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为实现本国外交目标，依据本国外交政策，通过多种传播渠道，向国外公众传递相关信息，营造有利于本国的公众舆论的政治说服活动。公共外交是公众参与兴起所激发的新的外交样态,其产生、发展的历史显示，它与对外宣传一脉相承,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受到政治传播理论的启迪，并获得了自身的发展。基于此，结合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和多伊奇的政治传播理论，可以建立公共外交的政治传播系统模型。该模型涵盖了公共外交的七大要素，即主体、代理人、客体、渠道、形式、内容及效果，融合了政治系统的输入、输出与信息编码、解码的全过程，能够揭示公共外交研究的跨学科性质及各学科的可能贡献，可以成为拓展理论、指导实践的一般性理论。关键词公共外交;公众舆论;政治说服;政治传播;对外宣传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作为专有名词出现也不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但它已不可逆转地进入到21世纪的传播学和国际关系理论中，并成为其中极富建设性的部分。然而，与公共外交作为高频词汇的出现率相比，有关公共外交的理论建构仍在探讨之中。本文试运用政治传播理论，构建公共外交分析的一般性理论范式，以期为拓展理论和指导实践提供支持。公共外交作为学术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其理论发展更多地吸收了美国公共外交的实践经验和跨学科研究的特点。根据美国学者埃坦•吉勒博阿的总结，目前至少有13个学术研究的领域为公共外交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包括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外交战略、文化研究、公众舆论、媒体效果、公共关系、市场营销、修辞学、计算机科学及其他科学技术。[1]但正是因为公共外交的跨学科性质，到目前为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术界仍未找到一个能够同时容纳多学科知识的公共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2]在中国，有关公共外交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得益于传播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的推动。1993年，龚文庠在《宣传的幻术一美国政治传播中媒介手段的运用》一文中，首次向国内学术界详细介绍了美国里根政府公共外交办公室的宣传活动。[3]1997年，朱素梅在《二十世纪外交方式的演进》一文中对公共外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4]2000年，韩召颖出版了国内第一本介绍美国公共外交的专著《输出美国：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公众外交》。[5]“9•11”事件后，有更多的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关注美国的公共外交。[6]2008年围绕着奥运会与国家形象建构问题的探讨，公共外交研究迅速升温。2009年7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谈到了公共外交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公共外交的提法获得了官方认可。此后，在官方与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公共外交研究不断走向深入。但有学者统计，在数量可观的研究中，70%的研究是根据中国的公共外交实践、围绕案例展开的话题性研究。[7]相关理论探讨主要集中在概念辨析、国外相关经验介绍及政策建议等方面。[8]不仅如此，国际关系学者更多地占据了这一舞台，公共外交的相关研究愈益呈现为国际战略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其研究方法越来越‘‘国际关系化”，因而也愈益明显地面临着理论突破的困境。实际上,理论供应的不足已经与中国处于蓬勃发展中的公共外交实践形成了鲜明对比。特别是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国在公共外交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中国正在超越美国，成为公共外交的新试验场。正因如此，中国更迫切地需要一种能够从整体上观察和分析公共外交全过程，并对其进行抽象概括的理论。这即是本文研究的初衷和起点。政治传播与公共外交的理论联系是由公共外交自身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理论渊源决定的。