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洪宇, 李宇阳｜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与教育治理现代化——兼论数字化时代的教育治理转型

学报

本

期

精

彩

引论

教育治理与教育生态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与教育治理现代化

——兼论数字化时代的教育治理转型

周洪宇^1,2, 李宇阳^1,2

1.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 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

摘要：数字技术嵌入教育治理是应对时代之变与社会之变的战略选择。数字化时代的教育治理蕴含两方面内容，其一是“基于数字化的教育治理”；其二是“对于教育数字化的治理”。前者启发我们充分利用ChatGPT的治理动能；后者则启发我们要加强对ChatGPT的风险治理。沿此思路可以发现，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的问世，使教育治理体系臻于至善与教育治理能力有效提升迎来重大契机。但是，当前的ChatGPT并非尽善尽美，现有的教育治理体系与ChatGPT之间的张力也尚未消解，导致其在教育治理中的应用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从ChatGPT涌现的潜力来看，数字化时代的教育治理日益走向科学化、高效化、民主化、法治化、智能化的发展道路。应从完善“一核多元共治”治理体系、提高教育治理能力、构建主动式教育治理框架、共建全球教育治理体系等方面入手，在防范ChatGPT应用风险的同时，借其动能助推教育治理现代化，以教育治理现代化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 ; ChatGPT ; 教育治理 ; 教育数字化 ; 教育现代化

本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年第7期“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教育变革” 专刊

作者简介 

ChatGPT

周洪宇，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

目录概览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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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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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赋能教育治理的三重逻辑

二、当前教育治理体系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之间的张力

三、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看数字化时代教育治理转型发展方向

四、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嵌入教育治理的路径选择

五、结语

“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教育变革” 专刊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共中央, 国务院, 2019）。教育治理现代化是一项重大时代课题，需要与时代发展的脉搏同频共振。2022年11月30日，美国OpenAI公司发布了由GPT-3.5系列大模型微调而成的全新对话式人工智能模型ChatGPT。不到四个月，OpenAI又于2023年3月15日推出了ChatGPT的升级版本——GPT-4。2023年3月16日，我国百度公司正式发布了大语言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文心一言”。当前，不断更迭的数字技术正加速着教育的数字转型与融合创新，尤其是以ChatGPT、GPT-4、文心一言等为代表的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具备了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的特征，使得人工智能在教育治理领域中的作用更为凸显。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教育数字化”（习近平, 2022），置身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给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数字技术之于教育治理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的革命性影响。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赋能教育治理的三重逻辑

教育治理是指政府协同社会组织、市场、学校和公民个人等行为主体，运用参与、对话、协商、谈判等形式，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共同管理教育公共事务，以应对时代挑战，达到好的治理效果（周洪宇, 李中伟, 陈新忠, 2020, 第16页）。数字化时代的教育治理因技术的嵌入而蕴含两方面内容，其一是“基于数字化的教育治理”，即数字技术被当作手段或工具应用于现有的教育治理领域，其引入的直接目的是提升教育治理效能；其二是“对于教育数字化的治理”，即针对数字化教育问题进行的创新治理，其中不少问题是由数字技术引发的。实际上，“对于教育数字化的治理”往往离不开“基于数字化的教育治理”。ChatGPT是一种具有很大潜力、很强变革力、重大推动力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虽然目前我们仍致力于寻找释放ChatGPT治理潜能的安全路径，ChatGPT技术本身也非完美无瑕，但借助数字技术推动教育治理变革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ChatGPT赋能教育治理的逻辑主要是从“基于数字化的教育治理”这一角度而言的，可以从价值逻辑、技术逻辑和现实逻辑三方面来把握。

（一）价值逻辑

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既是教育制度完善、教育能力提升的过程，同时也是教育精神建构、教育价值彰显的过程。古往今来，任何治理体系的选择、确立、运行和完善，都需要以一定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和价值判断作为支撑（瞿振元, 2014）。教育是一项以人为本的千古事业，教育治理区别于其他行业治理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其治理的对象是人，治理目的也是人，即通过完善教育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质言之，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现代化。

