现了城乡阶层跨越。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研究假设：假设1：“教育代际传递的家庭效应假设”，即教育代际传递扩大了家庭子代的校外教育机会获得差异（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与非大学生家庭）；假设2：“教育代际传递的城乡效应假设”，即教育代际传递缩小了城乡家庭子代的校外教育机会获得差异（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与城市第一代大学生家庭）。

三、数据来源和研究模型

（一）数据

本文使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9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采用三阶段分层抽样与人口同比例抽样（PPS）相结合的方法，2019年在全国29个省份、349个区县、1392个社区中随机抽取40000户家庭。样本具有全国和省级代表性。从问卷内容看，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主要收集了家庭在资产、负债、收入、支出、工商业、住房等方面的信息，以及个体在人口特征、就业、教育等方面的信息。保留有子女且年龄在6—18岁的家庭样本，由于识别家庭是否为第一代大学生家庭，需要获取受访者及配偶受教育水平信息，以及其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信息，而2019年CHFS数据只询问了经济共享共担家庭成员的信息，很多的样本家庭缺失受访者或者配偶父母的学历信息，导致样本损失较多。最后，剔除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经数据清洗，最终获得有效家庭样本3719份。

（二）变量

本文研究的是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教育代际传递，重点关注（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本文解释变量是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定义为受访者或其配偶的父母均为非大学生，受访者或配偶为大学生（高职及以上家庭^③）的家庭。这里的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是由受访者与其配偶组成的小家庭，而非其与父母组成的家庭。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教育机会获得，指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子代是否获得受教育机会，因为教育机会获得是教育公平的基础。子代教育机会获得包括校内教育机会获得^④和校外教育机会获得。校内教育机会是指子代是否在适龄阶段接受相应的基础教育；校外教育机会是指子代是否参加校外教育培训。由于我国九年义务教育高度普及化，家庭子代获得校内教育机会普遍较高。本文利用CHFS数据，采用t检验，比较第一代大学生与非大学家庭子代校内与校外教育机会获得差异。第一代大学生与非大学生子女校内教育机会获得比例均为100%，无显著差异。校外教育机会获得存在显著差异，结果如表1所示，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子代参与校外教育的比例高达70%，是非大学生家庭子代的2倍，且存在显著差异。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聚焦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和非大学生家庭子代的校外教育机会获得。

如表2所示，16%的样本为第一代大学生家庭^⑤。子代校外教育机会获得的比例为40%，其中校外学科类教育机会获得比例为27%，校外兴趣类教育机会获得比例为22%。除了被解释变量和关注解释变量外，本文还控制了户主年龄、婚姻状况、性别等人口学特征，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孩子在读数量、家庭孩子是否在公办学校、家庭总收入、家庭总资产。户主平均年龄为47.7岁，男性户主占比82%。家庭在读孩子数量平均为1.5个，88%家庭子代就读于公办学校。本文还进一步考察教育的阶层再生产工具属性。据CHFS数据统计，第一代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获得更高的职业地位和社会阶层。从工作性质上看，76.2%的第一代大学生受雇于他人或单位，基本任职于机关团体、事业单位、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主要从事专业技术和办事工作；而非大学生则主要从事临时性工作或务农，只有17.8%受雇于他人或单位，就职于私营企业、个体工商，从事其他社会生产服务及制造服务工作。

（三）模型

1. 二元选择模型（Probit）

由于因变量为二元选择变量，本文采用Probit模型来讨论，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其中，被解释变量EDU_ij，表示城市j第i个家庭的子女教育机会获得，1表示获得，0表示未获得；fghes_ij（First-Generation Higher-Education Students）表示城市 j 第 i 个家庭是否为第一代大学生，若是取值为1，若为非大学生则取值为0；X为影响家庭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因素，具体包括户主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家庭在校子女数量、家庭总收入以及家庭总资产，为避免极端值带来的影响，模型中分别对家庭总收入和家庭总资产取对数；π为各城市的虚拟变量，用以控制地区固定效应；ε为随机扰动项；α₁为本文重点关注的系数。

2. 倾向得分匹配（PSM）

由于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与非大学生家庭存在样本选择偏误以及混合偏误问题，简单线性回归模型设定并不稳健。为此，本文使用赫克曼等提出的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该方法在处理上述问题上是较为有效的计量工具（Heckman et al，1997）。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将代表个体特征的多维因素构造成综合倾向得分，寻找相近个体进行匹配，可以克服维数问题带来的匹配困难。基本思想是构建与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处理组）主要特征尽可能相似的非大学生家庭（对照组），然后将处理组中家庭与对照组中家庭进行匹配，使匹配后两组样本的配对家庭之间仅在是否为第一代大学生方面存在差异。

