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专题 | 大会主题演讲•第一阶段：第三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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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语

2019年5月11日，“第三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在中国传媒大学新国际交流中心隆重召开。论坛分为大会主题演讲和分论坛研讨两个部分。上午的大会演讲分两个阶段，每个阶段由6位嘉宾演讲。第一阶段的大会主题演讲由大连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润华主持。

唐润华研究员

主持

杨光斌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政治学

美国和苏联一左一右分别主导了中国政治生活几十年。但中国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政治学研究在受苏联和美国的影响之后，现在不应再借用舶来品，而是需要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政治学，这被称之为“历史政治学”。

“历史政治学”研究的提出源于两个流行传统：一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政治学，一是自由主义民主的个体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学是一种革命政治学。在中国，阶级政治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因而需要转型升级，转型为人民政治，也即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学。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学主要基于理性假设。其所强调的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解放无疑是值得倡导的。但是后者也会导致“新的封建制”。“新的封建制”就是个性权利太过张扬，而这又容易形成了“新的空间化”。另外一个问题是理性人假设是科学的。因此，基于理性人假设的共同体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基于这种理性假设方法论的政治科学会解决一切的问题。理性人假设的最高境界是历史终结论。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命题和假设遇到了瓶颈，很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无效治理等问题。这意味着曾经被我们信奉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学和基于理性人假设的个体政治学，都出现了问题。因而，需要形成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政治学，也即“历史政治学”。

历史政治学和历史社会学的出发点是相似的。它是一个认识论，是一个研究方法，主张从历史看政治，就像历史社会学从历史研究当中发现社会科学研究理论。不同之处则在于：历史政治学不但是方法论，更注重本体论。其关注历史是什么、政治是什么、历史和当代政治的连续性等问题。因此，历史政治学不单单是像历史社会学一样，关注宏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关注中观问题和微观问题。今天，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应该对我们的人类文明有所贡献。

（本文梳理自杨光斌在“第三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上的演讲。演讲人杨光斌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史安斌

政治传播第四纪：理论重构与实践重塑

21世纪以来，媒体的演进从互联的web1.0，到社交的web2.0，到人工智能的web3.0。现在，移动新媒体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人类传播进入了第四纪，相应的，政治传播也进入了第四纪。

政治传播作为一种大众传播的现象，40年代是第一纪，主要靠广播来主导，当时的政治传播模式包括两个方面：一党派的认同；二是领袖的个人魅力。第二纪的政治传播是以报纸和电视作为媒体，这时专业的政治传播成为一个规范。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到2015年是在政治传播的第三纪。这段时间，专业新闻频道的崛起，早期的互联网以及社交媒体发展以前的早期形态作为主导。这个时期体现出了社会动员力的增加。政治传播不再是自上而下垂直性的信息传递，而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草根动员机制。政治传播的前三纪，尽管有一些区别，但它的逻辑、结构、模式是传承的。2016年以后，整个世界进入到了一个后西方、后秩序、后真相的时代，政治传播也开始进入到了第四纪，其有四方面特点：一去中心化；二另类媒体；三去专业化；四去中介化。

基于这样的大背景，政治学学者这两年对政治传播的理论做出了很多修正，包括两级传播、把关人理论、框架理论、议程设置理论等。美国政治传播的著名学者也开始修正其“瀑流效应”的政治传播模式。新的政治传播模式更加复杂。政党、政客与网民之间，与选民之间的互动，呈现出更多元的样态。

作为传播学者，要跟政治学者有更多的合作。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政治生态，这对中国学者从边缘走向中心，进入到西方学界是一个重要契机。所以，在经典的政治传播理论陷入解释力的危机，而传播学研究西方中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倾向遭遇到进一步置疑的当下，我们应该超越全球-本土和西方化和去西方化之间的对立，寻找多元化和在地经验。这是中国学者理论反思和路径重构的方式，也是未来研究政治传播的方式和方法。

（本文梳理自史安斌在“第三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上的演讲。演讲人史安斌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冯仲平