ChatGPT赋能教育治理现代化以先进性、科学性、人本性相统一的价值体系为指引。其一，先进性。ChatGPT具有强大的自然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具有广泛的适用场景，而且支持多种语言处理。它的嵌入丰富了教育治理工具，赋予了教育治理机制扁平化、协同化、整体化的运行态势。其二，科学性。ChatGPT有助于教育治理主体改变过去因数据封闭而导致的拍脑袋决策状况，推动其走向科学决策的新境界，尤其是为打破传统科层制的行政壁垒、促进跨部门的合作共享提供了新动能，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教育治理精准度。其三，人本性。ChatGPT赋能教育治理强调以人为本、以生为本。在我国，ChatGPT赋能教育治理就是要立足人的发展需要，促进个体的个性发展和全面发展。进一步而言，就是要借助ChatGPT调整教育治理结构与体系，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动教育公平，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简言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育治理的首要价值是以人为本，指归是实现“善治”。

（二）技术逻辑

数字技术是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当前，人类社会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工业变革，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勃然而兴，必然引发一场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变革（周洪宇, 徐莉, 2021, 第9页）。特别是ChatGPT、GPT-4、文心一言擅长人机交互，在语言理解、图片理解、文字生成、计算机编程等方面具有巨大优势，为优化教育治理提供了广阔空间。

ChatGPT赋能教育治理的技术逻辑主要体现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于宏观层面而言，ChatGPT会影响全球教育治理及国家教育治理，会对政府层面的元治理和社会层面的多元共治产生重大影响。例如，ChatGPT可以推动政府建立健全治理制度，推动社会主体积极参与教育治理。于中观层面而言，ChatGPT为学校治理注入了新活力，有助于进一步保障落实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自主权，会在很大程度上革新学校自治。于微观层面而言，ChatGPT可以赋能班级治理创新。当前教育治理研究大多着眼于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对教育内部治理的重要的群体——学生关注得不够，未能深入到更为微观但也更为重要的班级（课堂）层面（褚宏启, 2021）。ChatGPT能够深刻影响班级的教与学，会对微观层面的教育治理产生直接影响。

于本质而言，数字技术嵌入教育治理是一个“双向建构”的过程。ChatGPT嵌入教育治理，一方面会推动教育治理场景的革新、重构，另一方面会通过与教育的互动调适来完成技术的升级。技术嵌入是数字技术重塑教育治理体系的逻辑起点，ChatGPT的引入会使原有的教育治理生态体系发生局部变化甚至整体变革。体系重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技术嵌入后教育治理体系对其予以的“反馈”。技术嵌入并非“拿来式”地直接应用，还包括结合教育自身特殊性对ChatGPT的修正及完善，目的是使其应用更加切合教育实际。需要指出的是，ChatGPT嵌入教育治理有可能引发各种“不适”问题，需要及时对其进行调适，这也是反向“建构”ChatGPT的过程。调适是教育治理体系重塑的重要一环，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需要循序渐进地耦合，在不断调适的过程中推动教育治理体系更加完善。

（三）现实逻辑

社会技术变革加速是我们现在所处历史时期的特征，其表现包括正在进行的数字革命，以及生物技术和神经科学的进步。技术创新已经改变并将继续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学习方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22）。借助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教育治理变革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机遇。

首先，数字技术赋能教育治理是推动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加快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要紧密结合时代发展需要，及时更新现代化治理工具。ChatGPT在教育治理中的嵌入，能够拓展多样化的应用场景，优化教育治理模式，提升教育系统运行活力，构建治理主体多元、治理方式科学、治理过程畅通的教育治理新生态。

其次，数字技术赋能教育治理是新时代新征程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选择。借助数字技术优化教育治理是世界教育强国提升教育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我国也非常重视数字技术之于教育现代化的支撑引领作用，从《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再到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的《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无一不强调数字技术对于教育治理的重大作用。通过ChatGPT等数字技术赋能教育治理，是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我国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路径。

最后，数字技术赋能教育治理是建设数字中国的有力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也明确指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 2022）。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规划》强调“以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中共中央, 国务院, 2023）。数字教育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领域，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需要借助ChatGPT等数字技术推动教育治理数字化转型，真正做到以数字技术赋能教育治理现代化、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动力。

二、当前教育治理体系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之间的张力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嵌入教育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影响是错综复杂的。虽然人工智能在技术层面是价值中立的，但考虑到教育治理的复杂性，以及技术自身的局限性，在实际应用时，我们需明确当前教育治理体系与ChatGPT之间的张力，明晰ChatGPT嵌入教育治理的现实困境。