本文估计家庭可能是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的概率模型：

Z_i为控制变量，包括户主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家庭在校子女数量、家庭总收入以及家庭总资产，为避免极端值带来的影响，模型中分别对家庭总收入和家庭总资产取对数。采用logit模型得到样本每个家庭的倾向得分P_i(Z_i)，用与第一代大学生倾向得分相近的非大学生家庭与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匹配。匹配方法较多，由于控制组样本量相比较多，本文选择核匹配方法对得分相近的个体进行匹配。

四、研究结果

（一）四类家庭子代校外教育机会获得特征分析

基于相关研究和假设，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教育代际传递行为存在“家庭”和“城乡”双重效应。为此，本文根据是否为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及其城乡户口类型维度（若夫妻双方均为第一代大学生，则以户主的原生家庭为准），将其具体分为：非大学生、第一代大学生、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和城市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并刻画了以上四类家庭子代校外教育机会获得的差异（图2）。首先，从校内校外教育获得来看，四类家庭校内教育机会获得均为100%，无显著差异；其次，从家庭分类看，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子女获得校外教育机会比例普遍高于非大学生家庭，是非大学生家庭的两倍；兴趣类和学科类校外教育机会获得均高于非大学生家庭，其中两类家庭在兴趣类校外教育机会获得的差异最大；再者，从城乡分类看，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校外教育机会获得显著低于城市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主要表现在校外学科类教育机会获得差异，兴趣类校外教育机会获得无显著差异；最后，从校外教育分类看，^⑥除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外，其他三类家庭子代的学科类校外教育机会获得普遍高于兴趣类校外教育机会获得。其中，城市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子女参加学科类校外教育的比例最高，达到59%。相比之下，非大学生家庭最低，仅有23%。

以上数据表明：第一，校外教育机会获得存在家庭差异。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子代校外教育机会获得均高于非大学生家庭；第二，校外教育机会获得存在城乡差异。城市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子女校外教育机会获得高于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子女，主要表现在校外学科教育机会获得；第三，家庭教育选择仍以应试教育为主导。从校外教育类型看，其中有三类家庭子女的学科类校外教育机会获得总体上高于兴趣类教育机会获得；第四，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注重子女的全面发展。与其他三类家庭相比，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子女的兴趣类校外教育参与比例高于学科类。从农村走出来的第一代大学生经历阶层跨越后，在不断缩小与城市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的差距，尤其是素质教育方面的差距，具有“代际弥补”的特征。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描述性分析未控制家庭收入、户主特征，无法获得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教育代际传递的边际效应，为此本文将进一步考察教育的代际传递效应。

（二）“教育代际传递的家庭效应假设”：教育代际传递扩大了家庭子代的校外教育机会获得差异（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与非大学生家庭）

1. 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子女校外教育机会获得的回归结果。表3第（1）列是只包含是否为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的解释变量，仅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后，结果显示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的子女教育机会获得显著高于非大学生家庭子代25个百分点，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第（2）—（3）列为依次加入个体和家庭特征变量，显示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的子女教育机会获得显著高于非大学生家庭子代11.6个百分点。实证结果表明，当逐步加入各类控制变量后，未对回归结果产生实质影响，因此相较于非大学生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子女的校外教育机会获得显著较高，即教育代际传递扩大了具有文化资本差异家庭子代的校外教育机会获得差异。故满足假设1。从这一结果来看，家庭文化资本对其子女教育具有明显的再生产特征，教育“复制”了社会关系，第一代大学生经历文化资本“重塑”后，其家庭文化资本建立了代际循环，形成了代际传递的“家庭效应”，致使非大学生家庭和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的子代教育机会获得差异不断拉大。

2.倾向得分匹配

第一代大学生与非大学生家庭在家庭收入、家庭经济地位等方面存在显著的选择性偏误。为减弱选择性偏误影响，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首先，从匹配前后实验组样本与控制组样本各特征变量的差异结果（表4），匹配估计可以有效地降低实验组个体与控制组个体的系统差异；其次，经匹配后，所有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小于4.3%，t检验结果显示，实验组个体与控制组个体在各特征变量的差异均在10%的统计水平下表现为不显著。

