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收入分配：理论的逻辑与现实的证据
杜育红1,2 郭艳斌3
1.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经济实验室
3.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摘
要
教育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存在理论与现实的反差。以边际生产率为基础、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增加个体收入，进而缩小社会收入差距的人力资本理论，与以库兹涅茨曲线为代表的市场可以自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思想，共同构成了教育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逻辑。西方发达国家教育大规模民主化普及化进程未能缩小收入差距的百年历史，以及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教育普及化程度不断提高与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现象并存，教育收益率不断提升与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现象并存，教育竞争白热化与教育对收入贡献不高的现象并存，揭示了与理论逻辑不完全一致的现实证据。发展何种教育以及为教育缩小收入差距提供怎样的外部环境是对理论与现实反差的一种解释，也是利用教育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方向：立足全生命周期，借助补偿性的公共教育体系逐步缩小教育不平等；劳动力市场改革与教育质量观的实质性变革同步推进；推动高水平市场机制的完善，营造有利于人力资本作用发挥的制度环境。关键词： 共同富裕 ; 收入分配 ; 教育民主化普及化 ; 人力资本本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年第10期 #共同富裕与经济增长 栏目
杜育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分会理事长、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经济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教育经济学研究。
郭艳斌，通信作者，博士，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教育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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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期 2023
一、教育促进收入分配改善的理论逻辑
二、教育与收入分配：理论逻辑与实证证据的矛盾
三、改善收入分配：教育改革及教育功能实现的制度环境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做出了重大部署，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从教育角度出发，实现共同富裕最核心的问题是教育与收入分配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出现了收入分配不断恶化的趋势。人力资本理论预期的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的结果并没有出现。皮凯蒂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发现，教育普及化并没有带来收入差距的缩小。本文尝试在分析教育改善收入分配的理论逻辑的基础上，从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与收入分配的现实矛盾出发，分析教育改善收入分配的制度环境，以及什么样的教育更能促进收入分配的改善。
一、教育促进收入分配改善的理论逻辑
（一）人力资本理论的逻辑1848年，美国公立学校之父贺拉斯•曼（Horace Mann）提出，教育超越了人类的所有其他分歧，是伟大的平衡者——社会机器的平衡轮（Mann, 1868）。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者舒尔茨也认为公共教育投资是改善收入分配的最有效的途径（Schultz, 1961），因为教育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劳动者收入，改善收入分配。人力资本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贝克尔则从人力资本微观投资行为分析入手，解释了人力资本提高收入的作用机制。贝克尔的逻辑是，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工资等于其边际劳动生产率（Becker, 1962），劳动生产率主要由人力资本决定，而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主要形式。这里非常关键的是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的假设：在劳动力市场上有无限的买者与卖者，他们具备全面的信息，能够完全自由地无成本地流动，供求双方都是劳动力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在这样的条件下，劳动者的工资是由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决定的。因此，人们是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投资多少，就主要由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决定。但贝克尔通过比较人力资本投资与物力资本投资后认为，由于人力资本投资无法在资本市场上抵押，同时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周期长、风险大，导致通过资本市场获得的人力资本投资远远低于市场均衡水平。