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旭东, 赵瞳瞳｜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构建：理论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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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期 2023 /

特稿

大学生学情

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构建：理论与实践路径

朱旭东¹, 赵瞳瞳²

1.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2. 首都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摘要：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为我国和世界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只有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才能实现世界不同民族和个体间的休戚与共、相依相存。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中国传统“和”文化和天下观基础上，通过全面系统的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生态共同体教育，可以实现培养个体形成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共同价值观念，助力个体掌握对世界和人类发展认知的知识体系，发展个体世界公利的集体理性行动能力。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国际性、开放性和实践性特征，其教育方式可以采用国际对话、开放融合与实践反思的方式进行。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教育 ；共同体；“和”文化

本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年第8期 #基本理论与基本问题  栏目

作者简介

朱旭东，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国家教师教育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师教育分会秘书长，民进中央特邀研究员。

赵瞳瞳，通信作者，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教师教育、比较教育、教育公平。

目录概览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理论基础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内涵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基本内容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价值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实践路径

六、结语

第八期 2023

      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他指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2022a，第2页）。随后，该概念和理论不断发展完善。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题为《携手共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全面论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即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习近平，2015）。2017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指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路径：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2022b，第19—22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提出的构建国际秩序的新智慧和新主张，为应对未来不确定性世界发展提供治理理念和方案。经过习近平总书记和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断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我国主导的外交宣言，成为对未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么建设这个世界”进行的高瞻远瞩的回答。

      新冠疫情以来，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世界范围内两极分化加剧，人类发展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友好长久可持续的国际新秩序对未来社会发展更加关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UNESCO）2020年发布了《学会融入世界：为了未来生存的教育》（Learning to become with the world: Education for future survival）报告，该报告强调人与地球、人与其他地区的紧密联系以及教育在未来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呼吁围绕地球未来的生存重构教育（UNESCO, 2020）。2021年底，UNESCO“教育的未来”国际委员会发布了《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Reimagining our futures together: A new social contract for education）倡议报告，再次强调教育变革对塑造和平、公正和可持续的未来的重要作用。该报告提出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推动教育范式转变，建立立足于包容、公平、合作、团结以及集体责任和相互关联等的基本原则，推动教育理念、课程、教学方式等全方位变革（UNESCO, 2021）。教育在未来多重威胁下更具关键作用，可以从根本上重塑人类的地位和作用，我们未来的生存取决于我们做出这种转变的能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呼应了UNESCO的倡议，为社会契约构建和融入世界的未来生存教育提供了思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应该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核心主线，通过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响应国内和国际发展需求，积极应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发重塑国际教育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价值观，奠定人类应对未来国际教育挑战的信心和能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是新时代我国教育强国战略的重要构成部分，当前教育学术界对它的讨论尚未展开。本文欲对其基本理论进行探讨，要探讨的问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理论内容有哪些？它有什么价值？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构建的实践路径有哪些？本文通过探讨人类共同体教育构建的理论基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进行了内涵和基本内容的建构，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价值进行分析，继而从教育目标确定和方法选择两个维度确定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实践路径，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理论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依托发展而来的教育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理论基础离不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探析。基于当前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探讨，笔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是在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与中国传统“和”文化和天下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融合国际和国内哲学世界观的创新教育理念。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基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开头提到，从漫长的人类历史来看，人是靠共同体生存发展的，人类历史就是维护人类共同体生存与发展的历史。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处于一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现实的人生存生活的聚合状态，即共同体，构成人的历史存在的基本方式（马克思，恩格斯，2012b，第749页）。与社会生产方式相适应，共同体先后经历了“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和“虚幻的共同体”，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是“真正的共同体”，而真正的共同体是基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共同体。马克思认为，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全人类解放的最高境界与归宿，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 （马克思，恩格斯，2012a，第199页）也就是说，只有在“自由人联合体”中，才能真正解决人与人之间、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提供了解决个体自由与共同体价值关系的路径，把抽象的个人与虚幻的共同体之间的统一性问题还原为现实的统一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共同体的实现在一定意义上等同于个体解放、发展和自由的实现，个体的自由实现始终与共同体的整体进步紧密相关（马克思，恩格斯，2012a，第199—205页）。

