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晶 | 认知•规训•抗争：图像与政治的历史溯源

摘要

图像与政治易于被孤立地置于现代性的视域下，造成了图像本体的缺失和技术主义的盛行。人类的认知和价值观的形成始于图像而非文字，图像才是意识形态最初的媒介；偶像恐惧与偶像崇拜背后是图像的抗争与权力的规训；从偶像崇拜到自我崇拜的肖像画政治、图像神话成就的感性政治、数字图像的可视化统治以及线下线上的图像行动共同构成了现代图像政治的表征。还原图像与政治的动态关系，可以为二者的交叉研究确立历史性的新起点。

关键词

图像；图像认知；偶像崇拜；权力规训

在“图像化”的当代世界里，政治传播向图像化转型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很少将图像和历史并置。因为“历史”往往被认为是对过去人类行为的记录与阐释；而“图像”则是对感官所至的当今事物的再现。因此，目前政治视觉传播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近现代政治漫画、电视竞选、政治卡通视频、竞选网站等个案研究层面[1]，较为缺乏对于政治和图像历史的交叉研究。这种缺失使被阉割了历史的政治图像传播研究成为不可持续的学术疆域，易于陷入技术主义的窠臼。更为严重的是，使人们误以为图像是政治传播领域突如其来的造访者，遮蔽了人类文明之初就是“视觉化”生存的政治动物之真相。反观政治文明史的书写与图像史的书写也鲜有交集。在政治文明史中，图像几乎是隐形的；而图像史的历史分期法严格来说不是基于图像史自身的标准，而是以政治体制和王朝的更替为分界，遵循宏大叙事的结构。另一种图像史写作模式是美学型，是典型的微观历史叙事，其划分标准基于图像发展的内在美学形式[2]，属于阐释学意义上的书写，仅仅将图像符号看作是形式各异的标识物，忽略了其“意识形态的物质媒体”的本质[3]。

然而，正如伽达默尔所言，偏见并不一定是不公正的，实际上，“它构成了我们全部经验能力的最初导向”[4]。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偏见，我们就不可能体验和认识任何事物，它非但没有成为理解的障碍，反而成为我们理解的出发点。因此，偏见具有一种多产的力量，这与米歇尔对视觉文化研究应该是跨学科的观念不谋而合。理解政治传播中的图像需要综合上述两种主流的偏见，即阐释的传统和结构的传统都是必要的。本文既非只采取宏大叙事，也非仅聚焦于微观叙事，而是采取折中的路线：以图像与政治的关联为旨归，从图像史和文明史的交织中上下求溯，向上“上溯”人类图像化认知的本因，向下“下溯”现代图像政治背后的权利抗争与权力规训之动态关系，描绘图像与政治之间自识、自省、自新的演变路径。

一

人是图像化的产物

在人类文明的记载中，历史的书写者是文字修辞的忠实拥趸，文字总是被置于不容置疑的优势地位，而图像总是作为文字的附庸，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人之初，便有图”才是历史的原貌。图像是最初的媒介，人类通过古老的绘画和脱胎于图像的象形文字进行感知，在图像表征的世界里形成独特的生命价值观体验。宗教作为最早的意识形态，更是归功于图像才得以实现信仰的统治。

１．人类的感知始于图像。图像是文字符号之母，最早的文字是从视觉符号中抽离出来，开始了文字与图像的分裂。图像与文字，是自然与人为、仿效与叙事、感觉与象征的反差，所以普鲁斯特不无遗憾地说，我们在一个世界里感受，在另一个世界里命名[5]。柏拉图最早把“把影子称为图像”[6]，图像在镜子里，属于再现事物的范畴，其功能是利用相像方法来唤起和指称它本身之外的另一事物。在柏拉图看来，图像是对真理的蹩脚模仿，图像由此陷入“非理性迷狂”的恶名。相像过多，会引起图像与再现事物之间的混淆；相像不足，则会造成理解障碍。文字与真正的自然和基于相似原则的图像相比，已经相隔两层，因而在引发“共情”方面“先天不足”。