政府必须通过直接投资公共教育，以及对各类人力资本投资给予政策支持，才能保障人力资本投资达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人力资本理论描绘的美好前景对各国政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有力地促进了各国教育的普及与发展。（二）库兹涅茨收入分配理论的逻辑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是另一个对收入分配持乐观主义的学者。他比人力资本理论更进一步扩展了市场机制的影响，认为市场能自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1954年，库兹涅茨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时的演讲题目是《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他提出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收入不平等必然会出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这一观点被称为库兹涅茨倒U型理论（Kuznets, 1955）。库兹涅茨认为，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增长将使每个人受益，即“经济增长的大潮会使所有船只扬帆远航”。经济增长的最终结果是，不管经济政策如何选择，收入不平等将最终稳定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上。库兹涅茨的思想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具有非常大的影响，人们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在某一点达到峰值，然后逐步缩小，公平问题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自然得到解决。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上不用过多关注公平问题。不过，从来没有理论能够解释或可以证明库兹涅茨曲线成立的逻辑。最重要的是，从全球范围内来看，二战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亚非拉等新兴经济体在完成经济转型、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也越来越大。2015年，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提出会将应对收入不平等作为其工作的重点（Lagarde, 2015−6−17）。2021年，诺贝尔奖得主、法国经济学家梯若尔（Jean Tirole）等在向法国总统马克龙提供的政策咨询报告《未来主要的经济挑战》（Main Future Economic Challenges）中，明确将不平等作为与老龄化、全球气候变暖并列的法国面临的三大经济挑战之一（Blanchard & Tirole, 2021−6）。实证研究表明，不平等程度每下降10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的预期持续时间会提高50%（Berg & Ostry, 2017）。显然，过大的收入差距会阻碍经济增长，不利于激发创新和经济活力。因此，即使从经济持续增长的角度来看，收入分配也必须受到应有的重视。
二、教育与收入分配：理论逻辑与实证证据的矛盾
人力资本理论对微观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进行分析，得出了教育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收入分配的结论，并基于人力资本投资的特点，提出政府应该大力投资公共教育的政策建议。库兹涅茨则从经济发展角度，得出市场机制会自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会先扩大，然后达到峰值，进而缩小到一个合理范围。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收入分配状况随着经济增长，表现出不断恶化的趋势。经济发展的现实与乐观的收入分配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如何理解这些反差？教育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在什么样的制度与政策环境下，才会表现出人力资本理论预期的趋势？（一）教育与收入分配：皮凯蒂的质疑收入分配问题再次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研究厥功至伟。在其产生广泛影响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构建了把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统一起来的分析框架，通过对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300年经济增长与财富分配数据的分析，发现市场本身无法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从长期来看，不平等问题会越来越严重。皮凯蒂认为应该把分配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中心，经济史就是资本、劳动、技术、人口等各种增长要素相互博弈的过程，而由于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导致资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带来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在回顾法国20世纪教育大规模民主化普及化的进程，以及法国收入不平等的历史演变过程后，皮凯蒂对教育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提出了质疑。他发现，尽管法国教育体系在20世纪经历了大规模的民主化过程，但收入不平等现象却没有得到改善。二战后，世界各国的教育民主化普及化进程加快，但在世界范围内收入分配问题经历战后三十年黄金时期后，从80年代开始，包括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收入分配问题日益恶化（图1）。金砖五国大学平均注册率从1950年的2.45%持续上升到2010年的36.69%，G7国家更是从1950年的4.41%上升到2010年的59.45%。与此同时，金砖五国前1%人群收入占比从1980年的10.604%一路上升到2020年的20.874%，G7国家前1%人群收入占比也从1980年的8.82%一路上升到2020年的12.86%。然而，底层人群收入占比却在不断下降，金砖五国后50%人群收入占比从1980年的19.682%一路下降到2020年的11.89%，G7国家后50%人群收入占比也从1980年的21.36%下降至2020年的18.48%