      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发展，一方面可以继承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宏大视野，包括共同体演进、世界历史、交往正义等理论视角（刘荣军、张镭宇， 2022）；另一方面可以深化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对人类命运和全面自由的人的发展的终极关注和探索，强化个体与共同体的连接、国家与世界的连接。构建互联互通、多元包容、平等互惠、共享共建等规则意识和价值观念是新全球化的内在要求和公正逻辑，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为全世界和全体人类发展提供了公正、合理、适切的共同价值追求，提供了个体自由与共同体价值的辩证统一可行性（许士密，2022）。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延续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目标，对中国和世界教育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和”文化和天下观理论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思想与我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是对我国传统“和”文化和天下观等文化和哲学观的再造与概念化提升。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体现了我国“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基因与文化底蕴。孔子在《论语•子路》中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指多种事物在真善美占主导地位下的和谐，“同”指盲从附和，明哲保身（孔丘，2000，第125页）。“和而不同”强调和睦相处，但不随便附和，是在尊重“不同”的基础上求“和”。“和而不同”强调多样性的统一，强调平等基础上的融合，既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民主精神，也体现了互相尊重的平等精神（周桂钿，2016）。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朝代更迭和文化演进中，尤其是在秦汉大一统之后，“和”文化从价值层面跃升为治国理念（叶小文，2021）。“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孔丘，2000，第5页）、 “和则利，战则损”以及“利凖则久，和则安”（周公旦, 2022）都强调了“和”文化在国家层面和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家和万事兴”也逐渐成为个体和家庭层面的信仰和追求。“和”文化镌刻进中华民族的基因中，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主流价值观。在当代，“和”文化还体现为我国对和平与发展的持续追求与美好向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中国需要和平、爱好和平，也愿意尽最大努力维护世界和平，真诚帮助仍然遭受战争和贫困煎熬的人们”（习近平，2022）。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通过展现我国传统“和”文化精髓，培养不同个体、群体和国家间“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价值追求以及对和平与发展的美好信念。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是对我国天下大同、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天下观的概念化发展。《六韬•发启》有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乃天下之天下也。”这里的“天下”不仅是自然属性意义上的地理概念，涉及国土疆域，而且是具有社会属性的政治含义，涉及人和社会的关系（姜尚，2022）。赵汀阳（2011，第83页）在《天下体系》中提出了“天下”的三层涵义：一是世界整个大地，即地理空间上的天下之地；二是世界上的全体人民，即天下之心；三是世界制度，即天下存在的形式。他认为天下是由物理世界、心理世界和政治世界三位一体复合而成的。我国古代天下观已经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和概念体系，同时也形成了相应的天下治理的价值原则。《礼记•礼运篇》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也就是说，天下是大家共同所有的天下，在实施政治理想的时候，要把品行端正、德行高尚的贤人选出来，才能让大家讲究信用，相互和睦。要达到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目标，需要有天下为公的责任担当。中国古代关于家—国—天下的结构超越了西方以个体和国家为主体单元的分析框架，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度和更广阔的解释空间，而且天下观的丰富内涵与价值体系为当代共同体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天下观超越国家的开放性使得它具有高于国家和民族的价值标准，强调超越国家利益的世界公共利益的存在，而这些公共利益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约束性（赵汀阳，2011，第42页）。杨力苈等（2022）提出我国传统的天下思想为全球高等教育提供了新启发，天下思想中的高等教育可以包括一切全球体系，如机构、政策、课程等。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思想发扬我国传统文化中“协和万邦”的天下观，提倡国家间的“和而不同”以及超越国家利益的共同追求与发展，为未来教育发展和国际教育合作指明了方向。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核心理念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中国传统“和”文化和天下观为理论基础发展起来的教育理念，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理解首先要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首先，在词源意义上，命运是指生死、贫富和一切遭遇，也比喻发展变化的趋向，共同体是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或由若干国家在某一方面组成的集体组织（汉语辞海，2022）。由此，命运共同体是指在共同条件下由个体或国家组成的集体组织，共同经历发展变化的过程。滕尼斯（1999）在《共同体与社会》中提出，共同体可以建立在自然关系的基础上，也可以是历史形成的联合体或思想联合体，共同体强调个体或成员本能的中意、习惯制约的适应或者与思想有关的共同的记忆。2014年，国际社会联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与发展项目”启动仪式的开幕词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概念界定，他们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指“人类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共处一个世界，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促进国家间、民族间、地区间、企业间、家庭间、个人间的和谐互助、共生共利共荣，以人类文明幸福发展的可持续为使命，建立起社会利益互惠机制。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最具同心力的集体，也是人类获得文明幸福及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国际社会联盟，2022）。

