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全球化”的范畴，它也不断地改变着国际政治的格局和生态。国家间政治的交流、碰撞、砥砺和融合，使国际政治传播被普遍提升为国家战略。近些年，作为政治学和传播学聚合领域的国际政治传播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青睐，研究成果日益増多。岁末年初，省察和展望中国的国际政治传播研究，有益于我们进一步保持头脑清醒，聚焦主题，开阔视野，提高研究质量，为中国的政治传播实践提供益智和指导。 国际政治传播研究，内在呼唤的是现有的“国际传播”聚焦于政治问题，以及现有“政治传播”聚焦于国际间领域。这种呼唤要求现有传播学与政治学共同超越自身的学科藩篱和固有的学科本位意识，达到一种内在的“视界融合”。这种要求的品位其实是很高的。我们检索了2001年到2015年长达15年的研究成果，仅从数字外观看，在这个方面仍不尽人意。主要的问题正在于，把国际政治传播规限于包罗万象的“国际传播”，未能反映出国际传播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品质，分散了国际政治传播的聚焦点，降低了国际政治传播的精准性。另一方面，把国际政治传播压缩在国内视野的“政治传播”，误以为产生于国内政治传播的知识和理论可以无条件地适应于国际政治传播。所以，出现了国际传播与政治传播的“剪刀差”现象一一论文数量“国际传播”907篇，政治传播252篇，而直接研究“国际政治传播”的却只有32篇。 通过中国知网对相关研究进行检索，分别以“国际传播”和“政治传播”作为主题精确匹配，反馈的数据如图所示。
这种情况暗含了一种学术界对“国际政治传播”理解的误会和偏见。这就是很多人不承认“国际政治传播”，或者否认国际传播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一种国际政治传播。笔者曾撰文辨析过国际传播、全球传播、对外传播、政治传播与国际政治传播几个概念的关系及其蕴含的理论意义。在此要重申：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尽管现在“全球化”浪潮滚滚，“区域化”也此起彼伏，但是，人类政治活动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边界和轴心的情势并没有改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试图通过“高度柔塑性”的方法论把人类政治活动“去国家主体化”，然而没过多久，在政治实践的检验下，“将国家带回来”的浪潮就又重返政治学的研究。这“一去一回”的深刻本质，被美国传播学家罗伯特•福特纳置于“国际传播”领域，定性为：“所有的国际传播都具有政治性，都带有政治色彩。政治因素是其本质固有的，区别只在于，有的是公开的政治传播，有的是隐含的政治传播。”应该说，罗伯特•福特纳的观点，对我们未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具有立场、方向和方法论意义。 有学者以美国政治学协会和国际传播学会主办的《政治传播》杂志为对象，选择了2001年至2011年间发表的224篇论文作为分析样本，调查了国外（虽然刊物在美国，但作者不限于美国）政治传播研究的特点：政治竞选的研究仍是主要议题；媒介与政治交互作用研究受到重视；较关注与时代背景密切的政治议题；批判性反思性研究有所増加；中国问题的研究开始増多；注意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 与国外的政治传播和国际政治传播研究相比，我们呈现出的状态几乎恰恰相反：第一，目前还没有形成显著的研究议题，已有的研究也较为松散，以案例评介和经验归纳为主，新闻传播视角和政治学视角两分天下；第二，三分之一的文献都涉及媒体与政治、媒体与话语权等问题，但还是老生常谈，少有新贡献；第三，批判性反思性的成果较少，大多以行政研究为导向，给予对策建议；第四，开始关注国外问题，试图利用国外经验解决中国问题，但深刻的比较研究较少，机械的横纵对比较多；第五，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和思辨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研究方法较为单一。 国外的研究虽然不是必须仿效的“样板”，但是，与之相比形成如此鲜明的反差，反映了我们政治传播及国际政治传播研究的差距。其中，问题选择与方法使用这两个方面尤为突出。“议题分散”意味着我们找不到研究的问题和目标，“方法偏执”意味着我们的研究水平较低。 深入到一些研究文本，我们发现以下值得反思的情况。第一，重要的基础性概念混乱不清。如，政治传播、国际政治传播、国际传播、对外传播、全球传播、跨文化传播、周边传播、公共外交等概念交叉使用，混乱不堪。第二，扎堆于对策建议，没有自洽的理论逻辑支撑，对策建议陷入隔靴搔痒。第三，全媒体、大数据等很时髦，而新媒体研究缺位，更多只是将新媒体作为一种话题讨论的背景。