公共外交是公众参与兴起所激发的新的外交样态，专注于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和塑造。它与对外宣传（foreign propaganda)—脉相承,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受到政治传播理论的启迪，并获得了自身的发展。所谓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是指一定公共空间内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或态度，是对利益攸关的重大公共事务的一系列看法。[9]18世纪末，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大众教育的开展和大众媒体的出现，公众舆论开始作为无形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当时的政治家敏锐地意识到，要达成政府期待的外交目标，需要对公众舆论施以影响。[10]国际关系领域的宣传，即对外宣传，应运而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进一步激发了以“思想控制”(mind control)为核心的对外宣传的发展。[11]1917年，英国成立了信息部,1918年2月在该部门下设立对敌宣传部，领导人就是英国现代新闻事业的创始人北岩勋爵（Lord Northcliffe)。[12]1917年，美国也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CPI),在乔治•爱德华•克里尔（George Edward Creel)的领导下负责战时宣传。[13]由于该委员会在激发公众对战争的支持方面成绩卓著，克里尔还为此撰写了一本名为《我们如何推销美国》的畅销书。[14]同时代的法国外交官菲利浦•贝洛特(Philippe Berthelot)声称，对媒体的运用和对公共舆论的影响代表了现代外交的新特征。[15]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政府运用对外宣传影响公众舆论的做法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根据尼科尔森的统计，1935-1938年，德国用于对外宣传的费用是400-600万英镑，法国是120多万英镑，意大利接近100万英镑;相比之下，英国在对外宣传方面的费用相对少得多，但增长速度惊人，从1935年的5000英镑增加到1938年的4万英镑。[16]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纳粹的宣传攻势击碎了公众对宣传的幻想，宣传在西方语境中沦为贬义词。随着传播学在战后的异军突起，“宣传”这个承载着价值的术语被传播研究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17]1953年卡尔•霍夫兰等学者在《传播与说服》一书中对国际关系领域的宣传进行了反思。他们指出：在国际关系领域，诸多实践性传播问题来自冷战，尤其是在此期间，各国政府为向其他国家的公众施加外交影响而进行的破坏性宣传。[18]基于此，他们提出了与宣传相区别的说服（persuasion）。说服来源于拉丁文persuadere,意为劝说，劝导。传播意义上的说服就是意图塑造、控制和改变受众反应的信息传播。[19]政治说服（political persuation)即是出于政治目的的说服。可以说，在实用主义哲学的引导下，美国学术界实现了宣传理论的现代化，化解了宣传本身基于价值判断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但是，试图通过影响公众舆论来实现外交目标的做法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相反，伴随着公共行政和公共关系的兴起，一个新的名词出现在西方，即公共外交。1965年,埃德蒙•古利恩（Edmund Gullion)在美国创立了爱德华•默罗公共外交中心（Edward R. Mur-row Center of Public Diplomacy)。[20]他给公共外交的定义即是公共外交就是处理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形成及其执行的影响的活动。[21]应该说,公共外交与对外宣传并无本质区别。曾在美国新闻署工作了46年的南希•斯诺公开撰文指出，“公共外交”一词的使用不过是为了避开宣传的恶名。[22]公共外交不过是宣传污名化后的策略性选择而已。[23]维特科普夫等学者在《美国外交政策:模式与过程》一书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公共外交就是宣传，是讲究方法地散布信息以影响公众舆论的活动。[24]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公共外交与对外宣传无本质区别，并不意味着二者没有差别。公共外交突出了其作为外交形态的特点，注入了更多国际政治的内容，目标也更为明确地指向公众舆论。更为重要的是，公共外交从字面上突出“公共”（public),隐去了政府这一真正的主体，成功地使对外宣传实现了其时代背景下的话语转换。