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云亮 | 媒介化社会国家认同的修辞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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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推动了人们对国家、国家认同的关注和探讨。信息传播革命引领下的媒介化社会，正改写着现代性、后现代性社会的政治秩序和文化版图，使国家治理技术、族群归属意识、个人生活方式获得重塑的机会，同时也带来边界的模糊性和意识的不确定性。以修辞传播为核心的国家观念、公民身份建构研究，涉及到公共言论、日常叙事及历史记忆的语境化生产，媒介文本背后意识形态力量的支配或抵抗，集体认同的心理机制和行动逻辑，乃至如何产生说服效果等。借助修辞学理论、批评工具，审视国家认同的建构路径、实践策略，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国家认同的认知心理和形成机制，拓展相关研究的学术维度和知识空间，应对全球性传播带来的冲击和挑战。

关键词

媒介化社会；国家认同；修辞建构；本土反思

21世纪以来，伴随全球化的跌宕进程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业已进入由大众传播引领下的媒介化社会。信息生产方式的不断变化、新媒介形态的丰富多彩，不仅带来个人性和世界性物质与精神交往、交流活动的复杂和多元，同时也冲击着固有的有关民族国家的认同意识和共生机制，甚或说使国家的认知界限变得模糊，国家观念越来越显示出不确定性。但全球传播和政治秩序的重构，传播技术的更替、出新，并未从根本上削弱乃至替代国家、国家意识、国家认同的社会基础;相反，以民族国家为基底的阶级问题、族群问题、价值问题，依然困扰着生活于“地球村”的“普罗大众”，并不时以“突发事件”的方式搅扰着人类的生活世界。立足本土媒介化政治文化现实，厘清国家认同的生成机制，尤其是探究修辞传播的建构路径及其效应，是“互动性”的信息社会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一、国家认同及其学术面向

作为学术词汇的“认同(identity)”，有一个从哲学话语、心理话语向社会话语转化的过程;它既指涉心理层面，又包含行为层面。所谓“国家认同”，是指认识主体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并作为认识客体的国家持有肯定性的认识、态度、情感及信念〔1〕。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国家、国家意识及国家认同的生成和出现，并非一个固化、稳定的概念，而是经由漫长历史过程不断演化的范畴，不同社会文化、政治文明的演进阶段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这些内涵和要素的差异，不仅影响到有关“国家”的种种认知机理，还规约着个人、群体及制度性政权组织对国家的想象和建构。

鉴于早期对地理环境的有限认识和信息传播方式的素朴、简易，古代中国没有明确的“民族国家”，国家意识更多地体现为以“王朝”为中心的“中国意识”;概而言之，它是以历史传奇、典章制度、文化习俗、语言符号等普遍共享的意义信息交互作用，最终形成的政治—文明共同体。这个规范化的世界及其社会结构，“是通过文明的认同和王朝的认同实现的”〔2〕。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包括现代中国从“帝国”到“共和”的制度转型，进一步推动了人们对国家、国家认同的关注和重视。“国家”被看作一个多民族的社会共同体实施有效治理的公共权力机构，“国家认同”也成为社会文明、精神凝聚力甚至制度设施的民意基础和合法性来源。

既有的学术史显示，有关国家认同的研究，主要来自政治、经济、历史、国际关系及民族学诸领域，具有跨学科属性。不同社会语境和学科特质，决定了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的择取。有人认为，中国的“国家认同”研究直接缘起和动因是来自前苏联、东欧剧变引发的“国家认同”重要性的日益彰显;与西方学者多从政治学、国际关系学视角出发，与民族主义交织、缠绕在一起的“强政治性”学术路径不同，中国学人基于对社会稳定的关切，“主要以思辨和理论探讨为主”，如族群理论、跨国民族理论等，并佐以心理探索和实证研究〔3〕。还有人从现实紧迫性角度，指出“国家认同”本质上涉及的是国家内部的团结和分裂问题，这种认同性危机既指向文化先赋予性认同危机，也针对政治选择性认同危机〔4〕。于海涛、金盛华则提出了“国家认同”研究的两种具体方法，“一种是以田野研究、访谈和传记分析为主的质性研究方法，一种是以实验法、问卷法和内隐测量为主的量的研究方法”〔5〕。

