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史秋衡 任可欣：我国大学生就业能力内涵及其影响因素探析——基于应用型高校与研究型高校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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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学生就业能力内涵及其影响因素探析

——基于应用型高校与研究型高校的对比

史秋衡, 任可欣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摘要：就业难与招工难的结构性矛盾凸显了高等教育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在人才需求方面的不协调。本文通过构建大学生就业能力结构模型来探究研究型高校与应用型高校大学生的就业能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通过大规模施测发现：由性格特质、通用能力以及专业知识技能构成的大学生就业能力模型得到数据的良好支持。我国大学生的就业能力以综合素养与能力为主，应用型人才在职业技术技能上的优势明显。第一课堂是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的主阵地，第二课堂对高就业能力的大学生具有重要价值，应用型高校实践培养环节的质量有待提升。据此，高校应该充分发挥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不同作用，实现因材施教，应用型高校应将工程性人才作为人才培养目标，全方位、多渠道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加大实习实训力度和基地建设，实现特色化与高质量并举。

      关键词：大学生 ; 就业能力 ; 内涵探新 ; 分类导向

本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年第8期 #特稿  栏目

作者简介

史秋衡，厦门大学高教质评所所长，国家专业技术二级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目录概览

一、文献综述

二、研究设计

三、结果与分析

四、结论、讨论与建议

第八期 2023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人数突破千万。大学生的就业能力连接着高等教育活动与劳动力市场，受到政府、企业、社会、教师、学生、家长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关注。促进大学生顺利就业是政府的重要职责，雇主期待雇佣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技能大学毕业生以应对当前知识经济带来的挑战，大学生期望提升就业能力以增强在多变且不安定的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信心。据2022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当年高校毕业生突破千万，就业难的问题空前严重，但同时存在的还有招工难的问题。就业难与招工难的结构性矛盾尖锐，一方面大量大学生不能就业，另一方面生产服务一线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处于紧缺状态。因而，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和提升学生就业能力的任务紧要而急迫。2017年2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提出将我国高校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3大类型，强调分类培养，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重要着力点和战略突破口。不同类型高校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是评价高等教育多元化培养质量的重要依据，亦是检验高校分类发展政策成效的重要指标。本研究以“国家大学生学情调查研究”数据库（NCSS）为基础，构建大学生就业能力模型，力图分析应用型高校与研究型高校两种不同类型高校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及其影响因素。

一、文献综述

      大学生就业能力是一个内涵丰富、动态发展的综合性概念，因此，有必要在厘清其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分类导向对不同类型大学生的就业能力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分类探讨。

      （一）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概念及相关研究

      就业能力的内涵非常丰富，整体可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视角进行理解。由于高校是专业教育，按照专业培养学生，大学生的专业知识技能构成了就业能力的核心要素。但是随着就业市场与组织环境的快速变革，在狭隘固定的专业培养模式下，大学毕业生难以有效应对劳动力市场瞬息万变的要求。英国哈维等人的研究表明，雇主希望毕业生能够接受广泛的教育而不是指向具体工作的训练。福尔摩斯（Leonard Holmes）在总结既往文献和雇主的观点后发现，最常被提及的通用能力与解决问题、沟通、团队工作有关。之后，非认知能力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柯尼特和约克（Knight, & Yorke, 2002）提出了广受认可的大学生就业能力模型（USEM），这一定义将大学生的个人特质纳入进来，并将其细分为情商、适应力、自信心、学习的意愿和环境反应能力等。整体而言，狭义上的大学生就业能力通常包括针对特定工作情景的专业知识技能、具有可迁移性的通用能力以及个体内在的性格特质（Saunders，Zuzel，2010；Kumari，Kumar，Sharma，2015）。

      广义上的大学生就业能力研究注重就业的效果，认为会影响就业结果的各因素均属于就业能力的范围，整体可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即便来自弱势阶层家庭的大学生在就业能力上和优势阶层无显著差异，但在就业市场上仍可能面临雇主或明示或暗示的歧视性做法，经证实，包括加勒比黑人、非洲黑人在内的少数族裔（Connor，Tyers，Modood，2004）、来自工人阶层和其他弱势群体的毕业生的就业结果较差（Furlong，Cartmel，2005）。内部因素还包括大学生的职业自我管理和相关行为，例如职业探索、寻求指导和建立人脉（Holmes，2013）。此外，布朗等人（Brown, Hesketh, & Wiliams, 2003）认为就业能力与劳动力市场密切相关，受到环境影响，即便就业能力较强的大学生也有可能处于待业状态。