根据倾向得分匹配结果显示，通过比较Probit回归系数值与倾向得分匹配平均处理效应值（ATT），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结果系数值显著大于简单的线性回归结果，说明样本选择性偏误会降低。实证结果显示，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子女的校外教育机会获得显著高于非大学生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和非大学生家庭子代在学科类与兴趣类校外教育机会获得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即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与非大学生家庭的子代校外教育机会获得存在差距扩大之势，故再次验证假设1。

随着公共教育系统日益规范化和标准化，校内教育差距逐渐缩小，但是子代间的教育差距并未随之变小。究其原因，公共教育系统之外的校外教育成为影响其差距的关键因素，破坏了政府在拓展平等教育机会方面的努力（Bray, et al.，2014）。实证研究发现，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子代的校外教育机会获得显著高于非大学生家庭15.2个百分点，见表5（1）列。显然从校外教育分类看，表5第（2）—（3）列以学科类和兴趣类校外教育作为被解释变量，结果显示两类家庭在学科类和兴趣类校外教育均有显著差异。具体而言，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子女的学科类校外教育机会获得显著高于非大学生家庭9个百分点，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兴趣类校外教育机会获得显著高于非大学生家庭14个百分点。两类家庭子代在兴趣类校外教育机会获得差距更大。实证结果说明，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不仅重视子代的文化课学习，更重视子代的综合素养和全面发展。相较于非大学生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为了在代际传递中保持自身的“阶层优势”，具有鲜明的精英主义导向的教养观念，倡导根据才能而非出身来分配资源（Young，1958），他们会通过学科类和兴趣类校外教育机会获得加强子女的“全面发展”。

（三）“教育代际传递的城乡效应假设”，即教育代际传递缩小了城乡家庭子代的校外教育机会获得差异（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与城市第一代大学生家庭）。

在我国经济社会二元化背景下，教育代际传递不只是微观层面的家庭差异，还牵涉宏观层面的城乡差距。从表3基准回归看，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特征及所在区域均会影响子代校外教育机会获得。由于区域教育资源可获得性的差异性，模型加入了家庭所在的地区，以求尽可能控制区域教育供给资源对家庭子代教育机会获得差异的影响。本文以大中城市城区为基准组，研究发现居住在乡镇和农村地区家庭子女的校外教育机会获得显著低于基准组家庭。因此，有必要从城乡二元视角下重新认识教育代际传递的家庭效应，为了区分本文称为“城乡效应”，主要包括对比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与城市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以及对比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与农村非大学生家庭。

1. 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与城市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子代校外教育机会获得差异

为了尽可能剔除干扰因素，本文采用了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以户主特征包括户主的年龄、学历、婚姻状况、性别和家庭收入和子女是否在公办学校为协变量。如表6所示，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子代的校外教育与城市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之间无显著差异。从校外教育分类来看，两类家庭在兴趣类校外教育机会获得上无显著差异，其差异表现在学科类校外教育机会获得，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子代的学科类校外教育机会获得显著低于城市第一代大学生家庭14.6个百分点。此外，与图2的描述性分析一致，即使控制户主特征和家庭特征等变量，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子代学科类校外机会获得仍低于城市第一代大学生家庭，这意味着如果他们能摆脱家庭资本及所在地教育资源的双重限制，农村第一代与城市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在子女兴趣类校外教育获得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实证结果表明，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在阶层跨越过程中，更重视其子代的素质教育提升，努力构建“全面发展”的育儿模式，向城市第一代大学生家庭阶层靠拢，使得教育代际传递的城乡效应弱化。验证假设2。

教育是促进社会弱势阶层代际流动的重要渠道，不仅改善了子代个体发展，而且还实现了社会阶层跨越。首先，尽管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实现了城乡阶层跨越，但他们仅处于中产边缘层，与那些处于中产核心层的城市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其教育机会获得必然也存在差异性；其次，在精英主义和筛选制度的驱动下，以学历教育为主的正规教育成为社会分层的主要渠道，城市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为了保证自身的社会地位，他们不但不会放松对子代的文化课教育，反而会借助学科类校外教育予以强化（李强，2019，第388—389页）。