正是由于公共外交从称谓上摆脱了宣传的“污名”超越了意识形态的障碍，冷战结束后，公共外交逐渐成为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概念。公共外交的出现，拓展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作为公共外交产生的关键词，外交、政治说服和公众舆论将其理论研究自然地带入到国际关系、政治传播和公共关系三大学科领域（如图1所示）。这为构建公共外交的理论模型提供了线索。公共外交的三大理论渊源具有非常强烈的关联性。首先，外交是主权国家以和平方式对外行使国家主权的活动。[25]作为国际关系中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交接地带，外交“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活动”。[26]作为一种特定的外交形态，公共外交亦是政治活动。因此，在政治过程中对其进行观察是可能的。其次,政治即是传播、传播即是政治。[27]政治与传播的同一性决定了，在政治传播的平台上分析公共外交是可行的。另外，政治传播的兼容性，决定了有关公众舆论、政治营销、国家形象塑造等问题均可以在其理论框架内得到阐释。因此，选择用政治传播理论来构建公共外交的一般性理论是可取的。所谓政治过程（political process)就是政治决策及对决策执行的过程。[28]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用行为科学和系统理论对政治过程进行了高度抽象，建构了一个全景式的理论框架。[29]在他看来，政治过程就是政治系统（political system,即权威政府）向其外部环境输出决策及其相关行为（即对政策、决定、法令、制度的贯彻和执行），获得支持，或者将要求转化为新的决策与行动的循环往复的过程。[30]如图2所示，政治系统的输入和输出是一个没有起点和终点的循环互动过程。政治系统的持续存在和稳定，依靠的就是输入与输出的平衡。环境对政治系统的输入分为两种，一种是对输出的支持，一种是与输出不同的要求。如果支持的输入持续衰减，政治系统将可能崩溃。国际社会就是由无数个类似的处于输入、输出循环中的系统组成的。其中，以国家为代表的国际行为体即是一个个独立的、被环境包围的政治系统（如图3所示）。根据伊斯顿的设想，环境是一个包含了人、社会、自然、生态及各种国际行为体的综合体。为了应对支持蚀耗引起的压力，政治系统会通过对环境中具有能动性的人，即公众，施加影响，创造认同与和谐的条件，提高支持。[31]具体到外交政策的输出和执行过程，政治系统为了达成目标、增加支持,通常会采取直面另一个政治系统的方式,如利用政府间的外交渠道进行谈判，讨价还价；建立联盟，增加自身外交目标达成的可能性；甚至还可能通过经济制裁、军事威慑，达成目标。但除了上述直接方式之外，政治系统还会采取某些“温和”、间接的手段，通过影响要求和支持产生的“土壤”，即公众舆论，不仅塑造支持自身的公众舆论环境，而且推动对方政治系统输出更多支持信息,减少自身系统的压力，维持稳定。这个过程即是公共外交的过程。政治传播理论的开拓者之一卡尔•多伊奇进一步将政治系统的输入、输出过程转化为政治信息的传递过程。在多伊奇看来,政治系统即决策系统（decision system）,其全部政治活动就是政治信息如何由决策系统向环境中具有能动性的受众（reciver）输出，而受众又是如何将支持和要求的反馈输送给决策者的。[32]这个过程就是政治传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的过程。[33]政治传播包括主体、受众、信息、渠道和反馈五个基本构成要素。主体即政治系统/决策系统；信息即政治系统的决策;受众即信息的接收者，是与政治系统相对应的公众;信息输出的中介即渠道；而公众的要求或支持即反馈。根据政治传播理论，公共外交在政治系统中的过程可以更为清晰地展现出来。如图4所示，一国政治系统A为实现外交目标，针对B国受众所进行的相关政治说服活动即为公共外交。[34]在这个过程中，实际存在着两个链条，即信息发出者的控制链条和信息接收者的反馈链条，信息在这个两个链条上流动,促成了发出者与接收者的政治沟通。在控制过程中，控制主体即政治传播的主体，控制目标即B国受众，控制机制即由各种传播媒介组成的传播通道。密铎提出，传播控制是传播的应有之义，控制贯穿政治传播过程的始终。[35]控制过程通过一定的政治技巧（political crafts)表现出来就是政治说服。在反馈过程中，反馈的主体即受众，反馈目标即政治传播的主体,反馈机制同样是由各种传播媒介组成的传播通道。反馈的过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或公众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公众舆论是公众参与的重要指标。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任何政治系统的支持从长远来看都取决于说服受众相信，输出是符合其需求的，在一定时间内，他们可以从输出中获得对需求的满足。[36]而这也是公共外交存在的全部意义。如美国学者戴垂西•卡佩乐所说，只向长官汇报的外交时代早就成为历史，现代外交负有向公众阐释、说明，乃至政治说服的义务。[37]公共外交的概念、主要构成要素及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共同构成了公共外交的理论体系。
