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清 苏毓淞 张佑宗|公众政治支持的社会来源及其变化 ———基于2015 年“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 CSGS) 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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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既有研究已发现中国公众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支持度很高，但对支持度来源的研究往往停留在传统的革命历史选择合法性与经济发展绩效合性法上。随着十八大以来改革与治理的推进，有必要结合新的经济、政治形势和社会结构对中国公众的政治支持开展系统研究。立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背景，本文探讨了公众高度政治支持的社会来源及其变化。文章利用最新的“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CSGS2015) 数据进行定量实证分析，逐步检验了文化价值观、经济发展绩效以及多种政治制度绩效的影响，并且引入社会结构变迁中的不平等变量，全面而系统地分析了文化、制度和社会结构三大类因素对公众政治支持的影响力。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文化、制度和社会结构三个方面共同且有区别地影响了公众的政治支持，而且中国公众高度政治支持的来源分布已经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即由经济发展绩效转向政治制度绩效; 并且社会公平分配问题影响了政治经济制度绩效作用于政治支持的程度。

关键词

 政治支持 国家治理 社会治理 制度绩效 分配公平

一、公众的政治支持: 概念与研究对象

在现代国家，公众的政治支持( political support) 是政治体制合法性的体现，主要指公众对政治制度和政治社群的组成及其表现的支持，一般包括信心、认同、偏好等隐性支持态度，以及投票、游行等显性支持行为。任何政治体制都有可能使公众产生政治支持。已有研究发现中国公众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支持度很高，但对其来源的研究则往往停留在传统的革命历史选择合法性与经济发展绩效合法性上。随着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展开，有必要结合新的经济、政治形势和社会结构状况对中国公众的政治支持开展系统的实证研究。

各国学者对政治支持的概念界定，皆起源自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政治学家大卫·伊斯顿( David Easton) 提出的政治支持论。伊斯顿认为任何政治 体系都需要人民对政治社群( community) 、政治制度( regime) 与权威当局( authority) 具有支持度。而且社会公众会对政治体系或政策产出提供普遍支持( diffuse support) 或特定支持( specific support) 。普遍支持是由社会成员的社会化、爱国心与对政治制度的信任与忠诚所构成的，特定支持是由于社会成员从特定政治机构获得特定的利益而形成的[1]。克林格曼( Hans-Dieter Klingeman) 、诺里斯( Pippa Norris) 以及达尔顿( Ｒussell J. Dalton) 等政治学者延续伊斯顿的看法，将政治支持的对象扩增为五种，分别是: 政治社群、政治制度组成原则、政治制度的表现、政治制度的具体制度与政治行为者。他们认为，不同的政治支持对象可以视为一个连续体，从普遍支持( 政治社群和政治制度) 延展到特定支持( 政治行为者) [2]。

参考上述文献的概念，本文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国情讨论政治支持，主要分析层次是公众对国家( 中央层面的) 政治制度的支持，主要内容是指公众对国家现行政治制度的信心、认同和偏好等政治态度。虽然专门研究中国公众政治支持的学术文献不多，但已有几位学者发表了相关的研究成果，做出了重要贡献。美国爱达荷州立大学的陈捷于 1995 ～ 1999 年对北京市民进行了三次社会调查，开展对中国公众政治支持的实证研究，发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中国公众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普遍支持处于较高水平，而特定支持则容易受到政府政绩和地方政策的影响而产生波动[3]。台湾学者朱云汉的研究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虽然不同于西方政体，但长期且持续地达到了“为民”政府( “for the people”government) 的目标，获得中国公众的高度政治支持，其重要原因是中国人民对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判断标准主要依据实质的面向，而不是程序的面向[4]。此外，史天健、唐文方、李连江、王正绪、肖唐镖、高学德、李艳霞等学者对作为中国公众政治支持之重要环节的政治信任展开实证研究，从权威主义价值观、自由民主价值观、社会资本、制度绩效、央地关系结构、城乡差别、社会不平等结构等视角解释了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来源。这些关于政治信任的研究为政治支持研究提供了学术基础，启发了多种学理路径[5]。即便如此，专门研究中国公众的政治支持的文献仍属稀少。

