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归去来兮

陈立 胡蓝月 | 撰文

1955年，大连工学院的王希季副教授如往常一样把头发梳成三七开，换上一身新式中山装，准备和妻子聂秀芳一起去上海工作。不久后，他主持了新中国第一枚液体探空火箭的研制工作。

1955年，梁思礼博士去越南援建“越南之声”广播电台。这是他到邮电部工作第六个年头。从越南回来不久，梁思礼随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一起，参与制定新中国第一个中长期科技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1956年中国航天事业创建后，梁思礼成了火箭控制系统专家、导弹控制系统研制创始人之一，王希季成了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两弹一星”元勋。两人1993年6月同时当选首批中科院院士，晚年时还联合提出“太空太阳能电站项目可行性问题的建议”。

像王希季、梁思礼这样都曾是散落大洋彼岸的星火，他们纷纷扑向华夏，燃烧自我，照亮新中国前行道路。从1956年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文件中可以看到：1949年8月~1955年11月，由西方国家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达1536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有1041人。很多人后来都在“十二年规划”及“两弹一星”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历史的风云际会中，这些人的命运，体现在对政治与科学、东方与西方、个人与家国相互交织的选择之中。

 1 

远离战争

天津意租界西马路25号，这儿有新旧两幢楼房。

新的那幢两层半小楼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欧尼设计建造，是梁启超先生的书房。彼时国家内忧外患，梁启超忧心如焚，言：唯有饮冰才可解内热。书房的“饮冰室”之名亦来源于此。一套线装的《二十四史》拼成一长方形，占据了半壁墙。书房一层的西南角挂着陈仲述所赠的国画。在墙边椭圆形大理石桌上，摆放着梁启超从欧洲带回的雕塑。蔡锷将军的肖像挂在镶有彩色玻璃圆顶的前厅中。他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也曾是梁思礼少年时期心中的英雄。整个饮冰室只挂着蔡锷一人的肖像。

▲ 1936年，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梁思礼（前）和五哥梁思达（左一）等在天津饮冰室院门前。 

1929年梁启超病逝，家里经济随即陷入困境。当时除长女梁思顺、长子梁思成，有6个孩子尚在读书，最小的梁思礼不满5岁，生活重担落在梁启超的遗孀王桂荃肩上。

她将梁启超生前居住的旧楼卖掉，将饮冰室出租，然后用这笔收入在院内空地上盖起一座两层小楼自住。虽身为偏房，但这个被梁启超视为“我们家极重要的人物”，用孱弱的肩膀撑起梁家，坚持把每个孩子抚养成人、帮助他们完成学业，直至最小的梁思礼1941年赴美留学。 

天津解放后，王桂荃庆幸饮冰室完好无损地保住了，觉得是上天保佑了梁家。曾有一枚炮弹曾砸到院中的沙包上，旁边是两桶汽油，但没有爆炸。饮冰室的院子里一度堆满了国民党军队的手榴弹、枪支。当时，国民党士兵使用的包括马克沁重机枪在内的许多制式装备，都出自21兵工厂（著名的金陵兵工厂西迁重庆后更名而来），有资料统计，1935年到1949年,该厂生产的中正式枪约占总产量的2/3。

云南昆明，一个白族小伙子从近代中国最为传奇的象牙塔西南联大走出，炮火纷飞中，就选择了进入21兵工厂在云南安宁县设立的分厂。

这位与中国共产党同龄的年轻人叫王希季。家人为躲避战乱流落荒野和恋人被封建礼教逼到自戕的重创，让他毕业后决定放弃向往已久的热电厂，“到兵工厂工作是为了打日本，雪国耻”。

抗日战争胜利后，兵工厂即将迁回繁华的南京，王希季却递上一纸辞呈，放弃了令人羡慕的工程师职位，继续留在闭塞的西南边陲。多年后他在个人传记中这样解释：如果继续在兵工厂干下去，就难免脱不开战争帮凶的嫌疑。国共内战烽火又起，与其让自己生产的武器对准同胞，倒不如坚持最初的理想。

当时云南电力资源匮乏，王希季回忆，“现在计量电力值是千瓦，在当时是马力，也就是那么多电能相当于一匹马。”当地没有像样的工业，大部分老百姓靠煤油灯照明，买不起煤油的人家只能用菜籽油。

不过，在昆明耀龙电力公司发电厂王希季却没有得到重用，干得并不开心，同时又深感知识不够用。政府官员顾不上民生基础设施建设，让他认识到自己的想法过于天真了。出国深造的念头就此萌生。