      就业能力的形成与发展受到内外部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既有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的影响，又有个人努力和高校教育环境等后致性因素的影响。研究表明，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呈现出差异化的就业能力（史秋衡，王芳，2018），家庭背景不仅直接影响大学生的就业能力，还通过个人努力、高校层次和教育质量等因素间接影响就业能力（马永霞，张雪，2019）。高校培养环境中的课程设置、课程教学、就业指导、社团活动对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均存在一定的影响（Zhang et al.，2022），其中，课程设置还通过影响学生的参与与课外经历等对就业能力的培养产生间接影响（鲍威，刘薇，2016）。在个人投入方面，大学生的课外投入日益受到关注，研究表明，社团参与、与工作相关的经历成为大学生正式学习和未来就业之间的重要桥梁，使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需求，但这可能会引发新的不平等问题（Jackson，Tomlinson，2021）。

      （二）应用型高校与研究型高校大学生的就业能力

      应用型高校是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形成的一种新的教育类型。目前学者对应用型高校的定位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认为应用型高校具有天然的地方性、行业性、区域性以及实践性等特点，其与研究型高校和实用技术型教育的差异是类型上的不同，而非层次上的高低（史秋衡，王爱萍，2008；陈小虎，黄洋，冯年华，2018）。然而，在现实中，囿于路径依赖与制度趋同等问题（王芳，史秋衡，2022），应用型高校存在因无法精准定位而陷入“中部塌陷”（史秋衡，康敏，2018）的问题。不同类型的高校办学定位不同，决定了人才培养目标不同，所培养的大学生就业能力的面向就不同。有学者指出在知识结构方面，研究型高校重视学科知识的理论性与系统性，而应用型高校应重视知识的复合性与跨学科性；在能力结构上，研究型高校着重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与创新能力，而应用型高校以综合能力、实践能力与技术创新能力为主；在素质结构上，研究型高校的学生应具备更强的想象力、创新意识与批判精神，而应用型人才应具有更强的社会能力（徐理勤，顾建民，2007）。王志军（2016）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应用型高校的大学生在工作能力、人际关系能力、可持续能力和专业能力上还有较大的进步空间。

      综上，大学生的就业能力作为衡量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目前学者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定义纷繁复杂，本研究比较认同李军凯（2012）的观点，主张从狭义的角度理解大学生的就业能力，认为大学生就业能力的主体是个人，来自家庭背景与就业环境市场的因素会影响大学生的就业结果，但本身不应该包含在就业能力的范畴内。当前众多学者从人才培养模式的各要素出发对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进行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研究，但对各要素之间重要程度的差异关注不足，而这一点对高校考虑资源配置的优先性是非常关键的。此外，目前的实证研究多以“普通高校”为研究对象，较少考虑到不同类型高校的大学生在就业能力上的差异性。我国高等教育结构调整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必须加强对应用型高校的研究，除了从思辨与宏观的角度理清应用型高校的发展定位、困境与选择外，从人才培养的产出——大学毕业生这一角度检验应用型高校的人才培养成效非常重要，不可或缺，而大学毕业生就业能力是检验分类型人才培养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

二、研究设计

基于对已有研究的回顾与研究不足的探讨，本研究采用国家大学生学情调查数据库（NCSS）2021年本科生数据库，运用一系列定量分析方法，具体围绕以下3个问题展开分析：（1） 不同类型高校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现状及差异是什么？（2） 影响不同类型高校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因素是什么？（3） 不同类型高校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有何异同？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依托厦门大学史秋衡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科）国家重点课题“大学生学习情况调查研究”（AIA100007），选取了“国家大学生学情调查数据库（NCSS）-2021年本科生数据库”的152125个全日制本科生数据作为深入分析的数据基础1。“国家大学生学情调查研究”（NCSS）采取整群分层抽样方法，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该自编量表经多次预测及修改完善，具有很高的信效度。本文将“双一流”建设高校划分为研究型高校2，其余高校划分为应用型高校3。

