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琳 | 作为“软实力货币”的国际教育

摘要：软实力提升的难点在于如何将软实力资源转化为包含文化与价值观吸引力和制度认同力在内的软实力，其关键在于促进软实力货币的产生以及避免其被损耗。美英澳三国借助国际教育获取软实力的案例表明，国际教育活动通过关系网络机制、价值观机制以及制度标准机制分别促进“善”“美”“优”三种“软实力货币”转化为软实力，实现了不同资本间的转化，从而巩固了在国际教育场域的支配地位。但如果这一过程缺乏友善、言行不一或名不副实，使得真实体验与宣传预期不符，软实力就会受到损耗。有鉴于此，我国应将国际教育作为提升“软实力货币”的重要手段，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取向，加强国际教育善美优的内涵提升，建设扎根本土的软实力货币转化路径，使得“软实力货币”的三大产生机制能发挥作用。

关键词：软实力 ; 国际教育 ; 美国 ; 英国 ; 澳大利亚 ; 文化资本 ; 象征资本

本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年第9期 #国际教育栏目

作者简介

张琳，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国别与区域研究所秘书长，博士，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副主任。

目录概览

一、“软实力货币”理论

二、国际教育软实力货币的产生机制

三、国际教育软实力货币的损耗机制

四、结论与启示

第九期 2023

构建与当前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软实力是我国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面临的重要课题，国际教育活动被广泛视为将国家内在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路径。软实力概念和理论的首倡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国际教育对国家软实力的提升意义重大，国际学生以及各类学术交流活动能传播价值观，扩大影响力与话语权，他还将“通过奖学金、交流、培训、学术会议等发展与个人的长久关系”视为公共外交的维度之一（Nye, 2004, pp. 44−46）。我国学者韩震（2008）认为，教育交流是知识、思想、文化乃至制度展示、传播和影响的途径，在显示软实力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日本学者马什科等人（Mashiko & Miki, 2015, p. 75）将高校交流视为构成“软实力大国”的要件。然而，对国际教育如何提升软实力，现有文献尚缺乏具体的路径分析。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是世界三大主要国际学生留学目的地，也是通过国际教育提升软实力的典型。本文从教育学和国际关系学两个学科交叉的视角，在改进亚历山大•维温（Alexander Vuving）关于“善”“美”“优”三种“软实力货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国际教育对国家“软实力货币”的产生及损耗机制，以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教育社会学理论的资本转化机制为框架，剖析软实力货币转化为软实力的过程，并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通过国际教育提升软实力为案例加以检验，从而为我国提升软实力的路径建设提供参考。

一、“软实力货币”理论

软实力是指通过文化、价值观或制度影响、吸引和说服他人的能力（Nye, 1990）。与硬实力发挥作用的机制易于观察不同，软实力如何发挥作用不易观察，这是软实力理论有待解决的问题。奈在系统探讨“软实力”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权力货币”（power currency）概念，它是指对产生权力发挥作用的资源。奈认为软实力与硬实力的不同之处之一在于两者使用不同类型的权力货币，例如武力和威胁是军事权力的两种“权力货币”，制裁和支付是经济权力的两种“权力货币”，而软实力的“权力货币”是吸引力（Nye, 2004, pp. 6−7）。此后，奈对“权力货币”概念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和适用性限制，强调不同类型的“权力货币”必须适用于特定情境，在一种关系或情境中能产生权力的资源在另外一种关系或情境中可能会失去作用（奈，2012，第4页）。为了解释软实力产生的作用机制，维温在奈的“权力货币”概念基础上，提出了能够产生吸引力的三种软实力货币：“善”（Benignity），即行为和态度的善意；“美”（Beauty），即共同规范和目标的协同一致；“优”（Brilliance），即能力和成功的能力（Vuving, 2009, pp. 9−12）。

在此基础上，维温从关系维度、满足人类需求和产生软实力的心理机制三方面解释了将软实力资源转化为软实力的三条路径：“善”指向软实力主体在对待客体时所表达的积极态度，主要作用于人类的互惠利他主义倾向。善作为一种“软实力货币”能激发感激和同情，使客体确信主体和平或友善的意图，吸引客体与主体合作，从而产生软实力。“美”指向软实力主体与理想、价值观、事业或愿景的关系，引起客体产生共鸣。美作为一种“软实力货币”能满足人类寻求与志同道合者联合起来的需求，通过激发灵感产生软实力。“优”指向软实力主体与工作的关系，指的是主体工作产生高绩效的行为。优作为一种“软实力货币”适用于人类学习成功人士的倾向，通过让客体产生钦佩导致模仿而产生软实力（见表1）。这种心理机制同样适用于国与国的关系中：其他国家可能会部分或全部采用成功国家的措施、政策、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或愿景，软实力也由此产生。

然而，仅提出“软实力货币”的构成还不足以解释软实力的作用机制，维温的理论也只解释了受众者被软实力主体国吸引的心理机制，尚未阐释软实力主体国如何获取软实力货币以及如何将软实力货币转化为软实力。只有明确“软实力货币”如何产生、损耗以及转化为软实力的机制，软实力的提升才有清晰的路径可循。

本文将维温“软实力货币”理论置于国际教育的语境与实践之中，提出国际教育“软实力货币”的产生机制与损耗机制，并以布尔迪厄的教育社会学理论为分析框架，来剖析主体国获取软实力货币与推动软实力货币转化为软实力的过程。根据布尔迪厄的再生产（reproduction）理论，随着教育文凭与证书成为个体获得工作的主导条件，教育系统逐渐成为西方统治阶层垄断权力传输的机制，通过教育获取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来巩固所拥有的权力，以掩盖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使得被支配者认可这种行为的正当性，心甘情愿地接受该运作机制，由此巩固支配者的阶层地位（Bourdieu, 1986）。同理，国际教育亦是一个有阶层的不平等场域，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美英为代表的英语国家处于中心地位，与其他国家形成了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Marginson, 2008）。鉴于此，布尔迪厄的再生产理论为理解西方国家如何通过国际教育活动获得权力以维持支配地位提供了有力的框架。