当时教育部组织的留学考试开了一扇窗。他如愿考上，继大伯父王毓嵩之后，成了家族里第二代留学生。1948年，在与女友聂秀芳正式订婚后，26岁的王希季踏上了留学旅程。

开往美国的轮船从上海码头启航，汽笛声穿云破雾。王桂荃消瘦的身体和聂秀芳眷恋的目光，都留在了故土。

 2 

一个人在太平洋里游泳

17岁的梁思礼刚到美国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与国内的一切联系便中断了。“当时就像是，家里把他扔到太平洋，一个人游。”梁思礼的女儿梁红回忆。

来的时候，王桂荃变卖值钱物件，东拼西凑出400美金买船票，攥在梁思礼手里的生活费只剩100多美金。“我能做的也就这些了，今后一切就靠你自己了，要记住国家还在蒙难。”王桂荃说。 

▲ 1941年11月，梁思礼（左一）和五姐梁思懿（左四）在去往美国的邮轮上。

在嘉尔顿学院学习期间，穷小子梁思礼课余到学校食堂洗盘子、当服务员，没钱约女同学去跳舞，就用体育运动打发周末。他练游泳，拿到了救生员执照；后来在普渡大学时还入选校摔跤队，成为全队最轻量级的选手。

他因为搭便车去明尼阿波利斯玩，差点冻死在-30℃的风雪夜中；也曾跟着美国同学罗伯特·肖搭顺风车跑到纽约州水牛城，受到了肖的妈妈的热情照顾，并被她的那句“如果我孩子在中国，也像你这么大，相信你妈妈也会接待他的”感动不已。他还在罐头厂做工，饿的时候就吃流水线上的豌豆，把胃给吃伤了。假期他就打开学校唱片图书馆的大门，躺在草地上听古典音乐。“他自幼就欣赏西方古典音乐。”姐姐梁思庄的女儿吴荔明说，八舅（梁思礼）能把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头到尾哼出来，基本无错误。

在放弃嘉尔顿学院的奖学金后，梁思礼转入美国普渡大学改学电机工程，后来又进辛辛那提大学攻读硕士。普渡大学的工程专业非常有名，从这毕业的还有半导体器件物理专家王守武先生、“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先生、“登月第一人”阿姆斯特朗等。

回头再看留学时的困苦经历，梁思礼认为被逼是消极的，但也有积极意义。人在被逼无奈时可以激发出巨大潜能，竭尽所能想办法，克服困难。

早在天津时，王桂荃就教育孩子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并且放手让他们去实践。她曾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时陪伴左右，而且日语学得很快，一定程度上接触到当时日本社会的文明开化。梁家子女9人个个成才，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3人是院士，6人是专家。他们都在东西方文化熏陶中长大，独立自强。当然，也蒙父亲光环恩泽、名士帮扶，还有王桂荃遮风挡雨。

但如果要问，普通商贾家道中落是什么体验？王希季的回忆是，少年已识愁滋味。

1931年是中国的大灾之年，连日不断的暴雨引发特大洪水，肆虐大半个中国，百万人无家可归。云南商人王毓崑的货仓设在武汉，受灾严重，苦心经营十多年的基业毁于一旦。

王家人丁兴旺，大大小小十几张嘴都要靠王毓崑一人供养。排行第四的王希季本已习惯了衣食无忧的童年，突然开始体验家庭靠典当度日的困顿。

按成绩算，王希季可以免试进入省立中学，却交不起学费。父亲面露难色、母亲眼含怜惜，自己痛在心头。家中还有还不完的债务和一个比一个瘦小的弟弟。大表哥李嘉谟建议王希季读昆华工校的附属中学，将来升入工校能学一门技术，“饥荒三年，饿不死手艺人”，而且学校提供奖学金。

和贫困比起来，考试反倒成了简单的事。

王希季以第一名的成绩走上了学技术的路。他爱看小说，初中三年把学校图书馆的小说看了个遍；踢足球，在足球队是主力前锋；游泳也是出了名的“浪里白条”，一鼓作气游上以一两千米不成问题。

毕业考试王希季还是第一名，顺利进入昆华高级工业学校土木工程科。才16岁时的他，就向军训教官申请入伍，被拒绝后才打消了弃笔从戎的念头，不过读了一年，他就在同学的吴承康的鼓动下，从职校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工学院机械系。

天才的道路上，一路都是绿灯。不过这次不同以往。因为这是西南联大。

 3 

底色：西南联大与南开

因为职校的课才学了一小半，譬如数学课，连代数都没学完，就要开始学微积分，所以王希季在进入西南联大的第一年，没有踢足球，也没去游泳，只顾埋头学习。 

▲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门

最让他“耿耿于怀”的是，机械学大师刘仙洲先生让他吃了第一个零蛋。在一次测验中，刘仙洲先生给出题目，要求计算准确到小数点以下三位数。王希季举起计算尺刷刷算完。一看成绩，零蛋。因为计算结果的小数点下三位是根据计算尺估算的。