本文探讨的政治支持的内容相当于普遍支持，亦即公众对政治制度的一般性支持态度。这一研究对象的选择和界定，是对近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向整体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动态发展过程的适应，也是从实质面向推进政治支持研究的努力。而且，当前治理体系改革处于快速变迁的社会结构之中，多元化、多层化的社会利益格局已经出现，一些人民内部矛盾也具有向“官民矛盾”演化的趋势[6]。因此，有必要从实证层面探析中国公众在复杂多元的社会结构中从什么方面以及为何支持政治制度，并且了解其支持的来源是否发生了变化。

二、公众政治支持的来源: 文献、理论与研究假设

（一）探讨公众政治支持来源的两种路径

比较政 治 学 对 政 治 变 迁 的 动 因 的 探 索，形 成 了“内 生 性”( endogeneity ) 与“外 生 性”( exogeneity) 动力的区分与辩论[7]。在政治态度研究中，我们也可用“内生性”来说明政治制度绩效对公众支持的直接因果关系，亦即政治制度的运行直接影响公众对政治制度的评价; 而“外生性”则用来指称与政治制度的性质和运行无关的个人经历和早期文化价值习得决定了个人的支持态度。

政治支持来源于何处? 或者说，人们为什么会支持某种政治制度? 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对美欧政治信任危机的研究，到 20 世纪 90 年代对东欧转轨国家政治信任低迷的探讨，国际学术文献大致形成了以“外生性”文化价值观为解释变量的文化主义分析路径和以“内生性”制度绩效为解释变量的制度主义分析路径，试图解释包括政治信任以及政治认同和偏好等政治态度的来源[8]。文化主义路径重视生命早期经历、社会资本因素对公众政治态度的长期性的外生影响，现代化理论重视现代化背景下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影响，包括“批判性公民”( critical citizens) 的挑战[9]。制度主义路径则从理性选择的视角指出政府绩效( 包括经济发展绩效、政治问责以及公共服务绩效) 对公众政治支持的内生性激发效应[10]。很多学者也认识到制度主义和文化主义路径的差别固然重要，但不可夸大，需要结合国别或跨国数据进行具体研究。

自 20 世纪末期起，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很多国家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日益突出，固化了社会分层，激化了分配不公平问题[11]。有些文献虽然也注意到人口社会学因素的影响，但这些人口社会学变量多数是作为控制变量来处理，并没有提供系统解释的功能。要弥补二元分析路径的疏漏，必须从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出发对文化主义和制度主义的框架进行补充。

在文化主义的视野里，文化和价值观是历史和民族的产物，可以在世代之间延续或者变迁，可以影响到个人对政治权威的支持与否，但是文化与价值观也经常被抽离了社会结构变迁背景。英格尔哈特( Ｒ. Inglehart) 等学者的后物质主义强调价值观的代际转型，但是他们理解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偏好，乃是“多数人”的主流价值观，而社会公众在资源分配上的态度差异并不是他们分析的重点[12]。同时，制度主义的绩效论是理性选择理论的应用，它对一般信任乃至政治支持的来源的研究都预先假设委托人和受托人构成系统，假设两者都是理性的行动者，通过对可获得信息的理性计算使效用最大化[13]。不过，基本上，制度主义者重视宏观的政府绩效及微观的绩效感知对公众政治支持的影响，忽视了社会不平等结构对公众政治支持的影响。

文化 － 制度的二元划分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关于方法论的理想型( ideal type) 分类，难免会因为高度概括性而牺牲适应性。尤其是这种二元结构框架对一些关键的独立变量的忽略，将会引发对文化与制度所镶嵌在内的国别社会结构的遗忘。实际上，存在一类源自社会不平等结构的中观因素，包括社会阶层分化和分配公平问题，它们由于相对独立于文化-价值观与制度-绩效面，理应得到重视并被纳入研究信任根源的方法论框架之中。

（二）中国公众政治支持的来源: 文化、制度与社会结构

国内外很多社会调研和研究文献已经发现，至少最近 20 年来，不管是和老牌西方政权相比，还是与东亚新兴政权相比，中国的执政党和中央政府获得的公众信任程度都更高，政府治理绩效得到的公众评价得分则更高[14]。这些发现表明，至少最近二十多年来，作为中国政治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信任和政府绩效评价一直处在较高的水平上。不仅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存在全局性的对抗关系，而且十七大、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整套政治制度得到社会公众的接受[15]。