通过图像进行思考是以色彩、形状的组合来表达思想，不同于抽象的语言。颜色比语言从时间上早了几十万年，相对于图像感知的丰富性，语言永远是贫乏的。文字在情感表达方面的笨拙，使之在达意的竞争中永远是个败者。画家无须多言，只需要呈现图像就能让人们产生“共鸣”，甚至可以让不善言辞的人产生表达的欲望。就图像的典型代表——绘画的本质而言，“表达”就是“最体面的任务”。表达就是将精神的不可视状态“转化”成为可视状态，从而达成从感性到心智的合二为一。最早的文学，如荷马史诗，充满了对于图像视觉性的模仿。正是图像的“神话和隐喻让人们生活在一个运行有理、变化有道的世界中”[7]。

２．人类的生命价值观形成于图像。古希腊人将对生命和视像（Ｖｉｓｉｏｎ）等而视之。现代科学认为生命意味着呼吸，而古希腊人认为它意味着看见，而死亡，就是失明，即“最后一瞥”。据考证，ｓｉｇｎｅ（符号）一词来自ｓéｍａ，即墓碑，证实了图像是符号学之母。“巫术”（ｍａｇｉｅ）和“图像”（ｉｍａｇｅ）的字母相似暗示了图像与魔法的共通之处。人类从对模糊又无形的精灵顶礼膜拜，进而敬仰动物并发展出对于祖先的崇拜。多神论的宗教通过精心组织的仪式、魔幻的巫术来主导各个领域的生活。

我们正是借助图像直面一个混乱不堪的经验世界——它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自有其运行秩序，是沃尔特·翁所说的“景观世界”（Ｗｏｒｌｄ　ａｓ ｖｉｅｗ）[8]。图像在文字、宗教、艺术和对亡灵崇拜开始时就出现了，它也是哲学思考的核心。在柏拉图看来，图像引诱我们灵魂中最脆弱的部分，要求将“败坏城邦道德”的画家和诗人驱逐出共和国。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图像有助于真理的阐明。对图像颇多微词的柏拉图也不得不运用图像化的洞穴隐喻来形象化地阐释其伟大的政治理念。图像，究其渊源和功能，是连接生者和死者、人和神、生灵和宇宙、可见者和背后不可见力量之间的媒介，其本身是—种预知、迷惑、治疗和启蒙的手段。人们并不能意识到是世界是观念建构的产物，而是笃信世界是以其自身感受到的图像“自然”呈现的。只有充分地认识到我们对现实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建构出来的象征系统的产物，我们才能如肯尼斯·伯克（Ｋｅｎｎｅｔｈ　Ｂｕｒｋｅ）所说的：“越过万物的边缘，望向最终的深渊。”[9] 

３．意识形态借由图像得以实现。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艺术是政治之外的超然存在，与意识形态无涉，其实不然。虽然１９世纪才出现“意识形态”的概念，而神话和宗教就是最早和最显著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一词本身也发生了嬗变：从唯心主义走向了唯物主义。法国哲学家、政治家特拉西首先提出了“意识形态”一词，试图为一切观念的产生提供一个真正科学的哲学基础，这是精神理念意义上的“意识形态”，遵循着柏拉图的唯心主义轨迹。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的成功，需要与之匹配的物质化的精神理论，“意识形态”便开始具备了世俗的含义和物质的利害关系。马克思的理论正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物质决定精神的著名论断，强调分析概念的正确方式就应该从抽象概念回溯到具体的起源。

“可见”的图像模仿“不可见”的意识和精神，藉由图像化的仪式，社会价值观得以维系，君主权威得以神化。作为艺术之王的建筑，象征着权力和荣耀，如亚述城、卡拉和尼尼微几座大城市，而巴比伦更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10]。将个体看作与城邦的强盛和荣耀休戚与共的古希腊人则雇用了千名艺术家来修饰其公共建筑物，装潢其庆典及纪念其历史，从而彰显其鲜明的“国家意识”。可见，权力机构的运作基于这样一门艺术：将图像表征转化为现实。首先发掘思想或权力的图像属性，再通过具体化途径将其在表象之中重现，最终将原本空空的东西用物质的图像装满。在所有社会中都有一大批指代特定客体的词汇，我们总是被迫去赋予它们等价的具体意义[11]。不胜枚举的史实向人们展示了深深根植于社会中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何以通过图像得以不断地诠释和阐明。