布尔迪厄（Bourdieu, 1986）认为，个体拥有四种资本——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与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文化资本主要是指通过教育获得再生产的秉性、才能与文凭等；社会资本是指可以确保物质或象征性收益（symbolic profits）的有用关系网络；象征资本是指任何形式的资本所产生的不被察觉的影响，例如声望、荣誉等，象征资本是权力的重要来源。布尔迪厄的再生产理论认为，不同类型资本间的转换是支配阶层确保资本再生产以及社会地位的战略基础（Bourdieu, 1986）。就此而言，国际学生流动是微观层面的国际学生个体积累文化资本的策略。个体通过投入经济资本在国外享有盛誉的大学获得学位，从而将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与西方发达世界建立了关联，促进了阶级优势的再生产，最终导致社会分层（Waters, 2012）。从宏观层面而言，一国推动国际教育发展，旨在生产、提取、积累或再生产某些具有公共意义和政治意义的资本，比如，国际学生留学支出带来的经济资本、国际学生作为优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能对他国政策产生影响的政治资本以及高等教育获得国际声誉而产生的象征资本等。不同于布尔迪厄对微观层面象征资本的定义，在宏观层面，一个国家的象征资本是指具有象征价值的无形资产，例如国际形象、全球声望和地位等，最终可能转化为文化、政治影响力或“软实力”（Yang, 2022）。布尔迪厄认为，象征资本的持有者能够对此类资本较少的个体使用这种权力并试图改变其行为使得后者心甘情愿地接受并将这种社会秩序视为正义（Bourdieu, 1991, p. 23）。可见，象征资本的使用过程实际上将象征资本转化为了影响力，类似于将软实力货币转化为软实力的过程。因此，从象征资本的视角来看，获取国际教育善美优的软实力货币实际上是通过国际教育获取象征资本的过程，而理解国际教育的善美优软实力货币如何产生、损耗以及如何转化成为软实力，便是理解主体国如何在国际教育场域推动各类资本转化为象征资本，而象征资本又是通过何种机制转化为软实力的过程。

本文认为，“善”“美”“优”三大权力货币构成的象征资本分别对应三项软实力产生机制：关系网络机制、价值观机制与制度标准机制，通过这三项机制实现软实力货币向软实力的转化。

在国际教育场域，当从事国际教育活动的主体通过提升留学体验、资助专项奖学金与教育援助等方式传递友好意图并被客体所认可时，获得了“善”的软实力货币，也成功将经济资本转化为象征资本，从而获得了客体的信任。在此基础上，以国际学生为路径建立多元的关系网络，使得关系网络机制得以发挥作用，又成功将象征资本转化成能够对他国产生影响力的社会资本，获得了软实力。当主体通过入境留学、语言教育等国际教育活动输出价值观并得到认同时，获得了“美”的“软实力货币”，成功地将文化资本转换为象征资本，进而使得国际学生和学者愿意成为主体与他国沟通联系的桥梁，使得主体的政策立场获得理解、解释及采纳，价值观得到认同；此时，价值观机制得以发挥作用，成功将象征资本转换为了政治资本，获得了软实力。当主体投入政治、经济、文化资本提升教育质量及打造教育品牌，并且国际学生与学者所体验的教育质量与主体传播的内容一致时，主体获得了“优”的“软实力货币”，成功地将政治、经济、文化资本转换为了象征资本，进而输出知识、制度与标准，获得相应的话语权；此时，成功地将象征资本转换为文化资本，制度标准机制发挥作用，获得了软实力，并使得文化资本获得再生产，从而巩固或提升了在全球国际教育场域的统治地位。关系网络机制、价值观机制与制度标准机制分别将“善”“美”“优”的软实力货币转换成为软实力，同时，在此过程中获得的社会资本、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又有进一步转换成为其他各类资本的潜力，使得积累的软实力得以发挥作用（见图1）。关系网络机制、价值观机制与制度标准机制并非完全独立，在通常情况下它们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关系网络的建立有利于价值观的传播与认同，有利于制度与标准的输出；价值观的传播与认同有利于建立与巩固关系网络，有利于制度与标准被接受与认可；制度标准的输出，同样有利于建立与巩固关系网络，有利于价值观的传播与认同。三大机制经常在国际教育活动中同时发挥作用，促进软实力货币向软实力的转化。“软实力货币”可以产生，也可以损耗。如奈所言，当“权力货币”在不适用的关系或情境下就会失效（奈，2012，第4页）。在国际教育活动中，倘若主体达不到善美优预期的行为，因为缺乏友善、言行不一与名不副实，使得善美优的软实力货币受到损耗，象征资本就会遭到消耗，削弱主体的软实力。

二、国际教育软实力货币的产生机制

以国际教育为路径产生软实力通常首先通过投入各类资本开展国际教育活动获得善美优的软实力货币，从而获得象征资本，在此基础上通过发挥关系网络机制、价值观机制及制度标准机制的作用，最终转化成为软实力。美英澳三国均十分注重这三种机制的作用。20世纪初，美国从“善”的软实力货币起家，随着国力的上升逐渐转向“美”与“优”的软实力货币；英国始终非常注重“优”与“美”的软实力货币，也成效显著；澳大利亚在使用“善”的权力货币机制上效果明显，同时力图打造“优”的软实力货币，有所成效但不及美英。调查显示，大众对美、英、澳三国教育的整体印象分别是“创新”“高质量”“友好”（Lomer et al., 2018），这也代表了三国在国际教育中运用软实力机制的不同侧重点。

（一）关系网络机制

关系网络机制通过友善的行为获取信任与感激，将其他资本转换为象征资本，借此获得“善”的软实力货币，在此基础上建立多元关系网络，将象征资本转换为社会资本，从而获得软实力。鉴于国际教育是一种在个体、机构和社区多层面促进参与、交流和合作的工具（Byrne & Hall, 2013），尤为适合发挥关系网络机制的作用。美英主要通过教育交流项目来运行关系网络机制；澳大利亚主要通过提升留学体验来重点打造“友好”的形象，并通过校友联系来建立关系网络机制。

1.通过教育交流项目传达善意、增进友谊，建立与他国精英的关系网络

无论是通过教育援助还是通过双方共同资助的模式，针对特定人群设立专项交流计划，吸引他国学生前往本国学习，此类行为传达出无私、友善的信息，有利于提升国际形象，获得他国的尊重，从而获得“善”的软实力货币，将经济资本转换成为象征资本。留学经历又能促进国际学生深入了解该国的社会文化，增进两国间的理解与友谊，留学目的国借此与生源国的未来精英建立联系，未来当这些国际学生成为他国各行各业的领袖时，便能实现该国的影响力，完成象征资本向社会资本的转化。