（一）ChatGPT自带的风险趁势进入教育治理场域

ChatGPT应用于教育治理，意味着ChatGPT自带的风险也趁势进入教育治理场域。ChatGPT给教育治理带来的直接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ChatGPT会产生错误性信息。ChatGPT给出的结果主要基于其训练数据的统计规律，而非像人类一样，是对复杂世界和抽象系统的真正理解。因此，该系统可能会产生不正确或误导性的信息，并可能产生攻击性或有偏见的内容（OpenAI, 2022）。进言之，ChatGPT作为一种通用人工智能技术，其最先的研发并非专门针对教育事业，也就难免带上了通用人工智能局限性的烙印。故此，针对一些特别专业的教育治理事宜，ChatGPT不一定具有全面的了解，其生成的结果不一定完全可靠。

第二，ChatGPT会带来新的数字伦理风险。一方面，ChatGPT给出回答的过程是一种典型的“技术黑箱”，具有不透明性和不可解释性，会进一步加剧教育治理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使用数字技术，必然会产生公共数据、个体数据、研究数据及跨界数据等（刘三女牙, 杨宗凯, 李卿, 2017）。无论是哪一类数据，都必然涉及数据流通，极易带来隐私安全问题。目前，OpenAI公司并未就收集处理用户信息进行详细告知，其收集的用户基本信息将以何种方式删除也不得而知。用户的教育数据一旦被背后的运营商挖掘和操控，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后果。

第三，ChatGPT在带来教育评价体系变革的同时，也可能会引发教育评价层面的多重风险。具言之，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冲击下，教育评价有可能沦为一种控制模式，引发技术至上崇拜；如若评价主体智能素养不高，则会影响评价结果的准确性；还可能会导致数据主义泛滥，致使教育评价系统深陷于数据旋涡中（鹿星南, 高雪薇, 2023）。

第四，如若治理不当，恐将加剧教育数字鸿沟。ChatGPT引入教育治理的目的是促进教育公平，丰富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帮助贫困地区学子在数字化轨道上拥有弯道超车的机会。但是，因不同地区的师生、教育管理者掌握数字技术的能力不对等，很容易产生新的教育数字鸿沟。进而言之，如若ChatGPT沦为资本逐利的工具，还有可能会进一步拉大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教育差距，这势必影响全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周洪宇, 李宇阳, 2023）。

（二）数据孤岛与治理壁垒阻碍ChatGPT发挥作用

近年来，数字技术在教育治理中的应用逐渐增多，但仍缺乏数据的深度整合与信息的有效集成。尤其是当前治理体系中的政府、学校、企业等部门，倾向于独自构建教育数据系统，系统之间缺失共享机制和统一接入标准，导致教育治理过程中面临不同程度的治理壁垒，数据孤岛的现象还很突出。

数据孤岛和治理壁垒的现实表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受过去条块分割管理模式的影响，在教育治理过程中仍存在“纵强横弱”的现象。纵向教育治理有着较强的系统性，但从横向来看，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仍存在断点。这也意味着ChatGPT进入教育治理领域，有可能出现应用不均衡的现象。二是我国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教育治理模式。ChatGPT作为一种新技术，难免会受到原有治理机制的抵触与排挤。客观而言，当前数字教育治理仍处于初期阶段，在实际应用中远未能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作用。甚至有部分教育管理者对数字技术存有抵触心理，他们不愿学习新技术，这也进一步增加了ChatGPT应用于教育治理的阻力。当然，打通ChatGPT与传统教育治理体制机制之间的隔阂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充分释放ChatGPT的技术潜力任重道远。

（三）现有教育治理框架难以应对ChatGPT带来的风险

教育治理体系可以被看成一个以教育治理规范为核心的系统工程，传统的教育治理主要侧重技术治理的实用价值，其与法治规范之间的潜在张力尚未得到足够重视（靳澜涛, 2021）。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风险治理，2019年和2021年，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相继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和《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针对ChatGPT引发的新一轮数字治理风险，现有的应用规范体系尚不成熟。

在教育治理领域，ChatGPT的应用风险远远超出了当前治理框架的承受能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ChatGPT应用规范，在应用于教育治理时，使用者应当遵循何种伦理道德、何种行为规范并不明朗。其二，当前没有一套适用于ChatGPT的共享安全协议，没有完善的外部审核与监督机制，也就无法确保ChatGPT的使用是安全的、可靠的和稳健的。其三，现有的问责过程含糊不明。由于整个人工智能系统的社会技术结构和多方面的价值观以及实践的特殊性，针对人工智能的问责制定义是模糊的（Novelli, Taddeo, & Floridi, 2023），适用于ChatGPT公开透明的问责制尚未建立，进一步加剧了ChatGPT给教育治理带来的风险。