2. 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与农村非大学生家庭子代校外教育机会获得差异

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在逐渐靠拢城市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的同时，是否拉大了与农村非大学生家庭之间的差距。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以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为实验组，在农村非大学生家庭样本中寻找与实验组特征相近的样本。如表7显示，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子女的校外教育获得显著高出农村非大学生家庭18.8个百分点，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从校外教育分类看，学科类和兴趣类校外教育机会获得均存在显著差异。但兴趣类校外教育机会获得的差异更大，高出了21.9个百分点。即相较于农村非大学生家庭，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支持子女参加校外教育，且更鼓励子女参加兴趣类校外教育。走出农村的第一代大学生是高等教育的受益群体，他们与农村越来越远的同时，也意味着他们与城市越来越近，“城乡效应”的差距在缩小。显然，教育在促进人的向上流动中，不仅体现在学科类校外教育所提供的硬资本，而且还在于兴趣类校外教育所塑造的惯习和品性，充分彰显了家庭文化资本的“具体化”类型作用（Bourdieu，1986）。因此，相较于农村非大学生家庭，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明显采取了“全面发展”的教养模式。

然而，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和农村非大学生家庭同是“农村出身”，为何两类家庭教育代际传递仍然存在“城乡效应”呢？据CHFS数据统计发现，尽管在第一代大学生群体中，有55%的大学生来自农村家庭。但从户口变化看，47%的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户口转变为非农户口；从居住地选择看，82%的农村第一代大学生选择居住城镇地区。换言之，绝大部分农村第一代大学生是生活在城镇地区，从地理空间和生活模式上看，他们已经成为“城市新一代”。因此，本文认为由于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的“城市化”发展，与农村非大学生家庭相比，其教育代际传递形成了突出的“城乡效应”。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帕森斯有一句经典名言——“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巴兰坦，海默克，2011，第45页）。教育的筛选功能使得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与农村非大学生家庭之间的育儿观念和行为产生了分化，从而更加凸显了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中所体现出的筛选功能。

（四）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教育代际传递与教养方式

基于以上实证分析，本文验证了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教育代际传递存在双重效应。但面对这一实证结果，我们不禁要发问：已为人父母的第一代大学生究竟是什么样的群体，他们对子女会施行何种教养方式？换言之，本文希冀进一步探寻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教育代际传递的双重效应究竟揭示了怎样的家庭教养观念及行为方式。为此，本文借助美国心理学家鲍姆林德的权威型、专断型、宽容型和忽视型家庭教养方式理论分类（Baumrind，1991），通过实证分析回答上述问题。

家庭教养方式是指父母与孩子互动和管教孩子的一般方法（本诺克拉蒂斯，2021，第230页）。鲍姆林德的四种家庭教养方式分类，实质上反映在父母与孩子间的“干预—响应”二维互动之中（德普克，齐利博蒂，2019，第28—46页）。根据2015年CHFS数据匹配，本文分别选取“听话—独立”和“亲子沟通”两个问题^⑦定义上述“干预—响应”二维互动。具体而言：（1）专断型家庭教养是指父母要求孩子绝对服从，对孩子施加严格控制，极大限制孩子的自主性，表现为父母干预和孩子低响应；（2）宽容型家庭教养是专断型的对立面，父母遵循自由放任的方式，与子女有语言沟通，让孩子自主决策，鼓励他们独立发展和成长，表现为父母不干预和孩子高响应；（3）忽视型家庭教养不同于宽容型，指父母既不支持也不要求，完全对孩子漠不关心，表现为父母不干预和孩子低响应；（4）权威型家庭教养采取了折中手段，既尊重孩子的个性和独立性，也会试图影响孩子的选择，但不是通过命令和约束，而是通过说理和努力塑造孩子的价值观达到目的，表现为父母高干预和孩子高响应（德普克，齐利博蒂，2019，第97页）。基于上述理论分类分析，如表8所示在身为父母的第一代大学生群体中，权威型最多（72.3%），其次为宽容型（16.7%），专断型占比最低仅为3.5%，显然权威型是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教养的主要方式。在非大学生家庭群体中，权威型和宽容型是非大学生家庭群体的主要教养类型，分别占比47.7%和34.3%。但相较于权威型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也只占到其1/2，且非大学生家庭群体的教养类型分布并没有特别凸显的特征。

为能验证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教养类型对其子代校外教育获得影响，本文把家长教养类型与是否为第一代大学生家庭进行交乘，由于忽视型家长对子代的“干预—响应”都比较弱，本文以忽视型家长为基准组。如表9结果显示，相较于忽视型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的基准组，权威型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对其子代校外教育机会获得显著更高，且在5%显著水平下增加校外教育获得23.2个百分点，而专断型和宽容型相比忽视型家庭则无显著差异。从实证结果看，充分说明权威型家长对子代校外教育机会获得具有高影响，进而从“家庭”层面回应了为什么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教育代际传递具有双重效应这一内生原因。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为核心研究对象，依循其“是否存在教育代际传递效应”“教育代际传递效应具有何种特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递效应特征”的问题链展开研究，通过比较分析法，考察了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相比于非大学生家庭，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相比于城市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对其子代校外教育机会获得差异予以回应。首先从微观的家庭层面发现教育代际传递扩大了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和非大学生家庭子代的校外教育机会获得差异；接着从宏观的城乡层面发现教育代际传递缩小了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和城市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子代的校外教育机会获得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的权威型教养方式是其教育代际传递双重效应的重要原因。综合来看，身为父母的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具有教养再塑特征，这一特质“再塑”了家庭代际和城乡阶层。