如前所述，公共外交即是一国政府，为实现本国外交目标，依据本国外交政策，通过多种传播渠道，向国外公众传递相关信息，营造有利于本国的公众舆论的政治说服舌动。
结合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和多伊奇的政治传播理论，本文尝试建立公共外交的政治传播系统模型。[38]如图5所示，该模型涵盖了公共外交的七大要素，即主体、代理人、客体、渠道、形式、内容及效果，融合了政治系统的输入、输出与信息编码、解码的全过程，能够揭示公共外交研究的跨学科性质相关各学科的可能贡献。
1.主体。公共外交的主体即政治系统，包括政府、政党和权威政治人物等直接参与相关决策制定和执行的党政机构与政治领导人。为了便于协调，有些国家设立专门机构或职位统筹公共外交工作。例如，在美国，国务院专门设立了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下设各种功能机构，专门负责公共外交事务。[39]
公共外交的主体犹如公共外交的“总指挥部”，不仅负责组织、协调、全程监管公共外交的执行、评估及相关制度的确立，而且要依据本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目标，在全球范围内对公共外交进行战略布局，也就是学者们所说的对公共外交进行“顶层设计”。[40]从传播学角度看，这也是一个政策议程设置的过程。
2.代理人。在政治系统的绝对主导下，任何个人、机构和组织都可能参与到公共外交的过程中，但是,他们不是外交政策的“制造者”和“输出者”，而是相关信息传递中的代理人。代理人包括官方媒体、社会团体、跨国公司及社会精英。因为有代理人的存在，政治系统在公共外交过程中的主体角色常常是隐藏的，以至于会造成公共外交是非官方外交的假象。从严格意义上讲，公共外交是政府执行外交决策，进行外交行政的一部分,是官方活动。3.客体。公共外交的客体是公众，即公众舆论的载体。所谓公众是指面临共同问题的个人、组织或群体的总和。[41]从政治传播视角看，公众也就是信息的接收者，即受众。根据社会背景和受教育程度，受众又可分为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公共外交就是要对信息接收者的观点和态度施以影响。而一个人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态度主要取决于他所归属的社会群体，特别是家庭、学校、邻里、朋友圈、同济团体等以血缘、地域、感情为纽带的首属群体，以及单位等依赖社会分工而形成的次级群体。[42]因此，了解目标受众的群体背景和社会背景，是确定公众外交的渠道、形式并对内容进行解码与编码的基础。此外，受众的文化背景也是决定公共外交如何展开的前提性要素。研究表明，文化、价值观和政治观念等软实力资源能够产生吸引力的原因是其迎合了本已存在或者正在形成中的个人叙事。[43]因此，通过地区研究、人类学和文化研究，了解目标受众本已形成的“个人叙事”也是公共外交成败的“必经考验”。4.渠道。公共外交的渠道是指把公共外交的主体/代理人和客体联系起来的信息传递通道，包括大众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传播渠道。大众传播指各种大众媒介的传播活动，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出版等等。组织传播指特定组织利用自身的组织结构在组织内部及外部环境间所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44]如大型跨国公司所进行的信息传递活动就是组织传播。群体传播是有限数量的个体之间的信息传递，如课堂、报告会、座谈会、演讲会、微信群等方式的信息传递。人际传播指人与人之间点对点的信息传递，如邮件、电话、面对面交谈等信息传递活动。政治系统的输出和受众的反馈都需要经过一定的渠道才能完成。5.形式。不同的代理人采用不同的信息传递渠道会呈现出不同的公共外交形式，具体包括政治广告，报纸、期刊、电视、广播、网络的新闻报道，电影、演出、展览、比赛、图书出版等形式的文化交流，公共设施的修建，公共服务的提供，学术会议、学术访问、留学、旅游等多种形态。公共外交的渠道和形式具有信息加工和转换的作用。对政治系统而言，针对不同的受众，采用不同的形式可能产生不同的传播效果。6.内容。公共外交的内容即与外交政策相关的信息。经过传播渠道和不同形式的传递，外交政策会经历一个解码和重新编码的过程，最终呈现为语言和符号。文化研究的创始人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指出，对于符号和代码的选择与生产常常被认为是自然的、中立的，但实际蕴含了对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的判断。[45]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更是提出，“框架”和“隐喻”是控制话语权的两大利器。[46]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的传递过程也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塑造过程，而这是公共外交产生效果的核心动力。7.效果。公共外交的效果即反馈中的积极部分，是获得有利于本国外交政策执行和外交目标实现的公众舆论的情况。从政治系统论的视角看，即目标国公众或不特定国外公众对本国政治系统的支持情况。根据伊斯顿的研究，对政治系统的支持主要分为两类，即显性支持和隐性支持。显性支持指追求、倡导某种目标、思想、制度、行为的活动；隐性支持指认同、赞成某种目标、思想、制度、行为的意见和态度。[47]支持的态度决定着支持的行为。尽可能扩大不特定多数人对政治系统的无条件认同是政治系统应对压力的主要路径。伊斯顿将这种支持称之为“弥散性支持”，它是精神上的、象征性的，犹如友好态度或善意的蓄水池，可以平复政治输出与输入不平衡带来的政治风险。[48]