通过教育交流项目获取“善”的软实力货币已是目前西方国家普遍的成熟途径，若追根溯源，美国是最早利用“善”的软实力货币的西方国家，且从中受益匪浅。1901年，清政府被迫与11个列强签订《辛丑条约》，不得不支付巨额赔款，史称“庚子赔款”。为了扩大在华利益又想避免军事介入，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决定设立“庚子赔款奖学金” （Boxer Indemnity Scholarship）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并建立“清华学堂”作为预备学校，旨在以此友善之举提升美国的国际形象，并通过影响中国未来的精英来影响中国未来的走向（Litten, 2009）。当时，美国认为中国留学生将研究美国制度、结交美国朋友，回国后在外交关系中支持美国，形成一股对美国有利的强大力量，使其获得比欧洲更大的优势。鉴于此，美国通过庚子赔款奖学金吸引中国未来精英接受美国教育，以此建立关系网络来指导中国的改革（Ye, 2002, pp. 10−11, p. 234）。中国许多领域的顶尖学者曾受庚子赔款奖学金资助赴美留学，如杨振宁、钱学森、赵九章、竺可桢、胡刚复、胡适、钟开莱、郭秉文、赵元任等，美国因此与这些精英建立了长久的联系，借此输出影响力。例如，杜威受学生胡适邀请，赴中国交流讲学，杜威的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及社会的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黎洁华，1985；张华，2019）；孟禄受学生郭秉文、陶行知、张伯荃邀请赴华15次，主张借鉴西方民主精神和美国教育制度来推动中国教育改革，倡导美国“六三三”学制与最新的教学方法（沈岚霞，2010，第95—96页）。两者均通过在中国留学生留学时期建立的社会资本输出影响力。

庚子赔款奖学金开创了美国政府与他国政府签订教育交流协议的先例，使美国获得了“善”的软实力货币，成功地提升了美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因此，美国多年来一直热衷于开展教育交流项目，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旗舰项目是富布莱特项目（the Fullbright Program）。自该项目启动以来，来自166个国家超过 40万人获得资助，在美国或他国学习、从事教学和研究，促进国际理解与合作。富布莱特校友在诸多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包括 61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9 位普利策奖获得者以及 40 位现任或前任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BECA, n.d.）。富布莱特项目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而不断发展的关系网络是其发挥影响力的重要渠道，项目参与者通常在交流期间建立合作关系，并以此为基础与世界各地的专业人士建立长久关系（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2018）。因此，富布莱特项目所积累的社会资本对提升美国软实力至关重要。

英国同样认为国际学生与学者赴英留学交流有助于建立与加强社会、文化、商业、研究等领域的联系，因此设置了一系列国家奖学金项目，资助各国重点人群赴英留学，借此建立强大的国际朋友网络（Blair, 1999），以获得社会资本，使关系网络机制得以发挥作用。其中影响最大的三项奖学金是英联邦奖学金（Commonwealth Scholarships）、马歇尔奖学金（Marshall Scholarships）与志奋领奖学金（Chevening Scholarships ）。志奋领奖学金资助 118 个国家的国际学生，马歇尔奖学金专门资助美国公民，英联邦奖学金则资助英联邦国家公民。根据2019年英国对国际毕业生的调查，77% 的国际毕业生表示更有可能与英国做生意，81%的受访者与英国的机构建立了专业联系（Stern, 2019）。由于受资助的国际学生通常是他国未来的精英，这种联系使英国能与他国未来的领导者接触，开展商务合作与外交往来，从而促进贸易与外交（Blair, 1999）。一项针对英联邦奖学金校友的调查发现，45% 的受访者影响了其所在国政府在特定政策领域的决策，25% 担任过公职；2012 年对马歇尔奖学金校友的调查发现，18% 的受访者曾担任过政治或与公共管理相关的职位，45% 的受访者曾向英国机构捐款或投资（Lords, 2014, p. 100）。校友促进了生源国对英国的信任，使其同胞认为英国是经贸或外交的理想合作伙伴（Mellors-Bourne et al., 2013, p. 38），提升了英国的软实力。

2.通过提升留学体验表达善意、增强吸引力，建立多元关系网络

澳大利亚是通过提升国际学生留学体验获得“善”的软实力货币的典型。尽管澳大利亚与美英同属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但从本质上而言是它一个价值观的追随者而非引领者，在教育声誉上也整体逊色于美英，因此，在“美”与“优”的软实力货币上，澳大利亚皆不占优势，但借提升国际学生留学体验的溢出效应，澳大利亚提升了国际学生的满意度，打造了友善的形象，将经济资本转化为象征资本，提升了软实力。鉴于国际学生的评价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口碑，进而影响未来学生的留学决策，提升国际学生的满意度也就间接地提升了国际教育的品牌形象与竞争力。在澳期间的正面经历也使国际学生更愿意在毕业后与澳保持联系，参与校友活动。因此，提升国际学生的满意度成为澳大利亚通过国际教育建立多元化关系网络的关键路径。为此，澳政府和高校推出一系列政策，全面提升国际学生的体验，包括建设灵活多路径的教育体系，加强国际学生公寓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签证、金融、保险、医疗、住宿、就业等教育服务产业链，制定有利于打工与就业的签证政策，开展国际学生年度满意度调查，建设国际学生体验提升试点项目，通过了世界上首份针对国际学生保护的法案《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法》（Education Services for Overseas Students）等，建立了覆盖入学前、中、后全流程的国际学生体验提升机制（AEI, 2012），从而实现“满足甚至超越国际学生期望”的国际教育战略目标（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6, p. V）。

在提升国际学生留学体验的基础上，澳大利亚通过国际学生校友网络来深化与校友的联系，并借此建立多元关系网络，获得社会资本，使软实力得以发挥作用。澳大利亚将校友视为“最伟大的大使”（SSC, 2007, p. 52），为了加强全球校友网络的建设，还制定了《澳大利亚全球校友联系战略（2016-2020）》，将校友视为澳公共外交的优先事项。该战略将校友分为高影响力、专业人士与新校友三大类型，采取不同的策略，以建立联系、促进参与与合作并展示校友成就（DFAT, 2016, p. 13）。此外，澳大利亚政府还建立了全球校友网站，通过一系列活动增强与校友的联系，维系感情。校友活动的开展，增进了校友的归属感，澳大利亚因此进一步获得了“善”的软实力货币。可见，在“善”的软实力货币基础上建立的全球校友联系为澳大利亚构建了多元关系网络，使得澳大利亚将象征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关系网络机制得以发挥作用，扩大了澳大利亚的影响力，并促进国家利益的实现。

（二）价值观机制

西方社会隐秘的统治关系，往往体现在通过控制语言和利用教育灌输，来巩固既有的支配关系，使被支配者接受这种统治，并视其为合理正当的行为（张意，2005，第117页）。国际教育正是美英澳输出价值观、维持全球支配地位的重要路径。价值观机制通过入境留学与语言教育等路径输出价值观，将文化资本转化为象征资本，获得“美”的软实力货币；同时，在形成价值认同的基础上，扩大了影响力、建立了信任感，使得本国的政策能获得理解与认同，从而将象征资本转化为政治资本，获得软实力。