图 1 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教育民主化普及化进程与收入分配状况
数据来源：各国高等教育注册率的数据来自Barro & lee（2010），网址http://www.barrolee.com/。前1%人群收入占比数据来自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ID），网址https://wid.world/data/。由于数据缺失，德国1955、1960、1970、1975年前1%人群收入占比分别采用1954、1961、1971、1974年前1%人群收入占比代替。南非1960、1970年前1%人群收入占比分别用1961、1971年前1%人群收入占比代替；G7国家高等教育的注册率、前1%人群收入占比、后50%人群收入占比分别由7个G7成员国高等教育的注册率、前1%人群收入占比、后50%人群收入占比数据取算术平均生成，金砖五国同理。
这种矛盾的出现，是人力资本理论的逻辑出现了问题？还是教育普及化并没有解决教育不平等问题？皮凯蒂认为，教育体系的民主化并未消除教育的不平等，因而不能缩小工资的不平等（皮凯蒂, 2014）。其中的逻辑是，教育的普及使不同层次人群技能的进步速度相当，造成工资层级的不平等被简单地向上平移。不难看出，皮凯蒂在理论上仍然对教育改善收入分配问题充满期待。不过，宏观层面的证据依然没有支持人力资本理论。皮凯蒂曾尝试提出人力资本上升假说，从生产技术要求工人技能不断提升的角度，提出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会不断上升。但从经济史的数据看，这一假说没有得到证实。换言之，皮凯蒂的发现很容易让人质疑教育在提高个体人力资本水平方面的作用，以及边际劳动生产率是否仍能决定个体收入。与此同时，皮凯蒂还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经济体中，处于收入最顶层的人群和处于收入次顶层的人群有巨大的收入差距，这一差距是全社会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而这两大人群的职业经验、教育层次等方面是非常接近的（皮凯蒂, 2014）。这一发现对一直用来解释个体收入差距的边际劳动生产率理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另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教育与技术竞赛理论也受到同样的冲击。高尔丁和凯茨在《教育与技术的竞赛》一书中，通过对美国20世纪经济发展的分析，提出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收入差距的扩大，是由于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带来的高技能与低技能供需变化导致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对高技能人才产生了巨大的需求，而高技能人才的供给则相对不足，导致高技能人才工资溢价明显（Goldin & Katz, 2008; Tinbergen, 1974）。微观个体的收入数据与宏观收入数据产生了矛盾，如果教育与技术竞赛理论的逻辑正确，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应该上升，但皮凯蒂的实证分析没有支持这一结论。（二）教育与收入分配：中国教育发展与收入分配趋势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我们已经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各级各类教育体系。教育一直是国家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把教育提高到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战略地位，明确了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率先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部署。在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中，教育同样被寄予极高的期望。然而，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我们发现教育发展在收入分配改善上被寄予的高期待与实证证据之间还存在着很多矛盾，未来若要教育在共同富裕的战略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还需要深入研究中国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实际，进而解决教育促进收入分配改善方面存在的问题。矛盾1：教育普及化程度不断提高与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现象并存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的普及化程度不断提升（图2）。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从1978年的10.6%提高到2020年的85.2%（教育部, 2019；2020）；小学净入学率从1978年的94%提高到2019年的99.94%（教育部, 2019；2020）；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从1978年的66.4%提高2019年的102.6%（教育部, 2019；2020）；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从1978年的35.1%提高到2020年的91.2%（教育部, 2019；202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78年的2.7%提高到2021年的57.8%（教育部, 2019；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022 ），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普及化阶段。