而今，信息传播革命驱动下的媒介化社会，正改写着现代性、后现代性社会的地理空间和文化版图，使国家治理技术、族群归属意识、个人生活方式获得重塑的机会，同时也带来话语行为和叙事方式的嬗变。一方面，传播媒介成为无孔不入的生产性工具，主导着信息传递、公民教育的过程，而媒介背后各种意识形态力量的支配性运作逻辑，直接撕裂或粘合集体认同的心理意识和生产机制;另一方面，过往传播者“中心化”的居高临下的线性信息传递，日渐为互动性的话语协商、修辞劝服形式所取代，国家传播也更多的是“传播者通过有意识、有目的的文本建构以影响受众的心理和行为”〔6〕。以修辞传播为核心的国家观念、公民身份建构的研究，理应是国家认同研究的重要面向，并拓展相关研究的学术维度和知识空间。

二、国家认同建构的修辞维度

国家认同的历史性、流动性，意味着这一认同既是一个心理感受的过程，又是一个理性接受的过程。对于权力性公共机构———国家而言，对公众的宣导、劝说，存在着多种路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教育以及身处其中的制度关系。而这些规范性政策、理论或者观念，在媒介化社会都是通过大众传播的文字、影像和其他象征性符号的制作、流通且被消费;所以，真正形成国家认同效应的不止是建立在“政治正确”基础上强力灌输、抽象说教的结果，相反国家认同多是通过话语活动“不断协商”，并贯穿着“修辞斗争”的实践。媒体话语在建构国家认同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经由修辞策略建构认同规范乃至生产和再生产认同机制等，必然成为重要的治理技术和学术议题。

( 一) 媒介修辞的公共性

作为一种组织话语、进行说服的方法或艺术，修辞学在其知识演进过程中，一直与“公共性”联系在一起;但这种公共性只是建立在“非强制手段”的环境下。早期的亚里士多德虽然未能经历现代大众传媒的兴盛历史，但他却以希腊时代城邦式民主的典型公共行为———演说为对象，根据听众的特性把演说情境划分为法庭演说、政治演说、典礼演说三大类别，“表明他对国家事务有所思考”〔7〕。他对一对多、实用性的修辞学和一对一、苏格拉底式辩证法的比较，让修辞学更带有大众传播学的印记。其后西方修辞学，从言说艺术研究到包含言说在内的一切象征手段交流实践研究，多延续着亚里士多德的经典理论和学术理念，通过批判性阐释获得极大的创新和发展;同时亚氏修辞学不止是修辞批评的圭臬，也被视为新兴传播学的古老源头。

近代以降，新闻传媒的快速发展，不仅带来信息传播业的主导地位和繁荣局面，也带来话语组织、修辞行为的急剧变化，并构成相互推动、促进的良性关系。有学者指出过，20世纪新出现的种种修辞形势，呼唤着一个外延扩展程度此前无法想象的大众传播;这一需求“促使能够克服时空限制的新传播技术不断得到发明和发展，而通讯技术从无线电广播、卫星电视一直到互联网的跃升反过来又为修辞场景、范围和语境的不断扩大提供了各种新的可能性”〔8〕。语言、言语、话语成为经济社会和政治文化系统的标志性符号，同时也在意义生产和人际交往中占据越来越醒目的位置。大众传播连接起政党政治、公共舆论、娱乐生活等不同领域，还覆盖了全球性广告设计、公关公司、公共外交等组织化的创意机构。人们开始意识到，修辞主体一旦调动、组织起各方可资利用的资源，就有可能影响和改变受众的认知和行为。知识学术界的话语转型研究及修辞策略分析，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亦形成独具特色的学术路径。这一趋势，同样影响到在社会生活中日渐扮演重要角色的媒介修辞话语研究。