这与我国的国际政治传播中社交媒体已经发力的实践严重脱节。第四，大量的文献依然高举“争夺话语权”的大旗，通篇充斥着以我为中心的霸道逻辑，而忽略了跨国传播中的受众意识。 国际政治传播实质上是一种跨国的社会活动，基于中国的国际政治传播实践，巡检我们现有的研究，以下方面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 第一，国际政治传播的“主体”及其思维是否需要转变？这里的主体转变并非前面说的“国家退场”，因为在政党领导的国家中，现代传播语境下，政党、国家和政府三位一体，构成国际政治传播的主体格局不会变化，变化的只是幕前代表者。以往我们的国际政治传播非常吃力，动辄以控制为导向，以群像示人，单方面追求传播效果。2011年1月，我们官方推动的以《人物篇》和《角度篇》为代表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美英等国的媒体上正式播出，尤其是后者，有温度、接地气。仔细辨析，尽管其背后的逻辑还是国家主导的、商业运作的形式，但毕竟改变了长久以来的宣传控制思维，转而寻求以公关营销的思路，可谓一大进步。另一方面，作为个体的政治传播主体，习总书记在近两年的国际政治传播中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堪称典范。我们曾撰文认为：习近平主席尝试改变的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硬件部分，诸如反腐、吏治；我们的“第一夫人”彭丽媛则被寄望改变中国政治文化中的软件，包括仪态、气质、素养，以及如何以优雅的方式传递新的政治形象。 长久以来，我们的政治领导人一直被塑造成神秘、严肃的形象，而2014年官方媒体首次公布习近平的漫画形象，通过图表形式盘点其调研出访足迹，并详细解读习近平的时间到底都去了哪儿。尽管这样的政治传播受众显然以国内公众为主，但在网络化、媒介化的社会，传统认知中政治传播的“内外有别”被突破，国际、国内的界限开始模糊。 第二，作为中介的媒体，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在对文献进行研判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普遍的对于媒介环境的误解：将之视为背景而非变量。实际上新媒体带来的网络传播技术根本上说是推动和影响社会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已经有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变革可以产生相当的政治影响。 从“学习粉丝团”通过微博贴身直播习近平行程蹿红开始，新媒体，尤其是利用社交媒体对严肃的政治传播话题进行报道解读成为新常态。“复兴路上工作室”接连推出新作，Flash短片《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中国共产党宣传片《中国共产党与你一起在路上》等赢得网友集体点赞。新近的《十三五之歌》更是让外国朋友直呼“停不下来”。在国际政治传播方面，2015年，以新华社、《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国内媒体纷纷“出海”，通过推特、脸谱等海外社交平台实时直播领导人出访活动，传播中国声音。如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人民日报》全媒体在视频网站优兔上发布的英语视频《谁是习大大》（Who is Xi Dada),借外国友人之口讲述中国观点，收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这里突出新媒体的影响，旨在突破传统的认知一一将媒介视为一种工具。实际上，如果把媒介的功能简单归纳为协调社会、监测环境、传递遗产、提供娱乐等等，未免太过武断。媒介作为我们人体的感知延伸，必然会反过来改变我们的认知习惯，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不是工具和手段。我们曾经坚信不疑的舆论领袖、“两级传播”、“多级传播”也极有可能在这样的媒介化社会中败下阵来，因为新媒体尽管存在不确定性，但的确可能刺激我们的政治参与，激发我们的政治潜能。这一点，犹如詹姆斯•凯伦所言：“新媒体会导致新的权力中心的出现，从而在现存的主导型维权结构内部引发日趋激化的紧张状态；另一方面，新媒体有时候会绕开已经建立起来的媒体传输机构，发布遭到禁止或限制的信息，通过这种方式来破坏控制社会知识的等级制度。” 第三，全球性“媒介事相”是否成为国际政治传播的新常态？所谓“媒介事相”，在传播学中又被称为“媒介事件”，意思是由媒体的某个相面引发的超越媒体报道本身的传播效应。现在传播学研究者从议程设置、新闻策划、传播仪式观等角度加以深化和阐释。 无论怎样，全球性媒介事件都是绝佳的国际政治传播载体。