（二）变量与研究方法

      随机将总样本划分为两类样本，首先对样本1（N=76018）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KMO=0.984，表明适合做因子分析，删除因子载荷小于0.5的题项后，结果表明，大学生就业能力量表具有三因子结构，结合理论概念对因子进行命名（鲍威，刘薇，2016；王峰，2013），就业能力的3个因子分别是性格特质、通用能力以及专业知识技能。其次利用样本2（N=76107）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通过AMOS提供的修正指数（MI值）对模型进行修正，χ²=89169.586（df=286，p<0.001），RMSEA=0.064，GFI=0.903，NFI=0.959，IFI=0.960，CFI=0.960，修正后的模型各项指标都良好，表明修正后的模型与样本数据拟合效果理想。采用样本2进行信度分析，分量表及总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均在0.9以上，说明信度良好。综上，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可划分为性格特质、通用能力以及专业知识技能3个维度，其中，性格特质是指凝聚在大学生身上，对就业产生重要影响的个人性格、态度、价值观、情感等非认知能力，具体包括尊重他人、理解他人、社会责任感等12个题项；通用能力指适用于不同岗位的可迁移能力，具体包括领导能力、写作能力、社交技能等10个题项；专业知识技能是指依托于学科培养，指向特定工作情境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具体包括实践操作技能、前沿知识、基本理论等4个题项。

      考虑到大四学生完整经历了整个大学时期，因此选取大四学生作为分析对象深入剖析不同类型高校大学生就业能力的表现及形成机制，共包括应用型高校20188 个学生样本和研究型高校1798 个学生样本。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大学生的就业能力，经由相关性权重法算出（郑生钦，司红运，贺庆，2016）。自变量包括个人投入与高校培养环境。个人投入包括同伴互动投入、课外活动投入、课外学习投入与课堂学习投入；高校培养环境包括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具体为实习实训质量）。各变量由计算各题项的平均数加总得到。控制变量包括生源地（以农村为参照）、家庭受教育程度（以第一代大学生为参照）、收入（以低收入为参照）、阶层（以底层为参照）、性别（以女性为参照）、民族（以少数民族为参照）、专业（以人文社科为参照）、成绩（以成绩差为参照）以及就业意向（以工作为参照）（见表1）。

      在研究思路上，首先，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研究型高校与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差异。其次，将研究型高校与应用型高校划分为两类样本后，分样本回归探讨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因素，考虑到截面数据容易产生异方差现象，利用Stata对模型进行了Robust稳健回归。在此基础上，利用分位数回归进一步探究这些因素对不同就业能力的大学生的影响。最后，利用调节效应分析两种不同类型的高校在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过程中存在的差异，以检验分类培养的实施成效。

三、结果与分析

      从寻求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分类发展角度出发，检验不同类型高校的大学生就业能力是否体现出差异性，针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不同类型的高校是否体现出特色化。

（一）两种类型高校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现状分析

      图1和表2展现了不同类型高校的大学生就业能力存在结构性差异，研究型高校大学生自我评价的就业能力整体略高于应用型高校大学生的自我评价。在就业能力的各子维度上，无论是研究型高校还是应用型高校，就业能力的自评由高到低均为性格特质>通用能力>专业知识技能。这表明，当代大学生的就业能力以综合素养与能力为主，体现了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灵活性与适应度，有利于帮助大学生适应快速变革的市场环境。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在性格特质上的表现不如研究型高校大学生，但在通用能力以及专业知识技能上与研究型高校大学生没有显著差异。此外，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在专业知识技能的子维度“和工作相关的知识与技能”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研究型高校大学生（经事后检验，T=3.99，P=0.000）。这表明，以培养大学生职业技术能力为目标的应用型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特色与优势，但在指向个人全面发展的综合素质培养方面存在劣势。