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曾将语言视为“一种社会事实”;韩礼德通过“功能主义”转换，把语言引申为“一种社会符号”。这里姑且不谈他们关于语言本质的知识社会学差异，可以见到的共同点是对语言“社会性”和结构功能的强调。从语言的起源和变体来看，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语言产生于人类个体与他人之间进行意义交流的生活经历，在人类生命存在必需的交往、交流实践中，不同族群或共同体都创造、使用并不断变异着语言。所以，“语言是一种共享的意义潜势，它既是经验的一部分，也是对经验的主体间阐释”;与此同时，语言不仅仅是达到彼此之间的理解，还通过日常的表意行为，“呈现社会结构，确定自己的地位和角色，建立和传播共享的价值和知识体系”〔9〕。当然，媒介话语既区别于日常场景中的话语理解和言语交际，也区别于陌生化、审美化的艺术语言;它的社会性与公共性，直接与具体社会系统中的话语秩序、修辞秩序及道德秩序等相勾连，在广阔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变迁过程中嬗变、重组。

国家认同，是大众对公共权力机构的一种个体意识、一种社会心理。媒介话语修辞的力量不是压迫性的，而是在情绪、情感的交流、引导、涵化中完成的。其间蕴含的政治逻辑和意识形态性，既会有迎合接纳的霸权式译码、相互妥协的协商式译码，也会遭遇逆反性的对抗式译码。按照范·戴克的理论，意识形态包含社会结构、认知结构、话语表达和再生产三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10〕。媒介修辞对国家意识、国家认同的价值或本身具有的公共性，便是社会场域、主体认知和话语行为的统一体，牵涉到一种群体意识和个体意识的嫁接、整合功能，以及个体利益和普遍利益的平衡、协调功能，并通过有效的话语表达模式，激发社会行动者的集聚意识和心理需求。

( 二) 国家认同建构的修辞理念

人们普遍认为，全球性传播和区域主义理念，正在使国家和社会的结构关系出现重塑的迹象;国家观念的淡化、萎缩，让国家认同的主动性、自觉意识日益模糊，这被视为对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挑战。而阶级关系、权属关系、性别关系等多元因素的凸显，也在稀释国家认同的核心内容。传统的国家认同，作为一种从心理到行为获得肯定与依附的特殊“共同体”，大体上可以从制度、文化、民族三个层面得到解释，进而形成了政治认同感、文化认同感、民族认同感的建构逻辑和应用路径〔11〕。这种理念虽然从宏观上准确把握了国家认同的“基本内涵”，但在具体的劝导手段和说服艺术方面，并未能在理论上作出更加深入、令人信服的说明。事实上，对于国别、习俗、身份及语境化的社会现实必然带来的认同机制的差异，不仅不能回避，反而更应该得到精确的阐述。

现代修辞学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尤其是经历20世纪的语言论转向、修辞论转向逐渐走向复兴，不同流派的批评家力图采用开放、宽容的胸怀，吸纳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及行为科学等领域中的研究成果，对传统以论辩、知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范围进行拓展，形成自身的话语体系;尽管“并不是全新的发展方向”，但一些突破性的理解，还是能给我们带来新的视野和启迪。正如社会学家米尔斯所认识到的，“修辞与意识形态限制着人类的选择，支配着人类的行为，人类在使用自己所拥有的权力时，受他们认为自己必须运用的语言的影响，受他们在相互交易中意识形态的影响”〔12〕。国家认同的接受和确定也不例外。人类在家庭、学校、媒体及其他社会化传播活动的教育和熏染过程中，语言既是一种指号，一种社会资源，同时也将人带入一种社会实践;语言符号本身具有约定俗成性和随意性，借助各种修辞手段、技巧组织话语方式，形成一种有形或无形的社会力量，建构着公众之间可以共享的政治意识、文化意识和民族意识。