1.对入境国际学生输出价值观

美英澳普遍重视在国际学生留学阶段进行价值观输出，认为这是国际学生形成价值认同的关键期，通过国际教育获得“美”的软实力货币，实现从文化资本向象征资本的转化。国际学生赴西方国家留学不仅可以增进对西方价值观的理解，而且还可以产生溢出效应，学生返回生源国后积极倡导西方价值观，帮助本国民众理解留学国的政策，甚至试图改变本国的思维模式（Atkinson, 2010; Olberding & Olberding, 2010），促进象征资本向政治资本的转化，从而获得软实力。

在庚子赔款奖学金计划中，当时的美国决策者普遍认为，这些未来精英在美国接受教育，留学经历将对其政治倾向、情感态度、价值判断等产生重大影响，他们会对美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Ye, 2002, p. 51），美国因此获得了“美”的软实力货币，积累了象征资本。认同美式民主价值观之后，他们将模仿美国而非日本建设新中国，他们会更喜欢美国的商品，美国经济也将因此获益。鉴于此，庚子赔款奖学金计划能够以巧妙的方式“确保条约和军队无法保证的远东和平与贸易”，使得教育交流的影响远远超出教育领域，获得最大的回报（Litten, 2009），这便使象征资本转化为政治资本。从 1909 年到 1929 年，美国庚子赔款奖学金计划资助了大约 1300 名中国学生获得学士及以上的学位；其中至少有 110 名中国学生获得了美国大学的博士学位（Ye, 2002, p. 51）。庚子赔款奖学金使得中国留学生从热衷于赴日留学变为主要赴美留学，中国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也从模仿日本为主转向模仿美国为主（陈强，2019，第122—129页）。鉴于庚子赔款奖学金项目助力美国提升了软实力，美国长年来坚持通过富布莱特等项目推进教育交流，在吸引世界优秀人才为美国做贡献的同时，也输出了价值观。冷战期间，国际教育在美苏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政府、私人基金会等在冷战期间赞助国际学术交流、奖学金计划和研究项目，以输出美式价值观（Chomsky, 1997），在此推动下，美国高等教育的实力和吸引力成为美国政府与其他国家接触的关键因素（Altbach & Peterson, 2008）。

自美国率先建立庚子赔款奖学金获得国际影响力以来，英国一直有一种落后者的紧迫感，认为自己要加强教育人文交流、提升软实力，因而非常重视通过国际教育输出价值观（“The Boxer Indemnity”, 1924）。1934年成立的英国文化协会（the British Council）长期以来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促进国际教育的发展。英国强调推动国际学生在留学期间深入英国社区获得文化熏陶，真正产生文化与价值观的认同（Mellors-Bourne et al., 2013, p. xiv）。国际学生求学期间如果更深入地了解英国的规范和价值观，便能提升对英国文化、制度和历史的认知与尊重（Lords, 2014, p. 100），英国借此获得了“美”的软实力货币，成功地将文化资本转化为象征资本。国际学生回生源国工作时，又在生源国的各项事务中嵌入了英国价值观和思想，可能支持英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议程（Mellors-Bourne et al., 2013, p. 38），借此英国得以将象征资本转化为政治资本，提升了英国的软实力。英国创新与技能部的调查发现，90% 在英国学习的国际学生表示，由于在英国学习，他们对英国的看法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留学经历使国际学生对英国的机构与产品产生了强烈的信任感，保持了对英国商品的品牌忠诚度，将英国作为首选旅游和度假目的地，向他人推荐英国留学或培训，在选择国际合作伙伴时优先考虑英国（Mellors-Bourne et al., 2013, p. xiv）。因此，国际学生被视为“非正式大使”，而英国大学被视为“塑造世界未来精英思想的中心” （Lords, 2014, p. 98），是英国通过获取“美”的软实力货币进行软实力外交的关键。

2.通过语言教育输出价值观

软实力根植于吸引、交流和建立跨越国界的文化关系，其中大部分没有政府的正式介入，需要沟通、交流和对不同文化保有兴趣，而共同的语言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因素的发展（BC, 2013, p. 8）。在国际教育中，熟练运用留学目的地的语言是出国留学的基本门槛，而语言学习需要教材、书籍、音视频等资源为载体。因此，美英均力求扩大自己的语言教育市场，这样既能获得经济收益，又能借这些资源输出价值观，获得“美”的软实力货币，借此提升软实力。

英国一直视推广英语为其优先任务，英国文化协会的关键任务之一便是推广英语教育。英国认为这是一种传播价值观的有趣又有效的形式，受众会钦佩甚至效仿英国价值观，使英国获得“美”的软实力货币，借此影响他国政治，推动英国商业与金融的增长，促进英国的繁荣与发展（Wilkinson, 2013），最终将象征资本转换为政治资本。英语的全球化为英国软实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的渠道支持，助其保持与提升文化超级大国的地位，在当今高度网络化的世界继续扩大软实力（BC, 2013, p. 3）。鉴于此，英国力图通过英语的传播获得“美”的软实力货币，并借此输出价值观，将其转化为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

美国同样借助英语来输出价值观。美国在线专业英语网络（the Online Professional English Network）、英语语言研究员项目（the English Language Fellow）以及美政府独立机构和平兵团（Peace Corps）均受美国政府资助推广英语教育，以促进美国价值观的传播、增进与他国的相互理解（Samaniego, 2021），获得“美”的软实力货币。此类英语语言项目使得英语教育专业人士获得国际经验，为英语教师与英语学习者提供各种交流和教育项目，以加强全球的英语教育，将文化资本转化为象征资本，并借此输出价值观，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从而获得政治资本，提升美国的软实力。

（三）制度标准机制

制度标准机制通过打造卓越形象获取“优”的软实力货币，将经济、政治与文化资本转化为象征资本，以此吸引他国模仿本国的制度、运用本国的标准，从而将象征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扩大影响力，提升话语权。成为榜样，是获取“优”的软实力货币的关键；引起效仿，则促成了软实力货币的转化。

1.打造高质量国家教育品牌

由于国际学生在进行留学决策时通常先决定国家再选择高校，留学目的地国的声誉会极大地影响国际学生的决策（Mazzarol & Soutar, 2002）。美国因其科技研发实力的优势，在世界知识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获得了以创新为特征的高等教育声誉，积累了巨大的象征资本，从而对国际学生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英国与澳大利亚在实力上相对逊色，因此十分重视制定战略以主动建设国家教育品牌，从而积累象征资本，吸引国际学生。