正是基于现有治理框架难以应对巨型人工智能潜在风险的考量，生命未来研究所于2023年3月29日发布了《暂停巨型人工智能实验：一封公开信》（Pause Giant AI Experiments: An Open Letter），公开信指出，“大量研究表明，具有人类水平智能的AI系统可能对人类带来极大的风险”，“没有人能理解、预测或是可靠地控制这些大模型，甚至是模型的创造者也不能”，“只有当我们确信AI大模型的影响是积极的并且风险是可控的时候，我们才能开发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Future of Life Institute, 2023）。

三、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看数字化时代教育治理转型发展方向

ChatGPT的问世，意味着人工智能开始从量变走向质变，已成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新里程碑，各种应用平台接入ChatGPT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我们更须明白的是，ChatGPT并非赋能教育治理的唯一数字技术，而且技术更新速度日新月异，现有ChatGPT崛地而起，日后还会有其他新型技术涌现。在探赜数字化时代教育治理转型发展方向之时，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既要关注ChatGPT给教育治理带来的动能，也要兼顾其他数字技术给教育治理带来的机遇。

（一）教育治理科学化

由经验治理走向科学治理是数字化时代教育治理转型的必然选择。数字化时代教育治理科学化是指在正确的教育思想指导下，遵循教育发展客观规律，辅之以数字技术来分析和解决教育领域中的相关问题。教育治理科学化的本质要求是运用科学方法，保证教育治理结果正确（周洪宇, 李中伟, 陈新忠, 2020, 第183页）。在ChatGPT等数字技术的支持下，政府能够及时进行治理理念更新和治理策略调整，推动教育治理更加科学。

教育决策科学化是教育治理科学化的核心环节，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动教育决策由经验走向循证，保障教育决策有据可循（顾小清, 李世瑾, 2021）。过去的教育治理决策通常是在抽样调研数据基础上，依据管理者自身经验而做出的，所以决策的客观性与科学性难以保证。在数字化时代，ChatGPT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深入挖掘教育数据背后潜在的价值信息，辅助政府优化教育决策。具言之，向ChatGPT提供教育决策的相关数据，并提出决策的预期目标和限定条件后，ChatGPT可以提供多种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尤其是GPT-4的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均超过了ChatGPT（OpenAI, 2023），可以提供更加完善的教育决策。虽然ChatGPT因其回答的准确性问题而时被诟病，但其在信息加工处理方面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可以为决策制定者拓宽思路，为政策创新带来灵感。

（二）教育治理高效化

教育治理效能是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表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在单位时间内获得最佳的教育治理绩效，才说明教育治理现代化达到了较高水平（刘冬冬, 张新平, 2017）。在数字化时代，提升教育治理效能要求提高教育治理过程的有效性以及治理目标的达成度（蒲蕊, 2022）。毋庸置疑，ChatGPT等数字技术为高效化的教育治理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

ChatGPT在教育中的应用革新了治理工具，推动教育治理成本降低，加大教育治理产出，促进教育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ChatGPT等数字技术可以在以下三方面提升教育治理效能。其一，通过与ChatGPT的互动，可以增强个体对教育决策的理解，促进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提升合作效率。其二，ChatGPT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帮助教育管理者预测与感知教育治理风险，并为精准解决教育治理难题提供具体方案。其三，ChatGPT在教育治理中的应用既能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管，又能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形成合力，助推监管体系完善，提升治理效能。

需要指出的是，在工具理性思维模式的影响下，教育治理的高效化容易被曲解为只看最终结果是否实现目标、收益是否最大。实际上，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数字化时代的教育治理高效化并非片面、盲目地追求高效，而是兼顾教育治理的系统性、协同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换言之，在关注教育治理效能提升的同时，还要不断反思教育治理背后的深层次的立场与追求。

（三）教育治理民主化

教育治理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优质发展。从这个角度而言，教育治理最本质的特征便是民主化，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亦是不断推进教育民主化的过程。在数字化时代，民主更多地向微观领域渗透和扩散（褚宏启, 2021），使得民主更加真实。ChatGPT等数字技术的应用，让教育决策自下而上成为可能，有助于让微观决策中人民自我服务成为现实，从而有效推动教育治理的民主化进程。