图 2 我国居民基尼系数和各级教育的普及化过程
数据来源：各级教育普及化程度的数据来自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2018，2019，2020）；基尼系数的数据来自Chen, Dai, Pu, Hou, and Feng (2010)、Ravallion and Chen (2007)、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NBS)、罗楚亮等（2021）
与此同时，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且早已突破国际警戒线（图2）。罗楚亮等的测算发现，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88年的0.381上升至2007年的0.49（Luo, Li, & Sicular, 2020）。甘犁的测算甚至发现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一度达到0.61（财新网, 2012）。虽然有测算表明2009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 2019, p.451），但罗楚亮等基于CHIPS2013和2018的数据却发现，这一时期导致收入差距缩小和扩大的因素相互抵消，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总体上仍处于高位徘徊的状态，从2013年的0.448略微上涨到2018年的0.450（罗楚亮，李实，岳希明, 2021）。张俊森综合世界银行、国家统计局等多个来源的数据，经过测算发现，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304波动上升至2016年的0.465（图2）（Zhang, 2021）。另外，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长期高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Ravallion & Chen, 2021）。从高收入人群所占的收入比重来看，四十余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我国前10%人群的收入占比从1978年的27%提高到2015年的41%，而后50%人群的收入占比则从1978年的27%下降到2015年的15%（Thomas Piketty, Yang, & Zucman, 2019）。也就是说，四十余年教育的普及化并没有扭转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从教育与收入分配两方面的发展趋势看，我们可以粗略推测，要么教育对收入分配的影响非常有限，要么教育本身的不平等并没有随着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而缩小。矛盾2：教育收益率不断提升与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现象并存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一度出现过“读书无用论”“劳体倒挂”等说法，但总体来看，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升，教育的价值正逐步得到市场的认可，教育收益率逐步提高，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教育收益率呈持续上升趋势（图3）。从1990到1999年，我国各级各类教育收益率都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初中、中专中技和职高、高中、大专、大学的教育收益率依次递增（李实 & 丁赛, 2003）。其中，尤以高等教育的收益率最高，并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增长态势。高等教育的收益率从1988年的11.72%、持续上升到2007年61.53%（刘泽云, 2015），2013年略有下降，处于50.42%到50.64%之间（赵西亮, 2017）。
图 3 我国居民的教育收益率和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数据来源：教育收益率数据来自邢春冰等（2021）、赵西亮（2017）、刘泽云（2015）；劳动报酬占比数据来自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罗长远和张军（2009）、张军（2022）、张平（2021）。另外，由于数据缺失，2002的劳动报酬占比用2004年的劳动收入占比代替。
城乡差异一直是我国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城市居民教育收益率从1995年的6.11%波动上升至2018年的9%。农村居民教育收益率虽然低于城市，长时间维持在3%以内，但迁移对农村居民的教育收益率有明显的提升作用（邢春冰，陈超凡，曹欣悦, 2021）。地区也是影响我国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方面，2002—2018年，沿海发达省份的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稳定在10%以上，欠发达省份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维持在5%左右；发达省份的农村居民教育收益率约为4%—5%，欠发达省份农村居民的教育收益率有较大的异质性（邢春冰，陈超凡，曹欣悦, 2021）。总的来看，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的收益率特别是高等教育收益率长期维持增长态势，这与我国不断提升的市场化水平是分不开的。