从政治发展的演化角度观察，这种较高水平的政治支持局面的形成，既有其历史动力，也有着与此一阶段相对应的社会基础。20 世纪 90年代初苏东剧变一度引发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能否继续走下去的疑虑。从 20 世纪 90年代初到 2002 年前后，这十余年是中国共产党研究吸取苏共教训并且积极思考自身执政能力的关键时期[16]。在 2004 年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积极思考的成果被提了出来，此后中共全方位提升执政能力，适应快速变迁的社会。到 2013 年秋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波历时十年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探索被提升为更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化”建设。这两个十年，是中国执政党自身制度建设和政治制度发展完善的关键时期，当前的政治支持局面是对这一关键时期内积累的政治成果和制度绩效的回应和肯定。

同时，中国的城乡差别、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等问题都在发展演化之中，形成了更加复杂的社会结构。社会学界已对这一复杂社会结构中的城乡差别、贫富差距、阶层流动与固化、分配公平等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但较少把视野投射到社会分化衍生的公众政治态度变迁问题上[17]。美国密歇根大学谢宇和周翔的研究认为，当代中国的不平等主要源自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单位制度[18]。哈佛大学怀默霆( Martin K. Whyte) 基于多个年度的中国社会调查指出，多数中国公众认为目前的资源分配模式是相对公平的，并且由于近年来中国政府重视物质分配问题，基于分配不公平的“社会火山”( social volcano) 进入潜伏期，不过程序不公平引发的另一座“社会火山”却比较活跃[19]。不过，怀氏的研究只分析了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关系，对于公平问题的政治影响缺少探讨。

（三）研究假设

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把内生性的制度因素和外生性的文化价值观因素纳入实证研究之中。此外，中国规模巨大且又城乡两分的社会基本结构、具有国家体制内外差别的职业社会结构，以及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与阶层分化等，无不影响着中国公众的政治态度。因此，也有必要将中国特色的社会结构要素纳入实证分析之中，检验文化、制度与社会结构三个层面是如何协同影响公众的政治支持的。

基于上述文献和理论讨论，笔者提出如下四个研究假设:

假设1: 不同类型的价值观影响中国公众的政治支持，权威主义价值观更容易激发政治支持，而自由民主价值观则更可能抑制政治支持。

假设 2: 政治制度绩效的改善对公众的政治支持具有积极的提升作用。

假设 3: 国家体制内职业从业者的政治支持高于体制外职业从业者的政治支持。

假设 4: 社会结构变迁中的不平等问题，包括客观的不平等和主观的不公平感知对公众政治支持有抑制作用。

三、本文数据概况与变量操作

（一）样本与数据概况

本文使用清华大学及其合作机构于 2015 年 7 月到 2016 年 3 月开展的“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 China Social Governance Survey，简称 CSGS2015) 数据进行定量分析。CSGS2015 是尽可能按照科学的统计抽样方法执行的社会入户面访调查，采取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 辅助的概率比例规模抽样方法( GPS-assisted PPS Sampling Method) ，最大限度地反映全国家户人口分布的实际情况。该方法有助于解决传统上由于户口登记信息过时、空户过多以及对城乡流动人口的排斥所引发的抽样缺陷问题[20]。CSGS2015 实行了分层和分阶段抽样，首先将全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部分，在其中随机抽取区/县; 然后通过 PPS 依次抽取乡镇/街道、居/村委会; 最后根据空间地理距离在居/村委会内系统抽样抽取。该调查一共抽取了 7500 个样本，最终回收有效样本为 4068个，回收率为 67. 65% ，是目前可以获得的关于中国公众政治态度的质量最高的调查数据之一。

（二）变量测量

CSGS2015 调查问卷中，题F20 提出了与政治支持相关的多个具体问题，这些问题的设计参考了既有的政治支持研究和测量文献，并根据中国政治与国情的特点进行表述，包括询问公众对于政治制度的信心、以政治制度为荣、无条件支持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制度选择偏好等问题。我们以F20 问题的四个子题作为本文测量因变量的操作依据( 参见表 1) [21]。

我们对四个子题的数据进行了因子分析，提取一个公因子作为对一般性政治支持变量的测量。

在自变量方面，本文涉及的主要包括四大类自变量: 一是文化主义视野下的自变量，包括人际信任、服从权威的价值观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 二是制度主义的自变量，主要包括经济绩效和多种政治绩效变量，三是社会结构自变量，聚焦于职业的体制差别、家庭收入、阶层认知和分配公平感知。我们在实证分析中首先考察文化变量对于政治支持的影响，之后在控制文化变量的基础上考察制度变量的影响，然后在控制文化和制度变量的基础上考察社会结构变量对政治支持的影响。