美国主要通过提升教育质量来获得“优”的软实力货币，积累象征资本。美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与高等教育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为美国提供了创新的动力、培养与吸引了优质的人才，进而提升了美国的国际地位。而美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又吸引了世界各国人才前往美国学习与工作，进一步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20世纪初，尽管当时美国的GDP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但美国的大学尚未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基础研究也较为薄弱，美国的实践文化使得当时在大学重应用性研究轻基础性研究，研究经费也主要来自民间，而非政府的投入。当时的世界科技中心在德国，国际学生向往的留学圣地在欧洲而非美国（布什 & 霍尔特, 2021, 第85页），在高等教育领域美国仍是一个追赶者而非引领者。那么，美国的高校何以崛起并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从而获得“优”的软实力货币？首先，美国的高校借鉴了德国大学注重学术研究的特色。19世纪70年代大量美国留德人员回国，带回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与德国大学的学术精神，当时美国多位高等教育改革的推动者均有留德学习的经历，积极推动美国高校学习德国高校注重学术研究的精神（韩来平，2000）。1876年，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霍普金斯大学成立，美国研究型大学逐渐发展起来，推动了美国高等教育质量的飞跃。第二，美国高校拥有鼓励创新的文化。不同于欧洲国家，美国许多大学都是由“增地学院”演变而来，最初是因各地社区发展需要自下而上建立的，这种市场意识、多元化特征以及自主管理的传统均成为创新诞生的土壤（王凤玉 & 都本伟，2019）。美国大学认为高校的研究与教育必须支持区域经济发展，这使得美国大学十分重视自主创新，重视推动学术研究成果的转化（张铁山，2011）。第三，美国高校的崛起还受益于政府对基础研究的大力支持以及对学术自由的尊重。二战期间，以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为代表的美国科学家认识到了美国在基础研究领域的短板，建议美国政府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同时要保证科学家的学术自主性，并强调重视科学研究不应以牺牲人文社科研究为代价（布什 & 霍尔特, 2021, 第19—20页，第30页）。布什的主要思想被美国政府采纳，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美国在二战期间远离战场，在政治上相对安全稳定，学术上相对自由宽松，吸引了大量来自欧洲受纳粹迫害的人才，为高校补充了重要的力量（何舜辉，2019，第118页）。冷战时期，受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的刺激，美国政府为大学和研究投入大量资金，特别是在科学、数学、外语与国别区域研究领域，美国大学的研究蓬勃发展，研究成果丰硕（Altbach & Peterson, 2008）。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美国的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型大学，赢得了世界一流的地位，涌现出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极大地提升了美国大学的国际声誉，也使美国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与知识中心。由此产生的科学和技术进步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他们渴望在拥有一流学者的大学里学习，美国因此成为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Tworek, 2011）。由于汇集了各国精英，美国大学获得正向循环的发展，美国也收获了教育强国的声誉。可见，美国通过投入经济、政治与文化资本，提升了教育质量与声誉，成功将其转化为象征资本，获得了“优”的软实力货币。优质的高等教育既需要多元宽松的氛围以促进创新的涌现，也有赖于政府的财政支持，并赋予科研人员宽松的研究氛围与学术自由，重视激励长期性产出的机制有利于促进颠覆性创新的产生（Charlton & Andras, 2008），因此，政府对高校的研究投入要避免急功近利，才能有利于高等教育的质量提升，从而获得“优”的软实力货币。

不同于美国，二战后英国国力衰弱，英国教育品牌的树立除了其本身高质量的教育之外，更是多年来战略性建设的成果。1999 年，英国首次开发了国家高等教育品牌 “英国教育”（Education UK），在世界范围内属于首创。该品牌战略旨在“开发和营销世界领先的英国教育品牌”，让国际学生相信“英国是高质量教育的首选”，这是英国第一次有意识地制定战略。强调高等教育机构协同一致建设英国教育品牌，并集中了财政与行政资源来实现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愿景（Lomer et al., 2018），是英国主动推动经济、政治与文化资本向象征资本转化以获得“优”的软实力货币的体现。鉴于国际教育能够提升英国的声誉和品牌知名度，有助于投射英国的软实力，2010年，“英国教育”被纳入“英国棒极了”（Britain is GREAT）的整体国家品牌运动中（Mellors-Bourne et al., 2013, p. 6）。“英国教育”品牌推广包括开展营销活动（例如校友活动）来抵消对英国教育的负面看法、推广活动（例如教育展、英国留学项目数据库）、教育代理机构的专业发展和认证、教育机构营销和招聘实践的变革、开发由市场营销主导的新课程和项目、实施学生奖励项目例如“真实的英国”（Real UK）和闪耀奖（Shine!）（Study and Scholarships, 2011）等。英国的高质量教育品牌建设获得了成功，在“软实力30指数”（Soft power 30）与“全球软实力指数”（Global Soft Power Index）的最新排名中均位居前三，教育类的因子位居第二，获得了“优”的软实力货币。

澳大利亚在国际教育领域属于后来居上者，是依靠国家战略塑造国家教育品牌的典型。除了与英国类似的品牌推广策略外，澳建设高质量的教育品牌主要通过完善法律保障来实现。澳政府不断完善国际教育的相关立法，逐步构建了完整的国际教育法律框架，对内约束教育服务机构的行为以提升国际教育质量，对外展现对国际学生合法权益保障的决心，打造国际教育高质量品牌。其质量保障措施主要有四大方面：首先，通过官方认证提高教育服务市场的准入门槛来控制风险，强化国际教育机构的管理；第二，通过“澳大利亚机构注册和国际学生管理系统”实现国际学生信息数据化，以掌控行业的整体状况；第三，完善海外学生服务法案框架、学费保障计划等国际学生权益保护的相关法律与政策，塑造澳大利亚的友好形象；第四，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私立教育等各领域均建立质量评估体系，通过监督提升国际教育质量。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澳大利亚国际教育的质量，更重要的是提升了国家形象，提高了其在教育质量标准与评估领域的话语权。但整体而言，澳大利亚的教育品牌不及美英两国，这也说明虽然战略性的政策有利于提升品牌形象，但获得“优”的软实力货币的根本在于教育质量的提升。