从修辞传播的角度看，国家认同特别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认知，二是行动。肯尼斯·伯克在创新修辞理论时，突出“认同(同一)”的中心位置，以取代传统修辞学的“说服”。他将人看作“使用象征的动物”，进而修辞成为用语言或信息符号诱发合作的行为;人在交际时需要说服，而说服的前提是“同一”，因之，“同一”是劝说的起点，也是目的〔13〕。在人类交往、交流活动中，差异性越多，相互沟通并达成一致就越困难，当双方相似性多甚至有同质化倾向，就增加了相互理解、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在媒介化社会，媒介产品形式具有多样化品格，文字、言谈、影像乃至全媒体平台的多维呈现，使得媒介文本具有“互文性”结构，体现着完全不同的接受信度和社会效度;这种多功能对受众心理态度、价值取向的规制和影响，又集中于情感、认知、意志诸因素。媒介文本的话语修辞属性，意味着国家认同的传播内容不止是意义本身，还包括具有修辞意味的形式，修辞化内容更能催动人的情绪、情感，调节人的认知，强化人的意志，甚至于超越原文本固有的话语意义。

在国家传播的认同建构中，通过有效修辞“诱发合作”，最终还需要转化为“行动”。语言学家们早就认识到，作为社会实践的一部分，语言即社会行动，是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感性显现。这里不仅指人类在言语活动中，创造题旨和意义、实现表达和交流的动态的生存方式和生命运动，还包括言语的聚合、组织实践，能够对个体或群体态度、立场、信仰的塑造，并表征为外在社会实践的逻辑和动力。就像有学者指出的，修辞是方法不是物质，它做的不是对业已发现的、静态的真理的论证，“是促使某一状态的产生而不是发现或检验某一状态”〔14〕。大众传媒是隐喻性的，通过不断地定义现实，形成对现实世界的独特理解;在形形色色的媒体景观中，有关国家的意识、性质及其与自我的关系，也在被不断地定义，国家认同意识和行为的结合，需要在可共享的知识框架、认识水平范围，实现有机统一。

国家认同研究采用修辞学阐释方式，并非意味着传统的财产结构、制度安排、经济政策和法律规范等方面的考察不重要，而是立足于这样一个事实:由媒介“隐喻”构成的意义世界里，传播话语以其真实或虚构的表达方式，越来越强有力地型构着国家观念、国家行为，这些修辞能力已是国家文化战略的“软实力”，并对公民身份、国际关系及公共外交起着巨大的作用;同时，也是为了激活“积极修辞”在国家认同中的影响力。

(三)国家认同建构的修辞策略

全球性经济运行、信息化传播革命、城市化进程以及国家语言战略，都在塑造并推动着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机制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各个国家历史经验、民族属性的不同，会规制着认同意识和行为的表征实践;同时，它们对于粘合共同体的共性诉求，又意味着国家认同的叙述话语和修辞策略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路径。从本质上说，公民国家是“建立在有关一个政治共同体建构的合理性的叙述的基础之上”，都是以“对‘人民’是谁和‘国家’在世界上的位置的话语叙述为基础的”〔15〕。正因为如此，媒介化社会的国家认同建构与国家传播的修辞策略、修辞行为有着紧密关联。我们结合国内外国家认同修辞理念和传播现实，概括出几条基本原则和实践策略。

1.、运用日常修辞，培育情感认同

在各类媒介话语中，新闻话语既是传统性的信息传播话语，也是当代媒介传播活动中极具影响力的话语形式。它因为不断地讲述我们未能亲历的事实，叙述并教会我们理解身边或外部世界的故事，使我们获得对全球各地人物、事件的认识。虽然从专业主义和职业伦理看，新闻记者需要秉承真实性、客观性原则，但真正成型的新闻文本无不带有主体的观点、判断或成见。根据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统治阶级在“生产世界”时，不只是通过国家机器的强制性权力进行统治，还经由一种民众自发“同意”的关系，规定着共同体社会生活的方向。对民意的组织性权力的实施，往往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领导”下，通过说服的方式对从属集团而行使的;“当一个统治集团通过这种类型的领导形式，博得其他集团对于自己偏好的现实定义的同意时，它才具有霸权的性质”〔16〕。因之，政治或其他意识形态只有成为无须省思的“常识”，才真正具有对生活世界的型构力量。新闻报道的“修辞性”，即是力图将陌生的现实日常化，变成可理解的、具有情感认同功效的话语实践。