文化变量主要包括人际信任和价值观倾向。我们区分了两类典型的价值观倾向: 传统权威价值观和自由民主价值观。本文使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对传统的权威价值观测量数据提取两个公因子，分别为集体主义倾向和服从权威倾向。

制度变量的设置和测量参见表 3，主要包括经济绩效和政治制度绩效两大类。经济绩效主要指个体对于国家经济形势的评价，政治制度绩效参照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数，主要反映公民对于国家整体治理状况的感知，包括政治参与、人大监督、政府回应、政治自由和腐败状况五个维度。此外，为了反映近年来一系列反腐败行动对于公民政治信任的影响，我们还加入公众对于中央政府反腐败力度的认知作为政治制度绩效的一个维度。

本文主要探讨的社会不平等变量的测量如表 4 所示。

最后，本文将性别、年龄、户籍和教育程度( 受教育年限) 以及中共党员身份作为人口统计控制变量，以便在分析中消除这些变量的影响。

四、本文的描述统计与回归分析

（一）均值统计和因子分析

对各类政治制度支持问题的回答的数据分布参见图 1。对制度的信心、以制度为荣、无条件制度支持以及制度选择偏好等四项都处于中立以上的较高水平，说明 CSGS2015 的调查印证了此前多项研究对中国公众有高度政治支持的判断。

笔者接着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 F20 题中四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统计结果显示，上述变量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71，KMO 值为 0. 74，Bartlett 球度检验卡方值为 3011，并且 Sig. = . 000，通过了统计显著性检验，说明了这四道问题在测量政治支持上具有很好的信度和效度。进行因子分析后，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所提取的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 39% 。我们将该因子命名为“一般性政治( 制度) 支持”因子，作为本文中的因变量，探索各类自变量对一般性政治支持变量的影响力。

（二）政治支持的回归分析及发现

本文通过逐步回归的方式代入文化、制度和社会结构三类变量以检验假设。为了避免统计上的偏误，回归分析中对于缺失值采取了剔除的处理方法。同时，笔者采用方差膨胀系数( VIF)检验的方式避免变量间多重共线性的影响; 结果显示各变量的 VIF 值均小于2，由此可以判定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状况。从模型 1 到模型 4，依次检验了人口统计学控制变量、文化主义变量、制度绩效变量和社会结构变量对于中国公众一般性政治支持的影响力，图 2将四个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可视化展现。

模型 2 加入文化主义变量后，户籍和年龄对政治支持的影响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服从权威价值观虽然与政治支持呈现正相关，但是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因此，在传统权威价值观中，集体主义倾向是影响政治支持的主要因素。综上，假设 1 得到了很好的检验，亦即: 不同类型的价值观影响中国公众的政治支持，传统权威价值观更容易激发政治支持，而自由民主价值观则更可能抑制政治支持。

模型 3 检验了政治经济制度绩效变量对于公众政治支持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 作为经济发展绩效的国家经济状况变量和政治支持显著正相关。政治制度绩效中，人大监督、政府回应和政治自由度感知均与政治支持显著正相关，而政治参与则与政治支持负相关( 但统计不显著) 。在制度绩效的不同维度中，公众对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力度的感知程度对于政治支持的积极影响是显著的。比较各个变量标准化系数来看，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力低于各种政治制度绩效。这些结果表明，以政治制度原则( 人大监督) 和制度绩效表现( 政府回应、政治自由、反腐败力度)为主的综合性国家治理绩效正在超越经济发展绩效成为政治支持的主要来源。在腐败程度客观评价上，只有对中央官员腐败程度的评价对于政治支持具有显著的统计影响力( 负相关) 。综上，假设 2 得到了支持，即政治制度绩效对公众的政治支持具有积极的提升作用。