不过令人困惑的是，尽管随着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教育收益率不断上升，但从宏观层面看，劳动价值尚未得到市场完全认可，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总体偏低（图3）。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1995 年51.4%的峰值下降至2003年的46.2%，并在2004年加速下降至41.6%（罗长远 & 张军, 2009）。最新的测算表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比不足50%，2018年劳动收入中初次分配收入占比为52%（张平, 2021）。也有学者预测，如果所有冲击水平控制在2017年时，我国劳动报酬占比在2035年会达到59.8%（张军, 2022−5−24）。即使2035年能达到59.8%，我国劳动报酬占比，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处于我国同样发展水平（人均GDP相近）时相比仍然偏低。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总体偏低，与市场对劳动力技能的要求不断提高是不相符的。因此，皮凯蒂所说的人力资本上升假说似乎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也没有体现（皮凯蒂, 2014）。劳动的价值，特别是人力资本创造的价值与其获得的收益不完全一致，是全社会收入差距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经验证据表明（Checchi & García‐Peñalosa, 2010; ILO & OECD, 2015; 周明海 & 姚先国, 2012），劳动报酬占比过低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不利于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不利于全社会收入差距的缩小，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我国劳动报酬占比偏低既有长期低工资的历史原因（张车伟 & 赵文, 2019），也有对收入差距重视不够的原因，还有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依靠投资拉动的原因（陆铭, 2021; 罗知 & 赵奇伟, 2013）。在共同富裕的时代召唤下，通过提高劳动报酬占比来缩小收入差距刻不容缓。矛盾3：教育竞争白热化与教育对收入贡献不高的现象并存教育竞争白热化与教育焦虑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之一。教育竞争白热化与教育焦虑并存，既与经济发展后人们对教育的高度关注有关，也与当今劳动力市场激烈竞争，以及社会阶层固化的感受相关。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在激烈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胜出，很多家庭不惜重金投资教育。中国教育学会的调查表明，2016年我国课外补习市场的规模超过8000亿元（中国政府网, 2016），同期，全国公共财政教育经费为27700.63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教育经费4439.68亿元（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 2017）。换言之，2016年中国基础教育阶段课外补习支出将近中央财政教育支出的2倍。坦率地讲，一度支撑教培企业股价飙涨的不全是孩子对知识的渴望，更多的是同龄人恶性竞争背后的无奈。从实证证据看，教育竞争的白热化与教育对收入贡献不高现象并存。从逻辑上讲，作为筛选机制的教育激烈竞争的背后，应该是教育对收入影响巨大。但对于收入影响因素的分析发现，长期以来，相较于行业、地区、城乡等因素，教育在决定个体收入上的作用相对较弱（表1）。
表1显示，地区因素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从1988年的14.055%上升到2002年的32.229%。这一时期，虽然教育收益率明显提高，但教育对收入差距的贡献最多也只有11.122%，远不及地区因素的影响大（陈钊，万广华，陆铭, 2010）。从1995年到2002年，教育回报率的变化、行业间工资差距的变化对90—10分位的城镇工人工资不平等的贡献率分别为31%和94%；从2002年到2013年，教育回报率的变化、行业间工资差距的变化对90—10分位的城镇工人工资不平等的贡献率分别是40%和65%（卢晶亮, 2018）。在25年的时间里，尽管城镇居民的教育回报率持续提高，但与行业/职业因素相比，教育在决定个体收入上的作用依然相对较小。从国际比较来看，2010年，我国居民12%的收入不平等可以归因于地区差异（省份差异），而同期美国的这一比例不到2%；2010年，我国居民10%的收入不平等可以归因于城乡差异，同期美国的这一比例接近0（Xie & Zhou, 2014）。教育竞争白热化与教育对收入贡献不高的现象并存，可能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第一，长期以来，教育的筛选功能一再被放大。在高度筛选的劳动力市场中，获得文凭和学历是接受教育最直接的目的。这种教育的作用更多是在竞争中获得优势的信号，并没有真正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这种教育为了获得竞争中的一点点优势，耗费了孩子的精力，磨灭了孩子的学习热情和好奇心，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术的促进，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学生接受当前教育获得的更多是筛选信号，而不是真正的人力资本。其作用更多的是在劳动力市场的入口发挥信号作用，而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真正价值，这导致教育没能真正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无法对收入水平产生更大的影响。第二，由于地区、行业与城乡等因素对收入影响巨大。