这种日常修辞，在媒介化社会赢得广阔的空间。随着媒体工业的开发和对阅听者效益的追求，一方面媒介内容越来越日常生活化，新闻传媒在市场化体系里希望通过“贴近”公众，满足受众实用的、精神的及娱乐的需要，尽可能生产受众喜欢的节目产品;另一方面媒介作为生产主体，自身也在不断变化，形成所谓“民众化转向”，更多的普通人出现在报刊、荧屏上，参与着媒介文化的生产—消费过程。这些媒介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的变化，包裹着不同的情感内容，可能会组织认同也可能撕裂认同。国家认同当然无法忽略这一媒介市场的新动向，需要在崭新的环境下聚敛有关“民族国家”的意识、情绪，疏解与社会认同、国家认同对立的反向情绪。譬如中国梦的认同，它的话语传播是一种全民性的社会认同，更需要作为共同体中独立“自我”的身份认同、情感认同;中国梦要实现的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与每个中国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既是对民族国家前景和未来的展望，也是对每个个体安全感、幸福感的承诺，既是国家主义的宏大叙事，也是源自个人日常生活的微观修辞。

2、借助记忆修辞，强化认知认同

人类对自我、他人和族群的认同，有一个模仿、学习及从众性的交替发生的涵化过程，其间语言符号的意义表征实践产生重要影响。国家认同作为成员情感、思想和身份的集聚活动，因为超越了个体对眼前空间、利益的考量，需要更有效的话语方式和符号效应，才能获得认知的“同一”。那些蕴含民俗礼仪、思维习惯的物质或符号，既昭示于对先人遗留下来的某些人造物品的命名及释义，更表征为对历史人物、事件的真实叙述和艺术再造，按照发明者和使用者之间的想象性沟通，达至某种符合现实需求的意向性关系。这意味着，国家记忆、历史情节的叙述说明，不仅仅是对单纯存在的事实、事件的记录和论争，还会包括“诗意的和修辞的因素”，只有利用这些技巧、手段才会使既存的事实转化为故事的模式;海登·怀特由此提出“竞争性叙述”一词，认为一种叙述说明可以把一类事件描绘成“具有同样形式和意义的叙事诗或者悲剧故事”，另一种叙述说明可以把同样的事件描绘成“一出闹剧”〔17〕。所以，对国家记忆、历史事件的处理方式和修辞策略，能够表达不同的意旨、取向，进而影响到接受者的认知认同。

现代社会对文化记忆的修辞性应用，因为大众传媒的兴盛和结构功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虽然传媒话语在推动具体机制和行为的形成中，呈现出建构或解构的双面性，但记忆修辞在组织、嫁接认同意识时，还是取得难以替代的作用。从生产工具本身来看，作为元媒介的语言符号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蕴含着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负载着不同形态的文明的转型和进化。以书籍为中介的识字教育、语言教育等教科书，一直是延续文化血脉、塑造身份意识的基本认知认同路径。同时，媒介技术的发展，一些新艺术形式和媒介产品，也日益加入建构认同的记忆修辞的创造性工作序列。电子媒介的纪录片、电视剧、自制视频乃至专题性文化节目，借助语言、文字、影像等不同信息符号，发挥着传统修辞学以追求知识、真理为旨归的说服认同功能、艺术审美功能，通过对集体性记忆的钩沉和展演，重新解读古典历史传统、红色经典叙事，再造民众的国族记忆、人民记忆和社会记忆，使人们回归对“国家”的依赖关系和对“文化”的认同心理。