二

悠游于偶像恐惧与偶像崇拜之间的权力

人类文明中，图像与权力最典型的纠葛莫过于偶像恐惧与偶像崇拜了。偶像恐惧与偶像崇拜的消长是权力关系的冲突，也是当权者对图像双刃剑效应的喜与忧。对图像抗争的默认与对图像的规训，体现了权力对作为人性的图像之妥协与管理。图像并非自然化的存在，也非简单得完全隶属于权力，二者之间充满了动态的博弈。

１．偶像的兴衰体现了权力关系。图像是成就偶像的必要条件。对教会而言，图像不过是装饰性的配件，充其量起暗示作用，只有言语才能道出真相，而视觉是虚幻的力量。对图像更深层的恐惧是偶像崇拜反射出沉迷于肉身的欲望会颠覆真神。因此，所有的一神教究其本质是排斥圣像的，还会破坏圣像，破坏圣像体现了“专制主义”的规训和极端的精神主义。以拒绝偶像崇拜之名的征战终究是政治的，拜占庭帝国发生的破坏圣像运动，其实质是以图像渎神之罪名反对正统教会统治势力和教会修道院占有土地的政治斗争。偶像崇拜既是基督教社会的天使亦是驱之不散的幽灵。基督教初期怀疑艺术支持异教、偶像崇拜和不道德的裸体雕像而反对图像，但当基督教取得胜利后，需要装饰教堂来容纳狂欢庆祝的信众，也需要基督和圣母玛利亚的雕像来生动地展现宗教的精神。于是，艺术传统再度兴盛，建筑从废墟中重新树立，图像重获新生。宗教孕育艺术，用永恒的图像奇迹不断挑衅与抚慰人们的迷惑、恐惧、失望与寂寞，从而统一人类的信仰与伦理。

２．偶像不灭源于其与人性观的相符。拒绝偶像崇拜与人性是不符的，因为人是“图像化”生存和思考的产物，需要可感知和触摸的神来祭拜。在理当表达情感之时，若执拗于纯粹“理性”的吁求，就难免显得有悖情理和有违人性。人们更愿意相信“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人”。从神话到圣经，人类发现自身就是图像，就是与美、与善、与圣灵相像的存在物。与古埃及神像的非现实主义所强调的人神疏离感相比，希腊艺术经典中的神就被当作创作题材描绘成理想化的人的形态，更强调体态的完美而不是神圣的地位。耶稣之于上帝，就等于图像之于其原型。天主教会辩证地理解图像的模糊性：图像是权力的工具，也会误导思想，因此对圣像始终抱以模棱两可的态度。任何当权者都做不到与图像完全决裂，即便是精于政治的路德，也不得不强调图像教育是上帝圣言的必要补充。历史证明，反偶像崇拜者已被击败。曾经惧怕图像的教会，现在也发现图像是传扬信念与理想的绝佳媒介，天主教裹挟着所向披靡的图像，成为西方传播机器中强大的传播主体和传播内容。人们心中对于上帝的爱与信诉诸宏伟的教堂上，寄情于精美的图像中。

