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逊 裴宜理 | 革命的粗野——文革语言浅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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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读一些反映文革时期生活的文学作品，觉得有的传神，有的离谱。细究起来，原因多在语言上。语言如果不像、不准，其表现的生活与实际则往往大相径庭。于是，引起我们思考文革语言的兴趣。

粗野的红卫兵咒骂语

文化革命时期语言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便是它的粗野。 作为这种粗野的语言风格的突出标志, 大概不能不首推1966年夏北京红卫兵贴出的一系列大字报，这些大字报的语言风格后来迅速为全国的造反组织竞相模仿, 从而迅速在全国大中学校中燃起熊熊大火；而且在遣词用上也一反常规，十分粗野。 最惊世骇俗的，便要数一句著名的粗鄙骂话：“什么全面、策略， 都滚他妈的蛋 !”

“他妈的” 本是中国北方语言中的一句粗话。过去，此类粗话只偶然出现于文学作品，作为对作品中人物性格语言的渲染。而作为正式书面语言出现在政论文中，这却是第一次，受到江青的赞赏。立刻，这类大字报便被反复传抄、 翻印，流传全国。红卫兵组织迅速在全国涌起，“造反” 成为革命行动，粗鲁的语言则成为造反的标志。红卫兵们以这种反传统的语言来表示他们对传统规范的藐视，以及与其他温文尔雅学生的区别。“他妈的” 成了文化革命的流行语言。

一时, 所有的红卫兵大字报, 不管内容是否需要, 总要夹上几句“他妈的”或者是“滚他妈的蛋”，似乎不这样便不足以体现文章的造反精神。在红卫兵运动高潮中，我们随处可见这类粗野的骂话。在一首当时十分流行的宣扬血统论的红卫兵歌《鬼见愁》的结束，还加上了这样一连串的骂话作为口号，以加强威慑气势。这首歌的歌词和结束句的口号是这样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滚，滚， 滚，滚他妈的蛋 !”

“他妈的”最初流行于北京红卫兵之口， 很快风行全国。就连过去不使用“他妈的”这句口头骂话的南方地区，也流行起“他妈的”，在南方方言中不时夹上一声, 显得十分突兀。那些平时文质彬彬的学生，一个个“他妈的”不离口，以显示自己离经叛道。这种语言的沉沦，造成了整整一个时代政治语言的粗俗化。那些过去根本不上书面语言的粗话，诸如“混蛋”、“滚蛋”、“王八蛋”、“王八羔子”、“见鬼去”、 “见你妈的鬼”、“该死”， 等等，频见于大字报、 传单甚至报刊杂志。此外，还有新组合的“ 砸烂狗头”、“砸个稀巴烂”等语词。纯净规范的语言被视为与造反精神不相容的循规蹈矩；礼貌委婉用语更是被视作“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臭礼节”，仿佛越粗俗便越接近工农兵,，越没有教养便显得越革命。这种变化,是文化大革命中大众审美趋向粗俗化的表现之一。

夸张激烈的修辞方式

这种语言上的败坏也带来了一整套咒骂对手的流行用语。这些文化大革命中的时髦用语的特点,一是老词新用，二是夸张，三是感情色彩强烈。许多丑化运动对象或对手的语言、用词是汉语的固有词汇，其中有些甚至在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早被报刊或党的文件使用。如“牛鬼蛇神”一词源出佛教用语，还在1957年“反右”运动时就被用来称呼那些视作社会主义革命对象或反对社会主义者。而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更将其作为一篇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社论的标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时，只要被视为文化革命的对象，都被冠之以“牛鬼蛇神”的称号。此外“小爬虫”、“妖风”、“黑手”、“炮制者” 等丑化对手的词汇，虽然也都是汉语原有词汇，但不少词汇在文革中的含义已远远超出了词的本义。汉语中一些夺张和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也频频出现于各种大字报和报刊杂志。这些词语借助形容词或副词增强声势，如“混帐透顶”、“ 猖狂反扑”、“疯狂进攻”、“大肆鼓吹”、“狗胆包天”，还有什么“大黑伞”、“大黑手”、“一小撮”、“极少数”、“妄图”、“ 胆敢”、 “ 叫嚷”、“狂言”、“犬吠”、“可以休矣”、“居心何在”、“何其毒也”、“ 是可忍, 孰不可忍”，构成了整个文化革命时期特有的那种夸张、气势汹汹和虚张声势的政治用语风格。以至于文化革命结束后， 一些报刊社论或文章中只要使用了这类词语,马上就会使人想起文革时代，并很可能会被疑为“又想搞文化革命运动”了。