从治理主体的视角来看，教育治理是一项多元治理主体的集体行动，所有治理主体的利益诉求都需要有合理表达的途径。ChatGPT助力教育民主化不仅指向摆脱权力束缚、破除层级障碍，还表现在教育实践中为社会中的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多的治理机会。ChatGPT等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助于多元治理主体实现“跨界”合作，使得政府听取民众的声音更加便捷，使得人民群众拥有或直接、或间接的更为多元的参与治理途径，使得社会、企业等治理主体的治理积极性得以空前提高，前所未有地拓展了一切利益相关者参与教育治理的广度与深度，有助于推动教育治理民主化切实落地。

（四）教育治理法治化

教育法治的核心任务是建立并维护一个良好的教育法规范体系，并确保该体系得到良好的实施（湛中乐, 2019）。需要注意的是，法律具有滞后性，现行的法律滞后于技术的迭代，与ChatGPT相配套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尚未形成。全面推进教育治理绝不能低估数字技术的深刻影响，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完善教育治理，是数字化时代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第一，良法是善治的基础。在数字化时代，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完备的法律体系的保障。ChatGPT等数字技术在教育治理中的应用给现有的教育法治带来了新的挑战，同时，ChatGPT等数字技术的使用能够推动科学立法，完善现有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第二，技术赋能教育执法。数字技术在教育执法领域的运用，具有全程留痕、可以追溯的特征，对公权力形成了有效制约和监督，增强了教育执法的公正性和透明性。第三，以数字技术辅助教育司法。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教育司法转向时间线开放、场景多元、线上线下融合的新模式，推动智能审判模式革新，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正义。第四，以数字技术赋能法治教育。ChatGPT的应用拓展了法治教育的方式，能以人们更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更为全面的法治教育，助力全民获得即时的教育服务，从而提高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

（五）教育治理智能化

如果说在数字化时代，大数据治理理念的应用推动了教育治理从传统经验治理走向数据驱动治理，那么，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嵌入将推动教育治理从数据治理迈向更加智能化的治理之路。ChatGPT不仅可以模拟人类对话，还能够源源不断地从互联网上获取最新数据进行学习和改进。虽然目前GPT-4还没有联网功能，但通过相关插件，让ChatGPT连接进入互联网世界已具备可能。

数据、算力、算法是推动教育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三大核心要素，ChatGPT在数据深度挖掘、算法不断优化、算力充分支持等方面显示出绝对优势，可以极大地推动教育治理智能化。第一，数据是数字化时代教育治理的基石。训练ChatGPT使用了45TB数据、近1万亿个单词。虽然目前OpenAI尚未公布GPT-4模型参数数量及机理等，外界也无从得知更多技术细节。但可以肯定，GPT-4的参数数量与ChatGPT相比有过之无不及。ChatGPT拥有海量数据，为教育治理奠定了良好的数据基础。第二，算法是数字化时代教育治理的动力。政府的教育决策不仅涉及海量数据汇集，而且对算法的优化日益提出更高要求。ChatGPT的算法集成了深度神经网络、自监督学习、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和提示学习等多种算法。ChatGPT算法的不断迭代，将使治理结果更加精准。第三，算力是数字化时代教育治理的支撑。在算力方面，ChatGPT的总算力消耗约为3640PF-days（即假如每秒计算一千万亿次，需要计算3640天）。虽然没有数据披露GPT-4的算力消耗，但从输入支持图像处理、文字输入限制提升至2.5万个单词，以及结合未来多模态下的内容需求来看，算力提升是ChatGPT发展的必然结果。强大的算力使得挖掘与整理海量教育数据成为可能，也使得教育治理的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

当然，数字化时代的教育治理并不意味着单纯依靠“技术治理”就可以做到万无一失。事实上，数字化时代的教育治理更加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需要充分运用人类独有的智慧。知名组织理论家罗素•艾可夫（Russell L. Ackoff）曾提出由数据（Data）、信息（Information）、知识（Knowledge）及智慧（Wisdom）组成的知识金字塔（Ackoff, 1989），即DIKW模型。原始观察及度量获得了数据；通过分析数据间的关系获得了信息；在实际行动中应用信息产生了知识；智慧则是人类对信息知识的理解与作出决策判断的能力，也是利用信息知识采取正确行动的体现。显然，ChatGPT可以帮助人类在教育治理过程中实现数据收集、信息整理与知识处理，而最后一层的智慧，就目前来看，是人类所特有的。人类可以在数据、信息、知识的基础上，预测事物的发展规律及未来走向。