（一）代际再塑：教育代际传递的家庭效应

经实证检验发现，教育代际传递扩大了不同文化资本家庭子代的校外教育机会获得差异。在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和非大学生家庭之间，由于两类家庭文化资本的反差，使其教育代际传递效应具有鲜明差异性，即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子女校外教育机会获得显著高于非大学生家庭，且在学科类和兴趣类校外教育机会获得均存在差异，这说明两类家庭子代校外教育机会获得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其中，两类家庭在兴趣类校外教育机会获得的差距相对更大，即第一代大学生家庭重视兴趣类校外教育机会获得，意味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更重视培养子女的综合素质，体现出一种家庭文化惯习的培养，具有较强的“代际弥补”特征。

子代特定的先赋性条件影响教育机会获得（李春玲，2003b；周世军等，2018）。子代与其父辈的社会地位紧密相关，父辈文化资本越高，其子女就越有良好接受教育的文化氛围，并能享受优越的初等教育条件（Lareau，2000；Stephens et al.，2012）。第一代大学生是高等教育的受益者，其经济条件、社会地位均优于非大学生家庭。相较之，非大学生家庭由于文化资本的缺失，其子女在受教育方面难以建立优势，这类家庭首先要面对的是经济挑战和养育重任，寻找怎样的方式承担孩子的衣食住行及其他生活必需品是其首要任务（拉鲁，2010，第41—43页），显然这些父母很难具备像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一样的教养观念和经济条件支持子代校外教育机会获得。即使我们在尽可能控制经济因素等差异后，两类文化资本差异较大家庭的子代教育机会获得仍具有显著的教育代际差距。

不同的家庭背景对教育机会获得的“文化再生产”路径存在差异化影响，特别是校外教育已成为维持和强化社会分层的机制，也成为阶层差距在代际间维持和传递的重要通道（薛海平，2015）。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正在教育代际传递中建立新的优势，努力形成“代际再塑”，似乎是一种经济生产，他们借助校外教育活动使其子代获得了更多成功需要的“文化资本”，进而再生产了社会的阶层结构（Bowles & Gintis，1976）。总之，教育是社会和家庭代际传递的重要中介，是帮助“教育专利”的人享有资源，形成代际延续和传递的“精英循环”。

（二）阶层再塑：教育代际传递的城乡效应

在我国，教育代际传递的家庭差异实际上还反映了一种城乡差距，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教育机会的城乡差距持续存在（李春玲，2014），因为城乡基础教育存在教育经费、物质条件、师资条件等差异（石绍宾，2008），为此本文将教育代际传递放置于宏观层面进行再考察。但经实证研究发现，教育代际传递缩小了城乡家庭子代的校外教育机会获得差异。换言之，随着农村第一代大学生涌现，这一群体的向上社会流动不仅实现了阶层跨越，而且还缩小了城乡差距，因为随着教育层次的递增，教育城乡差距会越小（李春玲，2014），他们在向土著城市第一代大学生家庭靠拢的同时，也拉大了与农村非大学生家庭的距离。

城乡教育不平等导致城乡家庭教育获得差异，使得城市和农村家庭在教育代际传递过程中亦产生较大差异。除了经济因素外，城乡家庭教育代际传递的差异性还体现在家庭资源与外部社会之间的“外依性”，儿童成长所需的物质资源均有赖于父母在劳动力市场所得，这种城乡差异对子代教育机会的影响呈现出非家庭的先赋性条件，城乡空间位置转换成教育机会和资源的差异结构（刘精明，2008）。在我国城乡二元化背景下，各地教育资源供给不均衡问题突出，农家子弟要跳出“农门”必须挣脱束缚、加倍努力才能成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他们因教育进入城市，其户籍身份和生活空间从农村转为城镇，成为“城市新一代”。