公共外交的理论建构对于解决中国公共外交所面临的缺乏大局、事出多头、协调不利等问题有积极的意义。
首先，确立大局观，做好议程设置。通过理论建构，能够进一步统一思想，紧紧抓住以政府为主体这个核心。公共外交的政治传播系统模型分解了主体与代理人，与一般的民间交流、文化交流相区别，显示出政府对公共外交进行全面控制和管理的特点，有利于公共外交服务于国家大战略的目标。就此而言，目前中国有两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尽快建立协调各权力部门公共外交活动的机构。二是配合“一带一路”大战略的实施，尽快制定公共外交战略，确定特定时期的特定公共外交对象,有针对性地，以维持、巩固或改变其公共舆论状态为目标，开展活动。其次，建立与受众更为匹配的叙事策略，润物无声、不动声色，寓“道理”于“故事”之中。所谓“道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提供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共识的价值观。埃坦•吉勒博阿提出，公共外交的目标是臝得全球民众的人心,寻求不同文化、不同国别民众的共通情感和价值，折射出普遍人性。[49]目前，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题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回应，围绕着这—命题的阐释和传播，公共外交大有可为。二是正面回答中国是什么。日本学者青山瑠妙指出，中国公共外交的问题就在于没有很好地回答“中国是什么”。[50]而正面回答是政治说服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在气候谈判、解决贫穷、应对恐怖主义等重大全球治理问题上，中国应该向世界阐明自己的立场。至于“故事”则强调的是叙事策略。英国作家格林1977年访华时曾提出中国式对外传播的6大问题：缺乏客观性，只讲进步和成绩，不讲困难和错误，把中国说得一切都好;党八股式的套话和行话；华而不实的文风;过火的语言；没有个性的委员会文体；硬译死译。[51]究其根本，主要是因为受到单向控制思维的影响，缺乏对受众自身及其文化背景的考量，对信息的处理缺乏技巧。从公共外交的政治系统传播模型来看,政治学、政治传播学为公共外交提供了整体理论框架；国际关系和外交学是公共外交“顶层设计”的主要智力担当；政治学、行政管理和行政组织学可以为公共外交的组织机制设计提供理论支持;新闻学、传播学则可以在公共外交的途径和方式上大有作为；语言学、修辞学、符号学能够从公共外交的内容上提供更多信息解码和编码的策略；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公共关系学等可以从受众角度更好地打开有关公众认识的黑匣子。公共外交的跨学科特点决定了公共外交的学科建设必须突破传统的学科划分模式，在人才培养上，必须探寻一种能够联合培养的新路子。目前，国内部分高校已经做出了非常有益的尝试。2011年，北京外国语大学经教育部批准建立中国高校首个“公共外交”二级学科硕士点。同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的公共外交方向招收了第一批“公共外交”方向的本科生。[52]但从目前公共外交专业的课程设置来看，还有很大优化空间。例如，公共外交的人才培养可以采用项目制的方法，把国际关系、外语学习、地区研究与传播学结合起来，建立联合培养计划，在课程设置上可更多地体现出公共外交重点涉及的学科领域，而学生则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同时选择两个以上的专业方向。跨学科人才培养终将使公共外交的理论研究受益。
值得关注的是，与中国对公共外交的热度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公共外交在其外交体系中的重要性不升反降。美国国务院分管公共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卿更换频繁，职位经常空缺，公共外交的重点模糊不清，财政支持减少，传播手段转向成本较小的网络媒体。凡此种种，显示出尽管“9•11”曾一度激发了美国人对公共外交的反思，但有关公共外交2.0的呼吁，并没有实现公共外交在美国外交中的复兴,相反所谓公共外交的2.0版已经转化为网络空间的“硬权力”的争夺。当然，这与美国对其霸权地位的忧虑紧密相关。不仅如此，随着公共外交的本质越来越被美国学术界所认识，公共外交有可能被正在兴起的“战略传播”所取代。所谓战略传播就是精心运作的传播(deliberate communications)。对这一正在发生的情况，国内学者已有观察。程曼丽明确指出：从公共外交到“战略传播”，不过是又一次换汤不换药的概念转换，其本质仍是对外宣传。[53]