2.输出教育制度与标准

通过提升教育质量与建设高质量的教育品牌，美英澳将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本转化为象征资本，获得了“优”的软实力货币，在此基础上，通过制度与专业知识的输出，再将象征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扩大影响力。这种输出主要有他国主动效仿与美英澳主动输出两大路径，两者均提升了美英澳的国际教育治理话语权，实现了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既提升了其全球教育影响力，也提升了其整体的软实力。

首先，他国主动效仿借鉴教育制度与标准。他国受众因为受“优”的软实力货币吸引，而主动效仿美国的教育制度，使得美国的软实力货币得以转化为软实力。

美国在教育领域获得了国际声誉，美国大学被普遍视为学术制度、课程和研究的黄金标准，美国的研究范式和研究发现在国际上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主导着学术期刊和互联网（Altbach & Peterson, 2008），因此，美国在教育与学术领域获得了“优”的软实力货币。于是，世界各地的大学将美国视为典范，主动效仿美国的教育制度、采纳其学术与教育标准，使得美国在世界知识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

国际学生与学者在留学期间受到美国教育制度与文化的影响，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持久深远，甚至在其归国工作后依然发挥着作用。国际学生与学者在美期间学习美国的学术和科学探究的方式方法、师生互动的形式与学术规范，运用美国的实验室设备，形成了美式学术风格，经常关注美国的数据和问题，与美国学术圈建立联系，这些经历塑造了国际学生与学者对学术工作的理解，形成了持久的影响（Altbach & Peterson, 2008）。国际学生与学者回国后，在教育和学术工作中通常以美国为参考标准，与美国同事联系合作，使用美国的科学设备与软件，采用美国的学术方法，建议本国学生赴美留学（BECA, 2001, pp. 31−36），按照美国的教育与学术模式积极改革本国的教育学术机构。例如，1993年，匈牙利大学校长们在借鉴了许多美国的经验后极力推动匈牙利通过了《高等教育法》，参与这场改革运动的六位校长曾以富布莱特学者的身份在美国学习（Altbach & Peterson, 2008）；梅贻琦、蒋梦麟在美留学期间深受美国教育的影响，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西南联大的建设过程中均推动了通识教育、教授治校等模式的发展（高建国 & 晏祥辉, 2014）；郭秉文主张实施“寓师范于大学”的体制，也受到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经历的影响（陈强，2019，第77—78页）。由于大多数国际学生回到学术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后，在这些国家依照美国的学术标准推动本国教育改革以力求提升教育质量的过程中，进一步巩固了美国在国际教育以及世界知识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使美国进一步获得了“优”的软实力货币，积累了象征资本。

第二，美英澳主动输出教育制度与标准。通过语言教育、教育援助、双边及多边国际协议、领导国际教育组织、引领各种标准的制定等路径，美英澳主动输出专业知识、制度与标准。

早在殖民时期，英国就通过输出教育制度来形成大英帝国的共同文化基础，提升软实力。当时，殖民地国家的中等学校以英国学校为原型，受到当地英国教会组织的监督，并由英国派教师任教，英国还将英国大学的考试制度推广到殖民地，输出了教育的质量标准（王振华，1991，第156页）。二战后英国衰落，殖民地独立，由于英联邦国家大多保留了殖民地时期英国的教育体系，教育制度的一致性成为英联邦国家的文化基础（温利鹏，2009，第18页），教育也成为英国硬实力衰弱后凝聚英联邦国家、加强在英联邦国家影响力的重要路径。不少英联邦国家的领导人与社会精英就是在相似的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因此他们拥有某些共同的思想理念、文化传统和价值判断，都使用英语这一共同语言，包括毛里求斯前总理拉姆古兰、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他们在执政时期大多采取亲英的外交政策（王振华，1991，第 156—157页）。美国作为殖民大国的时间较短，但仍将高等教育作为殖民政策的一部分，在菲律宾建立了高等教育机构，成为输出意识形态的重要路径（Gonzalez, 2004）。

随着殖民地的瓦解，美英澳通过制度标准机制提升软实力的方式以更为隐蔽的方式进行。英语语言教育是重要路径之一。布尔迪厄认为，在教育场域中，学校是传递和维护支配关系的关键机制，学校规定特定的语言呈现方式作为合法的标准，贬低不合法的语言再现，致使语言资本匮乏的学生无法在场域竞争中流畅得体地充分表达自己，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便力图通过掌握官方合法的语言来改变地位（张意，2005，第119—120页）。在此过程中，官方语言的权威地位得到了巩固。在国际教育场域中，美英澳等国将英语定为教学媒介语，这是维护支配关系及高等教育统治地位的关键机制。国际学生为了能获得国外优质大学的录取资格，努力提升英语语言能力，同时，处于高等教育被支配地位的非英语国家为了吸引国际学生而将英语定为教学媒介语，两者的行为进一步巩固了英语作为国际学术通用语言的地位，进而巩固了美英澳在国际教育领域的支配地位。此时，英语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而是代表地位与声誉的象征资本。在此过程中，美英澳完成了将英语这种语言文化资本向象征资本的转化。

在获得“优”的软实力货币的基础上，美国、英国还向世界各国输出英语语言教育标准。二战后，英语成为学术官方语言，美英澳等英语国家在高等教育国际市场上获得了先天优势，开始主导学术交流。进入英美大学，分别要通过雅思、托福、GRE等英语语言测试，此类制度的设置有利于英美建立英语语言教育的标准，掌握英语教育的话语权，而在培训考试与资源分享的过程中，又输出了制度与标准，提升了软实力。英国文化协会在世界各地有109 个英语教学中心，为60个国家政府提供了英语教育服务，130万教师参加了培训，1000万教师加入了英国文化协会的在线网络共同体，为9600 万人提供数字英语学习课程，400万人参加了英语资格证书考试（BC, 2021, p. 6）。借助这个庞大的语言教育网络，英国输出了英语教育的制度与标准。可见，美英作为国际教育场域的支配者通过英语的全球化建立了统一的语言市场，以及相应的教育体系和教育资格认证制度，成功地利用语言、文化资本控制着作为被支配者的国际学生，获得了软实力。

此外，教育援助一直是美英澳输出制度与专业知识的重要路径，美英澳均重视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及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来促进这些国家与地区的发展，从而扩大影响力。通过资助外国学生赴本国留学、资助本土专家学者赴他国讲座以及开展研究与合作等，美英澳向他国输出了制度与专业知识。美英澳也极为注重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关系，积极主导、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组织的相关活动，引领及参与规则的制定，从而谋求在全球和区域多边国际教育贸易中发挥领导作用。在制定标准与规则的过程中，美英澳也实现了制度与专业知识的输出。