当前国际政治新态势

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正在经历中国建国70年来最深刻的变化。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一方面是中国在深刻地影响世界。同时，世界也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70年前，新中国刚诞生时，受到的最大外部影响是“两极”结构。苏联解体以后，出现了单极世界，同时中国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全面结合的阶段。随着近几年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改变。

具体来看，现在国际政治正在发生四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个变化，由于大国的实力对比，此消彼涨，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的趋势非常明显。经济重心的东移必然会引起世界政治重心的东移，这种态势给战后世界秩序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世界正进入了一个动荡期、镇痛期，同时也是一个变革期。第二个变化是大国的竞争和博弈日益激励。二战结束以后我们有40年是两大集团对峙、竞争，近几年来则是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回归。第三个重大的变化是极端化思潮在欧美蔓延，民粹主义上升，经济全球化面临很大阻力，去全球化、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力量在上升。第四，国际政治的重大变化，多边主义受挫，全球主义掣肘突出，全球治理的问题凸显。

上述四个方面的发展态势，对中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中国既需要利用外部环境发展自己，同时也需要主动地塑造和引领世界，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要赢得世界的信任，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在其中大有作为，政治传播的工作也至关重要。

（本文梳理自冯仲平在“第三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上的演讲。演讲人冯仲平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陆小华

战略思维与政治传播策略的研究基点

在大变革时代，研究中国的政治传播策略应当有更强的战略思维，并以实现中国梦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政治传播理论和策略的研究基点。政治传播策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基于战略思维研究确定政治传播策略。应当清醒地看到：增强战略思维能力，要有战略思维的高度。不管身居何种环境，其关注点必须处在战略谋划、战略制定、战略实施的高度，要有战略思维框架，对问题的把关要有大框架、大格局。

第二，要基于谋势研究政治传播策略和方法。面对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应该从历史维度、战略层面拉开观察视野和思维框架，延伸思维长度，从历史过程分析现实问题。要基于谋势，探讨解决现实问题，又有长远效应，具有战略意义和现实对策和策略。

第三，我们要以百年眼光理解现实，研究舆论博弈。今天的政治传播不是静态的，我们看到专家讲到了新冷战的可能出现，看到了今天大国博弈更多以舆论博弈的方式进行，也看到了今天的斗争形态发生了激烈的变化。所以，我们要去研究大国博弈中的长期战略来研究政治传播策略。

（本文梳理自陆小华在“第三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上的演讲。演讲人陆小华系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陈  龙

社会焦虑与中国式民粹主义生产机制

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是不是一种典型的民粹主义呢？首先从主体来看，它也有主体敏感，这个跟西方很像，中国很容易形成仇富、仇官，仇知，还有家长的反智主义。再就是观点容易极端，民粹主义是在一些具体网络事件当中体现出来的，通常没有具体的纲领，不呈现为一种政治运动，只是在具体的事件当中，慢慢形成舆论。它的意图很简单，就是要解决当下的问题，出现污染解决污染问题，出现警察欺负老百姓，就要把警察抓起来。欲求迅速解决问题是中国网络空间民粹主义的一种特点。通过这样的梳理，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网络空间的民粹主义是一种非典型的民粹主义，或者是说按照西方的标准来看，它只是民粹主义的一种初级阶段。

中国网络民粹主义的根本来源于社会焦虑。社会焦虑又表现为：一是转型期的矛盾集聚；第二个是生存、住房、教育和食品安全的焦虑；第三个是怨愤心理。长期的贫富差距造成了相对的阶层固化，会产生一种怨愤心理的扩散，形成了一种网络的民粹主义的舆论，造成了一种病态的社会情绪。

社会焦虑促成了一种生成模式，就是借题发挥。我们往往是从一个简单的事件出发，然后就会发挥到很远，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都会借这个机会发挥出来，比如说北大校长读错字这个事件，会生发出很多的带有民粹倾向的意见和情绪出来。

（本文梳理自陈龙在“第三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上的演讲。演讲人陈龙系苏州大学传媒学院院长、教授）