皮埃尔•布尔迪厄曾经说过，语言市场的一体化倾向对每一个符号而言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意义，人们要达成共识，必须求助于中性词。[54]公共外交即是这样一种词汇。因此，当我们致力于理论建构的时候,既不能忽略了公共外交作为时代产物的前生，也不必过于执着其未来的去向。
[1] EytanGilboa “Searching for a Theory of Public Diplomacy ” ,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616, March 2008, pp. 55 -77.
[2] EytanGilboa “Searching for a Theory of Public Diplomacy ” ,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616, March 2008, pp. 55 -77.[3] 龚文庠《宣传的幻术一美国政治传播中媒介手段的运用》，《国际政治研究》1993年第4期。[4] 朱素梅：《二十世纪外交方式的演进》，《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5] 韩召颖：《输出美国：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公众外交》，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6] 赵可金：《美国公共外交的兴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唐小松、王义桅：《美国公共外交研究的兴起及其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反思》，《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唐小松、王义桅：《试析美国公共外交及其局限》，《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5期等。[7] 吴泽林：《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对公共外交理论与体系的构建》，《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8] 谢韬：《我国软实力和公共外交研究的现状与挑战》，《对外传播》2016年6期。[9] 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主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8、30、229、256、146—147、262页。[10] Charles Kingsley Webster, The Art and Practice of Diplomacy, New York: Barnes & Noble inc.1962. p.3.[11] 参见Harold D. Lasswell, Propaganda Technique in World War I,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The M. I. T. Press, 1927[12] 郑超然、程曼丽、王泰玄：《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张昆：《简明世界新闻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3—216页。[13] 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38页。[14] 参见 George Edward Creel, How We Advertised America: The First Telling of the Amazing Story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that Carried the Gospel of Americanism to Every Corner of the Globe, New York: London, Harper & Brothers, 1920.[15] Paul Gordon Lauren, Diplomats and Bureaucrats：The First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Twentieth-Century Diplomacy in France and Germany, 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6, p. 190.[16] Harold Nicolson, Diplomac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Inc.，1939，pp. 172 - 173.