（二）研究型高校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构建全模型1~4检验个体投入与高校培养环境对研究型高校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及其各子维度的影响，模型的膨胀因子VIF为1~9，小于10，表明回归方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在考虑了一系列影响因素之后，除家庭经济条件外，家庭背景并没有限制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具体而言，农村大学生、第一代大学生以及来自底层家庭的大学生在就业能力及其各维度上与优势阶层相比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家庭经济条件处于优势地位的大学生就业能力更高。男性在就业能力以及专业知识技能上的表现更好。成绩更好的大学生就业能力更高。此外，就业能力及其各维度在民族、专业及不同职业规划的学生等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

      在模型1中，除课外学习投入以及课外活动投入对大学生的就业能力不具有显著影响外，其余因素的影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教师教学（β=0.345）>同伴互动投入（β=0.216）>课堂学习投入（β=0.137）>实习实训（β=0.097）。在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各子维度上，教师教学依旧发挥最重要的影响作用，而课外学习投入与课外活动投入的作用有限。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生的课外学习投入对性格特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β=−0.107）。

（三）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构建全模型1~4检验个体投入与高校培养环境对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就业能力及其各子维度的影响，模型的膨胀因子VIF为1~4，表明回归方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整体而言，城市大学生、中上等收入家庭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更高，第一代大学生就业能力并不处于劣势地位，在专业知识技能上的表现更好，底层家庭的大学生与中层家庭的大学生相比，在就业能力及其各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就业能力及性格特质上的表现反而优于上层家庭的大学生。其原因可能在于底层家庭学生需要尽早承担家庭责任，因而注重就业能力的提升，而上层家庭学生对就业不需过多担心与投入。男性与女性在就业能力及其各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理工农医学生在就业能力及性格特质上的表现更好。此外，就业能力及其各维度在民族、成绩、职业规划等方面存在部分差异。

      在模型1中，除课外学习投入对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外，其余因素均呈现显著正向影响，影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教师教学（β=0.278）>课堂学习投入（β=0.212）>同伴互动投入（β=0.209）>实习实训（β=0.077）>课外活动投入（0.024）。在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各子维度上，教师教学依旧发挥最重要的影响作用，而课外学习投入与课外活动投入的作用有限。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生的课外学习投入对性格特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β=−0.097）。

（四）不同类型高校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影响异同

      1. 共性

      如表3和表4所示，无论研究型高校还是应用型高校，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的主要方式均是课堂，尤以教师教学为主，而课外投入的提升作用有限，尤其是课外学习投入的作用显著为负。但是对于不同就业能力的大学生来说，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可能不尽相同，因此采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考察这些因素对不同就业能力的大学生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如图2和图3所示，无论研究型高校还是应用型高校，以课堂为中心的教师教学、同伴互动投入与课堂学习投入对中低就业能力的大学生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高就业能力的大学生，而课外活动投入对高就业能力大学生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中低就业能力大学生，课外学习投入对就业能力的消极影响随分位点的增加而减弱，在0.9分位点上，消极作用消失。可以这样理解，以课堂为界，课堂内外的重要性不同，课堂内是提升低就业能力大学生的重要场所，而课堂外有利于高就业能力的大学生。

2. 差异性

      本文检验了不同类型高校在高校培养、个体投入与就业能力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研究型高校的教师教学以及实习实训在提升大学生的就业能力上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表5）。值得关注的是，实习实训环节是应用型高校践行实践育人的重要方式，但本研究发现，研究型高校的实习实训反而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其原因可能在于研究型高校的培养质量全面优于应用型高校，其师资基础好、实习实训设备完善、实习实训机会多，而应用型高校在应用型教学方面收效有限。

四、结论、讨论与建议

    本研究在分类发展思想的引导下，基于大学生就业能力的三因子模型，对不同类型高校的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3点结论，据此提出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与讨论