卢春龙

反思政治传播研究方法：以理论为导向的实证研究

高质量的政治传播的成果存在着广泛的需求。由于方法论的稀缺，导致这种研究的供给存在不足。我们需要重新反思政治传播当中现在使用的一些方法。

一是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兴起的背景是因为美国有大量的选民，政治传播的学者通过调查研究获取相应的数据，了解选民的政治态度和投票的倾向。这样一种研究一直到今天还有着广泛的需求，因为这种选举一直在运行。

二是二手数据的整合分析。二手数据的分析有两种路径：一是我们用二手数据，但是要带入新问题。二是用新方法和新技术去分析别人的数据。这两种路径追求的原则都是要追求一个创造性的东西。

三是实验研究。在政治传播中间，实验刺激就是新闻报道，或者一个政治广告。虽然实验刺激对研究者的影响，有时候我们在实践中看到很明显，但是在真实生活中它的影响是很短暂的。我们很多文章所得出来的结论，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果是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四是内容分析。这是政治传播最早，或者最传统的研究方法。最早就是分析报纸上，或者新闻媒体上各种各样的数据，然后对内容进行分析，形成内容背后的框架，这是政治传播学者，特别是传播学者跨界进入政治学研究中间最擅长的地方。

（本文梳理自卢春龙在“第三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上的演讲。演讲人卢春龙系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教务处处长）

景跃进

评议一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景跃进教授对杨光斌教授、史安斌教授和冯仲平教授三位嘉宾学者的演讲作出评议：

三位发言人都紧扣“新时代，新基础，新形态：大变革背景下的中国政治传播”大会主题。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范畴，它有其前提假设，这一前提假设是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的一个基础性且不可回避的问题，需要不断进行反思。

对于杨光斌老师的提法，我的基本看法是可以把它看成是中国政治学在西方出现危机、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中国学者对这一复杂问题的反思。这个反思需要从世界政治格局、政治学科去考虑和把握。

史安斌老师所讲的信息量非常大。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学与传媒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政治学家的分析以前更加关注经济，自媒体出现后，它的变量因素慢慢要超过了经济。政治学里很多传统的制度设计受到了媒体很大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传播在政治学领域也会从边缘走向中心。

冯仲平老师的判断很有远见。我们现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它一定是具有高度多元性。但目前存在的一个困境就是，西方人的自由主义次序是一元的，不允许其他不同东西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果是高度多元化，也意味着整个政治学的基础理论要面临改革。

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的大背景下，我们要考虑中国的社会科学怎么走的问题。我们的话语不仅要中国化而且要世界化，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社会科学拘于传统问题的单个分析肯定是不够的。

（本文梳理自景跃进在“第三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上的评议。评议人景跃进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张 昆

评议二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张昆教授对陆小华教授、陈龙教授和卢春龙教授三位嘉宾的演讲作出评议：

陆小华老师主张基于战略思维研究传播策略。战略思维是一种基于全局和长远的整体谋划。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研究政治传播，要基于这种整体大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富有战略思维的政党，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从胡锦涛到习近平的“两个一百年”等都展现了一种基于长远、全球的整体战略观。战略思维思考政治传播，要处理好局部和全局、一时和长远的关系。从战略上思考，就不需要去要求事事赢，时时赢，而是要在关键战役上赢。

陈龙老师把中国民粹主义和欧美民粹主义差异做了说明，归纳梳理当下中国民粹主义形成的机制，同时，也解读了中国民粹主义特色和原因。当下民粹主义传播成为东西方世界存在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中国民粹主义的传播源于焦虑，这与当前面临的大形势、大环境、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有关。

卢春龙老师的报告是对政治传播研究方法的反思。传统的政治研究主要是理论思辨层面，而最近几十年来，这种实证研究已应用到社会科学中。通过民调、民族志、可控的实验设计和分析等，来解读政治现象，揭示政治的过程和政治机制。在媒体转型的信息化背景下，实证研究在解读当今政治现象，揭示其传播规律方面一定会推动政治传播研究的发展。

（本文梳理自张昆在“第三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上的评议。评议人张昆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教授）