因此，在决定人们能够进入什么地区、什么行业、城市或农村的筛选中，教育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就是说教育是这些重要影响因素的中介变量，它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可以影响地区、行业及城乡的选择。当然，这还只是初步的逻辑推演，是否成立还需要严格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来揭示。从社会资源有效配置与实现共同富裕的大局来看，教育得到全社会的大力支持，是因为教育具有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作用。如果教育更多是作为筛选工具存在，就不应该获得全社会这么大力度的支持。但在现实中，以应试教育为代表的教育更多地体现为教育出筛选功能，为筛选功能花费众多的社会资源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浪费，更不用说，这样的教育不仅不能缩小收入差距，反而会成为扩大收入差距的推手。造成这种局面，既有劳动人事制度过多依赖教育筛选作用的因素，也与整个教育过度强调竞争、排名、分流、筛选的积弊有关。因此，构建促进共同富裕的教育，必须对劳动人事制度以及教育体系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进行系统全面的改革。
三、改善收入分配：教育改革及教育功能实现的制度环境
一个有活力的社会一定是通过个人努力可以实现收入水平提升和社会阶层跃迁的社会。通过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增加收入，仍然是社会追求的理想目标。这就要求教育体系的设计能够充分发掘每个人的潜力，为每个人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提供持续不断的支持。关于教育如何促进收入分配的改善，许多学者提出了改革的建议。（一）阿特金森关于教育改革的建议有着不平等研究“教父”之称的英国经济学家阿特金森通过理论、方法、数据，系统地开展收入不平等问题研究，对于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的改进方案。作为全球范围内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集大成者，阿特金森关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具体手段，并将其毕生所学汇聚成15条建议，同时从专业的角度论证了每一条建议的可行性。阿特金森提出的15条建议中，面向底层人群、弱势群体的建议占到6条，包括保障性公共就业、国民薪酬政策（最低工资）、儿童津贴、儿童基本收入项目、社会保险、国家间的官方援助等（Atkinson, 2015）。阿特金森重视教育在缩小收入差距中的独特作用，并从人们讨论较少的儿童福利问题入手，论证了儿童津贴建议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对教育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英国收入分配中所发挥的作用有清醒的认识，并没有盲目夸大教育的作用。阿特金森直言不讳地指出，不平等加剧的根源既在资本市场也在劳动力市场，这不仅仅是一个更加重视教育的问题（Atkinson, 2015）。但他也强调，我们倾向于从诸如道路或机场等基础设施的角度来考虑投资，但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则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Atkinson, 2015），并指出应该将儿童津贴与为儿童提供的服务和设施相结合，包括提高正式教育的质量（杜育红 & 郭艳斌, 2022）、学校营养餐、早期教育等，同时还提出全社会应充分肯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工作的价值。这一系列观点与我们今天倡导的提高教师地位、改善教师待遇、发展普惠性的学前教育、学生既要吃饱还有要吃好等理念不谋而合。总之，阿特金森对全社会收入分配问题的前景是相对乐观的，认为收入分配问题可以通过包括公共教育、税收（Saez & Zucman, 2019）、再分配在内的公共政策工具得到缓解甚至是解决。（二）斯蒂格利茨关于教育改革的建议美国拥有世界上最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同时面临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作为诺贝尔经济学与和平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对美国社会不平等的现状和根源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判断。他用“收入和财富向顶层集中，中产阶级被掏空，而底层则日益贫困”来描述美国社会收入分配的现状（斯蒂格利茨, 2013），他认为包括缺乏效率、不稳定等在内的市场失灵会加剧收入不平等（斯蒂格利茨, 2013）。更重要的是，斯蒂格利茨特别强调市场背后的政府角色，尤其是政府在约束市场中的作用。斯蒂格利茨认为不受约束的市场只能带来更多的垄断、更多的金融行业违规和更不稳定的贸易关系（Stiglitz, 2015），不受约束的市场无法良好运行（斯蒂格利茨, 2013），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但这不是因为他反对市场经济，而是因为他深知市场的缺陷（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公共产品、信息不对称等）。②因此，他认为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在市场和政府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如何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政府需要采取行动以形成一个快速增长、高效而稳定的经济体，与此同时也要保证能公平合理地分配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斯蒂格利茨, 2020）。在他看来，尽管市场力量（供求定律）塑造了不平等的程度，但政府政策塑造了那些市场力量。今天存在的不平等很多都是政府政策的结果（斯蒂格利茨, 2013）。