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实践”专题 | 荆学民：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基础、轴心与边界

点箭头指向的“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关注我

编者按

　　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政治传播正走向趋同，越来越趋近于某种统一的模式。但是，政治传播首先是本土化的，它被本区域范围内的政治制度所框范；从更深层次看，它也深受本区域范围内政治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不仅仅要将目光望向西方，从成熟的实践与技术中汲取资源；也要将目光拉回国内，思考中国政治传播的特殊性，寻找可突破的路径。这是我们开展“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的最初动机。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于2011年开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的研究，现已临近结项阶段，将陆续有一批成果发布，以供学界业界分享、讨论。

　　本期我们将推送的内容是 《中国社会科学报》 于2015年4月10日刊发的专版专题：《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实践》。该专版由本所所长荆学民教授特别策划、组织，收录了包括荆学民本人、祝华新、郭小安等八位学界、业界代表的八篇文章。

　　“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微信公众号将在本周内陆续分享这八篇文章，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这八篇文章分别是：　荆学民：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基础、轴心与边界　祝华新：把握网络舆情的政治传播主动权　施惠玲：话语与意识形态：理解政治传播本质的钥匙　姜飞：更新信息贵金属时代的传播理念　何晶：政治传播研究需重视阶层视角　叶皓：走向“国际传播”的公共外交新理念　郭小安：以中国民主理念深化政治传播研究　刘小燕：多维视角下的政府传播主体

【核心提示】研究、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核心任务和使命，就是改善政治宣传的机制、提高政治宣传的质量、提升政治宣传的品质，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复兴所创造的伟大政治文明对内传输给普通百姓、对外传向全世界。

从

中国政治传播学科的整体发展状况来看，改革开放之前，国内学界尚未形成系统化的“政治传播”话语体系，也没有确立专门化的政治传播理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中国与世界的积极交流对话中，大量国外政治传播理论以学术性译介、评论与诠释等方式引入中国。但是“西学东渐”式的理论尝试，只是把西方政治传播理论的框架与中国当下政治宣传实践进行了“两层皮”式的理论“嫁接”，试图总结出一套既反映西方政治传播实践成果、又能映衬中国政治宣传实践经验的一般性原理——政治传播学。从实际情况来看，所谓的“学”，既没有很好地剖析西方的政治传播内核，更没能为中国政治宣传实践提供有效支持，事实上陷入了理论“创可贴”式的尴尬困境。

任

何新兴学科的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不断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孕育而生的。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以“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研究”为重大项目向全国招标，标志着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研究全面展开。毫无疑问，“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这一关键词在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课题中的出现，及其相关优秀研究成果的逐步形成，已经开始对我国的政治宣传实践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但是，目前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距离体系的构建还相距甚远，亟待对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基础、轴心、边界等一些核心性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并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实践提供重要的学理支撑。

1

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基础

　　政治传播在一般形态上貌似“传播”，却以政治为实质性基础。在研究政治传播时，我们提倡政治学与传播学的“视界融合”，这特指研究者的视野，而事实上研究者的视野与研究对象的基础却并不是一回事。应肯定的是：政治传播的基础是政治，进而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基础就是中国政治。　　众所周知，传播学研究在我国已经繁荣了一段时间，但尚未深入关注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问题，只是面临我国的政治宣传与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与政治文明发展不相适应的时候，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研究的有关问题才得以提出。可见，正是当前中国政治治理的时代需求与政治文明进步的现实规定，内在地推动了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研究。为此，我们研究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首先要深刻地了解、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脱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个基础，以任何形态构建起来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传播理论只能是空中楼阁。　　那么，该做怎样的概括与表述？目前，国内政治学界基于中国政治实践，将所需要传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或政治文明总结为：广泛吸收民意与注重集中落实相结合的组织原则；执政党与参政党相互合作、相互监督、相互统一的政党制度；投票式民主与协商式民主相结合的民主形式；总揽全局与各司其职相结合的政权运行体制；社会力量求同存异与团结联合相统一的社会治理模式；自主自治与多元一体相结合的多民族共处共促体制；司法审判与人民信访、人民调节有机结合的矛盾纠纷处理机制；直接表达个人诉求与维护社会根本利益相结合的利益传达机制等等。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宽阔的政治胸怀和高远的政治境界，汲取人类政治文明所获得的成果，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对世界政治文明的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经过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熔炼，升华为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中华民族“中国梦”这一最新理论成果之中，不但在中国人民心中内化，而且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向全世界广泛传播。　　“中国梦”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政治修辞，在本质上它要求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自信、增强自觉、实现自强的标志性政治理念，更是当代中国政治战略实践过程的时代表达，奠定了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基础，自然中国特色政治传播也不可能像西方发达国家政治传播那个样子。那些脱离了对“中国特色”深刻理解和准确诠释的前提与基础的研究，必然会沦落在一些基本传播技巧上，将政治传播窄化为一般化传播，或将继续拾西方传播学之牙慧，或者简单套用新媒体之传播理论，这对于中国当下亟须的政治传播理论建构无异于隔靴搔痒。