四、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嵌入教育治理的路径选择

ChatGPT应用于教育治理场域是一种矛盾性的存在。一方面，ChatGPT可以赋能教育治理；另一方面，ChatGPT本身具备的不确定性又带来了新的治理风险。大卫•科林格里奇（David Collingridge）曾在《科技的社会控制》（The Social Control of Technology）一书中指出，一项技术的社会后果在技术生命的早期很难被预料到。然而，当不希望的后果被发现时，技术却往往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及经济结构的一部分，以至于对它的控制变得十分困难且昂贵（David, 1980, p.16−18）。要想突破“科林格里奇困境”（Collingridge’s Dilemma），还须结合上文提及的数字化时代教育治理的基本内涵，坚持“两条腿走路”。“基于数字化的教育治理”要求我们充分利用ChatGPT的治理动能；“对于教育数字化的治理”则要求我们积极治理数字化教育问题，其重要方面是对技术给教育带来的新问题进行防范与治理。要而言之，ChatGPT应用于教育治理的核心原则是规范与发展并举、防范风险与利用效能并重。

（一）完善“一核多元共治”的教育治理体系

ChatGPT的一大魅力在于为教育治理提供了积极的弹性空间，可以在优化原有教育治理结构的同时不打破原有结构的稳定性。不妨借助ChatGPT，形成更加完善的“一核多元共治”的教育治理体系，进而推动教育治理现代化。

“一核”是指中国共产党在教育治理结构中处于核心领导地位。我国的治理主体已经多元化，但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俞可平, 2019）。我国的教育治理体系实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结构化显现（周洪宇, 付睿, 2022），无论何种数字技术嵌入治理，都不会改变这一本质。各级党组织在教育治理中的作用比任何组织、任何机构的作用都要大。坚持党的领导是确保教育治理体系建设朝着正确方向迈进的根本保证，也是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多元共治”是破解治理困境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多元共治”强调调动各教育要素的积极性，从而激发整个教育系统的活力（范国睿, 2018）。具体而言，就是要在强化党的领导的基础上，积极发挥政府职能，同时让学校、社会等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到教育治理中来。多元主体是前提，共治则是贯穿于教育治理的主线。

首先，政府保驾护航。政府作为守门人，需要更加积极有为。针对ChatGPT嵌入教育治理后可能带来的风险，政府应加强统筹安排，确保数字技术的应用符合规范且能带来正面效应。中央层面要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教育标准制定，帮助教育参与者进一步明确ChatGPT应用于教育治理的可为、难为与不可为。省级政府要加大省域内各级各类教育的统筹力度，借助数字技术推动区域、城乡教育资源合理配置；同时要提高监管能力，积极推动最新教育政策落地，有效防御数字技术带来的风险。

其次，学校自主治理。学校借助ChatGPT等数字技术，深化育人方式改革，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优化人事管理。一是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利用ChatGPT推动教育教学改革；二是借助ChatGPT推动治理理念更新，引导学生、教师、家长等利益主体参与到学校治理中来；三是借助ChatGPT进一步完善学校章程及规章制度，提高学校自主管理、自我约束能力；四是利用ChatGPT辅助管理决策，比如在对应聘教师进行评价时，ChatGPT能对应聘者进行全方位对比分析，辅助管理者决策（尚俊杰, 2023）。

最后，社会积极参与。借助ChatGPT等数字技术推动社会参与教育治理常态化。其一，完善第三方专业评价。教育评价的科学与否与评价指标体系有着直接的关系，要积极发挥ChatGPT的优势，完善教育评价指标体系。其二，畅通社会广泛参与监督渠道。当前网络监督渠道日益完善，ChatGPT应用能力的接入，有助于进一步发挥制度的约束作用，扩大教育知情权、监督权。其三，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借助ChatGPT进一步规范家庭教育行为、提高学校教育质量、丰富社会教育资源，密切三者联系，从而更好地促进学生成长。在社会主体中，绝不能忽视市场这一重要主体。ChatGPT本就是市场的产物，将ChatGPT引入教育治理领域时，要认真听取市场的意见，使看待问题的角度更加全面。与此同时，鉴于市场主体具有逐利性的特征，还要警惕资本对教育公益性的侵蚀。