３．图像的抗争与规训是权力对人性的妥协与治理。慑于图像化认知是人类的惯习，权势者不得不对图像进行有所保留的策略性运用。天主教堂普遍使用的绘画和雕刻，在基督教教义和故事传播中具有重要地位，而伊斯兰教缺乏这种代表性的艺术，与严禁偶像崇拜密切相关。或许作为对于图像需求的心理补偿，伊斯兰教艺术家发明或吸纳了大量抽象图案，如几何——线条、平面、立体、形状，后又加上一百多种混合，发展出了涡旋、绳形、格子和星形；基于花的形状设计出了花环、花藤或花结、各种树叶的形状。１０世纪，伊斯兰艺术家把这些几何图形与花草图案加以混合，并加上独特的阿拉伯文字，把字母变成了艺术作品，书法成了一门高贵的艺术也是得益于较为抽象的表征[12]。柏拉图学园的门牌上曾写过，不懂几何者禁止入内。因为几何世界即象征着柏拉图完美的理念世界。在伊斯兰，图像通过向理念模仿的方式得以永生，这是图像的抗争，也是权力与图像妥协的产物。

图像之事，关乎治理。统治者允许图像表现精神，但绝不允许把一切权力交付图像，这体现了希腊式智慧：凡事皆应有度。７８７年的一次宗教会议立下这样的律条：“由画家制作，由教士规定题材并监督制作过程。”[13]拜占庭艺术风格严肃，主题狭隘，格式单调，写实、幽默和日常生活的题材均极罕见，体现了权力对图像的规训。欧洲中世纪的绘画一直与教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画家有意弱化人体形象，以便突出精神。人物，几乎全是圣徒，表现得僵硬、消瘦、呆板和细长。自然界也被金色背景覆盖。教会希冀借由“透明性”的图像能指凸显“实在性”的精神所指。图像化的偶像不属美学上的考虑，而属宗教事务，与政治直接相关，关乎信仰。

三

浸淫于图像的现代政治

现代政治是图像的政治，图像背后潜藏着“影像的政治”[14]。从偶像崇拜到自我崇拜的肖像画政治见证着神权的衰微、世俗权力的祛魅与个人拜物教的崛起。过度的图像神话让感性政治声名大噪，私人的观看代替了集体的行动，直觉的感知颠覆了理性的思考，可视化的统治于无形之间形成“控制性的社会”。线下线上的图像行动者正在以图像表达自身的权利，但这种抗争尚且没有逃脱既定的政治图景框架，因此对其革命进步性，仍需谨慎观之。

１．从偶像崇拜到自我崇拜的肖像画政治。近代图像史完成了从圣像到肖像，即从圣人的面容到个体的脸的转变。直到共和时代的晚期，画像的权利才赋予普通公民。偶像的流行预示了世俗化浪潮的到来。在西方文化中，对肖像画具有重要意义的相似性原理是圣像画的一种衍生产物。虽然理论上，人人都拥有共同的视觉资源，但实际上，肖像的荣耀是宗教和世俗权力的专属。有如国王和皇帝常常声称自己不是凡人，能够看到与众不同之物，直至现在依然在使用“远见卓识”、“高瞻远瞩”这些暗示视觉能力的褒义词来形容政治家的英明。肖像画政治的隐喻俯拾皆是，如１８０５年称帝的拿破仑头戴三角帽、身穿大衣的朴素形象就象征着后革命时代的平等与荣耀。

肖像画的普及被看作是人自我实现或曰自我崇拜的路径。一开始，人们透过神灵之像去看神明；随后肖像让人们把神明忘却，到最后，人们把自己供奉为神明，人们从图像之镜找寻自己的灵魂而不是抬眼去看世界。肖像建立起与“自我”之中的“他者”——或曰作为“他者”的“自我”——之间的关联，让一个人成为自己或感受到“自我”的存在[15]，“陌生化”的自我处于想象中的社会关系。对于肖像画之伪的追求是我们无从挣脱的诅咒，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下风靡全球的自拍。自拍重现、延伸和强化了自画像的悠久历史。现代传媒生产的超越一切民族和政治的名人脸则让每个熟知偶像的普通人都能在“他者”中找到自己。“每个人都不断地构想出一场接一场的戏，他自己就是其中的主人公。陶然于在这些戏中粉墨登场、孤芳自赏。”[16]人们正是通过一系列戏剧性的行为和世界产生联系。图像，让戏剧成“真”。