      其次，在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学者们从学术角度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是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包括五种权力观念，即和平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全球治理观、国际责任观和文明互鉴观（王公龙，韩旭，2016；李爱敏，2016）。也有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维度内涵，即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和绿色低碳（陈理，2022）。丛占修（2016）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由价值共识、制度实践和文化认同三个相互联系的层面共同构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在多样化社会制度总体和平并存，各国之间仍然存在利益竞争和观念冲突的现代国际体系条件下，世界各国、各地区在经济、文化、安全等众多领域形成的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命运相连的状态（王公龙，韩旭，2016）。

      综上所述，在词源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指不同民族、国家、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个人在共同条件下形成的休戚与共、相依相存的情况，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强调国家之间的休戚与共、荣辱与共，同时重视个体之间的相依相存、和谐互助；从内容和方法论角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通过互联互通（国际性）、包容互惠（开放性）、共享共建（实践性），实现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生态共同体五个维度共同体构建的过程（汪明义，2022；郑雪平，林跃勤，2022；王海稳、王威，2022；王虎学、何潇潇，2022）。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为未来世界发展和国际新秩序的形成提供了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是该理念的落实和发展需要依靠教育来实现（冯建军，2018）。通过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传授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的价值观、知识和技能规范，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系统化、路径化。基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探讨，笔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涉及不同民族、国家、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个体教育，通过对话、实践等教育方式，帮助个体形成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知识体系，形成休戚与共、相依相存的共同价值观念，发展国家和民族间构建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生态共同体的知识和能力体系，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基本内容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基本内容需要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个构成维度展开，即政治共同体教育、经济共同体教育、安全共同体教育、文化共同体教育和生态共同体教育。根据教育的逻辑，五个构成维度的教育需要同时从三个认知层面展开，即价值观教育、知识教育和行动能力教育。

      政治共同体教育需要围绕国际政治体系展开，对不同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局势进行深入学习探讨，在塑造个体形成尊重主权平等的政治共同体基本价值观的基础上，帮助个体掌握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制度，了解西方哲学、东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等一系列学科知识。通过政治共同体教育，推动全球治理改革，重审多边主义的承诺，维护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捍卫各主权国家民主权利，使得全球治理更具包容性和参与性（新华网，2022）。政治共同体知识的学习有助于培养个体平等对话与国际交往的行为规范和能力体系，使个体在日常生活和实践中践行尊重国家主权、尊重国际秩序、尊重个体基本权利的行为模式。

      经济共同体教育从经济价值观、经济知识和经济行为能力三个维度展开。经济共同体价值观在于形成合作互助、共享共建的价值共识，不以个体或单一国家的经济收益为目的，应该从世界经济发展和贫富差距缩减为出发点，从更加宏观和公利的角度思考经济问题。2022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发表《北京宣言》，再次强调了我国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新华网，2022）。经济共同体知识包括基本经济学原理、历史和规律等学科知识，通过经济学知识的学习，帮助个体理解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为个体开展经济创新和经济合作奠定基础。尤其是新冠疫情后，世界经济复苏需要国际社会持续不断的努力，需要通过经济共同体价值观和知识的学习，帮助个体培养开展经济合作的能力，同时鼓励个体在遵守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前提下，进行经济创新。当前，我国城乡二元对立格局明显，世界上南北国家差距逐渐拉大，以经济为基础的世界范围内社会发展鸿沟突显，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是我国应对城乡对立格局的策略，而在世界范围内缩小社会发展差距，经济共同体教育是关键。