模型 4 考察了社会结构变量对于政治支持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 首先，假设 3 并未获得实证支持，亦即国家体制内外的职业差别对政治支持的影响并不显著。其次，作为客观的经济不平等的指标，家庭收入水平和自我阶层认知变量对政治支持的影响并不如假设 4 预期的显著，而作为主观不平等指标的分配公平感知变量则对政治支持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不仅说明分配公平问题已经成为政治支持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而且还表明主观性不公平感知要比客观的不公平状况更能直接影响个人的政治态度。从学理脉络上看，这个发现并不新颖，因为已有很多国际研究文献作为基础[22]，但是，这个发现仍有重要意义，它表明假设 4 的一半得到检验，亦即主观的分配公平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公众政治支持的重要因素，分配公平感知越高，则政治支持越高，反之则反。并且，引入分配公平感知变量之后，经济发展绩效的变量不再显著。这说明文化、制度和社会结构共同但有区别地影响着政治支持的形成，而且社会分配问题已经取代了经济增长问题成为影响政治合法性的新来源，值得决策者重视。最后，在放入社会结构变量后，整体模型的解释力显著增强。模型整体解释力的 Ｒ2 系数从模型 1 的 0. 037 开始提升，在模型 2 加入文化主义变量后为 0. 240，在模型 3 和模型 4 分别加入制度变量和社会结构变量后为 0. 337 和0. 342。而且，从模型 2 到模型 4，当新变量加入后，代表模型整体解释力变化的 ΔＲ2都具有显著的 F 检验结果，这表明加入的新变量对因变量具有足够强的边际效应。因此，可以说，任何单一视角的解释都是有局限性的，包含文化、制度和社会不平等结构在内的整体模型对于政治支持的生成和变化更有解释力。

五、结论

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公众中享有很高的支持，这一重要的社会事实虽然众所周知，但是随着快速的经济社会结构变迁，高度政治支持源自何处，具有何种特征，对于这些问题，需要开展系统的调查研究。本文采用最新的“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数据”( CSGS2015) 进行实证分析，引入社会结构变迁中的不平等变量系统地分析文化、制度和社会结构三类变量对公众政治支持的影响力。

本文实证研究发现: 首先，传统的权威价值观对中国公众的政治支持仍然发挥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新生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则显著抑制了公众政治支持的水平。这说明这两种价值观是影响公民政治支持的重要因素。其次，经济发展绩效对公众政治支持的促进作用已经减弱，并且让位于政治制度绩效，后者包括了当代国家治理的多种要素。这表明，随着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展开，特别是反腐败力度的加强和政府职能改革的推进，中国公众获得了支持政治制度的新动力。最后，多种社会结构变量的引入及回归分析表明，传统上由于体制内外差异而产生的职业间政治态度的差别已经模糊，公众更重视本人对分配公平问题的主观感受，并且这种主观感受要比客观的不平等状况更能显著影响政治支持。据此可以预测，如果国家加大力度促进社会公平分配和再分配，将要比单纯的经济发展绩效更能够赢得人民的政治支持，从而巩固政治合法性。

总的来说，本文研究表明，公众对当前政治制度的支持程度虽然依旧很高，但是这种政治支持的社会来源分布已经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即由经济发展绩效转向政治制度绩效，并且社会公平分配影响了政治经济制度绩效发挥作用的程度。文化、制度和社会结构因素三个方面共同但有区别地影响着中国公众的政治支持，这启发我们超越单纯的历史决定论和经济发展决定论而从更广阔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结构变迁角度来理解中国的长治久安道路。

注释

[1] David Easton，“A Ｒe-Assessment of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Support”，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 5，No. 4.1975.

[2] Ｒussell J. Dalton，Democratic Challenges，Democratic Choice: The Erosion of Political Suppor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 1 ～ 10，2004. Hans-Dieter Klingeman，“Mapping Political Support in the 1990s: A Global Analysis”，in Pippa Norris ( ed. ) ，Critical Citizens: 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 31 ～ 56，1999.

[3] 陈捷: 《中国民众政治支持的测量与分析》，第21 ～ 54 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 年。

[4] Chu Yun-Han，“Sources of Ｒegime Legitimacy and the Debate over the Chinese Model”，China Ｒeview，Vol. 13，No. 1，2013.