[17] Jesse G. Delia “ Communication Research：A History ” , in Charles R. Berger and Steven H. Chaffee eds.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7, pp. 20 -98.[18] Carl I. Hovland, Irving L. Janis and Harold H. Kelley, 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1.[19] Gerald R. Mille,“On Being Persuaded! Some Basic Distinctions”,in M. E Roloff and Gerald R. Miller, eds. , Persuasion：new direction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0. pp. 11-28.[20] J. Michael Waller ed. , The Public Diplomacy Reader, Washington D. C.：The Institute of World Politics Press,2007, p. 23.[21] Public Diplomacy Alumni Association, “What is Public Diplomacy?” Apr. 10, 2008, http://pdaa. publicdiplomacy. org/? page_ id=6, July.5,2017.[22] Nancy Snow, “Public Diplomacy and Propaganda: Rethinking Diplomacy in the Age of Persuasion”,Dec.4,2012, http://www.e-ir.info/2012/12/04/publicdiplomacy - and - propaganda - rethinking -diplomacy-in-the-age-of - persuasion/Jan. 12 , 2017.[23] Geoffrey Allen Pigman, Contemporary Diplomacy：Repres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a Globalized World, Cambridge and Malden: Polity Press, 2010, p.123.[24] Eugene R. Wittkopf, Charles W. Kegley, Jr. , James M. Scot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ttern and Proces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39.[25] 鲁毅、黄金褀等：《外交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26] 杰夫•贝里奇：《外交理论与实践》，庞中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27] 荆学民、段锐：《政治传播的基本形态及运行模式》,《现代传播》2016年第11期。[28] Eric Louw , The Media and Political Proces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10, p.13.[29] 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主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8、30、229、256、146—147、262页。[30] David Easton, 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New York: John Wiley& Sons, pp.29 -33.[31] 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主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8、30、229、256、146—147、262页。[32] Karl W. Deutsch, The Nerves of Government: Model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London：Collier - Macmillan Ltd. ,1963, p.145.[33] 参见 Robert G. Meadow, Politics as Communication,Norwood,N.J.: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80.另注,Political Com- munication也译作政治沟通，但两者在使用语境上略有不同。政治传播是就政治系统输入、输出的全过程而言的。而政治沟通强调的是信息发出者与接收者之间的对话过程。本文根据语境，交替使用两个词汇。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荆学民教授认为政治沟通、政治宣传和政治营销构成了政治传播的三种形态。具体参见荆学民、段锐《政治传播的基本形态及运行模式》《现代传播》2016年第11期。[34] Pauline L. Ker,“Diplomatic Persuasion: An Under-Investiga¬ted Process”，The Hague Journal of Diplomacy, Vol. 5, No. 3, 2010, pp. 235 -261.[35] 彭云：《政治传播：理论与实务》，中国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6年版，第29—30页。[36] 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主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8、30、229、256、146—147、262页。[37] Dietrich Kappeler，“Why Persuasion? Reflections After 50 Years of Practicing, Teaching and Studying Diplomacy” ,June,2008.https://www.diplomacy.edu/resources/general/why-persuasionreflections - after - 50 - years - practising - teaching - and -studying, Mar. 18,2017.[38] 关于政治传播系统，参见苏颖《政治传播系统的结构、功能与困境分析——基于政治结构-功能分析方法的视角》，《东南传播》2009年第5期。[39] “USIA Factsheet,” USIA. Retrieved, April 18, 2011.[40] 擅有志：《国际话语权竞争：中国公共外交的顶层设计》，《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4期。[41] 参见冉戎、吴颖《公共关系学》，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42] 彭云：《政治传播：理论与实务》，第102—108页；章志光主编《社会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85页。[43] 周舟：《对外传播中的战略叙事》，《对外传播》2016年第6期。[44] 胡河宁：《组织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学术研究》2007年第1期。[45] 史安斌、王沛楠：《隐性宣传:概念、演进、策略》，《对外传播》2016年第1期。[46] 参见乔治•莱考夫《别想那只大象》，闯佳译，浙江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47] 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主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8、30、229、256、146—147、262页。[48] 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主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8、30、229、256、146—147、262页。[49] Eytan Gilboa “Searching for a Theory of Public Diplomacy”,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 616, March 2008, pp. 55 -77.[50] Rumi Aoyama “China’s Public Diplomacy”，Feb. 2007, https://crawford.anu.edu.au/pdf/ajrc/conferences/public_diplomacy/Aoyama.pdf, Mar. 18,2017.[51] 孙旭培、陈明：《对外报道的新观念新艺术》，《青年记者》2004年第1期。[52] 赵可金：《关于中国公共外交学科建设的思考》，《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53] 程曼丽：《国家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具备战略视野》，《光明日报》2015年7月21日。[54] 皮埃尔•布尔迪厄：《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学》，褚思真、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1—13页。
作者简介：张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任编辑、博士。本文原刊于《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