      安全共同体教育需要培养个体形成爱好和平的基本价值立场，掌握和平与安全知识，发展个体维护世界和平和个体安全的行为能力。当今世界还远非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有数据统计显示，近50年来，世界发生了200多次战争，仍处于一种战争状态，安全共同体教育对世界和平秩序构建意义重大，是个体生存与发展的根基。安全共同体教育包含对不同地域安全局势的关注，对世界范围内信息通信安全、核安全、军控安全的关注以及反对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安全共同体教育的价值立场生成需要基于对世界历史的掌握，通过对世界历史的梳理，包括世界大战教育，了解两次世界大战对国家和个体的影响；同时也可以通过对世界优秀文学作品的学习和阅读增加个体对世界安全与和平的认知，帮助个体形成友好互助的行为习惯和能力。

      文化共同体教育需要秉承多元文化、集体主义和社会契约精神，帮助个体形成对抗个体主义以及文化压迫的价值观和能力体系。文化共同体知识系统由世界文化构成，包括不同民族、国家、宗教的传统和现代文化，如中国传统“和”文化以及天下观，西方基督教宗教传统、伊斯兰文化，西方现当代文化等。通过对不同文化系统的深入了解，培养个体包容并存、尊重多元差异的行为能力；同时响应UNESCO社会契约的号召，加强社会内部、不同社会之间的合作共赢，共同为人类美好的未来奋斗。个体文化共同体知识和能力建构离不开国际人文交流的深化与拓展，应该加强国际文化、教育、体育、艺术、电影、媒体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构建包容互鉴的文化伙伴关系（新华网，2022），促进青年一代形成国际文化价值形态和知识结构。

      生态共同体教育包含生态可持续发展价值观、知识体系和行为能力教育。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念与UNESCO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生态共同体教育可以围绕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展开，包括减贫、消除饥饿、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清洁能源、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气候行动、水下生物、陆地生物以及可持续城市和社区建设等维度。生态共同体教育的知识体系有丰富的内涵且涉及不同的学科体系，生态学的核心是世界、自然、人类和地球上所有生命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存在于同一个生态系统中，存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生态关联。生态共同体教育可以包含《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的学习与推进落实，按照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来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反对绿色贸易壁垒，强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生态共同体价值观和知识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个体形成绿色环保、节约不浪费的行为习惯，以及为世界范围内生态可持续发展做贡献的承诺与行动能力。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建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上，是高度凝练的新时代教育理念，是中国推进引领全球化教育实践的具体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既是对我国教育理念的丰富和完善，也是推动人类文明和国际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对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发展都意义重大。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可以丰富我国教育理念与思想，在整合不同国别、学科知识和理念的基础上发展完善我国国际教育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所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我国党中央和领导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反映了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胡鞍钢，李萍，2018）。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作为我国倡导的教育理念，通过对自身教育理念和知识的系统梳理，融合古今中外教育知识体系，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形成全新的国际教育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丰富了我国自身教育理论体系，扩大教育格局，将国际教育和人类文明发展纳入我国教育发展框架。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提供了国际教育对话平台，是推动人类文明和国际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文明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信念，是全球治理的基本程序，是人类交往的行为准则。作为全球共同信仰的人类文明，本质上应该是多元文明的国际化，而不是单一文明的世界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是助力人类文明多元化、国际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了更丰富和自由的选择，有助于推动国际新秩序向更加公平、合理、和平的方向发展（胡鞍钢，李萍，2018）。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通过加速世界共同教育观念和知识体系的形成，培养世界公民共同价值观、知识体系和行动能力，奠定国际教育发展的基石，推动世界范围内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