２

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轴心

　　所谓轴心，是指勾连事物构成要素并贯穿于事物整个发展过程的主线。对于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来说，这个轴心就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宣传实践。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政治宣传同时也是国家和政府的宣传。就此而言，研究、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核心任务和使命，就是改善政治宣传的机制、提高政治宣传的质量、提升政治宣传的品质，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复兴所创造的伟大政治文明，对内传输给普通百姓，对外传向全世界。　　在这里，要解决两个重要的理论认识问题。　　一是政治传播与政治宣传的关系问题。政治传播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政治传播，是人类“古而有之”的政治活动，自从有了人类的政治生活实践，就有了人类的政治传播活动。它是人类政治过程不可或缺的一种运行机制。可以说，政治因为传播才成为政治，人类的政治过程就是政治传播的过程。而狭义的政治传播，是人类传播媒介独立于人际传播并充分发展之后，以政治竞选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依赖媒介的专业化政治操作”过程。显然，广义的政治传播包括了政治宣传，或可理解为政治宣传是广义的政治传播的一种基本形态或者主要形态与历史形态。在相对狭义的理论区间中，政治传播是相对于政治宣传而存在的。政治宣传往往被看作是主观的意志推行和思想灌输过程，而政治传播则往往被看作是客观的政治信息传播过程。前者意在强调“主观推行”，后者意在强调“客观传播”，此维度上的政治传播内涵无法涵盖政治宣传。由此可见，广义与狭义的政治传播观内在地规定了政治传播与政治宣传的关系，而这对“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论域具有特殊的意义。从这一视角看，中国政治体制、机制和生态必然有区别于时下学术研究中流行的西方竞选性政治的特殊性，而中国的媒体媒介的性质、地位、机制、作用等与西方国家也必然有本质的区别，因而基于西方狭义政治传播观的视角解释中国政治过程是几乎不可能的。为此，对政治传播的理解和研究，应从广义的视角展开。　　二是如何正确认识政治宣传的问题。这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有着内在的关联。从“宣传”概念的演化历史看，“宣传”的内涵与外延经历了“虚幻的宗教传播”、“虚假的意识形态教化”、“刻意的鼓动操纵”等复杂的演进过程，即便到了今天仍然残留了不少被“妖魔化”的历史外延，对其持贬义的历史“名声”依然存在。但我们逐一剥去缠裹在“宣传”概念身上的历史外延后，其本质上只是一种信息传播的渠道、方式和形态而已。那么如何理解由宣传演化而来的政治宣传呢？正确认识政治宣传的关键在于：把宣传的理念、理论与有关宣传的实践相对区别开来。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一种基本形态，政治宣传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长期的传统。政治宣传始终担负、履行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国家的精神意志引领功能。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中，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政治宣传活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随着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不断转变，政治宣传自身也在与时俱进不断革新。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已经进入崭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型政治战略，在这一时代使命中，中央强调政治宣传要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新局面，这实际上指明了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基本方向和着力点。为此，我们有理由进一步巩固政治宣传的地位，提高政治宣传的质量，注重政治宣传的效果。

３

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边界

　　强调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轴心是提升政治宣传品质，在理论对实践逻辑的耦合意义上，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边界也就自然清晰了。这个边界应明确表达为：决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谈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决不能离开政治宣传的历史和现实谈论政治传播，决不能在政治宣传以外寻找新的要素，绝不能摆脱政治宣传基本要素的相互关系重塑政治传播的过程和框架。超出这种边界，肯定是一条走不通的理论歧途。　　现在学界有很多人在研究中国的政治宣传向政治传播的转型，认为“传播”与“宣传”有很大的区别，比如，宣传关心主体，传播关心受众；宣传偏重单向，传播偏重双向；宣传侧重直接，传播侧重间接；宣传强调覆盖，传播强调渗透；宣传具有刚性，传播兼有柔性；宣传重视信息筛选，传播重视信息公开，等等，因而，“宣传”应向“传播”转型。其实，这几点并不能成为“宣传”与“传播”的本质区别，实现“从宣传到传播转型”，倒不如说，这仍然是在政治宣传范畴内提升政治传播品质的努力，这实质上还在我们所强调的边界之内。包括政治宣传的政治传播，有其基本的构成要素，这些要素包括主体、受众与媒介。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资本要素越来越深层次地渗入政治传播过程，也逐步形成了相对独立于主体、受众与媒介的现代政治传播的基本要素。这些基本要素之间相互作用、互相联系，形成了多样化的现代政治传播形态，比如政治宣传、政治沟通、政治营销等。作为政治传播基本要素中的主体，政治权力始终居于统摄地位，因而政治权力主体与媒介的关系是任何政治传播形态中决定政治传播性质的主导性关系。当媒介的功能完全政治权力化，丧失了社会表达、社会阀门、社会引领功能，必将导致政治传播的服务对象单一化，成为无视社会发展规律和有效作用于受众的“主观意志推行过程”；相反，当媒介追求所谓的“价值中立”或完全受资本制约，进而成为危及政治权力主体和有效政治过程的合法性时，政治传播亦将成为以媒介操弄为目的的媒介暴力过程或资本异化传播过程，导致社会混乱，瓦解社会团结。为此，我们强调，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边界，就是要保持政治传播中政治权力主体与媒介的合理关系，实现积极、健康、有序的政治传播，其核心在于为党更好地实现执政使命，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民共享改革成果，过上共同富强的美好生活，作出扎实有效的学术贡献。

注:

作者荆学民，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研究”首席专家、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

（微信编辑：邹迪、苏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