（二）提高教育治理能力

教育治理体系和教育治理能力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一体两翼，在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之时，二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废。不少学者经常将它们混为一谈。实际上，教育治理体系和教育治理能力应该有所区分，否则也没有必要将二者分列开来。从改革实践看，教育治理体系与教育治理能力并非同频同步，治理体系建设总体上先于治理能力建设（崔保师, 2019）。因此，ChatGPT等数字技术嵌入教育治理时，不能单纯注重技术之于教育治理体系的作用，还须更加注重治理能力的提升。有学者指出，教育治理能力包括理解能力、执行能力和创新能力等（陈金芳, 万作芳, 2016）。基于此，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提高教育治理能力。

第一，提升理解能力重在更新教育治理理念。治理理念变革是教育发展的先导，也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数字化思维是数字化建设的思想基础（袁振国, 2023），应与时俱进地树立数字化治理新理念。在数字化时代，过分夸大数字技术的作用和全面抵制数字技术的做法均不可取。应辩证地看待ChatGPT等数字技术给教育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积极拥抱其技术红利，努力规避其负面效应。

第二，提升执行能力重在完善教育制度。人类的生存方式、教育活动方式、教育生活方式的转换与变迁，必然引发并伴随着教育制度的转换与变革（李江源, 2011）。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的影响是革命性的，不仅推动着教育生态体系重塑，还推动着教育制度变革。应加快构建符合中国国情、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国际先进管理经验相衔接的现代教育制度体系，并增强现代化教育制度的自我完善能力（陈金芳, 万作芳, 2016），以有效应对数字技术给教育带来的冲击。

第三，提升创新能力重在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创新。ChatGPT等数字技术可以赋能协同高效的体制机制安排。基于数字技术与数字治理的制度设计，将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和活动的统筹协调、协同创新和持续改进，以实现共同行动、耦合结构和资源共享（郝跃, 陈凯华, 康瑾, 杨晓光, 张超, 郑晓龙, 2022）。应充分利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势，健全立德树人机制，完善教育评价机制，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创新教师管理体制，完善教育投入机制，推动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和教育治理能力不断提升。

（三）构建主动式教育治理框架

主动式治理框架要求在系统内部嵌入监管机制，强制系统服从国家法令，检验系统输入的数据，避免使用错误的数据导致错误的结论，输出时也检验结果是不是可信和可靠，并且全程留痕，记录在案（蔡维德, 2023）。主动式治理框架的优势在于危害发生前就可以启动防止措施。应积极构建主动式教育治理框架，规避ChatGPT发展的潜在风险。

首先，构建数字监管机制。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教育领域中的信息安全问题日益凸显。2021年美国EDUCAUSE首次发布了以信息安全为主题的《地平线报告（信息安全版）》，旨在督促相关行业人士能够积极采取行动来应对信息安全与伦理问题（EDUCAUSE Publications, 2021）。构建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一是要将数据监管与算法监管结合起来。ChatGPT的运行依托海量数据，其中大量数据是互联网用户个人上传的信息，这就需要加强对数据的产生、收集、存储和分析每一环节的监管。于算法而言，需要警惕ChatGPT生成的虚假信息，应坚持人工验证。二是要形成动态监管机制。ChatGPT会不断迭代更新，不同阶段会产生不同问题，监管机制一定要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革新。

其次，健全教育数字化标准规范体系。一个国家的教育越发达，需要统一的教育标准就越多，随之教育治理的精准化水平也会越高。我国高度重视教育数字化标准研制工作，《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完善教育质量标准体系”（中共中央, 国务院, 2019）。2023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围绕平台、数据、资源及素养，我国发布了包括《教育基础数据》《教师数字素养》等在内的7项教育行业标准。ChatGPT作为一项新技术，还须加快研制相关标准规范，以标准化保障数字技术赋能教育治理现代化。此外，各国应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协同推进关于ChatGPT应用于教育治理的标准研制，共建开放包容有韧性的教育治理体系，共同打造ChatGPT赋能教育治理的新图景。

再次，完善现有的教育法律体系。一方面，针对人工智能在开发应用中暴露的大量伦理问题和安全问题，应尽快组织起草《人工智能基本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正向发展；另一方面，亟须全面加强教育立法与规划。就目前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等法律仍停留在传统的教育规范层面，尚未将数字技术重点纳入考量视野。而且教育领域并未出台与数字技术相关的专门法律法规，也未在现有法律条款中补充与数字时代教育相关的法律条款（刘永林, 晋伊斐, 金志峰, 2022），这就为ChatGPT应用于教育领域留下法律漏洞。应尽快完善教育立法，对ChatGPT可能带来的教育问题予以法律规制，确保ChatGPT促进教育革新而非阻碍教育发展。