２．图像神话让感性政治大行其道。当今，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若要化为政治上的霸权，除了军事力量之外，关键的就是要有完备的图像装备，导弹加迪士尼或许是最典型的政治视觉隐喻。早在罗马艺术中，就已经使用大量的肖像和浮雕的图像叙事来影响公众观念，这与当代政治竞争中强调公众形象的观念一脉相承。缺乏情感的社会不足以支撑我们维护正义和坚守共识。纳粹带来的启示绝不应该只是自由主义对立面的极权主义的澎湃激情，更应该反思的是希特勒对于图像心理学的惊人洞悉：万字旗、齐全精美的军装和徽章、阅兵仪式中古罗马的举手礼、宏大的建筑、电影《意志的胜利》……无所不用其极的盛大图像狂欢缔造了属于他的政治神话，这些图像的行动方式像毒蛇，在攻击其牺牲品之前先努力对其进行麻痹，使人们没有怎么抵抗就沦为它的牺牲品，还没有认识到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就已被击败和征服了[17]。图像可以隐瞒和肢解自由的真谛，同时又赋予公民无须负责的轻松。“这些象征的权力是无与伦比的。人能支配思想，但象征能够支配人”[18]。当希特勒熟稔地操纵着象征鼓动德国人参战时，丘吉尔、罗斯福等也有力地构建出一套不同的象征来动员人们反对希特勒。图像如人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以图像包裹的政治意图于无声中强化了行为的动机，有力支援了有限和软弱的实践理性。政治传播学者兰斯·班纳特（Ｌａｎｃｅ Ｂｅｎｎｅｔ）指出：“政治家们使用神话让公众受制于有力的象征。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神话确保现状无虞，在风起云涌的日子里，神话则记录变化的过程。”[19]图像的神话是无法驳斥的，因为它不接受理性的辩驳，不能为三段论所驳斥[20]。本质上说，特朗普的成功是图像的胜利：希拉里的图像是镜像凝视时的面具感，是政治正确小心翼翼的代言人；而特朗普的图像则通过肆意的自我情绪表达给人以真实感和熟悉感（尽管实际上也是扮演）。相较灰色理性、平淡无奇的希拉里图像，特朗普的图像是充满了烟火气（情绪化）的奇观：让人难忘的发型、一张毫无遮拦的大嘴堪称行走的表情包。图像神话是按照政治计划经由能工巧匠编造的人工之物，它在２０世纪这一伟大的技巧时代所保存下来，并在互联网时代发展为一种新的数字神话技巧。“在复制机器面前的选拔中，胜出的将是明星和独裁者”[21]。

３．数字图像对人民的可视化统治。“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电视）的字面意思是“远处的美景”，它让图像的全球共享成为可能，今天的数字网络又将这种可能性变成了超真实。然而，“隔空在场”的电视图像对观众的存在熟视无睹，带来一种新的不对等：电视画面里的政客形象越是放大，电视机前的观众就越是显得渺小。城邦社会的广场早已失去它的政治功能，人们纷纷涌入充斥着图像盛宴的电子广场，克服了时间和距离的限制，无止境地收获只观看不思考的快感和只接受不负责的惬意。社交媒体使人们背离了社会化，颇具亲和力的“新视频”比“古老的”规训使人们之间的隔膜更深。

在内爆的“图像喧嚣”中，人们更可能关注那些“刺痛”他们的照片，因为其中存放着自身的记忆，特朗普图像无疑就像政治图像合唱中“刺眼”的不和谐音。虽为政客，但特朗普反其道而行之地扮演了狂欢节中的民众，嘲讽着权威的象征，情绪性地表现出放浪形骸的一面。这种令人激动的颠覆画面让美国民众欣喜若狂地认定了特朗普才是自己的代言人。而事实是，统治者和政治精英们早就清楚群众欢庆的重要价值，充分利用狂欢节这种反抗仪式的安全阀效应。图像简化了复杂的政治关系，选民习惯性地将看到的“形象”等同于“执政能力”，而这种评估很可能只发生在看电视的一刹那。一位关注美国总统的观察家总结道：“政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理解象征如何在社会中实际运作，以及了解如何在行动中使用象征的艺术”，在选举总统时，我们选择的是“国家的首席象征制造者……”[22]。