他对寻租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深恶痛绝就体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寻租（Rent Seeking）③行为的存在，使得传统收入分配中的边际生产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美国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尤其是顶层收入人群财富急剧膨胀的现象。几乎所有社会中，统治阶级都在正当化社会不平等的作用（Piketty, 2020）。从上述逻辑来看，收入分配问题背后的人为因素、制度因素的确不容忽视。他提出的改革建议既有限制高管薪酬、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高就业率、加大对公共教育的投资等温和的具体措施（Stiglitz, 2016），也有进行政治改革、重建美国经济体制等激进的措施（斯蒂格利茨, 2020）。对于教育，他发现，在美国，接受良好教育与家庭收入、财富和家长的受教育程度高度相关，教育不平等实际上助推了收入的不平等。因此，他建议要加大对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公共教育投资，使劳动力的收入分布反映其能力的分布，使教育系统能够补偿因个人能力和家庭经济背景带来的差异（Stiglitz, 2016）。尤其是，建立对弱势群体的补偿式的公共教育体系，对于收入分配的改善至关重要。（三）赫克曼关于教育改革的建议赫克曼（James Heckman）关于教育改革的建议，以他提出的生命周期动态人力资本理论以及他对非认知能力的关注为基础。基于这样的理论，他全面地评估了美国的教育与人力资本政策，并发现诸如学费减免等着眼于短期效应的政策效果有限，无法解决技能供给不足的问题，也无法解决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学生的学业成就差异扩大的问题。他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获得的技能会形成下一阶段学习的初始条件与学习基础。从人的全生命周期来看，人力资本的生产是家庭、学校、公司共同作用的结果（杜育红, 2020），人力资本投资是一个滚动的过程，前期的投资会影响后期的投资效率，前期与后期具有互补性。也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赫克曼提出了著名的生命周期人力资本收益率曲线（图4）。学前教育收益率最高，学校教育、在职培训依次递减。他对教育改革的重要建议就是重视早期教育质量与公平，从生命周期的整体设计人力资本投资政策，进而最有效地使用公共教育投资，真正解决教育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
图 4 全生命周期的教育收益
数据来源：Carneiro & Heckman(2003)
赫克曼对中小学质量改进项目、在职培训项目、各类教育补贴政策、教师工资补助与教师流动政策等进行深入的分析，发现这些项目普遍比较低效，建议改变这些项目实施的激励与选择政策，他认为只有这样，这些项目才会真正发挥有效的作用。（四）基于中国经验的教育改革建议从中国教育与收入分配的几对矛盾出发，中国教育改革最重要的任务首先是解决教育不平等问题（Blanden, Doepke, & Stuhler, 202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以及收入水平的提高，但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方面则作用有限。就像皮凯蒂的质疑一样，中国教育的普及平行提升了各层次受教育水平劳动力的收入，但没有缩小收入差距。这说明中国教育的普及并没有解决能产生经济价值的教育不平等。尽管我们一直在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一直在缩小城乡与校际差距，但从教育的整体看，解决具有经济价值的教育不平等问题的力度和范围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更彻底地设计覆盖个体整个生命周期的教育体系，建立一套对落后地区、薄弱学校，以及弱势群体的补偿性的公共教育体系，才能解决赫克曼所描述的技能供给不足，以及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学生的学业成就差异扩大的问题。其次，劳动力市场改革与教育质量观的实质性变革同步推进。当前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方方面面的应试教育与教育筛选的问题。激烈的教育竞争导致唯分数、升学至上，教育的筛选功能碾压了提升学生能力的人力资本功能。这种状况如果不能得到改善，教育不仅不能改善收入分配，而且也根本不可能支撑中国新阶段产业的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靠教育系统自身下决心实质性地改变教育质量观；另一方面，要同步改革劳动力市场的运行规则，从而改变教育筛选竞争的动力机制，通过激励机制的改变，让教育质量观的变革获得更多的动力。同时，劳动力市场还要进一步提升成熟度与有效性，缩小由于垄断等制度性因素导致的地区、行业及城乡的收入差距，基于人力资本的教育成为决定收入水平高低的最核心因素，提升劳动与创新的价值，促进社会的有效流动。最后，推动高水平市场机制的完善，营造有利于人力资本作用发挥的制度环境。正像斯蒂格利茨所分析的，现实中不存在理想的完全竞争的市场，信息不对称与博弈是市场的真实常态，不受约束的市场只能带来更多的垄断、更多的金融行业违规和更不稳定的贸易关系，不受约束的市场无法良好运行，从而加剧社会不平等。政府是现实市场运行背后的塑造力量，政府对市场规则的设计与监管，以及对垄断行为的打击力度，决定了市场力量的方向。只有通过政府对促进良性竞争的规则设计与监管，以及对垄断与寻租行为的强力打击，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决定论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才能营造出有利于人力资本作用发挥的成熟的市场环境，才能促进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才能通过人力资本促进收入分配的改善。
（杜育红工作邮箱：dyh@bnu.edu.cn；本文通信作者为郭艳斌：ybguo@mail.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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