[5] Li Lianjiang，“Political Trust in Ｒural China”，Modern China，Vol. 30，No. 2，2004. Li Lianjiang，“Ｒeassessing Trust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Evidence from Five National Surveys”，The China Quarterly225,2016.ShiTianjian，“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Comparative Politics，Vol. 33，No. 4，2001.Shi Tianjian，The Cultural Logic of Poli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Tang.Wenfang，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Stanford，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Wang Zhengxu，“Before the Emergence of Critical Citize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Trust in China”，International Ｒeview of Sociology，Vol. 15，No. 1，2005. 高学德、翟学伟:《政府信任的城乡比较》，《社会学研究》， 2013 年第2 期; 肖唐镖、王欣:《中国农民政治信任的变迁—对五省份60 个村的追踪研究( 1999 ～ 2008) 》，《管理世界》， 2010 年第9 期; 李艳霞:《何种信任与为何信任? ———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现状与来源的实证分析》，《公共管理学报》， 2014 年第2 期。

[6] 房宁: 《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政治学研究》，2013 年第6 期。

[7] Carles Boix and Susan C. Stokes， “EndogenousDemocratization”，World Politics，2003，55( 04) . Adam Przeworski，Michael Alvarez，José Antonio Cheibub and Fernando Limongi，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1950 ～ 199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8] David Easton，“A Ｒe-Assessment of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Support”，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 5，No. 4，1975. William Mishler and Ｒichard Ｒose，“Trust，Distrust and Skepticism: Popular Evaluations of Civi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Journal of Politics，Vol. 59，No. 2，1997.

[9] G. Almond and S. Verba，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Countrie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 Ronald Inglehart，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Economic，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p. 324 ～ 342，1997. Ｒ. Inglehart and C. Welzel，“Changing Mass Priorities: The Link Between Modernization and Democracy”，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 8，No. 2，2010.

[10] James Coleman，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Cambridge，US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elknap，Chapter 5，1990. Arend Lijphart and Waisman Carlos，Institutional Design in new Democracies: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Westview Press，1996.Douglas North，Institution，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Anthony Saich，“Citizens’Assessments of Governance in Ｒural and Urban China”，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Vol. 12，No. 1，2007.

[11] Joseph E. Stiglitz，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Public Choice，Vol. 120，No. 1 ～ 2，2004. Joseph E. Stiglitz， “Inequality is Holding Back the recovery”，New York Times，2013，January 19th.

[12] Ｒ. Inglehart and C. Welzel，“Changing Mass Priorities: The Link Between Modernization and Democracy”，Perspectives onPolitics，Vol. 8，No. 2，2010.

[13] James Coleman，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Cambridge，US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Belknap，Chapter 5，1990.

[14] Shi Tianjian，“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Compa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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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 2007 年10 月25 日;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 2012 年11 月18 日。

[16] 中央对外联络部: 《苏共垮台与苏联解体给执政共产党人的警示》，《党建研究内参》，2001 年第4 期。

[17] 李骏、吴晓刚:《收入不平等与公平分配: 对转型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公平观的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 2012 年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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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Xie Yu and Xiang Zhou，“Income Inequality in Today's China”，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Vol. 111，No. 19，2014.

[19] Martin K. Whyte and Dong-Kyun Im，“Is the Social Volcano Still Dormant? Trends in Chinese Attitudes toward Inequality”，Social Science Ｒesearch，48，2014. Martin K. Whyte，“China's Dormant and Active Social Volcanoes”，The China Journal，No. 75，2016.

[20] Pierre Landry and Shen Mingming，“Ｒeaching Migrants in Survey Ｒesearch: The Use of The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toＲeduce Coverage Bias in China”，Political Analysis，Vol. 13，No. 1，2005.

[21]  我们对四个子题进行重新编码为－2 到2 的变量，－ 2 为非常不同意，－ 1 为不同意，1为同意，2为非常不同意，0则为不懂题意和不知道的答案，作为中立选项，以下类似变量均按照此项操作方式重新编码。

[22] James Davies，“Towards a Theory of Ｒevolu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Ｒeview，Vol. 27，No. 1，1962. Zheng Zhenqing，“Taiwan's Wealth Gap and the Evolution of Electoral Politics after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sian Survey，Vol. 53，No. 5，2013. 郑振清、巫永平: 《贫富差距扩大的政治效应: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东亚选举政治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14 年第11 期。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与行政管理制度体系创新研究”( 项目号 17ZDA104) 的子课题“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中国公众的政治支持”( 子课题负责人: 郑振清) 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郑振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市，100084) 。  

苏毓淞( 通信作者)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北京市，100084) 。

张佑宗，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 台北市，10617)。

本文原刊于《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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