举例而言，中国的奥运会、世博会、阅兵仪式和APEC会议等等，某种程度上正是借力于媒介事相使中国史无前例地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世界的民众也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国。在任何传播的过程中，媒介事相是把双刃剑，任何细微的成功都可能产生示范效应，赢得掌声和尊重；任何疏忽大意也同样可能发生裂变而产生无法挽回的负面效应。 应该说，在近两年的政治实践中，我们越来越熟悉和掌握了媒介事相的运行规律。如APEC会议期间，北京实行了一系列减排措施，包括单双号限行、周边工厂停工等，一度使空气质量达到优良，网友戏称“APEC蓝”，其中的戏谑甚至不满意味浓厚，使“APEC蓝”成为具有正负双面效应的敏感词。但是，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欢迎宴会上的致辞直言：“有人说，现在北京的蓝天是APEC蓝，美好而短暂，过了这一阵就没了，我希望并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APEC蓝能够保持下去。”此番讲话一出，“APEC蓝”迅速“脱敏”，既在与会各国政要面前展示了大国自信，也向全世界传递了中国治理环境的决心。媒介事相中的“APEC蓝”完全展示了其正面作用，堪称国际政治传播中成功的示范。需要提醒的是，互联网时代，媒介地位和性质的变革，全球性的媒介事相将成为国际政治传播中的新常态，我们应该了然于心并娴熟把控。 第四，国际政治传播中，除了成功的经济发展经验，我们还应为世界提供什么？长久以来，中国被世界认可更多是因为经济业绩。中国模式的讨论中，也以经济模式为重。经济当然是政治传播中的基础和重要杠杆，但除了经济之外，我们应当还能提供更多“产品”，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基于经济和文化的政治价值观。 提起这个话题，是因为，一段时期以来，国际传播中盛行“去政治化”，其实，在我们看来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罢了。当然，不能把政治价值观生硬地等同于特定的意识形态，更不能人为地把政治价值观套在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中。其实，经济理念、文化体系中无不渗透着我们的政治价值观。中国有着灿烂悠远的文明，中国的古典文化在世界范围内都充满吸引力。新一届领导集体上台后，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并在后续的阐发中不断被深化。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在“亚投行”、“一带一路”的构想下，我们更是提出要形成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切，也需要从政治价值观的角度来诠释。 所以，有研究者认为，当前要在国际社会上树立中国的良好形象，很重要的就是在跟西方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不同的前提下，如何找到与外部世界共享的一些价值，这是很有道理的。上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现阶段我们向世界提供的新政治理念，或者说软实力产品，基于“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的带有经济、文化双重因素的伟大行动，也是我们与世界分享的政治价值观基础。这些共享的价值观，代表着人类发展的一种普遍趋向，这就是当今的“道”，如果我们国家总是和别人格格不入，中国的崛起就会让别人感觉是一种威胁。 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包括国际政治传播研究，经历了起步、发展，现在正值研究的黄金期；同时，中国经历了摸爬滚打，现在也越来越开放地与世界拥抱。两者的共振耦合，使得当前我们的国际政治传播研究正逢其时，大有可为。一个大国真正的崛起，必然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多维崛起，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正处在这样的崛起机遇期，期待中国这个文明型大国的崛起能够给世界带来不一样的发展经验和逻辑，与世界人民一起共享人类智慧的结晶。（因版面所限，本文略去作者所加注释部分。）
在了witter这一全球性传播场域内的权力关系博弈也有待更多的历时性研究予以厘清。
本文原刊于《对外传播》2016年1月。作者简介：荆学民，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培源，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