图像并不只有温情脉脉的统治。从１９世纪开始，以警方为代表的政府部门一直采集人脸数据创建脸部“档案”，作为一种针对匿名人群的统计和监控手段，随后指纹识别、虹膜识别方法和自动人脸识别技术（ＡＦＲ）等一系列新技术使人脸无处躲藏。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Ｇｉｌｌｅｓ　Ｄｅｌｅｕｚｅ）称这是“控制性社会”所特有的经历，它完全改变了之前的规训社会的游戏规则。图像社会以控制和界定核心参数为中心，例如你的信用评分、胆固醇水平、高考成绩、平均分数，甚至你的点击数、喜好以及转发量等都被量化为成败标准[23]，每个人成了可视化数字图像的存在。

４．线上线下的人民图像行动。数字技术让“线上”与“线下”无缝对接，无论极权社会还是民主社会，无人能逃脱这场图像的政治：一张脸统摄了所有人的脸。图像化在场是权力在场的象征。尽管有媒介的距离，它却提供了一种直接体验。历史上的破坏偶像行为大多针对宗教膜拜图像或是统治者画像而发起；时至今日，同样的行为仍在延续——２０１１年埃及政治动荡期间，穆巴拉克的画像被撕毁，当一直用以彰显威权的画像被捣毁的瞬间，统治者的虚弱被暴露无遗。同年，一名法国艺术行动者“ＪＲ”在突尼斯实施了用一百幅革命肖像替代前任独裁者本阿里的肖像项目，被称之为“艺政”（ａｒｔｏｃｒａｃｙ），即艺术统治[24]。但这些图像行动并不彻底，推翻的只是媒介生产的权威者的符号替身。

图像行动者需要属于自己的图像工具才能与官方的图像政治进行博弈。因为当你没有一面与之不同的、属于自己的旗帜时，你无法对一面旗帜说三道四；你不能为了一首歌与人争执，除非你还有另一首歌可以吟唱[25]。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面对警察对抗议群众喷洒胡椒喷雾的图像，网民们运用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创造的源源不断的网络模因解构了官方的政治图像。最早的模因之一是把警察用喷洒胡椒喷雾抗议者的形象替换到名画《独立宣言》的背景中，质疑权威在其中的反面作用，将观者引向胡椒喷雾事件背后更深层的政治问题，即对于人权和自由这些美国立国之本的践踏。源于线上的抗议活动纷纷走向现实，不是由传统的组织驱动，而是通过“数百万人的数字协调行动”来实现普通人的权利[26]。图像似乎不再像德尔斐神谕那般具有无法逃脱的宿命，不再被权威肆意摆布，而是被用来创造出集意识形态和幽默于一身的互文、戏仿和模仿的模因意在激发“公民参与公共、集体行动，同时保持他们的个性”[27]。

目前图像行动的历史性局限是，对图像的理解必然基于制度的秩序。民众发起的图像抗争行动并没能挑战图像政治的结构和等级制度及其背后的政治体制。民众仅仅是把自身的图像政治实践插入了官方图像政治的系统结构中，存在着先天的话语不平等。因此，摧毁政治图像的神话超出了哲学能力之外。图像就是符号系统，而符号系统最终产生并复制出一种阶级制度、社会秩序和一套世界观。意识形态的图像符号建构了人。尽管图像的“能指”是任意多样的，但基于所指的共识是历史形成的传统，就像自然法之于罗马法，而罗马法之于全球的法律一样，是无法回避的“第一推动力”。