“刘先生给了我零分，让我终身受益。搞工程的人必须要坚持零缺陷。我考试中的小数点下三位就是缺陷，如果有缺陷，工程就会变成零。”

时至今日，王希季对刘仙洲的教诲还牢记在心。成为航天专家的他，与“零缺陷”工程已经打了大半辈子交道。

西南联大注重对人的综合素质的培养。杨振宁先生、许渊冲先生和王希季同届，大家一起上过国文课。许渊冲记得，钱锺书给他上课时才28岁，一口牛津英语，在第一课时就要求大家学习标准的伦敦音。

之前许渊冲在天祥中学教英文，给聂秀芳的班级讲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秀芳说如果希季敢做罗密欧，我就敢做朱丽叶。这个女孩子悄悄掳住了王希季的心，吹皱了一池春水，但起初她和家人并不接受这个木讷的工科生。在王希季女友金桂英为反抗婚姻包办自尽后，历经数年，两人兜兜转转，爱情又复燃了。

除了西南联大，张伯苓先生和南开，也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绕不开的名字。

十一二岁的梁思礼正是人生观形成的时候。他在南开受了两年的教育，对他的影响颇大，也很像家里所教的。正如梁启超写信叮嘱大儿子梁思成：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极为苦恼。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你们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南开中学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在家塾的基础上创办的新学。时任校长的张伯苓定下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他十分注重教育学生怎么做人，同时认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学校组建了网球、篮球、足球、排球、垒球、田径等运动队。1935年，南开的体育团体多达182个。

在南开中学，学生接受的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不做书呆子，有很多从事体育锻炼和社会活动的热血青年。在被日寇认定为“造成反日情绪与反日活动的中心”后，南开中学遭到轰炸，梁思礼在天津海河东岸，眼睁睁看着母校被夷为平地。

学校炸没了，同学们被吸纳到耀华中学读书。物理老师是中国近代力学大师钱伟长，音乐老师是张肖虎，这些“大人物”滚烫的报国之心感染着同学们，高三时，梁思礼开始和同学陆孝颐、陆孝劬、张克诚参加读书会，宣传进步思想。

“在那个年代，都抱着这样一种思想，就是希望我们国家强大起来，为国家的强盛而奋斗。那时我们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的。”

 4 

办厂报国

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有几年工作经验的王希季学得很快。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是全美最好的大学之一，更是全美唯一设有燃料及动力专业研究生班的院校。这个专业，当时就是专为建设发电厂培养人才的。 

▲ 1948年，王希季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研究生宿舍。

按照研究生院的教学安排，学生不仅要修完学分，还要每隔一日就到学校所在地的热力发电厂工作8小时，积累工作经验。每天最晚一节课3点结束，王希季便到电厂去实习至夜里11点，不去工厂的时候，就泡在图书馆。

弗吉尼亚州位于北纬36°至39°，到了11月开始刮寒风，12月开始飘雪花，这是春城昆明看不到的景色。王希季在学校凌晨1点睡下，早上7点起床，完成一天的课业后，到发电厂先从打扫卫生、烧锅炉开始做起。从锅炉工、加水工、电工、主机工、组长，一直干到领班，最后可以独立全面地负责电厂8小时的工作。

事后，王希季认为最受益的是学到了先进的管理方法，训练了从系统工程角度去看问题的思考方式。在美国，他这个专业的人才很走俏。还没毕业，他就收到了在华投资建设上海电厂的美国老板发出的邀请，开始憧憬回国建设大型发电厂。

就在王希季到美国前半年，梁思礼给自己南开初中、耀华高中的同窗好友陆孝颐写了一封信，字里行间也流露出想尽快回国创办工厂的强烈愿望。

“五年比流水还快地溜过去了，一看以往的经过使我非常惭愧。各友都在国内吃苦、效劳，我却在异邦享受……对我自身，幸福很容易解决，一口饭，拉洋车也可赚得出来，尤其我的机会是这样好，我则更应对没有机会的老百姓多负些责任……帮的方式是办工厂，起头小厂，提高工人们的生活水准，增加一般人民的购买力，慢慢地从小做起……

我有几个朋友，他们都有同样的决心，我们已起始了几个计划，（一）砖瓦厂；（二）洋钉厂；（三）electrical institution（电气研究所）；（四）小电扇发动机……

现在我请你替我办一件事，在砖瓦厂的计划中，我需要下列几项事情：

第一，中国现有砖瓦厂的一般活动情形，例如生产速率、市场情形、价钱、生意好坏等；

第二，想法找出现有砖瓦厂厂名、地址、厂主姓名，以及如何接洽他们的方法……”