      1. 大学生的就业能力以综合素养与能力为主，不同类型高校有所差异

      基于性格特质、通用能力以及专业知识技能的就业能力三因子模型经证实组成了当代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基本结构，这为有效测量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提供了有力依据。实证数据表明，综合素养与能力构成当代大学生的核心就业能力，这有利于提高大学生在快速变革的市场环境中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尤其能帮助他们应对疫情笼罩下异常复杂与严峻的就业形势。不同类型高校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具有结构性差异，应用型高校的大学生在性格特质上的表现显著低于研究型高校，但在专业知识技能以及通用能力上的表现与后者无异。应用性是应用型高等教育区别于学术型高等教育最大的不同，培养应用技术人才是应用型高校的首要目标，从人才培养质量的分类评价来看，应用型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特色与优势，但从个人长远的职业生涯来看，复合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迫在眉睫。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应用型人才的就业困境在于就业能力的不均衡，尤其是指向个体全面发展的非认知能力。职业素养、通用才能、就业观念等制约了应用型人才的职业发展。

2. 第一课堂是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的主阵地，第二课堂对高就业能力的大学生具有重要作用

      整体而言，无论研究型高校还是应用型高校，课堂，尤其是教师教学仍然是当前培养大学生就业能力的主阵地与主渠道，课外活动投入的作用有限，其原因可能是课外活动受到学生的观念、活动的类型与组织方式、外部环境的支持等因素的挑战（Tran，2017）。此外，课外学习投入对综合素养与能力的影响显著为负，原因可能是其对学生参与课外学习投入从而在实践中提升综合能力的时间有挤出效应。尽管如此，以课堂为界，课内外投入对不同就业能力的大学生具有不同的价值，第一课堂更有利于低就业能力的大学生，而第二课堂使得高就业能力的大学生收获更多。

3. 应用型高校的人才培养方式趋同、实践培养环节的质量有待提升

      应用型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模式应该区别于传统研究型高校，应用型人才最需要的是较强的动手操作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这些能力往往难以通过以教师、教材、教室为中心，单项传授式教学为主的教学模式获得，实践教学、实习实训是增强应用型人才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然而本研究证实，课堂教学依然是应用型高校培养学生就业能力的主要途径，这印证了应用型高校的“学术漂移”以及“组织趋同”倾向。此外，应用型高校的实习实训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提升效果反而不如研究型高校，这表明，应用型高校没有走出特色化发展之路，并且在研究型高校的全方位高质量发展的对比下，实践培养环节的质量令人担忧。

（二）研究建议

      1. 应用型高校在保持应用性特色的同时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不同于高职高专培养的是一线的岗位操作型人才，应用型高校由于直接面对外部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市场、行业、社会和职业，因而培养的是一种复合性应用型人才，他们不仅需要具备一流的职业技能，还应具备稳定的性格品质、坚强的意志、正确的认知。尤其是在受疫情影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就业环境下，更应该提高应用型人才的综合素养，提高职业灵活性与适应性。这就需要在实践层面警惕将应用型高校办成“膨胀型高职高专”，鼓励应用型高校加强专业技能之外的职业核心能力的锻造，全方位、多渠道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将学生从技能型人才打造为技术型人才、最终成长为工程型人才。

2. 因材施教、发挥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不同作用学生参与理论表明学生心理和身体的时间与精力是有限的（Astin，1984），高校只有有针对性地提供资源支持，才可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使他们在这个知识快速更新的时代获得可持续的就业能力。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差异不在价值大小，而在人才培养的能力取向。对于低就业能力的大学生，注重第一课堂的基础夯实作用；对于高就业能力的大学生，注重第二课堂的能力提升作用。对于专业知识技能欠缺的大学生，引导他们立足课堂，在学有余力的基础上增强课外的跨学科学习；对于综合素养与能力有待加强的学生，鼓励他们积极参与课外活动，但要警惕被课外活动、课外学习挤占过多的时间。

3. 应用型高校加大实习实训力度和基地建设，实现特色化与高质量并举

      实习实训是当前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一大短板，应用型高校要想保持其应用性特色需面向地方经济社会的需要，以加大实习实训力度和基地建设作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建成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实习实训与技术创新基地，共同服务于以实践为核心的创新型人才培养，实现特色化与高质量并举的人才培养目标。

      （史秋衡工作邮箱：[e-mail]）

上期回顾

引论

教育治理与教育生态

学科变革与学科建设

逻辑发展与发展方向

学习科学与教学变革

第七期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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