在这些夸张而又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中，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便是修辞的最高级形式。文革中被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词，大概可以数大”字”：”大肆”、“大打一场xx战争”、“大刮妖风”、“大黑伞”、“大黑手”、“大黑帮”、“大毒草”、“大杂烩”、“大扒手”、“大联合”、“大夺权”，就连文革的名称也冠以“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用“大”来形容事物的极限还不够，于是“极”和“最”等形容词或副词也频频出现于文章：“极端反动”、“ 极端热爱”、“反动透顶”、“特大喜讯”、“最高指示”、“最革命”、“最热爱”、“最伟大”，往往用一个“最” 还不够，有些词前要连用几个“最最最”。这种修辞方式，可以林彪为代表。他在一份报告中形容文化革命的收获和损失时，便连用三个“最”：“收获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一时间红卫兵们纷纷仿效。在一篇吹捧林彪的文章中这样形容：“林彪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最活最活最活，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对毛主席跟得最紧最紧最紧。”重复的词汇反显示语言的贫乏。

与丑化文革对象或对手的语言相对应的，便是对文革的自我肯定。一切事物，都必须冠以“革命的”修饰词，仿佛只要有了这三个字，事物的性质便可变得符合文化革命要求。于是，在文革行为象征的“造反”前，要加上“革命”两字，称“革命造反派”。在文革中，我们随处可见这种“革命”的修饰词：“革命同志”、“革命家长”、“ 革命学生”、“革命小将”、“革命老干部”、“革命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 革命路线”、“ 革命权威”、“ 革命知识分子”，还有“革命造反”、“ 革命行动”、“革命大串连”、“革命大夺权”、“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等等。任何事物只要自我标榜为“革命”，就有了存在理由。于是便有“革命的武斗”、“革命的打砸抢”、“革命的派性”之类的荒唐的语言组合。1967年1月西安的红卫兵造反派在其小报《西北工大》第15期上的文章《革命造反精神好极了》中用的便是这种典型的语言：“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要抡起千钧棒，施法力，显神通，来它个革命的‘打砸抢’……没有革命的‘打砸抢’，就没有革命的胜利。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好极了！”类似“革命的”修饰词还有“红色恐怖”、“刮十二级革命台风”等。

泛滥的军事用语

红卫兵用夸张的语言表达对文革对象或政治对手的愤恨，用自我标榜式的语言表达自己对文化革命运动的投入，用粗鲁的语言表达自己与传统的决裂。而与这一类语言同时流行的，还有军事语言。军事语言的澎涨，与文化革命崇拜暴力有关一一红卫兵最初便是以身穿军装腰扎武装皮带而树立 了闻名于世的好斗形象。不过，更早还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初期。当时，有大批的军人转入地方工作，将军队的一些专门用语转用到地方工作中。诸如将工作的具体职业工种称作“岗位”，将条件艰苦、任务繁重的工作称为“最前线”，将消除某种现象称为“发起进攻”， 等等。但只有到了文化革命这个全民崇武的年代, 这种语言才一下泛滥。除了“万炮齐轰”、“猛烈开火”、“打响战斗”、“提供炮弹”、“吹响进军号”、“ 放好哨、站好岗”这类以军事语言比附政治运动的转借形式外，更直接的运用便是形形色色的造反组织的命名。从最初的“战斗小组”，到以后的“纵队”、“指挥部”、“司令部”、“ 联合兵团”、“野 战兵团”、“红卫兵军区”，无一不是对军队编制的直接模仿。整个中国就象一个大兵营。穿着军装的人们，按不同观点组织起以军队名称命名的组织，甚至象军队那样真枪实弹地开火打派仗。对军队的崇拜到1967年夏天已发展成为对武力扩张的崇拜，以至于许多地方的造反组织与正规军队发生武装冲突在青海、湖北、四川等地，几乎演成真正的内战。

与此种军事语言相联系的便是强权式的命令语气或文体：“xxx不投降就叫它灭亡”、“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等，还有那铺天盖地的“通令”、“通告”、“勒令”、“紧急通令”、“严正声明”，一纸通令便是由一个或几个造反组织自定的“必须”、“不得”、“严禁”，否则“一切后果自己负责”，“ 采取必要 的革命行动”。措词的激烈，语气的蛮横，远远超出这一类文体原有的表达程度，成为文革中常见而特殊的语言现象。

喻体变成了本体

如果说，粗野、激烈及军事化的用词还只是文革语言的修辞方式或表达方式；那么，由这种修辞表达方式而形成的语言符号系统所带来的另一个语言现象则使后人不可思议。这种现象即是文革语言符号系统中的喻体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本体。

文革的思想方式是简单而绝对的，没有妥协、折中的余地。事物只有好或坏思想，只有革命或反革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同志或敌人。这种两极式的思维方式很容易以形象的语言形容表达。文革前便已见端倪的色彩符号在文革中得到了充分运用：红色代表革命，黑色代表反革命，由此，有了许多文革新词：“红太阳”、“ 红宝书”、“红司令”、“红卫兵”、“红小兵”、“红心”、“红色服务员”、“红色工人”、“红色江山”、“红色造反”、“红色夺权”、“红五类”、“黑帮”、“黑会”、“黑手”、“黑风”、“黑七类”、“黑后台”、“黑材料”、“黑话”、“黑指示”。与此相类似的形容或比喻还有“香”、“臭”、“东风”、“西风”等等。