3、通过互动修辞，增进价值认同

现代修辞学从人类本质属性界定方面，大大拓展了古典修辞学的领域。他们将人不止视为理性的动物，还视为“使用符号的动物”，并以此辨识人和动物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人类通过对符号的社会性使用，个人、团体以及族群力求争取、维持在相互依靠的结构系统中的身份、地位。在伯克那里，认同是存在于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共同点;他还借助宗教性语言描述了认同得以生成的机制———“圣体共在论(consubstantiation)”，即耶稣的身体和血与圣餐中的饼和酒融为一体，二者的本质相互融合〔18〕。总之，传受双方在传播活动中，为了克服个性、信仰、态度的差异，而增强相似性、同质性，需要根据受众的具体特征和接受过程里的变化，努力通过精心设计或者无意识外溢的双向互动的言语、符号行为和策略，激发、塑造共同的趣味、观念。

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微型化、多元化，为国家认同建构带来新的挑战和空间。传统新闻媒体尤其是纸质媒体影响力日趋缩小，甚至面临生存困境;电子媒体在管理运营、节目改制诸方面，也不断遭遇之前难以想象的难题。传者、媒介、受众之间固有的生产关系，被重新组织，并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的新兴媒体传播形态，成为公众接收讯息、发表意见、凝聚价值共识的最重要平台。网络媒体最突出的特点除了快速传递方式之外，就是去中心化、融合性和互动性。普通网民能够在论坛、社区及朋友圈等社交化媒体渠道，形成、分享共同的“感觉、意象、思想、态度”。公共舆论场也在分化，并体现着不同利益集团的价值观念相互冲撞、协商的复杂的“平行四边形”图景。人工智能技术、机器人学、区块链结构等新的信息生产、传输、接受模式的发展，进一步颠覆了数据存储、共识机制及话语理解的认知过程和交互关系，形成更具参与性、体验性的“场景”社会。代表国家、政府机构的主流价值观，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过往宣导、教化、灌输性的模式上;新媒体的互动功能、对话功能以及再生性的艺术修辞功能，往往更客观地展示舆情、民意，通过互动修辞和理性沟通，恰恰能够凝聚民心，在价值同一基础上催化国家认同。

三、国家认同修辞建构的本土反思

尽管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思潮总是不断抵牾、缠绕，但是从经济、文化到政治的全球化转型，业已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逆”的趋势;与此同时，全球性的公共治理和传播实践，继续重塑着个人与国家、民族与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国家认同建构变得日益复杂和多样化，并且因认同的形成或断裂改写着整个世界秩序。中国的强势崛起及其在全球事务中显著的作用，不止影响到国族内部的认同意识的建构和确立，还影响到外部世界的格局和态势。在媒介化社会，国家认同也不再仅仅是一个国家通过新闻传媒展现出的一种自我形象和实际行为，作为“国家与世界关系的集中写照”，它也是公众个人与世界关系的表征。而中国文化传统和国情的特殊性，同样也左右着国家认同修辞的建构逻辑。

( 一) 民族国家修辞的延续与创新

日本学者佐藤信夫认为，作为技术研究的古典修辞学，在人类口头语、书面语的发展中，一直延续着双重作用，即说服表现功能和艺术表现功能。前者主要出于实用的目的，强调言语生动的说服力;后者则以有魅力的审美为旨归，以期获得艺术的激发力;二者相互砥砺、交叉发展。鉴于社会性交往、沟通中，人的言语组织、技巧应用不止是为了驳倒对方，也不尽是修饰词语，他在批判性考察修辞学史及现代修辞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修辞的“发现性认识的造型”这一第三种功能〔19〕。“发现性造型”，体现着一种新的修辞意识，那就是人类在语词表现中，为了避免言不尽意的缺陷，很多时候会凭借“感觉”机能，通过具象化的方式尽可能完整地传达心理反应和精神意识。