最后，实施ChatGPT全生命周期治理。“生命周期”最先是生物领域中的概念，用来指代生物在形态或功能上所经历的一连串阶段或改变（朱晓峰, 2004）。与之类似，ChatGPT亦有生命周期，对其治理应结合其生命周期进行全过程治理。ChatGPT的生命周期包括预训练、数据收集、架构设计、模型训练、进入市场、技术更新直到ChatGPT退出市场。未来应制定一套全生命周期的治理机制，在明确ChatGPT研发者的责任归属及承担方式的基础上，对ChatGPT的每一生命环节进行监管，以确保ChatGPT是安全的、值得信赖的，是能够造福人类的。

（四）共建全球教育治理体系

ChatGPT引发的风险会波及世界各国，解决其带来的问题日益依赖跨国、跨地区的资源整合与组织协作。全球教育治理是指主权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行为主体，通过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安排，运用参与、对话、协商、谈判等形式，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共同管理国际教育公共事务，以应对共同面临的时代挑战，达到全球范围内的好的治理效果（周洪宇, 付睿, 2020, 第27页）。针对ChatGPT可能带来的风险，共建协同、畅通、高效、多边、民主的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已经刻不容缓。

第一，共建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各行为体须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教育治理观，构建惠及全人类的全球教育命运共同体（周洪宇, 付睿, 2020, 第35页）。“共商”是指全球各国、国际组织等利益相关方在平等互信的基础上，对关于ChatGPT的治理事宜进行平等商议、对话交流，共同拟定解决方案；“共建”是指在确定思路与解决方案后，根据本国或组织的实际情况分担全球教育治理的权责，共同参与涉及ChatGPT治理事项的建设；“共享”是指在共商共建的基础上，共同分享、共同应用可靠的数字技术，最终让安全的ChatGPT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个体。

第二，共建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需要充分肯定教育的多元化。应尊重世界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与社会现实需求，联通并努力兼容不同地区教育发展的普适性与特色性要求（刘骥, 张晋, 2023）。针对ChatGPT带来的教育治理问题，需要把握好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世界各国应共同致力于寻找规范ChatGPT应用的一般性准则；另一方面，应在结合各自国家文化背景与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寻求ChatGPT应用与治理的本国方案。

第三，共建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需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积极发挥应有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需要与时俱进地反思与改进工作，推动ChatGPT在全球教育中的应用朝着积极方向发展。首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将自身视为一个合作伙伴，其任务是推进国家间的交流；其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该成为一个证据中间人、知识生产者，以及加强教育体系数据和公民问责制的倡导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22, 第155页）；最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当以促进国家和地区教育治理能力提升为己任，帮助世界各国有效应对ChatGPT带来的教育治理风险。

第四，共建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需要每个人积极参与。当前，人与人、人与地球、人与技术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仅仅关注个体自身发展已经无法应对未来世界的诸多挑战。教育作为一项集体事业和一种共同利益，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应用得当，ChatGPT将助力每个人实现梦想；应用不当，其负面影响将如洪水猛兽危及每一位使用者。每个个体无论影响力有多大，都应当积极参与到ChatGPT的治理中来。

五、结语

看待教育问题时，我们要“跳出教育看教育、立足全局看教育、放眼长远看教育”。同样地，我们看待ChatGPT之于教育治理这一问题，也需要“跳出教育看ChatGPT、立足全局看ChatGPT、放眼长远看ChatGPT”。“跳出教育看ChatGPT”启发我们不能将ChatGPT的影响局限于教育，ChatGPT的影响是方方面面、各行各业的，我们要用系统的观念，在更高的站位上思考ChatGPT给教育治理带来的系列变革。“立足全局看ChatGPT”启发我们要用战略思维看待ChatGPT，要把全局作为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我国，ChatGPT赋能教育治理就是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放眼长远看ChatGPT”启发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ChatGPT，伴随着技术的不断完善以及对其风险的有效规制，未来定能释放ChatGPT的治理潜力，开创教育治理新局面。ChatGPT给教育治理带来的变化，才刚刚开始。

（周洪宇工作邮箱:[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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