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是特殊的第一代大学生群体，他们以“城市新一代”的身份努力再造教育的城乡格局，他们可以像城市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一样，不再受制于家庭的先赋性因素，希冀通过教育代际传递使其子代跻身于中产核心层，继续弥合城乡教育的二元性，凸显了城乡的“阶层再塑”。正因为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社会流动机制，处于中产边缘层的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群体总是有着让子代追求更高更好教育的迫切要求，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丁丽，2010）。总之，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希望借助校外教育的分层机制加速其子代向上流动，与城市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农村非大学生家庭形成城乡教育阶层的演化谱系。

（三）教养再塑：教育代际传递的影响机制

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教育代际传递存在“家庭”和“城乡”双重效应，这是代际传递的“结果”。但究其原因，本文认为“双重效应”背后反映了其市民化思想和教养价值观，为此须从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的教养观念及行为方式予以解释。本文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鲍姆林德的家庭教养分类理论模型，发现有72.3%的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属于权威型教养方式，即此类家庭尊重孩子的个性和独立性，也会试图影响孩子的选择，通过说理和努力塑造孩子的价值观达到目的，反映了父母高干预和孩子高响应互动模式（德普克，齐利博蒂，2019，第288页）。显然，采取权威型教养方式的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可能会通过精细化教育投入促进子代成长和发展。

经实证检验发现，只有权威型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对其子代校外教育机会获得显著更高。不难理解为何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教育代际传递会存在双重效应，与其说是揭示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的教养观念和行为，不如说是在挖掘第一代大学生群体的自身特质。作为父母的第一代大学生群体成功实现了社会阶层跃迁，突破了先赋性的“赤字传递”（Macias，2013；田杰，余秀兰，2021），他们在自我重塑中形成了努力向上的特殊品质，即呈现出“好好读书—考上好大学—找份好工作—过上好生活”的期待路径（熊和妮，2017），具有底层“精英主义单一性和单向度”（Young，1958），这一群体自身的重塑经验决定了其教养观念及行为进而再塑子代。

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的出现，是当今中国代际社会向上流动的缩影，他们通过高等教育成就跻身于中等收入群体行列，同时也形成了独特的权威型教养方式，他们对子代教育投入贯穿了“再塑”期望。在此过程中，农村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不仅重视子代学业成绩，而且还重视子代兴趣类校外教育机会获得，这不只是对其自身早期教育体验的代际弥补，更是从“资本”到“惯习”的认知转变（洪岩壁，赵延东，2014）；城市第一代大学生家庭重视全面发展，更强调学科类校外教育机会获得，这既符合城镇学生教育培优型和精英主义倾向（薛海平，丁小浩，2009），也夹杂了商业化校外教育向城市中产家庭“贩卖”教育焦虑的现实（谢爱磊，2021）。

认识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教育代际传递效应及教养方式，首先必须理解第一代大学生家庭，这是本文的逻辑起点。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的出现，是当今中国代际社会向上流动的缩影。这一群体俨然已成为识读中国代际社会的社会符号，甚至可以被看作是当今中国社会过渡发展的“集体特征”。当把这一群体置于普及化时代的高等教育时，他们不只是接受了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而且还打开了走向生活世界、创造美好生活的生活教育。正如斯宾塞的经典名言：“教育是为完满生活做准备。”在一定程度上，高等教育的“边际效益”很可能已经超出了其自身的专业属性。作为高等教育受益者的第一代大学生建立了自身的“代际重塑”，当他们组建小家庭后，很可能会开启权威型特征的“再塑”育儿观念和教养方式，继续促进其子代的社会向上流动。

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借助校外教育的“培优”功能加速教养再塑，但这一再塑过程也极易造成教养异化，特别是在校外教育机构的商业化营销技巧下，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不但自身会陷入教育过度焦虑，而且也会对其子女施加过度教育。面对家庭教育不当，国家亟须进行干预。当前，“双减”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以及《关于加强教育行政执法深入推进校外培训综合治理的意见》均明确了通过加强立法和执法，对家庭教育进行科学引导和监督管理，对校外培训加大巡查和查处力度。这就要求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的教养方式亟须转变，要把家庭作为教育的关键场域，而不是过度依赖校外教育，应该努力当好子女的第一任老师，树立理性的育儿观和成才观，将孩子身心健康、人格健全放在家庭教育的首位，营造注重家庭、家教、家风的氛围，把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协调一致，进而形成更加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

（感谢南京大学余秀兰教授和华中科技大学许宏老师对本文的指导和帮助。陈涛工作邮箱：tomchan44@swufe.edu.cn；本文通信作者为张艳：yanzhang@swuf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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