现代中国媒体的国家认同实践，有一个从国家主义修辞到国家修辞的演进过程〔20〕。国家主义传播理念，往往基于国家权力、国家政治的立场，以不容置疑的话语行为，向受众宣导、灌输关于个人同国家之间的依附、从属关系，通过权威性话语逻辑促成社会共识，并作为共同体每个成员行动的指南;其修辞路径是单向的、线性的。极端政治化时期的报刊新闻、影像节目甚至文艺作品，都带有这一“单面”特征;这在相对封闭的年代，会起到短期聚焦效应。但在今天，中国的多民族属性、世界发展一体化态势，业已稀释了压迫性的国家认同的构建力量;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除了既往宏大叙事之外，更应该从微观说服技术出发，关注修辞机制的成熟和修辞话语的传播效果。中国的历史图景、文化记忆有多重叙述方式，现代生活中也有多种隐匿的、蕴含人文精神的人物、事件和行动细节，需要我们去进行“发现性造型”，创造有效的话语修辞方式予以呈现。在继承、延续传统文脉时，吸纳古典话语的说服、艺术技巧，同时发挥媒体融合环境下的多平台渠道、功能，发现、创新民族国家的修辞实践，是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路径。

(二)意识形态修辞的冲突与融合

现代历史的断裂性发展，形成中国人共有的记忆，也是特殊的记忆;它带来的国家属性、制度设施、经济政策的不同，直接塑造了媒介话语的另类特征。媒介话语的演变，既是社会文化变迁的结果，也是其表征，并呈现出复杂矛盾的过程。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国家，有能力掌控着大众传播的主导倾向，进行符合国家利益和制度建设的意识形态宣传。但话语自身的多重语义和应用功能，又或隐或显地动摇固有的修辞秩序乃至社会秩序，体现着不同阶层、群体的共同体之间的思想分歧。报刊、电视媒体长久以来，在纪实性、评论性及仪式化的媒介文化生产中，对凝聚人心、形成共识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但互联网及建基其上的新兴信息传播平台，以民主化、商业化、技术化发展潜势，不断地重组着传统意识形态的话语结构，成为国家认同机制建构的双刃剑。尤其是自媒体话语生产的个性化运作机制，使同一社会事件的不同意义解读，成为网络时代舆论场的常态。

话语的变化及话语秩序的新方向，需要国家认同建构中修辞战略的转换。克劳德在分析有关“波斯湾战争”报道的修辞传播效果时，指出美国电视媒体经历了一个把政治不满情绪改编为个人焦虑之情，进而消除人们的政治分歧的过程〔21〕;为了调节公众对战争的反感，军人家庭成为电视新闻播放的典型形象，引发了社会情绪的普遍转移，最终达至“理想的全国一致”。当下中国的国家认同，在不同个人、族群之间亦存在对立、分歧、不一致的情绪、情感，这种不和谐不止是话语表象层面，还是身份、地位、价值层面的。媒体在这一公共领域的修辞建构，既要有“宏大叙事”的国家、民族，又要有“具体而微”的个人、家庭，用共同的社会生活愿景，弥合现存的意识形态冲突、分歧。

(三)传播话语权的争夺与合作

现代中国尤其是近四十年来，中国的政治结构、社会传播都发生巨大的变化。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及消费主义洗礼之后，道德伦理秩序、政策法制秩序和公共传播秩序逐渐走上“现代化”之路，并开始与世界接轨。同时，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和困厄，亦日益凸显。在由一个农业大国转向工业化国家的过程中，西方发展主义话语一直是社会转型的主导力量，城市(城镇)化的突进带来物质生产、生活资料丰裕的同时，也引发精神信仰、家国情怀的矛盾和张力。尤其是不同区域、人群中间存在的财富、权利的不均衡，导致社会大众出现认同危机;国家认同是社会认同体系的一部分，而且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社会大众普遍出现对“国家”的疏离心理，民族振兴的愿景就难以实现。从修辞传播角度看，社会认同感的裂痕，必然导致传播话语的分化、对抗;而大众传媒的隐喻性，又深深烙上这种差异化的印迹，表征为显性或隐性话语权的争夺。特别是在流动性的网络社会，官方话语、民间话语、精英话语、民族话语等多重传播话语的矛盾、冲撞态势，业已成为客观事实。这种话语权的争夺，既是社会结构关系的直接反映，也是一场说服性的“修辞斗争”。