      再次，理论层面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是对国际上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观的时代发展与融合，是结合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思想价值观念形成的教育体系。从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和理念中发展出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共产主义的一种动态推进。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共同体不是既成的、固定的、抽象的和僵化的模型，而是不断生成的、发展的、具体的、实践的动态过程（马克思，恩格斯，2012b）。真正共同体的构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提出是实现该理想的强有力推动，通过教育来塑造人与人以及国与国之间的互动模式与原则，以形成共同体共识和理性行动能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同时也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建立在我国传统文化和哲学观的基础上，以“和”文化和天下观为核心，与时俱进发展出“和而不同”的时代交往观和“协和万邦”的国际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弘扬中华文化，推动我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化、时代化发展，增加世界各国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与认可，为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教育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

      最后，实践层面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为世界可持续安全友好新秩序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方法论和操作路径，奠定了现实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可以通过共享理念和知识唤醒个体意识，增强个体能力，推动国际教育发展。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的内涵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方法论，如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和绿色低碳等，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为世界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全面系统地提供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行路径，为世界各国的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找到了方法支撑，且该方法具有深刻的普适性和强大的凝聚力，可强有力地推动中国和世界各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实践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实践路径包括教育目标确定和教育方式选择，当今世界国际化发展推动的教育国际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国际教育分享统一的教育目的、语言、知识和方法等（汪明义，2022），这也奠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方法论基础。基于此，本部分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目标确定和方式选择两个维度进行阐释，并将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基本内容相关联，共同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框架（见表1）。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目标确定

      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要有明确的教育目标。基于对教育学视域的理解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内涵的梳理，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目标从价值观、知识和能力三个维度展开，包括培养个体形成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共同价值观念体系、培养个体掌握对世界和人类发展认知的知识体系以及培养个体发展世界公利的集体理性行动能力体系。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需要培养个体形成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共同价值观念体系。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首次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习近平，2015）。这个全人类共同价值目标是建立在对全人类关怀的基础上，是对个体价值和基本权利的尊重与保障，也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价值观底色。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主体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价值观体系包括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生态共同体五个维度的共同价值观念构建和价值认同发展。比如，政治共同体的形成需要建立对国家间主权平等的价值认同，经济共同体需要发展合作互助的基本价值追求，安全共同体则依赖爱好和平的基本价值立场，开放多元是文化共同体的精神内核，可持续发展构成生态共同体构建的价值准则。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首先是一种价值观教育，只有价值理念的改变才能带来相应的行动改变，共同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形成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首要目标。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需要培养个体掌握对世界和人类发展认知的知识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建立在个体对世界和人类社会深刻了解和理解的基础上，只有掌握了不同维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知识，才有可能加深其价值观认知，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行为改变，从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知识体系是多学科融合的综合知识体系，是在世界范围内已有相关学科知识的基础上，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线梳理出来的知识体系。其中，政治共同体教育建立在国际政治和世界哲学的学科知识基础上，通过重点呈现不同国家政治体制、中西方哲学观念来阐明政治共同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经济共同体教育从经济学出发介绍经济制度、经济运行规则和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形成个体对经济共同体建构的基本了解；安全共同体教育建立在世界历史教育的基础上，重点关注世界战争与和平的启示；文化共同体教育以世界文化、宗教知识为基础，呈现世界多元文化，增强个体对文化共同体的认同和了解；生态共同体教育是基于生态教育发展起来的，通过生态学知识和可持续发展教育，增加个体对生态体系和生态关系的认知。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知识体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知识论基础，而且有助于从知识论层面推广地方文化成为普世性文明，增进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个体发展世界公利的集体理性行动能力体系。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引导实践和培养行动能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通过帮助个体发展世界公利的集体理性行动能力，可以推动当前世界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更新与发展，引领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领域发展的新趋势。