不过，陆孝颐的回复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梁思礼的人生轨迹。陆孝颐说：“你想搞工业救国，但是大厦不能建在沙滩上。不从政治制度上解决问题，根本谈不上什么工业救国。”那时陆孝颐已是中共地下党员，身份保密，1947年被党组织派遣出国深造，并做留学生思想工作。

梁思礼暂缓了回国办厂的行动，南开大学的副教授任职邀请也被搁在一边，硕士毕业后选择留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这一“变”，兴许让新中国少了一位优秀的企业家，却多了一位导弹、火箭专家。不变的，都是爱国救国。

梁思礼生前对父亲政治主张“一生多变”的看法——他（梁启超）不惜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在不断的“变”里，爱国救国的宗旨和目的始终没变。他教我反复诵读的一句诗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也印证了梁家人“共同胎记”的由来。

 5 

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

1949年，王希季获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科学硕士学位，梁思礼获辛辛那提大学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国内传来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

留美期间，梁思礼被五姐梁思懿带去参加了北美中国基督教学生联合会（CSCA）组织的夏令营。这个组织与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周恩来总理对这些组织有明确指示：你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技术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

 ▲ 1949年，梁思礼（左一）与CSCA成员一起参加小组会。

这些人大部分是抗战胜利后，通过国民党政府组织的留学考试出国留学的，最多时一年赴美留学者逾千人。例如朱光亚、李政道等人就是1946年被派去美国学习制造原子弹的。

随着麦卡锡主义影响的日益加深、冷战的加剧和国共内战，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地位越来越尴尬。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留学生回国之路更加波折。

1950年8月31日启航的“威尔逊总统号”上共有100多位留学生，包括邓稼先先生、庄逢甘先生。但是途径美国洛杉矶、日本横滨、菲律宾时，均发生了留学生被拘留事件。同年，钱学森一家在登船前被扣留，此后钱学森一直处于美国移民局的限制和FBI的监视中。那段时间，有多位留美学者在买好回国船票后被扣下。

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在1951年10月9日明令禁止中国留学生离境。对于这批人，整个美国社会都充满了怀疑和不安。

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被禁止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开始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中国总理周恩来，甚至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写信，将美国扣留他们的事情公开化，并发给美国的国会议员、群众团体和各大报社。终于，1954年中美日内瓦谈判取得进展，美国政府解除了禁令。1950年代中国留美学生第二波归国高潮就此到来。

尽管如此，钱学森仍然处于被软禁状态。他专门写了求救信，通过妻子蒋英在比利时的妹妹，寄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信很快转到周恩来的手中。1955年9月，中国宣布释放美国12名飞行员。同月，钱学森偕妻子和儿女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同船的还有陆孝颐等人。这是美国解禁后回国人数最多的一次。

梁思礼和王希季都是赶在禁令发出前，在留美科协等组织的帮助下启程的。当时，大部分中国留学生都是乘坐APL（American President Lines）轮船公司在太平洋往返的“克里夫兰总统号”“戈登将军号”“威尔逊总统号”回国。

1949年9月启航的“克里夫兰总统号”从美国旧金山出发，因政治局势变化，终点由上海改成了香港。25岁的梁思礼特意购买了一台高灵敏度收音机带到船上，9月30日，他在甲板上突然听到播音员介绍新中国国旗，于是大家用红墨水把白布染红，在黄纸上剪了1大4小共5个五角星，贴到红布上，用这种方式来祝贺国家的新生。 

▲ 1949年9月，梁思礼（前一）在旧金山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国。

次年3月，王希季也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继续读博，他答：从我出生时起，国家就一直在混乱中，支离破碎。我出去读书时国内还没统一，回来时已经统一了，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 1950年，王希季留学后归国途中在“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上。

同在船上的还有华罗庚先生、朱光亚先生等人。在香港逗留期间，华罗庚在船上发表《告留美人员的公开信》：“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

1949年10月，梁思礼快步跑下舷梯，在天津码头抱紧王桂荃。次年10月1日，王希季与聂秀芳在北京完婚。今天，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着旧中国时期留洋、新中国成立后归国背景的，只剩王希季一人健在，他刚刚度过98周岁生日。 

▲ 1953年，王希季与聂秀芳在大连寓所合影。

在那段海归历史中还有这么一件事：1954年11月29日从美国驶往香港的“威尔逊总统号”快到檀香山时，美国移民局通知船上所有中国留学生到办公室谈话，说快到美国西部国境线最后一个口岸了，你们有没有人想留下？如果想，就在夏威夷下船。十几个人都不作声。

对于中国百年留学潮中最为特殊的那批人来说，他们经受过战乱，也出去看过世界，此时只有一个愿望：回家，回家，回家。

回到一个新的国家。

【来源：中国航天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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