对于当下中国的现实境况以及修辞场域的重组，已有学者深刻体认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导致权力再分配，进而形成了不同的话语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立”，“主导性言论”在多重话语体系中的流动，“会有益于我们的国家与社会，会有益于我们的政治文明进步，会提高党和国家政治传播的‘正能量’”〔22〕。从政治哲学角度看，“国家”作为赋予国民整体性、安全性的契约组织，也是强制性组织，不止肩负“教会我们爱国”的责任，还有“给我们爱国的理由”的义务〔23〕;只有关于“国家”的情感、理念，成为公众生活中的“常识”或引以为荣的“意象”，才会真正拥有“象征性权力”。这就要求在具体的国家认同建构方面，主流话语必须适应媒介技术的发展态势和话语“民主化”的趋势，既有修辞的创造性又有修辞的敏感性。改变传统媒体惯常的“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和“广场心态”，寻求最适合数字化公众的表达行为;同时，又要努力规避国家主义修辞可能引发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真正意识到，国家认同是通过公民对政治、文化、民族的理解、肯定、同一，达到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的目的。

马克思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最终会变成物质力量〔24〕。媒介化社会国家认同的修辞构建研究，本质上就是通过对言语、信息符号结构“世界”能力的分析，发现社会治理和公共管理中的一种“话语的力量”，为民族国家的稳定、利益和安全提供可能的建设路径。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种话语修辞的建构逻辑及传播活动，在社会政治实践中不止是积极的、肯定性的，还因受制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集体心理、制度设施和权力结构，也会“播撒”消极甚至异变的认同效应。沉潜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建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底的开放性、包容性的“健康认同”，才是修辞传播的真正旨归。

注释

〔1〕李崇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和国家认同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2〕许纪霖:《国家认同与家国天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3〕袁娥:《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述评》，《民族研究》2011年第5期。

〔4〕周光辉:《国家认同的规范之维》，《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8期。

〔5〕于海涛、金盛华:《国家认同的研究现状及其研究趋势》，《心理研究》2013年第4期。

〔6〕陈汝东:《论国家修辞学》，《江淮论坛》2012年第3期。

〔7〕〔18〕〔美〕埃姆·格里芬:《初识传播学》，展江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第298、310页。

〔8〕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第288页。

〔9〕〔英〕韩礼德:《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引论》，苗兴伟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页。

〔10〕〔荷〕范·戴克:《媒介中的意见和意识形态》，〔新西兰〕艾伦·贝尔、〔澳大利亚〕彼得·加勒特编:《媒介话语的进路》，徐桂权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9页。

〔11〕吴玉军:《论国家认同的基本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1期。

〔12〕转引自〔美〕肯尼斯·博克等编:《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常昌富、顾宝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28页。

〔13〕邓志勇:《修辞理论与修辞哲学》，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年，第41页。

〔14〕〔美〕莫里斯·内坦森:《修辞的范围》，〔美〕肯尼斯·博克等编:《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常昌富、顾宝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01页。

〔15〕〔美〕M．莱恩·布鲁纳:《记忆的战略———国家认同建构中的修辞维度》，蓝胤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3页。

〔16〕〔英〕斯图亚特·艾伦:《新闻文化》，方洁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1页。

〔17〕〔美〕海登·怀特:《历史情节的编织与真实性问题》，李宏图选编:《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179页。

〔19〕〔日〕佐藤信夫:《修辞感觉》，肖书文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页。

〔20〕有关国家主义的内涵和特性，还可参阅史娜:《从国家主义到以人为本》，《前沿》2010年第2期。

〔21〕〔美〕达纳·L．克劳德:《沙漠安慰行动》，〔美〕大卫·宁等编:《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常昌富、顾宝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17页。

〔22〕荆学民、苏颖:《不同话语的身段与博弈》，《人民论坛》2013年第13期。

〔23〕〔美〕史蒂芬·B·史密什:《政治哲学》，贺晴川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第279页。

〔24〕〔德〕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本文原载于《学术界》( 月刊) 2018年第4期（总第 239 期）。

作者简介：丁云亮，文化研究博士，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传播、媒介批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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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胡    柏

校对：刘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