三、国际教育软实力货币的损耗机制

达不到善美优预期的行为会造成软实力货币的损耗。从美英澳的案例来看，缺乏友善、言行不一与名不副实分别损耗了“善”“美”“优”的软实力货币，消耗了象征资本，使得软实力受到削弱。

（一）缺乏友善

关系网络机制通过塑造友好的形象以建立关系网络，从而获得软实力，但倘若客体发现主体的友好并非真切，“善”的软实力货币就会被削弱甚至消失，象征资本便会减少，甚至无法转化为社会资本，软实力受到损耗。

在新冠疫情期间，澳政府对留学生缺乏支持，损害了其国际教育的声誉，影响了其国际教育的品牌形象与软实力。国际学生认为澳政府在疫情期间忽视他们的需求，是虚伪的友善，认为澳大利亚不是理想的留学目的地，并将这种想法传递给亲朋好友，损害了澳大利亚多年积累的国际教育品牌与声誉。墨尔本大学缅甸研究网络的一项调查显示，由于疫情带来的限制和封锁，国际学生面临着重大的财务、教育和心理健康的危机，超过75%的受访者描述了在澳学习期间经济上面临的困难，因为找不到兼职工作，许多国际学生难以维持生计，又未获得充分的支持。他们因此对澳联邦政府感到失望和愤怒，认为澳大利亚把他们当作摇钱树，但是当他们需要帮助时就把他们抛弃了。由于自己的负面经历，他们建议其他人不要赴澳留学（MRN, 2020）。2020年，由于边境关闭以及缺乏对国际学生支持等因素，澳大利亚国际学生人数下跌了 9.32%（IE, 2021）。带着负面经历返回生源国的国际学生可能批评澳大利亚，影响澳大利亚教育声誉，削弱澳大利亚的软实力（Wesley, 2009, p. 3）。

可见，“善”作为软实力货币要产生软实力有赖于善意的真实程度，宣传与表达的善意可能会暂时产生软实力货币，但软实力的最终实现有赖于真正友善的行为。一旦国际教育活动的客体认识到主体“善”的不真实性，前期积累的信任以及借此建立的关系网络会被削弱甚至瓦解，反而损耗了软实力。

（二）言行不一

价值观机制通过输出价值观、形成价值认同而获得软实力，但倘若客体发现主体言行不一，并未真正履行价值观，这种价值认同就会产生动摇，“美”的软实力货币就会被损耗，象征资本就无法有效转化为政治资本，软实力也因此被削弱。教育与研究的质量、内容和严谨性，以及为学生提供的社会支持，为国际学生提供了对一个国家价值观的真实洞察和直接体验，这种体验通过各种路径在公众中获得传播，影响着该国的声誉（Byrne & Hall, 2013）。

美国软实力的表现之一是多年来各国移民因“美国梦”前往美国以图实现理想。“任何人在美国都有平等的机会通过自身的努力而成功的美国梦”（Madriaga, 2005）所凝聚的价值观是美国重要的“美”的软实力货币。许多国际学生怀揣着对美国梦的追求赴美留学，希望可以有所成就，这是美国“美”的软实力货币在国际教育领域的体现。然而，特朗普执政期间，在“美国优先”政策下，一系列不利于国际学生的措施打破了许多国际学生的美国梦，损耗了美国“美”的软实力货币。2017年1月，特朗普发布了行政命令（The White House, 2017），禁止来自几个主要穆斯林国家的学生和学者入境，使得他们滞留国外。阿拉伯国家赴美留学的人数在特朗普执政前曾创下新高，但这项行政命令以及诸多反移民言论使得阿拉伯学生感觉在美国学习期间缺乏安全保障，导致赴美留学热情降低，仅沙特阿拉伯的入学率就下降了 15.5%，三分之一的国际学生因为美国的政治气候不再对赴美留学感兴趣（Patel, 2018）。2020年7月，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发布了疫情期间关于国际学生签证的新规（ICE, 2020），不允许国际学生在美国境内修读的课程全部为线上课程，否则将禁止学生入境或遣返回国。这项规定要求国际学生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参加线下课程，引起了国际学生的不满。此外，新冠疫情还导致反亚裔的种族主义和犯罪活动增加，从 2020 年 3 月到 9 月，共有 1万多起针对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的仇恨事件（Stop AAPI Hate, 2021 ）。这一系列事件使许多国际学生担心在美国是否安全、是否能获得平等的机会、是否能有所成就（Xie & Shaheen, 2022），也就意味着“美”的软实力货币被损耗了，象征资本受到削弱。2020 年，在美的学生签证持有者总数下降了近18%，新入学人数下降了 72%，这是史无前例的下降（ICE, 2021），而同期英国的国际学生人数却获得了12.5%的增长（HESA, 2021）。

因此，“美”作为软实力提升的路径是一把双刃剑，当国际学生的留学经历符合该国所宣传的价值观时，“美”作为软实力货币才能发挥作用；倘若国际学生的留学体验与其宣传的价值观相悖时，“美”不但不会产生，反而会削弱该国的软实力。

（三）名不副实

制度标准机制通过建设卓越的形象来输出制度与标准，从而获得软实力。但倘若客体发现真实的主体名不副实，因钦佩而产生的吸引力就会减弱甚至消失，象征资本无法有效转化为文化资本，软实力会因此被削弱。

“优”作为权力货币要真正产生软实力关键在于“优”的程度，在国际教育中，国际学生因优质的教育质量慕名而来，如果发现教育质量不如预期，则软实力会受到损耗。澳大利亚非常重视国际教育的市场营销，无论是从政府层面整体推广澳大利亚教育品牌，还是澳教育机构自身的推广营销，或是留学中介机构对澳大利亚大学的重点推荐，都非常注重强调澳大利亚教育的优质性，这一方面的确推广了澳大利亚的国际教育，使得更多的潜在国际学生了解澳大利亚，另一方面过度营销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营销难免夸大其词，造成国际学生对澳大利亚期望过高，真正入学后难免失望（Madeleine, 2020）。这种落差往往会影响澳大利亚教育的声誉，损耗象征资本，不利于国际教育的健康良性发展，最终损伤澳大利亚的软实力。

四、结论与启示

从美英澳通过国际教育提升软实力的经验与教训来看，关系网络机制、价值观机制、制度标准机制分别产生了“善”“美”“优”三大软实力货币。这三种机制能否奏效取决于“善”“美”“优”的真实性。当软实力主体的实际行为与宣传一致时，“善”“美”“优”软实力货币便能有效地“兑换”成软实力；与宣传相悖时，软实力就会被削弱。

