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文刚 |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专题主持词
点击上方“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可订阅哦!
本文是本所副所长白文刚副教授在《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第二辑)的“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专题的主持词。该专题立足当代、着眼历史,从史学出发就政治传播中核心价值观传播、宣传与广告、党报体制等问题进行了学术研究。本公众号将选择该专题的部分文章发布,以飨读者。
本文作者白文刚副教授
蒙谢清果教授提携,我在本期奉命组织一组以“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为主题的文章。趁这个机会,我想先简要谈一下对“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旨趣的粗浅理解。
基于传统中国文明的特点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文献留存,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讨论华夏传播,核心的内容可能就是政治传播,或者至少可以说中国古代政治传播是华夏传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从这样一个重要意义出发,要求我们站在新时代的立场,更深刻地思考这一研究主题的价值,更理性地处理学术研究中的中西古今问题。在我看来,意识到以下两点尤为重要。
首先,要充分认识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在推动政治传播研究方面的重要价值。虽然政治传播研究发端于现代西方,但从广义的概念来看,政治传播现象却普遍存在于一切人类政治文明的运行当中。这一事实使得建立在西方现代选举政治与大众传播基础上的政治传播概念和理论在因其开创性特征而提供范式的同时,也凸显出其在探讨其他政治文明中政治传播现象时的局限性,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特色鲜明的政治文明,其局限性更为明显。正因为如此,中国学者提出要在借鉴西方概念理论的基础上,从中国政治文明的实践出发,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派。正如传统中国与当代中国有内在的渊源一样,中国古代政治传播与当代中国政治传播实践也有历史发展的内在渊源。这样的事实决定了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有可能为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发展或者说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派的建立提供丰富的经验基础乃至理论资源。更进一步,由于这一研究领域所具有的历史特性,使我们能有机会在长时段的历史中考察政治传播与政权兴衰乃至文明兴亡的内在关系。这样的主题重大且非置于漫长的历史视野中不能处理,因而对推动政治传播理论的发展恐怕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意义,当然,这种意义就不仅仅局限于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了。
其次,在研究中要有自觉的理论创新意识,而不仅仅是以现成的理论来重新解读历史上的政治传播实践或相关观念。为此,至少以下三点是需要注意的。
第一,在开展研究时,要谨慎地审视包括政治传播在内的相关现代社会科学概念、理论的适用性。处理好概念与史实的关系,使理论视角能够较为准确地涵盖相关史实。尤其要注重在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政治文明体系中考察其政治传播实践和相关观念,并注意首先从当时政治文明的价值追求来评价,尽量接近历史的真实性,力避以现代特殊的政治标准评判古代的政治传播实践与观念。
第二,要认识到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的旨趣不简单是从政治传播研究的视角去讲述或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相关现象。在考察历史的基础上,还要努力提炼一般性概念和理论——不仅仅是经验教训——以服务于当代中国的政治传播实践和研究发展。这就要求研究者在选择研究问题时要有自觉的时代感,要从解决当代中国政治传播实践的重大问题,推进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理论发展着眼,而不是“为历史而历史”,停留在探求历史真相的史学研究旨趣上。
第三,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的旨趣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强调中国政治传播特殊性的层面上。在特殊的基础上,还要致力于探讨人类政治传播实践与相关观念的共性。这不是说要依靠对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研究(包括对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的研究)提出一套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政治传播理论,而是说要以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来扩展和丰富政治传播理论的经验基础——目前理论的经验基础主要来自现代西方。从社会科学的研究来看,经验资料越多,理论的正确性就有可能越高。中国古代政治传播不仅以其区别于西方的地域性,而且以区别于现代的历史性,应该有可能为此做出独特的贡献。
最后,简单介绍一下本期所刊各篇文章。我的文章,是针对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已经做到了到处可以“映入眼帘”,但真正“驻入心间”的效果却尚不理想这一问题而撰写的,目的是从中国古代核心价值观成功传播的实践来归纳核心价值观成功传播的某些关键因素。陈谦教授的文章着眼于突破现代广告人只是从传统中国借用文化元素的思路,力图从整体上寻求传统中国宣传策略对现代广告的启迪,富有新意。值得一提的是,本文虽然着眼于广告,但所举案例大多都是中国古代的政治传播事件,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政治传播在中国古代传播中的核心地位,为我们提供了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中国古代政治传播价值的机会。张露璐老师的文章则以详实的史料考察了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在中共建立以党报体制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一元化”宣传体制中的重要影响,对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宣传体制的形成有积极的价值。本文考察的事件虽然不在中国古代的范畴,但同样是对中国政治传播实践史的考察,研究的价值及精神实质与本专题是相符的。最后两篇是对中国古代政治传播观念的探讨。王鹤瑾的论文从控制论和劝服论两个不同的政治传播视角切入,以韩非的人性论与历史观为基础,探讨了韩非的政治传播观念,提出了一些不同于已有成果的新解。李婕雯的论文则通过对风、讽字义在先秦演变的梳理,从传播学上的闭环角度来分析从“风”到讽的教化政治功能的演进过程,试图为以“风草论”为代表的传播学理论的本土化做出自己的贡献,颇有新意。两篇论文虽难免有稚嫩之气,但亦颇有可读之处。
2017年10月3日
本文是本所副所长白文刚副教授在《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第二辑)的“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专题的主持词。
作者简介:白文刚,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政治传播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
文章推荐
相关文章:付伟 | 民智与自由:中国政治传播现代转化的两种维度朱鸿军 季诚浩 | 经筵会讲:一种中国本土的政治传播仪式及其演变
近期文章:潘祥辉 | “祖国母亲“:一种政治隐喻的传播及溯源晏辉|政治传播的哲学基础论证
编辑:胡 柏
校对:刘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