世界公利的集体理性行动能力建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和知识的基础上，可通过明确世界公利的行为，发展集体理性主义精神，从集体理性主义视角出发探讨世界新秩序的构建与个体行为培养。具体来讲，可通过培养个体掌握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和生态价值观及知识体系，帮助个体发展平等对话、互相尊重的政治共同体建设能力，经济合作、共享共建的经济共同体建设能力，友好互助的安全共同体建设能力，尊重多元文化、包容并存的文化共同体建设能力以及绿色环保、节约不浪费的生态共同体建设能力。通过个体理性行动能力体系的建设，可培养个体形成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认知、领会、行动、分析、综合与评价的行动闭环。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方式选择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互联互通（国际性）、包容互惠（开放性）、共享共建（实践性）的基本特征，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是一个国际性、开放性和实践性的教育体系。它是全世界各个民族社群个体均可参与的教育，是在个体参与和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教育，是持续个体终身的教育。因此，区别于传统学校教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方式选择需要适应其基本特征，采用国际对话（国际性）、开放融合（开放性）和实践反思（实践性）相结合的方式，同时匹配其教育目标，培养个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知识体系和理性行动能力。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是一种超越民族和国界的国际性教育，是建立在国际对话基础上的价值观教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是为国际服务的，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提供未来发展方向的指导性教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内容是国际性的，尤其是知识体系，是由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历史、政治、文化等共同组成的。在教育方式上，需要反应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国际性特征，因此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UNESCO、UNICEF、WORLD BANK GROUP等，应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发展和推广必不可少的平台。国际组织可以通过成立相关协会，形成世界范围内开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网络和框架，搭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平台。同时，国际组织可以以更加中立和科学的立场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价值观表达和知识体系的建立，采纳不同主体、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平衡世界不同国家的权利和义务，维护世界共同体价值观和知识体系的科学合理性。国际组织可以利用其平台更好地开展世界范围内的对话与交往活动，确保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国际化属性，通过推动国际对话的方式达成价值共识，构建国际认可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教育是一种开放性教育，是建立在融合课程体系上的知识教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开放性表现在它是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教育，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教育，而且是贯穿个体一生的教育，是需要融合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任何一种单独的教育都不能构成完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形态。因此，在教育方式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需要采用融合的课程方式，在教学的过程中保持开放性，积极纳入不同维度的内容和知识。同时，在基本知识体系构建完成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需要走进家庭、走入社区、走向社会，关注不同阶段个体的教育需要，发展成为社会通识教育。为构建这种融合的教育方式，可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基本内容的基础上融合不同民族、国家教育知识形成初始知识结构，并针对不同地域、不同阶段的不同群体持续进行教育内容丰富和完善，建立一个开放课程体系，呼吁世界范围内的不同主体和教育实践者、学习者加入课程开发和教育活动。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是一种实践性教育，可以采用共同实践的方式展开，帮助个体在实践中进行反思，掌握理性行动能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个体进行实践和理性行动的能力，它的学习活动和组织方式也需要在实践中展开。为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教学需要组织集体实践活动，通过共同实践开展教学，并鼓励共同研讨与反思，帮助个体在行动实践中完成教育反思。通过个体的实践和反思不断完善和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可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目标。具体操作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可以借助国际组织平台，通过跨国游学、国际调研、国际研讨等活动方式，鼓励世界范围内不同社群、个体参与到活动和实践中来，通过合理有效的实践活动设计帮助个体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反思。

六、结语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世界形势和教育发展面临复杂多样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同时也面临着对高质量人才、师资、课程与教学的教育生态建设的迫切需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智慧结晶，是顺应时代发展需求和继承传统文化的推新出新，是中国理念和世界格局的有机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为创造美好和谐和平发展的未来世界提供了可能性，展现了人类发展的最高追求与理想，同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引领性、全局性工程。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是未来教育发展的方向，是形成社会契约，构建世界和平的基础。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可以增强我国公民的国际视野与国际关怀，同时是对国际教育发展的有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是对世界价值观体系的丰富，是对世界知识体系的融合与完善，是对个体行为规范的良好指引。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实现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需要国际社会和国家层面的持续推进和对话协商，需要每个个体的积极主动参与。只有从个体、国家和国际层面不断努力，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国际性、开放性和实践性特征，持续进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和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成为一种普世价值观，才能更好地融入未来社会发展，更早更快地实现人类休戚与共、和谐共生。

      （朱旭东工作邮箱：[e-mail]；本文通信作者为赵瞳瞳：[e-mail]）

上期回顾

引论

教育治理与教育生态

学科变革与学科建设

逻辑发展与发展方向

学习科学与教学变革

第七期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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