在国际教育场域，“善”“美”“优”的作用发挥实际上有着不同的权重。由于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是获取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因此，“优”的软实力货币举足轻重。国际学生与学者通常因为一国或者一校优质的教育研究声誉而做出留学的决策。通过国际教育活动进一步获取“善”与“美”的软实力货币这一机制，也主要是在留学期间发挥作用。一旦国际学生与学者在留学期间进一步认可“优”的真实性，毕业后用人单位认可国际毕业生与学者“优”的真实性，该国又进一步获得了“优”的软实力货币，进一步积累了象征资本。反之亦然。倘若国际学生与学者在留学期间认为该国的教育声誉名过其实，该国就损耗了“优”的软实力货币，象征资本也被消耗，这会影响未来国际学生与学者的留学决策，也进而影响了“善”与“美”的软实力货币机制发挥作用。由此可见，获得“优”的软实力货币进而积累象征资本是通过国际教育提升软实力的关键。

在国际教育场域，对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国家而言，“善”“美”“优”软实力货币的获取难易程度存在差异。由于“善”的软实力货币主要通过投入经济资本获得，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门槛相对较低，效果立竿见影，这也是教育援助与奖学金被广泛采纳作为软实力货币的原因。作为相对后发国的澳大利亚，首先也是采用着重获取“善”的软实力货币策略，通过打造友好形象来提升其国际教育的声誉与地位。而“美”与“优”软实力货币的获取相对较难。“美”与“优”软实力货币均有赖于文化资本的投入，处于国际教育场域中心位置的国家本身已积累了大量的文化资本，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国家在文化资本上则处于劣势。尽管投入经济资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转化为文化资本，但文化资本的积累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使得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国家追赶过程尤为艰难。而在支配国话语体系下进行追赶，必然要以支配国的制度和标准为参照对象，这实质上加固了支配国的文化资本，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其支配地位，使得追赶难以成功（Ivancheva & Syndicus, 2019）。

国际教育本质上是在全球范围内对教育资源与要素进行重新布局与配置，意味着在教育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并深刻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整体软实力。对美英澳国际教育软实力货币的产生机制与损耗机制的考察，为我国通过国际教育提升软实力提供了参考。

首先，我国要通过国际教育活动获取、巩固、加强我国特有的善美优软实力货币。我国目前在国际教育领域采用的策略偏重于通过奖学金资助等机制获取“善”的软实力货币，这的确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处于后发地位的国家常用的策略。就“善”的软实力货币而言，我国不干涉他国内政、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对外关系指导思想具有“善”的本质优势。然而，鉴于“美”与“优”在国际教育声誉中的关键作用，我国需要更重视加强“美”与“优”的软实力货币的获取与积累。

就“美”的软实力货币而言，目前，知识、学术与教育的全球化偏向于同质化而缺乏对多样性的认可，要推动国际教育场域从美英等国所主导的单极体系向兼容并蓄的多极体系发展有赖于新价值观的引导（Marginson & Xu, 2021）。无论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的思想，还是十八大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均蕴含了多元共存的思想，具有推动国际教育多极化发展的潜力。因此，我国要着重推动世界国际教育的多极化发展，建设以符合国际教育场域内广大被支配国家发展需求为价值取向、平等包容的国际教育新体系。此外，由于西方长期以来占据国际舆论的主导地位，积累了深厚的象征资本，使得我国“美”的软实力货币缺乏有效的获取路径。鉴于国际教育是形成共同价值观的有效路径之一，我国应该注重面向不同国家国际学生群体的专业内容建设与渠道建设，使得软实力的价值观机制发挥作用，使他们能够在留学期间形成对我国核心价值观的理解或认同。

就“优”的软实力货币而言，我国目前的优质国际教育资源虽已得到较大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较为匮乏，与我国的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更是不相匹配，这是未来我们应着重建设的软实力货币。疫情爆发之前，我国已是世界第三大留学目的地国，在留学生数量增长的基础上，更应该提升生源的质量，以积累人力资本，提升象征资本。但是，长期招收学业表现不佳的国际学生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声誉的提升，也会对我国国际毕业生的职场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实质上是对我国高等教育的象征资本的损耗，同时也损耗了我国国际教育“优”的软实力货币，进而影响我国的整体软实力。因此“优”落实在国际教育领域，根本在于提升国际教育的发展质量。国际教育的“优”并非仅仅依据目前西方话语体系下对优的定义与衡量，而是要在扎根于我国本土实践的基础上，扩展为以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所形成的普适性的“优”，这样的“优”才有厚实的根基与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对于实现“优”的路径建设，我国高校应该加强基础学科建设，避免急功近利及强调短期产出，着重培育有利于孕育学术创新与科研人员内在动力的土壤。在提升内涵的基础上，也要注重国际教育的整体品牌建设，使广大潜在国际学生能够知晓我国国际教育的特色与优势，从而获得“优”的软实力货币。

第二，在积累善美优软实力货币的基础上，我国可以充分发挥关系网络机制、价值观机制、制度标准机制的作用，使我国的国际教育资源能够转化为软实力，同时要避免传播及沟通的问题造成软实力的损耗。我国应该重视关系网络机制的作用，注重国际学生校友网络的建设以及毕业后校友活动的开展，特别是要重视以高校、地区相关组织为载体，在信息分享、日常联系等常规活动的基础上进行更为长效、深度的校友合作机制的建设；应该重视借助入境留学与语言教育所发挥的价值观机制的作用，使得我国的核心价值观能够获得理解与认同，使得“美”的软实力货币能够充分转化为软实力；应该重视发挥制度标准机制的作用，注重引领参与各类国际标准的研发，加强与教育类国际组织的合作，持续推进高质量的教育交流活动及合作协议的签订，从而促进“优”的软实力货币转化为软实力。

对美英澳国际教育软实力货币的研究，旨在深刻理解国际教育的传统“支配”国家利用国际教育获取软实力的机制，但软实力机制的有效性有赖于具体情境，单纯地以美英澳现有的成功经验作为模仿赶超的路径实质上是主动接受既定规则的行为，反而会在国际教育领域陷入“被支配”地位。因此，我国应该批判性地吸收借鉴西方软实力货币路径机制，避免因简单模仿的路径依赖而陷入美英澳主导的国际教育话语体系，阻碍我国特有的善美优软实力资源转化成为软实力。软实力的提升是一个缓慢积累的过程，我国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取向来真正加强善美优的内涵建设，充分发挥我国特有的善美优软实力货币优势，在夯实内在的基础上，发掘获取善美优软实力货币的特色机制与路径。

（张琳工作邮箱：lzhang@english.e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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