四

结语

在“被把握为图像”的世界里，谁都没有视觉上的突围神力。因为图像不仅能比文字更好地讲述真理，同时还能让谎言看起来以假乱真。为了让图像重新获得其应有的地位，我们必须重申，图像不是现代文明的副产品，它是人类文明之母。身体和感官的历史性必须确立，“视觉”是一种社会建构，有自己的历史，我们关于视觉是什么，哪些东西值得看以及为何看等问题的思考，都深嵌于历史和文化史中[28]，受政治经济权力的制约[29]。图像不仅是技术，更是认识论。图像不应再被视之为“自然化”的产物，它是属于权力和价值的范畴。国家作为“想象的共同体”靠的不仅仅是理智，更是情感和梦想，是感性和认同。民族底蕴的构成来自于沉积的图像，而不是概念。作为图像化的存在，人人都无法置身度外。

然而，对于图像政治，也不应奉若神明。当图像凌驾于文字之上，导致了严肃性、透明度的下降，“污染了公众的交流”时，就催生了政治游戏和政治欺骗。真正的民主政治需要积极的公民，他们善思考，能集会，会呼应；图像政治则促人离开公共空间，退守到私人空间中蜕变为丧失思考和行动力的“视频”人，这会阻碍着人们到达历史的生活[30]。

图像政治的出路何在呢？不应从文字对图像的暴政中走向另一个极端，图像不可能取代话语，而是使其更易理解、更敏捷、更有效率，二者不是你死我活，而应该是水乳交融。真正的政治美学是人类对生命意义最高的价值取向和判断，它统合了真的意志和善的意志，它拥抱人的感性和理性的全部精神情感。语言和图像都应被等而视之囊括其内。

图像政治的届恺撒般现实也在警醒人们：美国之眼正在剥夺其他地方的眼光，已然一跃成为全球图像的“通用语言”。我们需要创作新的自我形象，新的看与被看的方式，为正在进行并将愈演愈烈的全球图像之战做好准备。图像政治行动可大可小，从直接的政治活动到一场表演，无论是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剧院里的一次对话或一件艺术品，在实践中逐渐建构出和而不同的对外话语体系。当我们知晓图像的前世今生、学会了如何看待图像政治时，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改变才是最终的目的。

注释：

[1]陈世华､刘晶:《政治传播中的视觉修辞流变》,《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9期｡

[2]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7页｡

[3]马尔科姆·巴纳德:《理解视觉文化的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25页｡

[4]GadaMer,H.PhilosophicalHerMeneutics.Berkeley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9.

[5][21][32]雷吉斯·德布雷:《图像的生与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1页,第103页,第155页｡

[6]乔丽:《图像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页｡

[7][16][25]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南京:江苏人

民出版社,2015年,第97页,第14页,第214页｡

[8]黄华:《技术､人与传播的关系:来自沃尔特·翁的启示》,《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7]Burke,K.Languageas SyMbolic Ac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5.

[10]理查德·E·苏里文:《西方文明史》,海口:海南出

版社,2009年,第43页｡

[11]莫斯科维奇:《社会表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6页｡

[12][13]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东方的遗产》,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269页,第435页｡

[14]陈世华:《影像的政治:电影政治经济学的知识谱系与理论逻辑》,《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15][24]汉斯·贝尔廷:《脸的历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89页,第242页｡

[17][20]库利:《国家的神话》,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第344页,第355页｡

[18]Lerner,Max.Ideas for the IceAge.New York:Viking,1941,235.

[19]Bennett,L.“Myth,Ritual,andPolitical Contro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0,no.4(1980):166-179.

[22]Novak,Michael.Choosing Our King:Powerful SyMbols in Presidential Politics.NewYork:MacMillian,1974,23.

[23]尼古拉斯·米尔佐夫:《如何观看世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36页｡

[26]Huntington,H.“Pepper Spray Cop and the AMerican DreaM:Using Synecdoche andMetaphor to Unlock Internet Me Me’sVisual Political hetoric.”CoMMunicationStudies 67,no.6(2015):77-93.

[27]ShifMan,L.MeMesin Digital Culture.CaMbridge:The MIT Press,2014,129.

[28]W·米歇尔:《图像学:形象,文本,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1页｡

[29]陈世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63页｡

[30]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5页｡

作者简介

刘晶：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本文原刊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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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宁志垚

校对：李书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