这些词汇，有些在文革前便已运用。如以“红太阳”比喻毛泽东，以“东风”和“西风”分别比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但只有在文革这种形而上学极端化的时代中，这些比喻形容的修辞手法，才会成为象征体本身,“红太阳”就是毛泽东，“东风”就是社会主义，喻体等同于被喻体，成了本体。作家邓拓写散文说太阳上也有黑子，文革中被指责为“恶毒攻击毛主席”而遭到残酷迫害；一个农民在地里干活时说了句“今天西风刮得好大，压倒了东风”，被说成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遭到关押。这种由崇拜某一人物或事物而扩及到对这一人物或事物比喻体的崇拜现象，可以追溯到封建王朝时代。文化革命中的文字狱也就很可观了。连对“猫”的虐待也会被控为“反革命”，因为“猫”、“毛” 同音。打猫、骂猫行为会被控为“极端反动”的行为而招致祸殃。

模仿及阿谀的文体

除了用词造句方面的显著特点之外，文化革命中的语言尤其是书面政治语言，在文体方面的特点也是非常显著的。这首先表现在对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权威人物尤其是毛泽东文风、句式和论理方式的模仿。当时在文章中到处引用毛的语录和诗词已成风气，毛泽东年青时写的《< 湘江评论>创刊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被到处套用，什么“大权者，我们的大权。我们不夺，谁夺？”之类不一而足。不但如此，许多文章整篇便是对毛的一些文章的直接模仿，或将毛原文中的一些词句改换成文化革命流行词句，而原文的文章格式基本不变。被模仿得最多的文章是毛在延安整风时期的著名讲话《反对自由主义》，以及解放战争中对国民党将领的劝降书《敦促杜幸明投降书》。前者一般用于分析造反派内部存在的问题，后者则专用于对付“走资派” 或“小爬虫”。此外, 当时报刊上的社论, 也是 传单小报竞相模仿的范本。造成这股模仿风的原 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由于毛泽东文章诗词本身所具有的文采以及毛泽东政论文所特有雄辩力量, 与文化革命政论文打倒对手所需要的气势正相吻合；二是模仿领袖人物的文章和官方社论既安全，又方便， 可以躲避当时无处不在的文字狱。

文革语言中文体方面的第二个显著特点便是阿谀馅媚却又矫揉造作。这种文风是1967年“一月革命”以后兴起的，主要表现于各种给毛泽东的“致敬电”或“献忠心书”中。这类文章非常讲究修辞手法，通篇皆是排比、对仗。有点象中国古代的骈赋，却又没有古代骈赋那样深厚的语言功力；倒更象古代的称颂文策。最常见的句子有：“毛主席啊，毛主席，天大地大不如您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您的恩情深”，“谁拥护您，我们就和他亲；谁反对您，我们就和他拼”，“天变地变，我们忠于您的红心不变；地动山摇，我们高举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不变”，等等。辞藻虽然华丽， 但却空洞做作。1967年全国各省市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发给毛的“致敬电”，全部都是这种风格，无一例外。

这种阿谀奉承的语言文体的兴起，是对前面所说的那种骂话连篇、蛮横不讲理的语言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一时期，正当所有的文学形式都被打倒之际。小说、诗歌(毛泽东诗词例外)、散文、剧本，等等，全部遭到了批判；文化革命前所有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是“大毒草”。除了批判“走资派”及政治对手的政论文，以及那些“通令”、“勒令”，文坛上几乎再不允许其他形式存在。于是文字游戏式的赞颂文体便应运而生。没有内容，没有思想，有的只是华丽而空洞的词藻。这是语言在政治高压下的扭曲与排遣，也是语言对政治高压的讨好与迎合。当语言的娱乐、欣赏功能全被视作“旧文化”打倒， 当语言的交流储存作用被遏制, 语言的另两种功能便会澎涨：对打击对象的呵斥谩骂，以及对领导人的馅媚讨好。以至于连毛泽东本人到1969 年以后也开始讨厌起这种馅媚语言, 称之为“讨嫌”。

（原作英文版发表于Indiana East Asian Working Paper Series on Language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paper #2, July 1993；中文版发表于广州社会科学院1994年《开放时代》杂志社“开放时代之二”《现代与传统》）

作者简介

李逊，女，1948年生，自言属于文革中的上海“中学生保守派”。长期研究上海文革运动。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女，1948年出生于上海。现任哈佛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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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孙晓萌

校对：刘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